第一节 李瑞智及其学术背景
李瑞智，1937年生人，澳大利亚资深外交家、中西比较哲学学者、国际问题专家、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在墨尔本大学获商务和艺术学位后，于1963年进入澳大利亚外交界，20世纪70年代任澳大利亚驻华公使，曾先后在日本、印度尼西亚、老挝、孟加拉国、中国等地任职，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才有机会学习日语和汉语。离开外交界以后，任昆士兰州政府主管国际业务的办公室主任，国际商业公司的执行董事、主任，之后“仕而优则学”，担任邦德大学教授并参与创办东西方文化与经济研究中心，致力于东西方比较文化和中国哲学研究。除经常参加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以及中国的北京、山东、台湾等地举办的易学与儒学国际研讨会以及东西方文明论坛等活动外，他还在2009年8月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英文国际频道《对话》节目的专访，2012年于北京四海孔子学院学习了三个月中华经典，2013年在布里斯班、悉尼、墨尔本组织举办了“中澳文化对话”国际论坛，2015年在《光明日报》（海外版）撰文《儒家传统与21世纪》等，其汉学研究成果逐渐受到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的关注。2017年底，其新著《21世纪的红楼梦》出版发行。
一、个人简历
教育经历：
2012年 尼山暑期儒学研究院学习（六月份，为期一个月）。
2012年 北京四海书院（三月至五月，为期三个月，学习经典诵读）。
1987—2016年 参加50多个亚洲会议，探讨中国文化传统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1993—2011年 关于改革、评价和培训的各种讲习班，以满足澳大利亚工业需求的需要和转变。计算机和会计技能，包括各种扩展表、字处理、数据库、Power Point和项目培训，以及权责发生制会计和会计结果。
1982年 进行西班牙研究，于墨西哥埃纳瓦卡。
1982年 执业会计师——助理（澳大利亚会计师协会）。
1980年 国际法——研究生文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1980年 一个月的印尼研究，于萨蒂亚·瓦卡那（Satya Wacana ）。
1979年 萨拉蒂亚（Salatiga）大学。
1978年 国际法、经济与发展（日内瓦国际问题研究所）。
1975年 中文——高级水平（英国对外服务部门）。
1974年 理学硕士（经济—三一学院，都柏林）（合格)。
1965年 日语——较高水平（英国对外服务部门）。
1962年 英语、俄语——文学士（墨尔本大学）。
1959年 经济学、会计学——商务学士（墨尔本大学）。
近期活动：
2017年2月至今 会长，澳大利亚中国研究中心，ACCC，堪培拉。
2017年2月至今 会长，澳大利亚儒学复兴研究中心，ACCC。
2009年10月至今 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北京。
2006年9月至今 《意见在线》的撰稿者。
2006年11月至今 《新曙光》（New Dawn）杂志的撰稿者。
2005年4月至今 《环太平洋书评》的投稿者。
1994年10月至今 中国北京国际儒学联合会创始理事。
1998年7月至今 以中国为主——国际上从事教育和旅游交流、出口和投资的团体的兼职顾问。
1993年1月至今 东西方经济文化研究中心的创始董事和高级顾问，以及邦德大学的亚洲文化和国际贸易、经济和金融发展课程的兼职讲师。
1993年4月—2011年9月 在昆士兰教育和培训局从事政策、规划和执行工作和国家培训改革议程。
1990年9月—1991年6月 澳大利亚商业公司首席执行官。
1989年8月—1990年8月 驻昆士兰州国际贸易办公室主任（隶属总理和经济贸易部）。
专著：
2017年10月 作者，《21世纪的红楼梦》。
2007年 6月 作者，《未来是儒道的新千年？》。
1997年4月 与黎华伦合著，《财富专制：澳大利亚的亚洲命运》。
1989年8月 与黎华伦合著，《儒学的复兴》（以英文、日文和中文出版）。
论文、书评：
2010年 全球经济危机与东西方文化：“和谐世界，同舟共济”，发表于《当代中国思想》（A&HCI期刊）。
2010年 观点：全球秩序——启蒙还是儒学价值？发表于《文化论坛：东西方文化经济研究中心简报》。
2009年 全球经济金融的儒学重构，发表于《文化论坛：东西方文化经济研究中心简报》。
2007年 《理性已死，周易尚活？》，发表于济南山东大学周易研究中心。
2007年 《东方的兴起与西方的衰落》，发表于《文化论坛：东西方文化经济研究中心简报》。
2005年 《〈易经〉、科技与全球知识经济》，发表于《易学与儒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04年 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书评，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
2002年 文明竞争之时：斯蒂芬·沙克曼、斯蒂芬·达润特（Steven Shankman & Stephen W. Durrant）《古代希腊与中国：通过比较而思》，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
1995年 孔子在北京，国际儒联成立大会，发表于《文化论坛：东西方文化经济研究中心简报》。
2013年9月 布里斯班、悉尼、墨尔本，由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代表团组织访问。
2007年4月 河南、江苏、北京，作为澳大利亚代表团成员参加各种文化活动。
2006年9月 中国江苏，中国博士研究生代表团副团长，应邀来华考察工作前景。
1999年9月 重庆、北京、大连，澳大利亚中国商业委员会。
受邀参加的各类国际会议及活动：
2018年8月 北京 儒学与可持续发展 第24届世界儒学大会
2018年8月 马来西亚柔佛 森林城市 儒学管理论坛
2018年7月 北京 清华大学 易学高端论坛
2018年5月 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 儒学管理论坛
2017年11月 北京 白羊山 昌平区 成人读经班授课
2016年10月 北京 国际儒联（ICA）执行会议
2016年10月 北京 北外（北京外国语大学）/邦德大学儒学会议
2016年9月 中国曲阜 礼仪与音乐文明
2016年8月 香港 儒学会议
2016年7月 胡志明市 儒家作为教育的哲学
2016年7月 北京 国际儒联（ICA）亚洲儒家价值观
2015年9月 中国曲阜 世界儒学大会（WCC）7
2014年10月 北京 国际儒联（ICA）20周年
2014年10月 香港 儒学会议
2014年9 马来西亚古晋 国际儒联（ICA）会议
2014年8月 胡志明市 越南椰子会议
2013年10月 中国临沂 荀子会议
2013年9月 中国曲阜 WCC 6
2013年8月 胡志明市 越南孔子大会
2013年6月 北京 中国国家汉办/尼山儒家论坛
2013年3月 北京 ICA会议
2012年10月 中国 第一届新儒学论坛
2012年6月 中国尼山 北外CEWR
2011年10月 中国曲阜 WCC 4
2011年3月 北京 ICA行政会议
2010年10月 中国尼山 西东方论坛
2010年10月 中国曲阜 WCC 3
2010年5月 德国奥尔登堡 大学致辞
2010年5月 德国波恩 大学会议
2009年11月 北京 北京论坛
2009年10月 北京 西东方论坛
2009年10月 中国青岛 和谐世界中心
2009年10月 中国曲阜 WCC 2
2009年6月 中国尼山 安乐哲研讨会
2009年4月 中国贵州 王阳明研讨会
2008年12月 中国北京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讨会
2008年12月 中国海口 国际东西方会议
2008年12月 中国北京 北外演讲
2008年10月 中国曲阜 WCC 1主旨发言
2008年6月 中国北京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讨会
工作经历：外交与对外贸易——1963—1988年
1985年6月—1988年4月 澳大利亚—中国委员会执行理事，堪培拉。
1985年1月—1985年6月 堪培拉政策规划主任。
1984年11月—1985年1月 堪培拉经济组织分部主任。
1982年2月—1984年10月 牙买加金斯敦高级专员，负责加勒比、中美洲和北美洲北部各州。
1982年1月 西班牙研究，库埃纳瓦卡（Cuernavaca），墨西哥。
1979年12月—1980年1月 印度尼西亚研究。
1978年12月—1979年1月 萨蒂亚大学，萨拉蒂加。
1978年8月—1981年12月 堪培拉经济组织分部。
1977年10月—1978年7月 国际经济贸易与法律研究所，日内瓦国际研究所，瑞士日内瓦。
1976年2月—1977年10月 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公使。
1975年12月—1976年2月 堪培拉北亚分公司董事。
1974年9月—1975年12月 香港，中国研究。
1973年1月—1974年9月 驻爱尔兰都柏林公使。
1972年10月—1972年12月 联合国大会，纽约，美国。
1972年5月—1972年9月 孟加拉国达卡（Dacca）公使。
1971年3月—1972年5月 堪培拉的印度支那分部。
1969年2月—1971年2月 老挝万象公使。
1964年3月—1969年1月 日本研究，日本东京三/二等秘书。
1963年1月—1964年2月 外交官培训。
二、学而优则仕：亚洲的外交生涯
在早年的一次采访中，有人问李瑞智在准备从事国际政治关系的外交这一职业时，在政治研究方面有哪些欠缺。他以一种近乎超现实主义的方式敏捷地答道：他认为自己对10世纪和11世纪的挪威英雄的传奇故事[1]以及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各种政治现实中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教育。这些研究让他了解到：在冰岛的家族仇杀期间个人为了生存所需要的计谋和韧性，而这也是拿破仑入侵俄罗斯之前国家生存所必需的。
今天，经过数十年的个人经历和职业生涯，他相信这样的文学研究可以提出许多生活经验和真知灼见，这会让人如梦般地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凡和刻板。与经济、法律、政治科学、国际关系等流行的抽象思想文化中的任何理论学科相比，这可以为生活和工作提供更好的教育。
1963年，当时还是一名实习外交官的李瑞智很失望地发现，那一年可以转正的实习生需要在国内修习日语而非中文。他克服了自己最初的失望情绪，决心抓住这次机会。他申请休假一个月参加了速成课程班，以证明自己的语言学习能力。所属的部门回复说会承担他的学习费用和休假，为此，他大受鼓舞，“在不太苛刻的考试”中他获得了将近满分的成绩，并于1964年到东京任职。
几年后，他才完全了解了自己的好运。他赶上了日本收入成倍增长的（后来成三倍增长了的）十年中的头几年。那时，他发现自己在大学中对于西方经济理论产生的直觉怀疑得到了进一步加深。就像做梦一样，那时日本在无视许多基本经济原则的情况下，获得了两倍于预计速度的增长。
回顾自己在文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文化兴趣，他得出一个结论：亚洲发生首次经济奇迹的原因最有可能在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中找到。如果只看表面的话，那么这个原因很有可能就是儒家这一中日共有的文化特征。
与此同时，随着他在职业生涯发展出这种非正统的、不太受欢迎的、关于日本经济奇迹的谜，他对日本人的迷恋因与一位美丽女孩的爱情美梦而大大加深。女孩的成长经历很悲惨，她的父亲曾是一名大军事实业家，而战争结束后，绝望的母亲在一辆迎面而来的火车前自杀。
作为一名贫穷的大学生，女孩让他觉得自己已经从一只丑小鸭，蜕变成了一只白天鹅，一名全职的、正在学习外语的外交官学生，可以吸引一个永远亲切的、充满深情的伴侣。如果在全球屏幕上传递个性，她很快就会变得光彩夺目。几十年后，他才回想起自己是如何成为世界政治的受益者的，他在日本战败和被占领后仅仅十九年就到了那里。当时在日本，他还是一名年轻的、基本上很单纯的、较小的胜利者国家——澳大利亚的代表。
那段被突然而毫无警告地抛弃——失恋的经历在很多方面影响了他的性格。这主要是由于他没有考虑长远就草率决定想去看更多的世界，这导致了长达六个月的、深深的伤心。奇怪的是，这种突然而剧烈的关系转变丰富了他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的认识。
当一位朋友接替他在东京的工作时，他的日本之行就突然结束了。这位朋友一直负责有关海外职位的工作，而且之前他还向朋友介绍过日本和他当时美妙的生活。作为公使，他在越南战争[2]的中期被派往老挝的首都万象。在他的一生中，运气一直都不错，对于这一点他花了一段时间才完全明白。首都的主要道路都是裸露的土路，为此修建了一个壮观的仿造版的凯旋门（Arc de Triumph），而建造所用的水泥来自美国的援助计划。
看过日本在战败和被占领之后开始繁荣的现象，他当时天真而轻易地得出一个结论，即美国在该地区总体上还算是一股正义的力量。如若不然，他的工作将会非常艰难。他生活的地方尽管受到了无情的轰炸和破坏，但他发现，从一个层面上看，这里就像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童话天堂。尽管在这里，美国人、俄罗斯人、中国人、法国人、越南人和其他人的利益集团矛盾不断且通常是残酷的，老挝人的生活中仍然充满笑声、魅力、玩闹和智慧。
他再一次从女朋友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在她才二十岁的时候，他无意间成了她的第六任未婚夫。介绍他们相识的是她的第一任未婚夫，是一个王子，也是王国内最显赫的家族之一的长子，曾去过哈佛大学，而她的女朋友曾帮助过这个家族偿还赌债。
李瑞智对她的中间几任未婚夫知之甚少，但对她的另一个伙伴有一些了解。那个人是一名单身汉，声誉极好，但最终娶了一位老挝女孩。这个女孩与李瑞智在1963年认识的一位同龄人关系密切。那时，他的这位同龄人初到老挝。他从未离开老挝，也许是自杀，也许是被谋杀了，据说是因为男女关系。
他觉得自己很能理解自己的经历。东京已经给了他一个深刻而悲伤的经历，他错误地判断了一段跨文化的恋爱。然而，没有什么能够让他做好充分准备去面对老挝人这种令人困惑的、迷人的、难以琢磨的、快乐的方式或者他们这种再次将他的确定性和价值观变得完全混乱和困惑的方式。当然，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世界上最血腥和最残酷的战争下，发生在发挥带头作用的、但据说没有受过教育的家族中。实际上，老挝人深深地吸收了中国、印度、泰国和法国的文化，并且比大多数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更加文明和世俗。
当他34岁离开老挝时，作为一名澳大利亚外交官，八年时间已经让他以一个单纯而着迷的单身汉身份在一个如梦般的世界里生活了6年之久了。在这里，个人和职业的挑战深深地交织在一起，让他深刻地意识到：澳大利亚人应当努力成为其地缘政治区域的一部分。
然后，他在堪培拉工作一年，主要是与越南战争有关的一些工作。之后就经历了一系列迅速的工作变动，也常常会遇到麻烦。他在孟加拉国的达卡、纽约的联合国大会、爱尔兰的都柏林以及在中国的香港进行长达15个月的语言培训，最后被派往北京，这是他第四次担任澳大利亚公使一职了。有一次，笔者问李瑞智：这么多年做外交官从政，最高的头衔是什么？他笑着回答：就是公使，No. 2，在20世纪70年代，还一度被降为No. 3，全因自己的言论与上司或者说主流不一致、不合拍。
李瑞智能得到这次到中国的机会得益于他写给外交部的一封信，信中寻求澄清他对都柏林工作的不热情问题。这使他应五年前到老挝时取代了他在东京的工作的同事之邀，有机会在香港学习。他当时的短暂沮丧得到了许多后来的、极好的机会的补偿。而当时，他几乎没有意识到那次调动带来的真正的、如梦般的多个好运。
1974年抵达香港后，随着他学习的进步，李瑞智发现自己正在读的是很多“批林批孔”的文章。他不禁要说，批评孔子的文章也深深地指导了读者的传统品质。这种印象加深了他的信念，即亚洲国家必须在许多层面上被理解，主要是其传统价值观而不是最近采用的和可能行得通的西化形式。
他在抵达北京后的一周见证了中国人的悲伤。周恩来去世后，天安门广场被花圈和人群所覆盖。所有花圈都附有颂词，或是散文，或是诗歌，几乎所有颂词都引用经典。
这一切都进一步使他确信：中国可以并且将利用塑造了日本经济奇迹的传统文化品质，因此，它可能很快就会达到约为10%的经济年增长率。
而这些却并没有给他在北京大使馆的任何其他同事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他的大使，澳大利亚在中国的首位大使，比他早些时候就已离开外交部，不想完全无视自己副手的意见。他撰写了一份官方报告，探讨这对澳大利亚的影响是中国将以10%的速度增长。这份报告获得了总理的认可，并促成了澳大利亚早期发展与中国商业关系的政策。当时的外交部对这种大胆的猜测不太满意，但是31年后该部门在2007年举办了第二次尼尔[3]讲座，重点关注1976年来自北京的报道，这等于赞扬了这份官方报告的远见。
由上可见，李瑞智的个人经历是颇为丰富的。“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政治、外交、经济、商务、教育、国际问题均有涉猎。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的人，他不专门研究语言文化，却先后学习了英语、俄语、日语、西班牙语、中文等多种语言，是典型的“活到老、学到老”。此外，他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几十年来，往来于澳大利亚、中国与世界其他各个国家、地区之间，为促进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人们的互动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就在去年年初，他还在堪培拉成立了澳大利亚中国研究中心、澳大利亚儒学复兴研究中心并亲自担任会长。另外，他的“儒学复兴”网络电视台也已筹划多时。
注释
[1]大约是中世纪时期以北欧古挪威语写成的传奇故事，Saga的英文意思是whatistold，这种传奇故事一般又分有关国王的、家庭的和英雄的三类。
[2]TheIndo-ChinaWar，根据时间，此处应该指的是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即The SecondIndo-ChinaWar，西方也称作越南战争或者美国对越战争，即the Vietnam Warinthe Westorthe American Warin Vietnam，时间大概是从1955年到1975年。
[3]R.G.Neale有的译作尼洛，著有《澳大利亚外交政策汇编1937—1949》等，Documentson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1937–1949, Volume I: 1937–1938, Volume II 1939.Editedby R.G.Nealeetal. 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for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Canberra,1975,1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