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晚年马克思”的提出背景
“晚年马克思”的提出与美国人类学家劳伦斯·克拉德整理出版《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并对其进行系统阐释密切关联。尽管此前苏联学术界曾对“人类学笔记”的部分内容有所译介，但他们主要将笔记作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准备材料而加以删减。与此相关，美国人类学界在20世纪70年代对马克思的关注是出于复杂的政治考量和不同的学术传统。如果说苏联学者在理解“人类学笔记”时仍带有20世纪第一代思想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风格，那么美国人类学家在70年代对“人类学笔记”的定位则站在前三代思想家的基础上寻求马克思思想的美国式阐释。
美国人类学家西德尔·西尔弗曼（Sydel Silverman）在分析20世纪美国人类学的研究进程时曾指出：“许多人类学家在1960年代期间所经历的激进化过程是与英国和美国社会主义学者新作品的出现同时发生的。与此同时，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德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作，包括马克思个人著述在内的作品被逐渐翻译成英文，此举将这些理论潮流直接带入美国人类学中。从197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概念和对它们的引用出现得越来越频繁。”[1]从中可见，美国人类学界与马克思思想的关联是极为复杂的——一方面是战后国内外局势促成的左倾激进化思潮，另一方面是源自苏联、德国、法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进入美国造成了乱象，因为为英语学界奠定学术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于1975年才开始出版。正是在美国社会对马克思思想的“普遍化热情”和“不完全掌握”其思想这对矛盾之上，劳伦斯·克拉德开始了关于“人类学笔记”的整理和研究。
在整理出版《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的同时，劳伦斯·克拉德还撰写了《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1972年）、《作为民族学家的卡尔·马克思》（1973年）、《马克思著作中的民族学和人类学》（1973年）、《〈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评介》（1979年）等文章，在其中对自己的研究工作进行了阐释。按照他的理解，马克思从19世纪70年代末对文化人类学的关注标志着他展开了一项全新的研究，并且这项研究与早年的哲学人类学思想一脉相承，“作为民族学家的马克思”“马克思晚年研究人类学与40年代的理论活动相关”“马克思是人类学从哲学想象到经验研究的亲历者”等论点充斥于其著作之中。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支撑劳伦斯·克拉德以“人类学家”的身份建构“晚年马克思”，甚至是马克思的整全形象呢？仔细阅读劳伦斯·克拉德的相关表述，我们至少能够找到相互关联的三点理由。
第一，针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强调的马恩一致论而主张马恩差异论。
美国学术界对马恩一致论的抵制既有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与美苏意识形态的对立有关。关于这一点，列举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的“马恩对立论”这种极端形态便看得十分清楚。他在与劳伦斯·克拉德出齐“人类学笔记”五个笔记本的同年（1975年）发表了《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其中谈到了马恩在历史观、辩证法、与黑格尔关系等诸多方面不仅存在差异，而且往往对立。与劳伦斯·克拉德一致，诺曼·莱文将马恩对立的思想源头指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格奥尔格·卢卡奇（Szegedi Lukács Gyrgy Bernát），表示自己的工作在很大意义上是说出格奥尔格·卢卡奇当年因身处东欧而不能公开表示的“真实想法”。[2]进而，他将格奥尔格·卢卡奇和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视为自觉区分马恩差异的先行者；与之相对，奥古斯特·科尔纽（Auguste Cornu）、C.莱特·米尔斯（C.Mright Mills）则与第二国际时期的爱德华·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麦克斯·阿德勒（Max Adler）同属“马恩一致论”的拥趸者。对此，劳伦斯·克拉德采取了一种折中主义的态度，认为马恩“在实践上表现一致的同时，在理论上各有所异”[3]。
具体到“人类学笔记”的研究而言，劳伦斯·克拉德指认这一文本是表征马恩差异的有力证据。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虽明确引用“摩尔根笔记”14处，但他关于“经济因素在历史上占首要地位的原理不适用于原始民族”“人类历史单线进化”“国家起源无需考虑征服或被征服”等观点与马克思明显不一致。[4]这一点促使劳伦斯·克拉德按照原貌整理出版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他直言“之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它们过去曾被用于各种不同的目的：俄文版舍掉梅恩和菲尔著作的摘要，单出摩尔根著作的摘要，企图通过恩格斯的眼睛来看它们，即按照恩格斯的观点而不是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来解释他们……因此，重要的是把手稿归还马克思，并照原来的样子出版，保证其真正价值”[5]。
由此可见，劳伦斯·克拉德对“晚年马克思”的开掘建基于与苏联“正统”相对立的马恩差异论，他抓住“人类学笔记”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异坐实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误解”，进而将统摄马克思思想的因子从发端于早年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转移到集中于晚年的人类学。至于他为什么重视马克思的晚期思想，我们可能需要进入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对马克思早期、中期思想的“过度”开掘这一学术背景中加以分析。
第二，针对结构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肢解而力求借助人本主义重构马克思的整全形象。
与马恩差异中凸显的断裂倾向相反，劳伦斯·克拉德在马克思本人思想的研究中竭力寻找一种连续的可能。关于这种想法的根源，他在1979年发表的《〈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评介》中透露了重要信息：“必须把包含在马克思民族学笔记中的晚期著作同他在四十年代的早期著作联系起来考虑。这样一来，多卷本《马克思恩格斯传》的作者奥古斯特·科尔纽和《阅读〈资本论〉》一书的作者路易·阿尔都塞关于马克思生平和著作的估计就会成问题。”[6]关于这句话中提到的“四十年代的早期著作”，劳伦斯·克拉德意欲强调《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作品对人的本质问题的思考。
在这个意义上，“晚年人类学的马克思”实质是借助人本主义反击科学主义，但又不完全倒向人本主义。劳伦斯·克拉德点名批评了赫伯特·马尔库塞、埃里希·弗罗姆、莱塞克·科拉科夫斯基等人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凸显的人本主义的执念，主张从“既有连续性也有间断性”的视角审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全程。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晚年马克思”对人类学的集中关注，以及经验人类学与哲学人类学的内在相通，无疑为劳伦斯·克拉德建构马克思的整全形象提供了最有力的抓手。从这个角度来看，“晚年人类学的马克思”有意弥合青年人本主义马克思和成熟科学主义马克思对马克思的肢解。然而，由于在弥合过程中劳伦斯·克拉德大量借助了人本主义资源，并将人本主义视为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阶段，作为“人类学家”的马克思整全形象也遭受诸多质疑。至于他为何极力突出马克思的“人类学家”身份，我们或许可以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遭遇的前现代因素加以推断。
第三，针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中涌现的前现代因素而走向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
美国资本主义与人类学的发展之间具有特殊关联，西进运动过程中对印第安人的迫害促成了人类学家强烈的现实关怀。当现代化进程遭遇前现代因素时，美国人类学内部产生了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方面是进化论，他们基于现代视角提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对立以及传统社会将不可避免地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期许”[7]。这种思路在马克思摘录作者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的《古代社会》中得到了体现，他按照发明与发现、政治观念、家庭观念、财产观念构筑的人类社会进化链条描述了蒙昧时代经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发展的大体进程。劳伦斯·克拉德进一步发现：“马克思之所以对进化理论感兴趣，是由于它为确定资本主义时代对人类造成的畸变提供了科学基础，并且是克服这种畸变的一种手段。”[8]另一方面是文化论，他们基于个体主义、相对主义、传播主义等突出了原始文化相对于现代文化的独立地位，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是重要的开创者与核心人物。文化论者强力批评进化论者在处理印第安人问题上的历时性态度，转而从共时性的全球化视角批判现代化进程对前现代因素的肆意践踏。在此过程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进入了他们的视野。由此可见，美国人类学界对马克思的关注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和专业视角，从这一点可以理解劳伦斯·克拉德将马克思打造为整全的“人类学家”形象与同时代学术背景有密切关联。
基于此，人类学在美国走向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批判，这一倾向类似并受惠于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将结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努力，但与苏联、英国、德国等国家的人类学发展相去甚远。相较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对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坚持，美国人类学界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时借助了全新的经济理论资源，即二战以后迅速兴起的“依附理论”或“世界体系理论”。其中，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和伊曼纽尔·莫里斯·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是美国最重要的两大旗手。在这种全新的经济理论中，前现代与现代并非分属落后与先进的进化链条两端，而它们双方本身即当代资本主义结构内在的两个面相。对此，苏联学者伊·列·安德烈也夫有一个特别形象的表述：“在人类历史中看起来好像早已成为过去的阶段，对人类的某些个别队伍说来还是极为现实的东西，是现代的政治和社会经济过程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9]在这些现实因素的推动下，基于世界主义的资本主义扩张模式逐渐转向全球主义的文明对话模式，这对矛盾重新提出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方向，也为人类学家批评资本主义现代性提供了新的社会结构模型。从这个角度来看，劳伦斯·克拉德将马克思建构为“人类学家”的努力在事实上推动了马克思思想在美国本土的建构，这项工作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MECW）的翻译、出版同时进行（而非基于其上）构成了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鲜明特色——政治性兴趣先于学术性研究。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劳伦斯·克拉德通过“人类学笔记”建构“晚年马克思”，进而以“人类学家”身份统合马克思的整全形象，根植于美国人类学界在二战以后对马克思学说的重新接纳。这种接纳的前提一方面是批判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是试图弥合被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撕裂的马克思。深入劳伦斯·克拉德的表述将不难发现，“晚年马克思”肩负着特殊的政治使命——关于“人类学笔记”的定位指向，他说道：“马克思发现了人类最初的集体生活，而这个概念的科学方面和政治方面是分不开的。”这里政治方面的内涵主要是“《民族学笔记》将勾画他的与实践[10]相应的人类发展和社会进化理论的轮廓”[11]。关于“人类学笔记”的关注重点，他指出，“马克思作的最重要的笔记和他对政治文化发展的理论，个人同原始社会、文明社会的关系，国家同社会的关系发表的最明确的看法，都可以在他对梅恩著作的摘要和评论中找到”[12]，并且“马克思在这个笔记[13]里比在别的几个笔记里更加明确地表述了他的国家形成理论，特别是关于国家形成以前的原始公社组织瓦解情况”[14]。
政治性兴趣决定了由美国人类学界建构的“晚年马克思”无意从学理上考察马克思晚期思想的全貌，他们致力于打通“人类学笔记”与俄国农村公社、无产阶级革命、亚细亚社会等政治议题的内在关联。至于与“人类学笔记”在写作时间和文本内容上有密切关联的“历史学笔记”，他们则闭口不谈。与“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同时进行的《资本论》的进一步研究工作，他们也较少关注。
这里特别需要提及“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的关系，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学院曾于1938—1946年分4卷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中出版“历史学笔记”，但这一巨量的翻译整理工作与此后鲜有人问津的研究局面形成了巨大反差。参照同时期有改动地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的“摩尔根笔记”可以推断，苏联学者对两部笔记的定位具有特殊的现实期待，即希望从中找到马克思关于俄国革命的解决方案。在“摩尔根笔记”的整理出版中他们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为理论基础，但对于“历史学笔记”他们一时间并没有找到合适的理论支撑。因此，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在怀着求解俄国问题的理论预设整理完“历史学笔记”之后，苏联学者发现文本内容与理论期待并不匹配，进一步的研究也因此停滞。如果这种推断成立，那么马克思通过“历史学笔记”将进行何种理论创造，以及“历史学笔记”与同一时期写作的“人类学笔记”存在何种思想关联等问题就构成厘清“晚年马克思”之时无法回避的难题。
[1]弗雷德里克·巴特，安德烈·金格里希，罗伯特·帕金，西德尔·西尔弗曼.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77-378.
[2]赵玉兰.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主义：对话诺曼·莱文.国外理论动态，2013（6）.
[3]劳伦斯·克拉德.《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评介//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53-54.
[4]劳伦斯·克拉德.作为民族学家的卡尔·马克思//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2-13.
[5]同①46.
[6]劳伦斯·克拉德.《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评介//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52.
[7]弗雷德里克·巴特，安德烈·金格里希，罗伯特·帕金，西德尔·西尔弗曼.人类学的四大传统——英国、德国、法国和美国的人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364.
[8]劳伦斯·克拉德.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17-18.
[9]伊·列·安德烈也夫.马克思的最后手稿：历史和现实//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42.
[10]即无产阶级革命。
[11]劳伦斯·克拉德.《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评介//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63，65.
[12]劳伦斯·克拉德.作为民族学家的卡尔·马克思//杨金海.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9.
[13]即“梅恩笔记”。
[14]同②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