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资本主义“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的“自然规律”
自然界是有规律的，这一点几乎没有遭受到什么质疑。关于人类社会中是否存在规律，却一直是学术界争议的焦点。《资本论》以全部人类社会发展史表明，人类社会不仅存在与自然界类似的“自然规律”，而且这种规律同样能够为人类所认识并加以运用。
一、从现象到本质——社会的“自然规律”
我们感觉到的、观察到的都是事物的现象，不论是真相还是假象，都是本质的表现形式而不是本质。从现象深化到本质，把握本质是科学的根本任务。也就是说，从感官直接获得的认识，只能是现象，只有运用理性思维深入现象的背后，才能获得本质性的认识。本质、规律是不能直接从感觉获得的，因此，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科学之所以得以存在，就是因为人类无法从感觉中直接获得本质性的认识。
同样地，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人们通过感觉所能获得的，也只能是社会现象，而不是本质。社会现象更加纷繁复杂、变化多端，从中寻找本质和规律，困难很大。依据人类社会发展史和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社会的本质、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不是我们直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也不是对社会现象的简单归纳，而是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就表明，《资本论》从现象到本质，确立了全新的研究对象。
以斯密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把分配作为研究的主题。在马克思看来，分配是生产的延续，属于派生的、第二系列的概念，因为，有怎样的生产方式就有怎样的分配方式。封建的、小农的生产方式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导致了分配方式截然不同。由于斯密等人把分配问题作为经济学研究的主题，因此，在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问题，比如经济危机问题时，也力图从分配问题着手，开出了各种“药方”。事实证明，这些“药方”最多能够缓解资本主义的阵痛，解决不了本质问题。马克思则科学地证明，资本主义问题的总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决经济危机的唯一途径是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形成了资本主义特有的分配方式、交换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其中，生产方式的决定性作用在于，任何一种社会力量，都要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成一定的关系，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居于决定性的地位。
关于作为研究对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中所说的生产方式，有的人认为生产方式就是生产力，有的人认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有助于人们深化理解研究对象的问题。争论双方都可以在理论上说得通，也都可以找到论据证明各自的正确性，但马克思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的根本对象则是明确的。
更进一步，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2]。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自然规律”，所谓的自然规律，主要是就其性质和功能来说的。自然规律的性质是自然界本身所具有，无论人类是否认识它，是否喜欢它，它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都在发生作用。类似地，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不论人们认识不认识、喜欢不喜欢，它都作为一种外在的客观规律强加到每个人的头上，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资本主义生产规律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形成的，是各个资本家作为个体在追求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而形成的规律，这个规律时刻地对每个资本家的思想、行为和命运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后来，马克思深化了维科的观点，更加清晰地指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3]
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自然规律是自然界运动的规律，是一种外在于个人而存在的客观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人自身活动的规律，这种规律同样外在于个人，因而也是一种客观规律。人类自身的活动，最主要、最基础的活动是人的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人对自然界的能动关系，这种关系是人类活动的客观结果，因而也是客观的。从生产的角度说，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与自然规律保持着某种统一性，而不能割裂开来，由此出发，研究社会规律就需要从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结合点——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出发，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方法，才能探求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相反，如果从人的精神、意识出发来研究人类社会的规律，实质是否定了人类社会发展赖以存在的客观基础，其结论自然会远离现实，不着边际。
当然，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唯一规律，而是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产生决定性作用的根本规律，在这个根本规律的作用之下，资本家阶级与工人阶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最根本的两大阶级，彼此之间的利益矛盾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因此，不能用一时的对抗性来代替其他时期的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就是说，不能用直线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作用下，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结合在一起，并不断地改变二者之间关系的具体状况。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思维方法上，不能犯刻舟求剑的错误。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刚刚占据了社会主导地位，为了稳固资本主义统治，资本对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采取了疯狂的掠夺策略，自身也如脱缰野马般地恣肆扩张，但是，这种疯狂与恣肆不仅伤害了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也伤害了自身。因此，在内外各种力量的作用下，资本被迫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控制。英国颁布的第一部《工厂法》，标志着资本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工人争取10小时工作日，也标志着资本家与工人关系发生了重要的改变。经过了一个痛苦的时代，现代资本的文明性得以逐步展示。相比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当代社会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改变，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眼光来审视现代社会关系。
然而，无论资本与工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怎样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依然在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工人和资本家关系的改善、资本文明面的展示，没有改变资本与工人关系的本质。资本依靠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工人依靠出卖劳动力的生存方式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以铁的必然性继续发挥作用。
二、“死人抓住活人”
现代资本来到世间，引发了社会的巨大变革，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其社会效果的复杂性也显现出来了。青年马克思在关注物质利益问题的时候，逐渐发现，资本才是“现代之子”，是现代的“嫡子”。资本承担了超越封建时代、开辟新世纪的历史重任。它不仅给社会带来了进步，也带来了与以往不同的社会伤害性。辩证地看待资本的历史作用，是《资本论》的内在要求。
《资本论》序言中，在总结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灾难时，马克思以当时的德国为例，深刻地指出：我们“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4]
从当时德国的阶级关系上看，德国资产阶级本来应当承担起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可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导致它在面对无产阶级的时候，却与封建阶级结盟来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导致传统的封建势力依然很强大。结果，德国那些过时的、封建的等级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各种残余势力还在对社会实施着最后的疯狂剥削以恢复原有的封建统治。德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阶级遭受到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双重压迫。
从国内的产业关系上看，在现代资本面前，德国传统的农业和工商业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得荡然无存，他们已经无法按照自己原有的节奏继续存在下去了，它们要在资本面前为自己寻求存在的理由。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滞后，在面对那些已经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国家时，由于其竞争力不足而受制于对方。因此，在竞争中，利润被掠夺，工人阶级却要担当更大的成本，由此给国内民众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从德国的工业发展状况上看，由于德国正处于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国家和社会无力对资本进行有效的制约，缺乏从法律上规制资本的行为，结果，资本为了利润，在工厂内恣意横行，对工人采取了极其残酷的剥削手段：工人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中从事繁重的劳动，每天超长时间——接近甚至超过人体生理极限的工作时间、高强度的劳动。极力压低工人的工资，不顾工人的死活，把工人的生活水平降低到动物的水平。践踏人类劳动的道德底线，大量雇佣童工和女工。在工人的生活消费品中掺假，迫使工人经常食用劣质的、变质的食品，直接危害工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马克思揭露说：“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5]资本的残酷压榨，不仅在于资本无限制地攫取剩余价值的内在本性的驱动，同时也在于外在的竞争压力迫使资本不顾工人的死活。这种对抗性的社会利益关系导致虚伪、人性的扭曲和精神堕落。雇佣工人普遍遭受非人的待遇，资本的残暴的、恶的一面完全展示出来。
资本不仅在工厂内支配工人，同时，在工厂之外也要求对其他社会要素的支配权。这种支配力量日益变成了异化的、独立化的社会力量，这个力量作为物并且通过这种物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而同社会相对立。结果，越来越多的人丧失生产条件而与生产条件相对立，资本积累为资本带来不断扩大的权力，造成个别资本家的私人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
资本的发展导致人性的扭曲、精神文化的腐朽与堕落。资产阶级一方面倡导所谓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即对抽象人的崇拜。另一方面，“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6]。在高尚的口号背面，资产阶级真正信奉的却是最粗俗的拜物教和最卑劣的个人主义。资产阶级鼓吹勤劳、节欲的美德，其实只是针对劳动者，充分暴露了他们道德的伪善。
资本追求利润的唯一目标决定资本家的着眼点在于利润，使人的价值观局限于追求利润与金钱。资本在消灭封建狭隘的价值观的同时，也制造出新的狭隘的价值观。金钱化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金钱至上的社会观念导致人性扭曲。自由、平等、博爱等崇高的价值观需要从金钱的角度才能理解。所谓的人性也沾染了铜臭而不再纯洁，一切都异化了，“拜物教”成为社会精神领域的典型特征。
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上看，由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被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资本不顾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数千年来，人和土地之间已经以某种稳定的方式构成了平衡的物质变换系统，局部的生产、低下的生产能力对自然界循环系统的改变十分有限，即使偶然造成了破坏，比如，兴建一些大的公共工程，为获得新耕地而破坏原有的植被，造成了生态破坏，自然界循环系统也可以经过长时间的作用而使其得到某种恢复，基本维持原有的平衡状态。
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农业生产不是为了获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获得无限的剩余价值，由此出发，资本彻底改变了人口与土地的原始关系：“大土地所有制使农业人口减少到一个不断下降的最低限量，而同他们相对立，又造成一个不断增长的拥挤在大城市中的工业人口。由此产生了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在社会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物质变换的联系中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费，并且这种浪费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7]工业支配农业，把农业变成工业的一个部门，这就完全确立了资本的统治地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资本支配农业和土地，引发人口与土地关系的改变，产生了各种新的问题。从资本主义农业与自然的关系上看，资本主义农业所取得的进步掠夺了劳动者的技巧，而且，看似在一定时期内提高了土地肥力，但从长久上看，实际是破坏了土地肥力。后来，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8]长远来看，资本的掠夺性开发的后果是一无所有，甚至得不偿失。资本主义大工业和资本主义大农业，前者过多地滥用和破坏人的自然力，后者过多地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二者会形成“共振”而造成更大的危害，因为产业制度在农村也使人——劳动者精力衰竭，工商业则为农业带来更多的使土地贫瘠的手段。资本主义工业与农业的共同作用，最终在人与自然之间“造成一个无法弥补的裂缝”。
可见，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导致工人阶级遭受资本家阶级和封建阶级的双重压迫，在外来资本的竞争压力下，这种苦难又加深了。国家和社会对资本采取放任的态度，进一步把工人推向深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又造成了人性、社会关系的扭曲，引发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资本主义就是在自我对抗和自我否定中向前发展。
三、除掉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
资本主义初期，资本盲目追求利润，像脱缰的野马似的狂奔，结果给国家、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工人甚至采取了武力的形式反抗资本的独裁统治，从而直接危害了资本的存在。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亟须改变，资本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调整。对此，马克思在序言中概括说：“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撇开其较高尚的动机不说，他们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们除掉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9]由此，资本趋向文明的一面也逐渐展示出来。
关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关系，首先以工作时间（劳动日）为中心展开。资本为了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渴望无限制地强制工人延长工作时间。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的量，而具有一定的弹性，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动。但，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劳动力的身体界限和道德界限。对于资本家而言，正所谓“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尽可能多地掠夺工人的劳动时间是其内在的要求和冲动。只有工人的工作日无限趋近工人的身体界限和社会道德界限，资本才能最大程度地吮吸活劳动。对于工人而言，他们渴望缩短工作时间，竭力争取工作日的正常化，规定合理的工作日界限。经过长期的斗争，工人取得的第一大成果是工厂法和十小时工作日。
《资本论》不惜花费大量的篇幅讨论工厂法和十小时工作日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是工人力量不断壮大的标志性成就，也是资本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马克思概括了工厂法产生的基本过程：“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先是造成了无限度的压榨，后来反而引起了社会的监督，由法律来限制、规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10]也就是说，英国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无限度的压榨——社会的监督——立法规范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在劳资双方中，新的法律不再是片面地剥夺无产者，而是突出强调控制和规范居于主导地位的资本，迫使资本摆脱原始的野蛮行径而走向文明。
对工人而言，最终通过立法的方式强制地缩短劳动时间、规定明确工作日，是工人反抗资本独裁统治而取得的重大成果，标志着工人阶级已经明确地认识到自身的利益所在，从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这不仅是其他一切社会阶级、社会阶层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资本的本性而共同斗争的结果，也是资本为了维护自身的长远利益而做出的被动的改变。自此，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资本与国家、与其他社会要素的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工人与资本家的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的阶级关系增加了某些妥协的、共存的成分，这种成分也在不断地生长和扩大。这一点，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都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尤其是那些发达国家，政府通常以第三方的身份，以法律、政策等手段调节劳资矛盾，甚至直接参与到具体事务中，把劳资矛盾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持社会的稳定，实现和维护资本家的根本利益。
另外，国家工厂法的实施在客观上还产生了一个出乎预料的重大成果：工厂法大大地加速了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的历史进程。马克思指出：“如果说工厂法就这样像在温室里那样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需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那么，它又由于使扩大资本支出成为必要而加速了小师傅的破产和资本的积聚。”[11]在当时，大家都明确地认识到机器大工业的效率远远高于工场手工业，但是，采用机器大工业需要更多的资本，因此，很多资本家不愿推进这种转变。由于工厂法的强制性，传统的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而榨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就行不通了，要在市场中生存，就只有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只有采用机器大工业一条路才能获得更高的效率，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淘汰。由此，工厂法快速地推进了机器大工业的普及，彻底摧毁了传统的劳动方式。采用机器大工业又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为新的工业资本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复活注入新的生命力。
对于工厂法的历史作用，马克思深刻地总结说：“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12]即工厂立法的实质是国家和社会第一次直接干预资本的运行，也是资本主义从“看不见的手”向“看得见的手”转化的历史起点。后来的历史表明，国家干预在拯救资本主义、应对经济危机、化解社会危机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果说工人对资本家进行长期的艰苦斗争而获得的工厂法，从外部迫使资本走向文明，那么，股份制的广泛采用，则是资本内部发生的重要变革，是使资本主动展示其文明面的重要原因。起初，股份制是英国商业资本家开拓海外市场的资本组织形式，后来，股份制给国内的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泡沫，严重地破坏了整个经济体系，因此被禁止。可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股份制这种资本组织形式被工业资本家引入工业体系中，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股份制。股份制的资本主体包括私人、社会机构、银行、国家等，属于资本的联合，也是更加复杂的组织形式。在这个体系中，作为个体投资者的欲望受到了体制性的制约，从而表现出与私人资本一些不同的特性，即股份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驱动原则需要经过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才能得以实现。
股份制不仅能把不同形式、不同种类的资本聚集在一起，也能把普通民众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甚至可以把国家的财政资金以国家资本的形式吸引过来，由此结合成巨大的社会资本。因此，股份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无限制的扩张，产生巨大的规模效益。
股份制在当时是新的资本组织形式，具有特殊的结构和运行机制。股份制的权力结构与传统的私人资本完全不同。通常情况下，股份制的资本所有者转化成单纯的货币资本家，也不再直接从事具体的企业管理，企业的管理运行主要依靠职业经理人。在企业内部，经理人发挥其经营管理能力和专业能力管理企业，承担了资本家的管理、监督等职能。这样就形成了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资本所有者、经理人、工人三者结合成更加复杂的契约关系，为改变传统的、直接的劳资对抗关系提供了巨大的体制性空间。
股份制普遍采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原则，在工人和资本所有者之间增加了职业经理人这个环节，由此拉远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社会距离，形成了一种新的体制性空间。职业经理人在面对资本所有者时，他们属于出卖自己的独特的劳动力的雇佣工人的范畴；在面对雇佣工人时，他们发号施令，发挥经营管理的职能而充当资本家的角色。可见，经理人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承担雇佣工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承担职能资本家的角色，这种权力结构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劳资关系。资本家不需要直接面对工人，而且可以在劳资关系紧张、陷入困境的时候，通过更换经理人的方法而缓和劳资冲突。正是经理人的存在，使资本家摆脱了直接面对工人的状况，形成的这个空间距离，本质上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距离。这样，经理人在二者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形成了更具弹性的劳资关系，也为资本的文明面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马克思敏锐地认识到，股份制不仅为劳资关系，从而为生产关系发生改变提供体制性空间，而且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再生产过程中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13]也就是说，股份制赋予资本以更加鲜明的社会性质，从而引导资本更加关注社会职能而不再是片面地追求利润最大化。
同时，股份制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劳资关系，也改变了资本之间的关系，由于这两个改变，赋予社会资本以某种程度的“过渡点”的含义。因此，马克思深入研究当时刚刚出现的股份制具有的社会“过渡点”的重大意义：“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14]股份制由更多的资本组成，因而呈现出某种社会性质，资本进化到一个更加高级的阶段。当然，股份制并没有改变资本的根本性质，依然属于资本的生产力，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所谓“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是指由于股份制带来的、超越任何个体资本的巨大生产力，为未来社会高度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奠定了基础，这种基础仅仅是撇开社会制度而言的抽象的人类生产力，因而，股份制是“单纯过渡点”。这个“过渡点”主要是指在经济层次上，从资本主义向未来社会的过渡点，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社会过渡点。
资本主义的发展淘汰了以往一切陈旧的、低效的生产形式，调动和利用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不断降低创造财富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和成本，以更高的效率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不断改变自己原有的形式，改善劳资关系，使自身更好地与其他社会力量相协调，日益显现出文明的一面。当然，不能把这种文明面无限夸大，因为劳资之间的利益矛盾关系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因而只是局限于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文明，而不是更高级的文明。只有超越资本的狭隘性，才能进入更高级的文明时代。
[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25.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29.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11 312.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11 155.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18 919.
[8]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9.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45.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49.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33.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95.
[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