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的细胞形式”
我们研究《资本论》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商品是什么，为何是商品而不是其他经济学范畴成为理论大厦的起点？
一、把商品确立为理论起点的曲折过程
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他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研究经济学，即把自己的研究由对社会“副本”的批判转向对“原本”的批判。在这里，他第一次构想了宏大的研究计划：创作两卷本的《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甚至与出版商签订了出版合同，这应该是他研究经济的最初设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斯密确立的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理论结构，在每一个部分中摘取斯密、李嘉图、萨伊等重要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在逐一的解剖式的批判中创立自己的观点。通过这种方式，研究国民经济学以及国民经济学与国家、法、道德等的关系。此时，马克思是按照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结构进行研究，并没有具体地探讨理论起点，甚至在其本人的设想中，还没有形成明确的理论起点的概念。
1848年欧洲革命进入尾声时，马克思于1851年调整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准备创作三本书：一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二是批判空想社会主义，三是全面阐述政治经济学史。这个计划基本就停留在纸面上，但是，经济学研究却全面深入地展开了。马克思在自己人生的“黄金时期”创作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明确地探讨并基本确定了理论起点的问题。
在这个手稿的《导言》中，他把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分为五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1]这里，马克思认为，理论起点是一般的抽象的规定，而且还能够属于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是，马克思第一条中所说的“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指的是什么。
马克思首先否定了把人口作为理论起点的观点，因为，如果从人口出发，得到的就是一个混沌的表象，这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所走过的道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正确的方法，但是，黑格尔却陷入了幻觉，把人们在思维中掌握“实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错误地认为，“实在”是思维的产物。马克思还以黑格尔的“占有”为例，具体分析这个范畴的合理性，并指出了其错误之处。然后，他分析了货币这个范畴，说明货币的发展进程在一定限度内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现实的历史进程。但是，在历史上出现过货币与协作、分工等范畴并不协调，或者说货币的发展程度与生产力水平不协调的情况。再则，货币也绝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
关于劳动这个简单的范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先是把某种具体的劳动，比如，重商主义把商业劳动、工业劳动即取得货币的劳动视为一般劳动，重农主义则把农业劳动视为一般劳动。斯密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把这种或那种具体的劳动视为一般劳动，而是撇开了一切劳动的具体形式，把劳动本身作为一般劳动，这是一次巨大的理论飞跃。一般劳动是各种具体的劳动形式中的无差别的劳动，不仅在范畴上成为创造财富一般的唯一手段，而且在现实中也是创造财富的唯一手段。马克思在这里特别指出，在美国这个最现代的国家，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2]。但是，在野蛮人那里，在俄罗斯人那里，劳动则表现为天生的素质。马克思用劳动这个范畴说明：经济范畴可能适用于一切时代，但这些范畴本身依然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在具备了特定的条件下才适用。马克思还分析了地租、公有制、财富等范畴，最终否定了上述全部这些范畴作为理论起点的可能性，即马克思在进行理论构想和分篇的时候，还没有确立明确的理论起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在手稿的结尾部分——“Ⅰ.价值”中，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命题：“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3]正是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明确地提出理论起点——商品。
随后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马克思谈到，要把理论结构调整为六册：“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4]在这里，他把商品作为“第一册 资本”之“第一篇 资本一般”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最初一看，资产阶级的财富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5]在这里，马克思首次从商品出发开始了理论研究。他把商品作为理论起点的基本论证是这样的：商品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个方面。作为广义的生活资料，商品也是人类需要的对象。使用价值构成了财富的内容，这种意义上的使用价值，虽然处于社会关系之中，但是并不反映社会关系。只有它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关系即交换价值的物质基础的时候，它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即在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统一起来的时候，商品才表现为经济关系的担当者，才是一种可以感觉又超感觉的物。这是马克思首次明确地论证商品作为理论起点的基本观点。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再次改变了先前计划的理论体系，扩展为9项内容，但是，依然坚持把商品作为理论起点：（1）导言：商品，货币。（2）货币转化为资本。（3）绝对剩余价值：（a）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b）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c）绝对剩余价值；（d）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e）同一时间的工作日；剩余价值额和剩余价值量。（4）相对剩余价值：（a）简单协作；（b）分工；（c）机器等等。（5）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雇佣劳动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和实际上的隶属；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6）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威克菲尔德的殖民学说。（7）生产过程的结果。（8）剩余价值理论。（9）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这份研究计划思路细致、具体而清晰。《资本论》主要就是按照这个结构展开的。马克思把这个研究计划概括成两大部分三卷四册：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即前三册属于理论部分，最后一册属于理论史部分。可见，在这个手稿中已经完全确立把商品作为理论起点了。
综合起来看，1844年时马克思初次研究经济学并没有讨论理论起点的问题，直到1858年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正式提出理论起点的问题并确定下来。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探索过程，最终把商品确立为《资本论》的起点。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探讨的是商品这个范畴成为理论起点的原因了。
二、商品——“经济的细胞形式”
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人类依靠物质生产来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需要。不同时代的物质生产形式是不同的，因此，获得生存资料的方式也是不同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人类的物质生产形式比较简单，目标非常明确——直接满足生存需要，只有少量的剩余产品才会转化为商品而出售，而且出售的目的在于获得新的物质商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物质生产体系中，以出售商品为目的的物质生产数量极少，而且处于生产体系的夹缝中，没有占据物质生产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只有到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生产才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在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的商品生产占据了物质生产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非资本的商品生产也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资本的生产不仅生产与人的消费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商品，同时还生产与生产的消费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商品——各种生产资料和劳动对象等。资本不仅生产商品，也生产“不是商品”的东西，《资本论》中没有创立明确的概念来表述这种“不是商品”的东西。用现代经济学术语来说，是为社会提供“服务”，这种服务与我们所说的第三产业有高度的契合性。但是，正如资本和非资本都为社会提供商品一样，资本和非资本也同时提供各种非物质形态的“服务”。两种不同的生产形式同时为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使得整个市场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总之，资本不仅生产用于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的两种不同物质形态、不同功能的商品，也提供各种不同的“服务”，这才是资本生产的全部结果。资本提供的生产消费资料和服务却是在研究“经济的细胞形式”中被忽略掉的重要内容。关于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我将在本书相关部分予以关注和具体的研究。
以物质生产和物质产品为主线，在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方式是物质形态的商品买卖，即商品与人的生存状态直接相连。另外，在市场中，这种物的形式的商品也把资本与非资本的生产形式联系起来了。因此，无论从生产形式还是从生产结果上来说，揭示商品的本质是政治经济学的前提。
从历史上看，把商品作为理论起点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斯密在《国富论》中确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结构时，按照分工——货币——商品——工资、利润、地租——资本这样的逻辑顺序展开，即把分工作为自己的理论起点来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增长，是实现财富增长的主要原因。由于分工带来了大量的剩余财富，促使人们产生广泛的交换行为，这就需要创造进行交换的媒介——货币，由交换的法则而引出交换价值的决定，即劳动价值论问题。由于他把分工作为理论起点，否认了分工的历史性，并把分工和交换都视为人类有史以来就已经存在的范畴，也就把资本主义所特有的那种分工和交换视为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他把分工作为理论起点，导致其理论内部范畴之间、前后观点的矛盾越来越大，经常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因此，这是错误的理论起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等早期著作中，极其重视分工这个范畴，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分工理论，为《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分工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虽然马克思没有把分工作为理论起点，但在某种程度上，其早期的经济学研究受到了斯密的显著影响。
李嘉图则在理论起点上另辟蹊径。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确立这样的结构：价值——地租——价格——工资——利润，把“价值”作为起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在价值问题上，李嘉图基本接受斯密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的观点，但是，李嘉图准确地发现了斯密没有正确地处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关系，斯密错误地把交换价值的大小与使用价值的大小进行比较，把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混淆起来，进行同类的比较，必然得出错误的结论。李嘉图认为，一种商品如果没有使用价值，就没有交换价值，从而正确地处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也受制于资产阶级的视野，无法正确理解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关系，片面地从价值出发，也无法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但其贡献在于，他从价值出发，对马克思把商品确立为理论起点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正如前文所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Ⅰ.价值”中提出了“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这个重要命题，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直接在批判李嘉图价值论的基础上实现了一个新的飞跃。
马克思深刻地考察了以往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起点问题。作为理论起点的范畴，不仅是表述的起点、理论体系的开端，而且关系到整个的理论框架、体系、结构和演进的过程，因此，它必然具有一些与其他范畴不同的特定性质，只有完全符合了这些特定性质的范畴才能成为理论起点。斯密和李嘉图这两位伟大的思想家在理论起点上的失误，给马克思在确立理论起点方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这可以从以下的事实中予以证明，1880年左右，马克思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批判庸俗经济学，专门谈到理论起点问题：“我不是从‘概念’出发，因而也不是从‘价值概念’出发，所以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分割开来’。我的出发点是劳动产品在现代社会所表现的最简单的社会形式，这就是‘商品’。我分析商品，并且最先是在它所表现的形式上加以分析。”[6]
回到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7]这是商品成为理论起点的核心原因。细胞，包含着有机体发展的一切可能性，也是有机体生长的源泉。商品是一种简单的社会形式，是以物为基础的社会表现，而不是抽象的概念。当然，在理解这个命题的时候，不能忘记这个命题的前提条件：资产阶级社会。因为，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也存在商品，但这个商品绝不是“经济的细胞形式”。相反，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商品生产只能在茂密的、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夹缝中生存，而绝不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这个命题只有在资本主义时代才是有效的，绝不能向前迈出哪怕是小小的一步。
正是在这种确定的意义上才可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8]不论是“细胞形式”还是“元素形式”，核心的意思是商品包含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可能性，而且，在商品的形式下，资本的生产与非资本的生产交错在一起而实现了统一性，从而也为理解非资本的生产及其演化的历史提供了客观的依据。“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恩格斯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理论起点：“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它们不能被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在第一册的开头从被他当作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的商品出发。”[9]恩格斯的观点是，商品这个概念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特质，会发生一定的变形，这就需要考察商品的历史起点，从而探索商品的共性。只有考察简单商品生产，才能把握不同社会条件下商品的共性。所谓的简单商品，就是经过抽象后所得到的关于一切商品的简单性质——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是，商品作为整体隐含着一个根本的性质，它在实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规定的物化的同时，也把生产的物质基础主体化了，物化与主体化恰恰也集中在商品的身上。
所谓简单商品生产，是与扩大的商品生产、发达的商品生产相对立的概念，它既是理论抽象，也是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商品生产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生产方式。在这里，简单商品、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简单商品生产实现了三者的统一，也为进一步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可能性。简单生产条件下的简单商品既是前资本主义已经存在的商品，从而与历史相统一。同时也是当下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广泛存在的商品，从而与资本主义发展的逻辑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在商品身上得到了实现。
三、对传统的变革——包含着劳动二重性的商品概念
古典经济学提出劳动价值论，可是，没有对劳动本身做出科学的分析，因此，也就无法创立科学的商品概念。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有益成分，首创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这一学说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商品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事实，马克思把商品与其他各种形式的物区别开来，把它规定为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一个物可以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比如，空气、原始森林等，它们有用但不是劳动产品，因此不是商品；一个物可以是有用的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比如农民自己种植的产品满足自己消费需要，他生产的是有用的物，但不是商品。归纳起来，所谓商品，就是不仅要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满足别人需要的使用价值，即满足社会需要的使用价值。当然，没有使用价值，只能是废物，其中包含的劳动也没有任何价值。
既然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那么，就要对劳动本身进行分析，把商品概念奠基于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之上，这是马克思在前人的基础上超越前人的“分水岭”。马克思明确而自豪地指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因此，在这里要较详细地加以说明。”[10]
从逻辑关系上说，既然商品是劳动的结果，那么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也只能来源于劳动，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二重性的根源。劳动二重性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两种属性。具体劳动是从质的角度研究怎样劳动，以劳动的有用性为中心。抽象劳动是从量的方面考察，研究劳动的耗费是多少，以劳动时间的长度为计算单位，以劳动量的数量为中心。生产商品的劳动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是同一劳动过程在观念中可以分割开来而在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不是两次劳动。
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中更加精炼、完整地总结了劳动二重性：“即使严格地说在商品中不存在两种劳动，但是，随着把商品的使用价值看作它的产品，或者把这个商品的价值看作它的纯客观表现，同一种劳动在商品中就同自身相对立着。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的力量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而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从另一方面看，一切劳动是人的力量在某种由特殊目的决定的生产形式上的耗费，而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或效用。商品要成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作抽象意义上的人的力量、人类劳动的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11]
在商品中，作为整体的劳动分裂为自我对立的二重性。劳动的有用性是运用特定的手段和方式赋予某种物以特定的功能属性，这种功能属性能够满足人的消费需要，即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基础是具体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付出了无差别的人类劳动，这种抽象的人类劳动凝结在商品之中，即抽象的劳动耗费形成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以抽象劳动为基础，是抽象劳动的产物。即“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的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12]。具体劳动必然耗费人类的劳动能力，抽象劳动的付出凝结在有用的商品上才有意义，这二者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离开任何一方，另外一方就不可能独自存在。
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则没有认识到劳动自我对立的特点，他们笼统地把某种特殊的劳动视为一般劳动，正如人们错误地把火这种特殊的物质视为物质本身一样，他们错把一般的生产劳动与生产商品的劳动等同起来。在商品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上存在着断裂和混乱，面对商品，他们必然把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混淆起来，因此，其价值理论和商品理论也就必然出现各种混乱和自相矛盾。
不是任何劳动的内部都是自我对立的。包含劳动二重性的劳动，仅仅属于商品领域中的劳动。即只有生产商品的劳动才包含着劳动二重性，其他任何形式的劳动，就不能任意套用二重性的理论加以分析。人类社会依靠劳动获取生存资料和生产资料，满足人们的需要，实质是一种有用劳动，目的在于物的有用性，是一种有用劳动，也是人类生存的永恒的必然性，并不产生价值。从历史上看，生产商品的劳动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是永恒存在的，而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而出现的一种生产方式。商品生产的前提条件是：劳动者的劳动是私人劳动，劳动产品归私人所有，这就造成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解决矛盾的途径就是通过交换把自己的私人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私人劳动也就转化为社会劳动。
“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3]商品的使用价值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体，这是商品与一般意义上物质产品的共性，也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与其他劳动的结合点。人在生产中只能改变天然存在的物质形式，要改变物质形态，也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不是它所生产的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准确地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如果说，依据劳动二重性理论能够科学地阐明商品的内在本质，那么，能否以同一理论科学地回答商品之间的外部关系，即解释商品之间如何进行交换，这也是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这就引出交换价值这个重要的范畴了。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那么，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如何进行的，也同样需要依靠劳动二重性理论予以解释。在现实中，交换价值表现出巨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而这个比例随着交换的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即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偶然性的东西。某种一定量的商品可以与多种不同的商品相交换，交换的比例也各不相同。也就是说，一种商品可以有多种交换价值，从这种偶然性中发现必然性则是研究交换价值的内在要求。由于传统的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存在着内部冲突，经常把基于主观需求的商品效用作为衡量价值大小的标准，结果，不仅没有解决交换价值的偶然性问题，反而把交换价值变成了纯粹的偶然性，因此，他们根本无力克服这种理论障碍。
马克思依据劳动二重性理论，从交换价值的偶然性中发现了必然性，科学地解决了这种矛盾：“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14]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本质是一种数量的差异而不会有质的差异，这样，把不同的商品按照同一个尺度和标准才能进行比较。这就要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从价值的角度进行比较，即立足于劳动产品这个共同属性，才能确立不同商品之间的数量关系。
计量商品，从而衡量有用物的尺度，只能是社会尺度。在具体的交换中，社会尺度也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出现不同的情况，“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15]。可见，那种机械式地理解交换价值的必然性，把必然性理解为不变性，显然是错误的。交换价值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出现波动或者变化，即交换价值本身带有偶然性，或者说，偶然性是交换价值的内在特性之一。但这种偶然性没有取消交换价值的必然性，而是必然性的表现。交换价值内在的必然性、稳定性根源于商品中包含着抽象的人类劳动。抽象劳动这个社会尺度是衡量商品价值的决定因素，是确定商品交换关系的根源，由此出发才能确立交换价值的必然性。
商品价值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意味着所有不同形式的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都转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商品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价值量的计量只能用劳动的量来计量：商品的价值量就是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所决定的，而劳动量是通过劳动时间来计算和衡量的，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为尺度的。但是，这个劳动量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来衡量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更准确地说，是由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强度和熟练程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劳动生产力水平越高，在相同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就越多，单位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就越少，从而价值就越小，反之，则价值越大。即生产力的水平越高，单位时间生产的使用价值的总量就越多，而单位产品的价值反而降低。
当然，马克思没有忘记，在价值决定方面，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必须牢牢记住，那些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即不是劳动产品的东西（如土地），或者至少不能由劳动再生产的东西（如古董，某些名家的艺术品等等）的价格，可以由一些结合在一起的非常偶然的情况来决定。要出售一件东西，惟一的条件是，它可以被独占，并且可以让渡”[16]。这类交换，偶然性是本质，不能生搬硬套劳动价值论。这样，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确立了商品交换的本质关系。
以劳动二重性为基础，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内在属性，同时也揭示不同商品之间的外部关系。从偶然性到必然性，从劳动产品到非劳动产品，他创立了比较完整的商品理论体系，实现了商品理论的革命性突破。
[1]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
[2]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
[3]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93.
[4]马克思.1859—1861年经济学著作和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1.
[5]马克思.1859—1861年经济学著作和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9.
[6]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12.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7.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17.
[10]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4 55.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23.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0.
[1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6.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50.
[1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8.
[1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