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与发展
3.2.1 二战前美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早在1873年，美国的工业产值就已经超越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而一战中美国为同盟国提供融资和战争物资，崛起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美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为美元在国际舞台上的霸权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1923年，美国的黄金储备约占世界的44%。资本的大规模积累和良好的国际收支情况，使得美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稳定的币种。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充分体现了新时期美国的话语权，正是美国拒绝维持汇率稳定导致了会议的最终失败。
金本位制度瓦解之后，分别以美、英、法为首的美元区、英镑区和法郎区开始形成，这也体现了三国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以英联邦成员为主的不少国家跟随英格兰银行放弃了金本位制度，转而钉住英镑，形成了英镑区。而法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美国及其影响范围内的拉丁美洲还在坚持金本位制度。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与金本位制度的固有矛盾，坚持金本位制度的国家在贸易条件上相比可以自由贬值的国家存在巨大劣势，致使国际收支恶化问题不断出现在金本位制度的国家，最终美国也于1934年放弃了金本位制度，这使得菲律宾、古巴及中美洲的一些国家跟进，形成了“小美元区”。至此，只有以法国为首的一些西欧国家还在坚持金本位制度。由此，基本形成了英镑区、美元区、法郎区和其他一些实行严格外汇管制的地区四大集团。因此，英、美、法三国的货币协调就会对国际金融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以来货币竞相贬值、货币制度混乱，长此以往必将对各国不利。在这样的背景下，1936年9月25日，美、英、法三国财政部发表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声明，即《三方货币稳定协定》。《三方货币稳定协定》提出：英、美同意法国“适度调整其货币”，也就是接受法郎适度贬值，以及通过各国的合作来保证汇率的最小波动。黄金价格将围绕35美元一盎司的价格浮动，同时如果英国和法国遭遇危机，美国的汇率稳定基金将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操作并给予黄金支持以协助维持汇率稳定。
《三方货币稳定协定》是一个具有时代转折性的协定，在这个协定中已经出现了黄金与美元挂钩、英镑和法郎以美元的黄金价格作为定值基础的提法，这种类似于“双挂钩”的国际货币安排，是后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础。在美国经济实力提升、国际政治地位占主导的情况下，《三方货币稳定协定》所体现的国际协调充分反映了美国的政治诉求：以美元为中心、美国在三国汇率政策协调中占领导地位。对于英、法而言，《三方货币稳定协定》也是一个妥协的结果，虽然不能够完全解决英法国内货币混乱和信用缺失的问题，但这个协定在短时间内稳定了币值，对于受到一战和大萧条冲击的欧洲来说，提供了多年的喘息空间。在美国反对的情况下，英法都没有采取单方面违反协定的行为。从《三方货币稳定协定》开始，美元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准霸权地位。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争对欧洲各国都造成了严重的摧残。美国作为远离欧洲大陆的国家，一方面本土大部分地区没有受到战争的骚扰，另一方面通过军备贸易再发战争财。自二战之后，美国与欧洲各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再一次拉大，美国的工业制成品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一半，出口贸易额占全世界的1/3以上，黄金储备约占资本主义国家总储备的59%。同时，由于二战期间的租借法案和二战结束后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在国外的投资额大幅增加，一方面通过对外投资将美元输出到其他国家，扩展了美元的国际使用，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平稳推行的前提；另一方面，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配合其经济军事实力，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音完全压过了英国、法国等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话语权已经无可匹敌。
3.2.2 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主要国家就开始对战后的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重建进行探讨，此时的美国不仅在经济上位列国际第一，并且战争表现使得美国的政治话语权也高于英、法等国，战后的国际格局必然会更多地体现美国的诉求。在1941年8月签订《大西洋宪章》后，美国和英国分别提出了自己关于战后国际货币秩序建设的方案：“怀特方案”和“凯恩斯方案”。英国提出的“凯恩斯方案”建议战后各国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清算同盟，各国中央银行在此开立账户，账户采用“班柯”为货币单位。“班柯”定值以黄金为基础，其他国家的货币定值则以“班柯”为基础。美国的“怀特方案”则提出建立国际稳定基金和一个致力于战后重建的复兴开发银行。这个方案与“凯恩斯方案”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不同意过于宽松地提供国际清算手段的提案，因为这将涉及美国可能的财政负担和作为有国际收支盈余的债权国的权利问题。虽然“凯恩斯方案”更为合适，但最终是英国进行了妥协，最终计划的整体也更接近于美国的“怀特方案”。“凯恩斯方案”和“怀特方案”之争是英美两国对于战后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地位的竞争，而最终的结果则体现了美英双方不对等的讨价还价的实力。
随后，在1944年7月1日，44国政府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会议通过了以“怀特方案”为基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二者并称为布雷顿森林协定。布雷顿森林协定中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各国货币自由兑换，会员国不得对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支付或清算加以限制；美元处于等同黄金的地位，成为各国外汇储备中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会员国发生国际收支逆差时，可用本国货币向基金组织按规定程序购买（即借贷）一定数额的外汇，并在规定时间内以购回本国货币的方式偿还借款。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体现了美国主导下的大国货币协调的结果，而“双挂钩”的国际货币安排使美元成为其他货币的定值基础，从国际法的角度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英国作为美国的债务人在世界经济和贸易市场上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1945—1946年美国以英国放弃英联邦制度、向美国开放所有市场为附加条件对英国发放了总额为50亿美元的贷款，扫清了进入拉丁美洲国家和亚洲国家的最后障碍。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欧洲大陆的破坏严重，为了重建需要从生产能力基本没有遭到破坏的美国进口大量的食物、燃料、原料和其他产品，对美元的巨额需求使得一度出现“美元荒”。新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难以负担重建欧洲的巨大资金需求。为了阻止西欧共产主义势力的崛起，尽快帮助西欧国家走出困境，美国从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于1947年提出了“马歇尔计划”。美国以财政预算形式拨款向本国企业购买物资，然后运输给受援国。美国在特殊账户上计入采购的总费用，而受援国以本国货币支付货款，并将支付款投入本国的对等基金账户。受援国不用立即向美国归还款项，而是将它编入财政预算。此外，马歇尔计划还有关于“有条件援助”的要求，即当一国向另一国购买货物但缺乏支付手段时，由美国向后者提供等额的美元贷款，而在前者的对等基金账户上计入账款。从1948年杜鲁门签署对外援助法案到1952年马歇尔计划基本结束，美国一共向欧洲提供了131.5亿美元的援助，其中90%为赠款。
马歇尔计划以及伴随的大规模美元输出对于美元的国际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马歇尔计划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的经济发展，确立了美国无可撼动的资本主义世界政治和经济上的领导地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在战时所形成的巨大生产能力出现了过剩，政府减少了订货，在生产扩大的同时市场缩小了，加上军人复员可能导致大量失业。通过实行马歇尔计划，一方面，美国将信贷援助转化为商品输出，为国内过剩的生产能力找到了市场，避免了战后危机的出现。另一方面，大量的出口拉动了经济的增长，促进了美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在维持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马歇尔计划和它所带来的美元输出增强了美元在国际结算、外汇储备等方面的国际地位。在二战结束之初，欧洲各国的外汇储备基本都在战争中消耗殆尽，这时马歇尔计划为欧洲国家提供的美元援助和信贷几乎成为欧洲各国外汇储备的唯一来源。到马歇尔计划完成为止，大规模美元输出的结果是欧洲各国都储备了大量的美元外汇，这大大提高了美元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此外，马歇尔计划给美国带来了大规模的商品和资本输出，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市场份额和美元在国际贸易中作为交易媒介的地位。不仅如此，马歇尔计划通过在欧洲建立的多边支付体系和将汇划结算与马歇尔计划的“有条件援助”相结合的政策，使美元得以全面介入欧洲的国际结算环节。美元成为欧洲的国际结算货币大大提升了美元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地位。
最后，马歇尔计划强化了美国的国际政治地位。马歇尔计划解决了欧洲的“美元荒”问题，支持了西欧国家的重建，欧洲国家内部的支付体系由美元承担，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正式实施打下基础。另外，马歇尔计划一方面加强了欧洲对于美国的依赖，遏制了欧洲社会主义的崛起，稳定了资本主义世界，为美元的国际化创造了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它也激化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它将苏联和东欧国家排除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乃至世界市场之外，形成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只对西方世界发挥金融调节功能的格局。这确立了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和全球经济中的霸权地位，确保了美元作为唯一霸权货币的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其固有的矛盾“特里芬难题”，即为了维持美元和黄金的固定官价和美元与其他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需要美国保持经常账户顺差或平衡，而为了满足全球经济贸易的扩张而产生的对美元的需求，又需要美国的经常账户保持逆差从而将美元输出到世界各国。1959年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黄金的价格一度上涨至40美元1盎司，而在1960年美国的国外负债首次超过其黄金储备，这都在不断地侵蚀着人们对于美元的信心。
为了应对“特里芬难题”，美国不断利用自身的国际霸权地位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修复，但是单方面考虑自身的利益而忽视其他国家的利益和诉求，终将导致国际协调的失败。由于美国长期海外驻军、参与朝鲜战争以及在20世纪60年代初卷入越南战争，巨大的政府开支使财政赤字不断加大。战后至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美国始终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则更是雪上加霜。为了应对这种危机，美国开始大量发行美元来弥补赤字，导致了“美元灾”，使得美元的稳定受到了威胁。而与之相对的，德国、日本等国家在战后的经济发展速度远超美国，由于支持美元稳定开始影响到国内的物价稳定及其他经济目标，它们开始渐渐反对美国。而作为1956年苏伊士危机中的利益受害者，法国更是全力反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十国集团中美国开始成为少数派。
在1961年美国联合英国、瑞士和欧洲共同体（简称欧共体）一起出资建立了黄金总库，以共同分担维持黄金价格的成本。由于美国拒绝让其他政治经济目标屈从于保卫美元的黄金价格这一目标，其他国家对于黄金总库的协调成果十分不满，而其他成员国不仅提供的黄金储备较少，还不断地从中提取以增加本国的黄金储备，法国甚至退出了黄金总库。最终，随着1968年第二次美元危机的爆发，黄金总库机制崩溃。此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降低到全球的25%。在美国的压力下，1971年十国集团签署了《史密森协定》，美元对黄金贬值，美国试图依靠信用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但美国拒绝向外国中央银行出售黄金，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金本位制已经名存实亡。随着1973年欧洲共同体国家的货币对美元联合上浮，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
纵观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货币安排，虽然“特里芬难题”的存在是内生的不稳定性，但是美国忽视其他国家的利益进行“霸权”协调是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重要原因。法国总统戴高乐对于美元不对称的特权地位有一段著名的批判，他认为美国出现危机时可以通过过度发行美元来渡过危机，而其他国家在发生危机时却因为货币钉住美元而无法调整汇率，遭受更大的损失。美国在享受货币收益的时候却不顾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诉求，各方在不满情绪下难以达成牢固可靠的国际协调方案，最终美国也为此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虽然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遭到了一定的挑战，可美国经济的领先地位和美元的霸权地位没有改变。
3.2.3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的浮动汇率时代
1971年8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美元与黄金脱钩。但是，美元的国际地位并没有因为缺少了黄金的背书而下滑，反而略有上升。1977年美元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比例达到79.2%的最高点，美元依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枢。
美元主导的重要原因是军事霸权和石油美元。1973年10月，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始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石油减产、禁运政策。它们收回了石油定价权，并大幅提升了石油价格。这导致了第一次石油危机，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冲击。为了保证石油供给的稳定，美国选择了阿拉伯国家中最大的石油产出国沙特阿拉伯作为盟友。美国不仅向沙特出口大量的武器装备，还通过各种方式增加两国间的经济、文化、军事联系，增强沙特对于美国的依赖性。此外，美国还与沙特阿拉伯签署协定，确定把美元作为石油的唯一定价货币，并得到了其他欧佩克成员国的同意。这使得美国在国际石油贸易计价中获得了垄断地位。通过扶持沙特阿拉伯成为“海湾双柱”之一的经济支柱，美国不仅获得了较为稳定的石油进口，增加了沙特阿拉伯等欧佩克组织成员国再次实行石油禁运和提升石油价格的成本，还稳固了石油—美元体系，通过石油美元回流政策加大了阿拉伯产油国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依赖性。这样，美元在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的地位得到了稳固和提高，美元的国际霸权进一步得到了稳固。
20世纪6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逐步形成给很多国家的国内监管带来了威胁和挑战，随着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和1974年德国赫斯塔特银行的倒闭，各国政府和央行普遍意识到单纯依靠宏观监管和一般性货币政策难以防范金融机构和国际市场变动带来的冲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为了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问题，各国央行达成共识要建立防范机制，对金融机构的组织架构和经营稳健进行监管。这直接促成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的成立，不仅对金融机构的微观经营行为进行国际统一框架的监管，还对欧洲美元的运作进行干预。1982年的拉美危机爆发，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资本流入瞬间停止，导致了普遍的经济危机的出现。拉美危机暴露了美国银行资本储备不足的问题，而单方面提高美国的资本充足率会使美国的银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显然，美国凭借自身的国际地位不会放任这种情况发生，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在十国集团央行行长会谈中提出建议统一标准的资本充足率，并得到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支持。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货币政策出现了大转向，美联储大幅提高利率以应对通胀。紧接着，里根政府上台，通过减税计划刺激国内的购买力，这一系列措施在压低通胀的同时避免了产出的下滑。低通胀高增长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美元的升值压力，强美元对美国制造业造成了负面影响。遵循放任自由政策的里根政府，并没有及时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使得贸易赤字和美元升值持续存在。美国政府的更替改变了政策走向，从1985年的《广场协定》开始，美国开始联合其他国家阻止美元的升值，并取得了显著成效。此时，拉美危机依然在持续，3/4的拉丁美洲国家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救助，可这只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在债务负担不断堆积的80年代末期，新一轮危机若隐若现。美国财政部部长布雷迪提出解决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国内经济发展的问题，联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将发放新贷转向债务减免来促进债务国的结构改革和经济增长。
20世纪的最后10年是区域危机频繁爆发的10年，其间发生的大事件有苏联解体、英国和丹麦退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置身事外，享受了10年飞速发展的新经济时代，并通过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对区域事务进行协调参与。不过好景不长，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裂、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消耗了美国长期积累的财政盈余，美元贬值、货币宽松，美国经济初现崩溃的迹象。长期的货币宽松带来的低利率环境是房地产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沃土，并最终导致了2007年次贷危机的爆发。次贷危机最终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美国政府的三轮量化宽松又将资产泡沫传导到发展中国家，使世界对单一美元霸权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不满，开始寻求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
3.2.4 美国霸权下的国际政策协调
根据1944年7月1日布雷顿森林会议上通过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1945年12月2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在华盛顿成立。美国对于战后的构想是建立一个取消所有国际货币流动限制的国际架构，从而为投资和贸易创造机会。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节国际收支，通过世界银行帮助欧洲国家重建。虽然世界银行之后的职能和作用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总体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创立是为了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实现美国所希望的自由贸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职能主要有三个：维持“可调整的钉住汇率制度”；对各成员的国际收支情况进行监督并提供资金支援；以及协助各成员间多边贸易的发展并消除汇率管制，解除对于经常账户支付的限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的前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提供了辅助支持，美国马歇尔计划对于欧洲的援助和贷款基本都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输入欧洲的。而欧洲所建立的欧洲支付同盟，也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节国际收支功能的补充。起初欧洲各国为了保障进口紧缺的生活和重建物资，采取外汇管制，并将汇率固定在1944年的水平。而经济合作总署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汇率定在1944年的水平实际上是偏高的，这会在欧洲各国造成紧缩效应，不利于欧洲的重建。因此1949年，美国督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西欧诸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汇率重组，包括英国、法国、联邦德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先后进行了货币贬值。这次汇率的重新定值改善了欧洲的贸易条件，促进了欧洲的复兴。到1958年，西欧主要工业化国家积累了足够的美元外汇储备，于1959年1月正式履行布雷顿森林协定“双挂钩”的承诺，西欧主要国家的货币也开始同美元自由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正式发挥调节整合西方世界货币金融制度的功能。
20世纪60年代不断爆发的美元危机使得各国对于美元的信心不足，不愿再增加新的美元储备。1958年，各国的外汇储备总额约占国际贸易总额的57%，而到了1967年，这个比例下降到36%。为此，有必要提出一种新的储备货币来补充各国的外汇储备。经过长期的讨论，在1969年，特别提款权正式创立，但美元仍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只是对美元和黄金的补充。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和维持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重要的职能就是维护各国之间汇率的相对稳定。在1958年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了各国建立平价制度和取消外汇管制两大重要措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功能和作用几乎不复存在。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许多国家的最后贷款人，还是存留了下来。这时它的工作重点也逐渐转变为致力于全球经济金融治理。197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由20个主要成员的部长级代表组成，用于研究国际货币制度问题。这个临时委员会在1976年签订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第二修正案》，对黄金、汇率、储备资产、国际收支等问题提出了诸多建议，确定了浮动汇率、黄金非货币化等重要议题，实际上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混乱的金融体系重新制定了规则，这后来被人们称为“牙买加体系”。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度也并非尽善尽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各成员都占有一定的份额。这些份额决定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发言权及投票权的大小，以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可获得贷款的最高额。而美国所占有的较大份额使它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影响力较强，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的决定有时会存在不公，缺乏代表性。
世界银行包括最初成立的国际开发银行和于1960年成立的国际开发协会，这二者和后期成立的国际金融公司、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合称为世界银行集团。世界银行刚成立时，美国拥有其36%的投票权，而根据世界银行的规定，会员赞成票超过65%时才能修改世界银行的章程，这表明美国拥有单边否决权，在制度上控制了世界银行。美国一方面利用世界银行的特权在政治上增强自己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另一方面则利用世界银行协助各国重建和发展经济，以期建成一个更有利于美国的开放性的世界经济市场。世界银行成立的最初的直接目的是帮助欧洲国家从战争废墟中复兴并过渡到和平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世界银行的贷款重点开始转为亚非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美元通过世界银行贷款输入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之中。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不少国家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在这种混乱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下，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召开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达成了《牙买加协定》，基本确立了牙买加体系。在牙买加体系下逐渐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七国集团的国际协调格局。七国集团最早可以追溯到1975年，美、英、法、德、意、日六国首脑在法国小城郎布依埃第一次以“炉边谈话”的形式商讨了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的问题与挑战。1976年在美国圣胡安召开了首脑会议，加拿大总理也加入进来，六国变为七国。从这次会议开始，每年一度的七国首脑会议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轮流在各国举行。由于七国集团国民生产总值超过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因此也被称为“富国俱乐部”。
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由于大国占全球经济金融的比重较高，它们的政策往往会关系到世界经济的繁荣稳定。因此，大国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中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有必要重新考虑建立协调主体和平台，在新的货币格局下发挥稳定器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七国集团应运而生。事实也证明这种国际协调机制在当时对于稳定世界经济环境起到了关键作用，最著名的例子是波恩会议、《广场协定》和《卢浮宫协定》。
此时，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巨大的国防支出导致大量的预算赤字和贸易逆差，在浮动汇率制度实行的前6个月美元对马克就贬值了30%。而美国认为欧洲国家蓄意追求顺差，提出制定“储备指标”，强迫欧洲国家买入美元，但以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这将带来通货膨胀。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更是让美国雪上加霜，为了防止造成1929年大萧条时同样的后果，各国采取增发流动性的方式弥补财政赤字，为进口石油埋单，结果造成了70年代普遍的通货膨胀。各国一方面担心通货膨胀问题，另一方面也希望限制货币的不稳定。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77年美国的卡特政府采取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激起了美元通货膨胀的预期，导致美元再次贬值。尽管德国国家银行向美联储的外汇稳定基金提供了特别信贷，但收效甚微。因为美元贬值的根本效应在于通胀预期，卡特政府希望其他国家同样采取扩张性政策，但日本和欧洲由于担心通货膨胀问题而拒绝这样做。为了稳定美元的汇率，1978年七国集团召开了波恩会议。美国宣布采取削减政府支出和工资的反通胀措施，与此相对应，日本和欧洲实行扩张性政策，日本增加了政府支出并降低了贴现率，德国则增加了政府支出并减少税收。不过，波恩会议起到的效果不是很好，因为20世纪70年代末期出现的“滞胀”使各国在宏观政策的选择上存在两难，单纯的扩张政策或反通胀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当时的困境。但至少通过这些措施，主要货币间的汇率得到了暂时稳定。
《广场协定》签订的背景可追溯至里根政府奉行供给学派，推行里根经济学，削减个人所得税并增加国防支出，而中央银行通过高利率政策压低货币供应以抑制通货膨胀，从而振兴了美国经济、缓解了滞胀。但它导致美国陷入了经常收支赤字和财政赤字的所谓“双胞胎赤字”的泥潭，而高利率政策导致大量外资流入美国，使美元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持续升值，这进一步扩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以1982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美国贸易差额从1981年的500亿美元盈余变成了1986年的1 500亿美元以上的赤字。美国企业和工人受到强势美元的冲击，要求政府采取行动制止和扭转美元的升值势头。为了改善美国的经常账户，阻止美元进一步升值，美国希望采取一次联合干预的行动。而对于欧洲和日本来说，美元估值的确太高了。美元持续升值使得它们不得不采取高利率政策来避免资本外流。而对于日本来说，日元兑美元的汇率的确偏低，日本也希望借此机会让日元汇率恢复到正常水平。于是，1985年9月，五国集团的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的广场饭店举行了秘密会晤，同意共同促使美元汇率下降。随后五国共同发布了一份公告，表示将“有序推动非美元货币升值”，这就是《广场协定》。
在《广场协定》签订之前，1985年1月的五国集团会议上已经达成了一些干预美元汇率的协定，美元从1985年2月开始持续贬值。日元、德国马克和其他欧洲货币相对价值的急剧上升，使日本和欧洲的出口量和利润下降。到1986年年底，日本和欧洲各国政府都面临着巨大的国内压力，要求停止美元贬值。1986年9月，美国和日本达成了一项双边协议，日本将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拉动内需，与之相对的美国将重点稳定汇率。
1987年2月，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部长们在卢浮宫举行了会议。各国同意将美元汇率稳定在当前状态，日本将采取进一步的刺激措施，德国将继续削减税收，而美国也将采取一定的措施。但美国不愿意改变国内的政策，冲销干预没有得到美国国内政策的支持，结果在1989年下半年，美元再次贬值。但是经过这几次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美国的经常账户得到了改善，到90年代初期基本上实现了平衡，美元的霸权地位得到了稳定和维持。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回升，逐渐占到国际储备的2/3左右。
从七国集团的国际协调机制来看，美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主要解决的问题是美国国内经济政策的副产品和外溢性。在协调过程中，美国为了维护单一的本国利益，利用在国际协调机制中的强话语权，以损害日本、欧洲的贸易竞争力为代价，来修复本国的贸易赤字，并且自身并不配合国际协调政策进行改变。但是，从《卢浮宫协定》的签订来看，美国在国际协调中也不可能完全忽视其他国家的利益，在七国集团的协调机制下最终目的还是要满足其中所有国家的合理诉求。从美国的单一主导国际协调，到七国集团的国际协调机制，美国的地位已经受到了一定影响，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国际政治格局。
七国集团是一个超国家、超集团、不局限于某一经济领域或某一地区、集团之内的国际协调机制。对于国际经济的协调，参与方必须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影响力，而七国集团成员都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保证了协调的结果不仅可以在七国范围内起到作用，而且可以影响整个世界。它的灵活性强，范围广阔，讨论的议题并不局限于某个方面，可以根据当前的国际形势及时调整，应变能力很强。同时，协调程度加深，有时甚至上升到政治层面，这是之前的国际经济协调所不曾有过的。尽管七国集团的协调机制存在一些局限性，诸如缺乏惩戒机制、监督机制，有时效率较为低下等，但不可否认的是，七国集团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际协调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如1978年的波恩会议、1985年的《广场协定》，1987年的《卢浮宫协定》，在遏制全球性通货膨胀、促进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减轻各种危机对于世界经济的冲击方面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它在维持美元的霸权方面也起到了重大作用。
随着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种重要力量。全球治理当然也离不开发展中国家的参与。在1999年12月，七国集团邀请了全球新兴经济国家的财长和央行行长在柏林召开了第一次非正式会议，这意味着二十国集团的正式成立。二十国集团在建立之初的近10年里起到的作用不大。第一，二十国集团只是部长级别的对于具体问题进行磋商的功能性平台，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支持。第二，二十国集团的双部长会议仅仅是一个协商的论坛，会议成果以声明形式发表，缺乏约束力；第三，二十国集团商讨议题宽泛，有些议题超出与会部长的职权范围，而会议中七国集团又掌握着对于议题的控制权，大部分议题基本都是发达国家所关注的，与发展中国家的福利相关的议题基本没有进展；第四，二十国集团面对成熟的七国集团很难发挥作用。最初的10年中，二十国集团主要起到了将七国集团的倡议和政策合法化的作用，对于国际经济金融治理鲜有贡献。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大大削弱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话语权，打击了七国集团的地位，才为二十国集团的迅速成长提供了空间。
自2008年领导人峰会以来，二十国集团在很多领域都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在应对短期危机方面，达成了诸多协议，推进了经济复苏；在宏观方面，建立了新的国际财政及货币政策协调标准和机制；在加强金融部门的监管和协调方面，协调各国共同加强宏观审慎监管，并推动了《巴塞尔协议Ⅲ》的实施；在国际制度方面，加强和改革国际经济组织职能和结构，将金融稳定论坛扩大至二十国集团全体成员，并将其更名为金融稳定理事会，之后又进一步强化金融稳定理事会的能力、资源和治理。
随着20世纪80年代欧洲共同体和日本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美国的相对竞争优势被削弱了。美国想要保持自己的政治经济霸权，也必须建立一个国际贸易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抗衡。因此在80年代末期，美国和加拿大签署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之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墨西哥也加入谈判，并于1992年8月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协议规定，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要逐步消除国家之间的贸易壁垒，通过免除或削减关税，来实现商品、劳务的自由流通，构成世界上最大的跨国贸易集团。与欧盟性质不一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不是凌驾于国家政府和国家法律上的一项协定，而是旨在通过在自由贸易区增加投资机会、扩大贸易来增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增长。
美国除了自己成立和组织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等区域政策协调外，还在世界范围内多方参与区域政策协调。在冷战时期美国参与协调的主要目的是对抗苏联社会主义，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有很多盟友，还构建了北约军事同盟。在冷战结束之后，其参与协调的主要目的是维持美国在当地的利益以及与盟友的关系。例如经过美国的斡旋，暂停七年之久的巴以和谈重启；美国多次参与朝核六方会谈，用和平的方式解决朝核问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