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秉承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质，与中国实践紧密结合，顺应时代潮流与趋势，为经典马克思主义补充新的要素与新的内容，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它不仅内涵丰富而且特征鲜明。
（一）科学性
科学性即真理性，凡是正确、真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及其发展必然性、规律性的理论，即为真理性的认识，可称之为科学的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为，它体现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符合中国革命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成功指导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并不断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性认识，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解放和幸福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就在于其科学性，它用真理征服世界，用真理改造世界。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1]，革命者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后来，他再次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2]。邓小平也曾多次强调“老祖宗不能丢”[3]。他说：“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4]江泽民同志指出，“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丢掉老祖宗，是错误的、有害的”[5]。习近平同志2013年3月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始终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作为理论和实践活动的思想基础，始终用实践的观念、辩证的观点和群众的观点观察分析问题，始终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标准衡量社会的发展进步，始终做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规律，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真理，是指引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光辉旗帜。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没有别的任何理论能够解决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问题，只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其他一系列问题，创建了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在中国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是被改革开放30多年实践充分证明了的胜利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我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呈现出光明灿烂的前景。
（二）系统性
判断一个理论是否成熟、完备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理论是否自成体系，是否为一个完整的系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一个框架完整、脉络清晰、逻辑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
从纵向的历史发展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依次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社会主义改造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阶段，从而使中国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力强盛、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既是一个将科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实际的过程，又是一个在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时发展科学理论的过程，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体现了历史和时代的统一，体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脉相承性。它们都贯穿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有着共同的思想方法——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着统一的价值取向：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着共同的文化底蕴——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这些充分体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各大理论成果之间一脉相承，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从横向的逻辑展开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是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完整、系统、严谨的理论体系。其中每一方面的内容都有着深刻的内涵，各部分内容之间紧密联系、相互支撑，构建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厦。如果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总系统，那么作为子系统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虽然在一定时空范围内，解决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基本问题，但从整体上看，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都是紧紧围绕如何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这一主题而展开的，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连贯，具有内在的联系，共同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一完整的理论体系。
（三）实践性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7]毛泽东指出：“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8]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源于党和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与社会实践，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适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科学理论的产生是适应实践的需要、为解决实践提出的问题和任务而产生的。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9]恩格斯也曾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中国化，根本上是因为中国的实际需要马克思主义。近代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为实现这两大历史任务，中国人民进行了长期探索和艰苦斗争，努力探寻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清醒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结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概括与总结。科学的理论源于伟大的实践，没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就没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各个时期，通过总结实践经验、认清形势，抓住中国革命的根本规律，开辟了中国革命新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多次讲过：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江泽民同志也多次强调：“推进改革和建设需要解决的问题不少，好办法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我们头脑里固有的，归根到底只能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创造和改革开放的实践。”[10]胡锦涛同志也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1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重大成果。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毛泽东认为理论的价值全在于应用，在于对自然和社会的改造。江泽民同志指出：“一切科学的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指导实践，同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这样，毛泽东思想是这样，邓小平理论也是这样。”[1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科学理论和具体实践良性互动的过程，理论指导实践，实践丰富和发展理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是一次完成的，理论只有不断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和考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结合新的实践在回答和解决实际问题中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之道。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13]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根据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不断深化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在这种统一和互动中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四）民族性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作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一贯主张。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14]。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5]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内在地包括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包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形式和中国气派的完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采用中国的民族文化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核心思想，这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民族语言丰富多彩，以中国传统文化的语言内容为素材去构筑马克思主义理论，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增加民族文化的元素和内涵，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认同和接受，有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等等，这些都是用中国的民族文化语言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典范。此外，中国传统经典中的名言警句、成语典故，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著作中俯拾即是，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不仅在于用中国民族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要的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和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历史文化精神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大地生根、开花、结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方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导向、思维方法之间存在相契合的因子。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了价值启迪，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价值支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观点、辩证思维模式、无神论思想和朴素的唯物史观等，充实和丰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主义传统、道德实践理性和现实主义精神、人生哲学与社会理想的追求等，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在价值观念、知识系统和社会心理上奠定了文化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也以其独特的实践智慧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提供了启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独特价值体系和精神世界以及独有的话语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明民族特色，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结果，它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
（五）时代性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6]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都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反映时代精神的精华，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主要体现在其对时代重大现实问题的正视和解答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就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敏锐把握时代特征、准确反映时代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时代重大课题、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的历史过程，其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就必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帝国主义矛盾加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着眼于解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两大主要矛盾，顺应了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主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着眼于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全球化浪潮不可逆转、国内改革发展任务繁重的时代条件下，紧紧围绕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两大问题，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准确把握世界发展趋势，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形成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继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问题，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指引下，围绕“治理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何治理国家”这一时代课题，全方位推进治国理政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成就，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新篇章。
时代在前进，实践在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时代同步。邓小平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7]。江泽民同志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18]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随着时代主题的转换而不断进行历史定位，从时代的脉搏中把握社会的发展方向，不断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色，发挥其指导实践、解答时代课题的重要功能。
（六）开放性
开放性是世间万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诉求，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同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开放性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宝贵品质和重要特征，是其永葆青春的奥秘所在，任何狭隘性和封闭性都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本性不相容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秉承马克思主义开放性的传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始终保持一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料，在与各种思想文化思潮的融合、碰撞中发展完善，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中不断升华，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共同精神支柱。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统文化开放，从中汲取养料。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不乏人民性、民主性的精华。毛泽东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19]“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0]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民族历经沧桑，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灿烂的中华文明，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很好地继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习近平同志也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2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而产生的理论成果，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思想文化相结合的成果。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向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开放，从中获得借鉴。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思想体系，它是在借鉴、吸收资本主义社会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十分注重吸收借鉴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其他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22]后来他一再强调，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3]。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24]江泽民同志也一再强调：“我们必须树立一个明确认识，不管是哪种社会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只要是进步的优秀的东西，都应积极学习和运用。”[25]习近平同志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我们要虚心学习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但我们不能数典忘祖，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也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不断吸收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晶。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向历史经验开放，从挫折中升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社会主义运动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但也经历了严重曲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是对我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曾指出，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26]。他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了中国革命规律，对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在我国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既创造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辉煌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经历了失误和挫折，特别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严重错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都是与我们党认真总结和深刻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分不开的。
注释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2.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9.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9.
[4]同③382.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635.
[6]习近平.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03-03（2）.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136.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4.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44.
[10]江泽民.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270-27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365.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3.
[13]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38.
[14]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74.
[1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73.
[1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2.
[18]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
[1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3-534.
[20]同①534.
[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56.
[22]同③706-707.
[2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1.
[2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7-168.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206.
[2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