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在美国
斯科特·索姆斯
皮尔士不仅是美国领军的前期分析哲学家*，也是美国分析哲学史上的一位巨人。在接受了系统的科学教育（包括1863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化学领域的学士学位）之后，他分别在哈佛大学（1864—1865，1869—1871）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1879—1884）讲授逻辑学和科学哲学。之后，他移居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尔福德笔耕不辍，著作惊人。他最突出的贡献在逻辑学领域，涉及量化理论的语法分析（1870，1883）和基于“谢费尔竖线”的完整的真值函项系统。尽管在很多方面，他的贡献可以与同样进行独立工作的逻辑学家弗雷格比肩，但弗雷格的工作因为影响了罗素，而更广为人知。但是，怀特海却是皮尔士的仰慕者，他对量化理论的了解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皮尔士。而普特南对皮尔士的评论是“耳熟能详的现代逻辑在逻辑世界得以众所周知，这得益于皮尔士及其学生的努力”。1985年，蒯因评价皮尔士在现代量化理论发展上的贡献可以与弗雷格平分秋色，并且表彰了皮尔士对施罗德（Ernst Schrder）和皮亚诺的影响。
除了逻辑学之外，皮尔士的实用主义哲学也广受赞誉。这种实用主义哲学被皮尔士自己称为“实效主义”（pragmaticism）哲学。在认识论领域，他是一名反基础主义者。他不支持某些语句（例如，表达私人感受的语句）具有特殊的基础起点的主张。作为指导性的假说而言，他主张，虽然可证实性的科学方法具有主体间性，但通过自我修正的过程，无论研究起点如何，这种研究方法的应用终会导致不同的研究者归于一个共同结果之上。虽然皮尔士并没有明确区分真理与理想的（科学）探究的界限，但他的确认为，真信念的实用结果是为证实真理提供依据，而这种证实可以通过持续的调查研究得以实现。相应地，他将理论主张视为经验的“兑现价值”。理论主张的意义可以看作是对其进行验证的可能的经验观察的集合。对关于“物自体”这类潜藏于可观察现象之下的形而上学思辨或者宏大的形而上学系统而言，他缺乏兴趣。在所有上述这些方面，皮尔士都对那些跟随者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皮尔士尊重逻辑，尊重科学，怀疑先验的形而上学。在强调理论差异的实用性结果中，他发现了适合分析哲学发展的肥沃土壤，并为其扎根美国，不断发展与成型创造了适宜的环境。
另一位伟大的美国实用主义者是詹姆斯。和皮尔士一样，詹姆斯在哈佛大学接受了化学、解剖学和医学的科学教育，并于1869年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他于1872年教授生理学，并于1875年建立了美国实验心理学的第一个实验室。在1885年至1907年间，他担任哈佛大学的心理学和哲学教授。在此期间，他在爱丁堡作了名为《宗教经验之种种》（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1902）的吉福德讲座，并于1907年出版了《实用主义》（Pragmatism）一书。尽管深受皮尔士的影响，但相比而言，詹姆斯的观点科学性较弱，听众更为广泛。对于皮尔士来说，真理和意义依赖于可观察的知识性基础，而对于詹姆斯而言，真理和意义依赖于何者于信仰有益。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宗教信仰就像科学信仰一样，有助于我们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一结论通过他的语用测试被证实为真。
前期分析的实用主义三剑客中的第三位是杜威，他于1884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遇到了皮尔士。从1884年到1930年间，杜威先后在密歇根大学、明尼苏达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在哥伦比亚大学他度过了最后的24年。如同皮尔士一样，杜威是一名反基础主义者，他相信研究共同体中的经验调查具有自我修正的性质。像他所追随的蒯因一样，杜威坚持认为，没有被确证的绝对的第一原则，也没有根据新的经验而超越理性修正的绝对的第一原则。对杜威而言，真理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在分析哲学领域之后的发展中，杜威的影响力不及皮尔士，但杜威在教育以及其他社会问题上的主张都影响巨大。
除了实用主义之外，实在论和自然主义也描绘了在皮尔士与蒯因之间的美国哲学的主要特征。皮尔士在1896年写道，“没有什么比我们只能经验自身理念这种观点更为荒谬的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所有谬误的典型”（皮尔士，CP 6.95）。诸如霍尔特（Edwin Bissell Holt）和佩里（Ralph Barton Perry）等哲学家都在《新实在论》（The New Realism，1912）中强调了来自感知者的感知与认知者的认知之间的独立性。正如巴斯摩尔（John Passmore，1957）所指出的，他们对感知的概念与摩尔的《驳斥唯心主义》（“The Refutation of Idealism”，1903）一文所给出的观点相似，而他们对“内在关系”的拒斥，与摩尔和罗素对绝对唯心主义的核心驳斥并行不悖。（拒斥新实在论者的重要性在于：他们观察到，就a知道b而言，“知道b”和“被a知道”这两个关系性质对于a和b分别而言，都并非是必不可少的性质。）20世纪20年代，实在论的另一个流派— — 批判实在论出现。批判实在论由洛夫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和塞拉斯等人所倡导。批判实在论试图在客观物质世界与不可归约的康德残留之间进行调和，前者是由感知所揭示的客观物质世界，后者是由感知者加入经验内容的不可归约的康德残留。如今，尽管各种实在论派别之间的争论已经失去了力量，但它们在自然主义的广泛主题上，对科学和常识的尊重上，以及对唯心主义和其他先验推断的怀疑上，都具有一致性。由此，它们对美国分析哲学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令人震惊的。
向分析哲学过渡
美国哲学向分析哲学的过渡经由几个关键人物、机构和事件得以促成。其中一个关键人物是科恩（Morris Cohen，1880—1947）。他出生于俄罗斯，就读于纽约市立学院并于1906年获得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1912年至1938年间，他任教于纽约市立学院，在1938年至1941年间，他任教于芝加哥大学。他以逻辑学和科学哲学而闻名。科恩是一位坚定的自然主义者，他主张哲学知识不能通过任何非科学方法获得。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内格尔是科恩的一名学生。内格尔在纽约市立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后，于1931年（师从杜威）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除20世纪60年代，他在洛克菲勒大学度过的一年时间外），内格尔以教学、撰著科学哲学著作以及解释哲学的逻辑中心性为主，度过了他的职业生涯。他与纽曼（James R.Newman）合著的薄本《哥德尔证明》（Gdel’s Proof，1958）向很多学生介绍了不完全性定理，而他的主要著作《科学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ce，1961）总结了他几十年来有关解释的本质以及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的教学与研究成果。
在所有过渡时期的哲学家中，最为杰出的当属C.I．刘易斯。刘易斯从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05）和哲学博士学位（1910）之后，曾与詹姆斯、罗伊斯及佩里共事，并深受他们的影响。在伯克利大学执教9年之后，刘易斯于1920年回到哈佛大学任教，一直工作至33年后退休。他在哈佛大学培养的学生，后来很多成为分析哲学中的领军人物，其中包括蒯因、齐硕姆、弗思（Roderick Firth）、弗兰克纳、古德曼和马尔康姆。1960年，刘易斯在斯坦福大学结束了他的职业生涯。作为一个兼收并蓄的思想家和系统构建者，刘易斯将佩里所过滤的知觉实在论的要素、罗伊斯所筛选的康德哲学的要素以及皮尔士所过滤的实用主义的要素（在为皮尔士编录其大量未发表著作时，刘易斯接触到了皮尔士的这些工作）结合在一起。和佩里一样，刘易斯认为，感知和知识需要从独立实在得来，这种独立实在依据经验所给出。和罗伊斯一样，刘易斯深信，经验是结构和解释的结果，这种结果依据头脑中所添加的“先验”概念而给出。和皮尔士一样，刘易斯主张，（i）我们的概念，即使是那些“先验的”概念，也并不是由心灵的本质所决定的，它们是依据经验可修正的；（ii）概念、思想和经验的意义在于，它们在预见和预测新经验以及采取成功行动方面具有实用主义价值。这些思想在他的两部主要作品《心灵与世界秩序》（Mind and the World Order，1929）以及《对知识和评价的分析》（An Analysis of Knowledge and Valuation，1946）中得到呈现。这两部作品是他们那个时代被最为广泛阅读的— — 由奥斯汀和伯林在1936—1937学年主持的轰动一时的牛津大学研讨会就以《心灵与世界秩序》为主题。
刘易斯与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关系是模糊不清的。他赞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科学自然主义的主张，赞同他们对逻辑分析的强调以及他们将可测试结果视为经验意义的基础的观点。但是刘易斯极力反对逻辑实证主义者有关评价的非认知主义主张，反对他们的物理主义主张以及他们对“语言转向”的接受。对刘易斯而言，意义和真理的主要承载者是精神上的：思想、概念和经验。对于分析哲学来说，刘易斯在模态逻辑上的开创性工作是最为重要的，其中包括他与朗福德（Cooper Harold Langford）合著的被广泛阅读的《符号逻辑》（Symbolic Logic，1932）。刘易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含有必然和可能算子的）模态命题演算给出了一系列逐渐增强的公理系统（即S系统）— — 这为以下进展提供了基础：（i）马库斯（1946）和卡尔纳普（1946）所提出的对谓词演算的公理扩展，（ii）卡尔纳普初步的语义处理（1947），（iii）克里普克分别于1959年和1963年对S系统所做出的突破性的模态理论解释。对于刘易斯来说，从矛盾的公理系统中所得出的哲理是，逻辑的第一原则不是先验可判定的而是需要以实用主义成功来进行判断的，由此刘易斯得出的结论是，无论其最终价值何在，相比后续工作而言，它都是不成熟的。最后，刘易斯（1946）所提出的差别涉及不同的“语词意义模式”— — （i）外延，包括语词指称或适用的对象；（ii）“理解”（现在被称为“内涵”），由可能世界到外延的映射构成；（iii）“意义”，由概念或（ii）所决定的性质构成— — 这是语言分析哲学后来发展的重要先驱。
在理解美国分析时期的转变时，需要谨记的是，分析哲学不是一个固定的实体性学说，不是一种精确的方法论，也不是与作为浪漫主义、有神论和绝对唯心主义的变种而保存的传统哲学的彻底决裂。相反，分析哲学是源于弗雷格、摩尔、罗素、维特根斯坦和逻辑实证主义者的不连续的历史传统，其特点为：尊重科学和常识，确信逻辑和哲学语言的相关性，强调精确和清晰的论证，怀疑先验的形而上学，将真理和知识的目标高度提升到灵感、道德提升和精神慰藉之上— — 此外，分析哲学还具有专业分工的特点。所有这些趋势都已经在美国出现，哈佛大学尤为显著，但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学院、密歇根大学和其他学府也出现了该趋势。摩尔（1940—1944）和罗素（1896，1914，1924，1927，1929，1931，1938，1939，1940—1942）多次访问美国并授课和讲座，以及与罗素合著《数学原理》的怀特海于1924年加入哈佛大学哲学系，使得这种趋势得以加强。他们每一位都对当地学者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例如，蒯因在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约定为真》（“Truth by Convention”，1936）中描述他1931年遇到罗素，是他“与伟人最耀眼的接触”，这被载于纪念怀特海的合集之中。而蒯因哈佛大学的同事默顿·怀特则说，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他与摩尔在哥伦比亚大学里的相逢是“在（他的）哲学教育时期最令人振奋的片段”。那时，美国进入分析哲学大潮所需要的是，美国哲学家们的工作能够定期地、大量地进入到英国和欧洲的哲学洪流之中。
分析哲学的开端
分析哲学在美国出现由三大事件作为标志— — （i）欧洲领军的逻辑学家、科学哲学家、逻辑实证主义者和其他分析哲学家来到美国；（ii）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蒯因所领导的哈佛大学哲学系转型；（iii）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大量哲学人才从不列颠流入美国— — 其中（不同时间阶段）包括诸如格赖斯、汉普谢尔、厄姆逊以及福特等人。
这些标志性事件的第一个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是，一群极具天赋的杰出的欧洲移民的到来。其中有1931年来自维也纳的费格尔；1935年来自布拉格的卡尔纳普；1937年来自德国的亨普尔；1938年来自德国途经土耳其到达美国的赖欣巴赫；1938年来自维也纳的伯格曼；1939年来自波兰的塔斯基；1940年来自维也纳的哥德尔。
师从石里克，学习科学哲学和概率论的费格尔，曾是维也纳学派的一员。他于1931年至1940年在艾奥瓦大学任教，后于1940年到1973年执教明尼苏达大学。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他与塞拉斯的合作：（i）他们共同编辑合集《哲学分析读本》（Readings in Philosophical Analysis，1949），数十年来这本书都占据了分析哲学家们的讲堂；（ii）他们于1950年共同创办的期刊《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Studies）成了“分析哲学”新学派的论坛阵地。
卡尔纳普堪称首位逻辑实证主义者。他于1936—1952年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于1941—1942年在哈佛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于1952—1954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于1954—1962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担任哲学教授。卡尔纳普曾师从弗雷格学习逻辑，他自己的学生包括著名的美国哲学家杰弗里（Richard Jeffrey，主要研究主观概率）和卡普兰（主要研究指示词逻辑）。卡尔纳普在美国出版的主要作品有《可检验性与意义》（ “Testability and Meaning”，1936—1937）、《语义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1942）、《意义与必然性》（Meaning and Necessity，1947，1956b）、《概率的逻辑基础》（The Logi-cal Foundations of Probability，1950a），以及《经验论、语义学与本体论》（“Empiricism，Semantics，and Ontology”，1950b，1956b）。
赖欣巴赫是另一位领军的实证主义者和杰出的科学哲学家。他曾学习过土木工程、物理、数学和哲学，曾跟随希尔伯特、普朗克（Max Planck）以及爱因斯坦，学习或聆听他们的讲座。在20世纪20年代，他出版了几本解释相对论的书。1930年，赖欣巴赫与卡尔纳普一起接任了逻辑实证主义的主要期刊《认识》（Erkenntnis）的编辑职位。1935年，他在土耳其发表了《概率论》（The Theory of Probability）。移居美国之后，赖欣巴赫供职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直至1953年逝世。普林斯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的领军哲学家普特南是他的学生。赖欣巴赫在美国的主要著作包括《经验与预测》（Experience and Pre- diction，1938）、《量子力学的哲学基础》（Philosophic Foundations of Quantum Me-chanics，1944）、《符号逻辑基础》（Elements of Symbolic Logic，1947）以及《科学哲学的兴起》（The Rise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1951）。
亨普尔是欧洲逻辑实证主义的杰出贡献者。他刚到美国的第一年，就在卡尔纳普的安排下进入芝加哥大学担任研究助理。从1939年到1948年，亨普尔在纽约市立学院和皇后学院任教，之后他去了耶鲁大学，直至1955年。同年他加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在那里，他与著名的古典哲学家弗拉斯托（Gregory Vlasto）一道，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分析哲学中心之一的核心力量。亨普尔供职于普林斯顿大学直至1973年退休，之后他又在匹兹堡大学任教10年。从匹兹堡大学退休后，亨普尔又回到了普林斯顿（那里为他留有房子和办公室），度过了余生。他在美国的主要著作包括：《关于确证逻辑的研究》（“Studies in the Logic of Confirmation”，1945）；与奥本海姆（Paul Oppenheim）合写的《定义确证度》（“A Definition of Degree of Confirmation”，1945）和《解释的逻辑研究》（“Studies in the Logic of Explanation”，1948）；《意义的经验主义标准》（“The Empiricist Criterion of Meaning”，1950）；《科学说明的各个方面》（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1965）以及《自然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1966）。
曾与维也纳学派联系在一起的伯格曼，于1939—1974年在艾奥瓦大学任教，并于1967—1968年担任美国哲学协会西部地区会长。他的学生在美国各地的许多哲学机构执教。
塔斯基在1939年8月从波兰出发（事实上，他登上了纳粹入侵苏联之前开往美国的最后一艘船），前往哈佛大学的科学统一大会讲演。在此之前，他已经着手于有关真和逻辑后承的开创性工作。发现自己国家沦陷，无国可归之后，他留在了美国。起初他无法获得正式教职，故经由蒯因安排，塔斯基在哈佛大学担任了两年研究助理。除此以外，他在纽约市立学院兼授两门逻辑学课程。在1941—1942年，他与哥德尔一起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供职。此后，塔斯基加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系，并一直任教于此。塔斯基除了被公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逻辑学家之一以外，他也是一位具有奉献精神和具有影响力的教师。作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逻辑和科学方法论的博士项目带头人，塔斯基对包括斯科特（Dana Scott）在内的年轻同事，以及对他所指导的24篇博士学位论文的学生们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包括蒙塔古和费弗曼（Solomon Feferman）。事实上，这三位以及他们各自所在的研究机构（斯科特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蒙塔古所在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费弗曼所在的斯坦福大学）反过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分析哲学的进程。塔斯基、哥德尔以及丘奇不仅改变了符号逻辑的数理研究，而且对分析哲学家们在逻辑哲学方面的研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哥德尔从1940年直至1978年逝世，一直供职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丘奇于1929—1967年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于1967—1990年执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的学生包括安德森（Anthony Anderson）、亨金（Leon Henkin）、克莱尼（Stephen Kleene）、罗杰斯（Hartley Rogers）、罗斯（J.B.Rosser）、斯科特和图灵。
导致美国分析哲学得以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由蒯因领导的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转型。就美国分析哲学的决定性转型而言，蒯因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做出了更大的贡献。1932年，他在哈佛大学完成了有关罗素《数学原理》研究的博士论文。此后的一年里，蒯因获得了访问欧洲的资助，对于卡尔纳普、塔斯基、莱斯尼文斯基（Les＇niewski）、卢卡西维茨（Lukasiewicz）、石里克、哈恩（Hahn）、赖欣巴赫、哥德尔和艾耶尔等人，他在此期间见过或参加过他们所举办的研讨会（早在1930年，他就曾见过费格尔）。蒯因与卡尔纳普的关系最为深厚。回到哈佛学会的三年的时间中，蒯因举办了阐释卡尔纳普思想的讲座，并从中引发观点，发表了他的著名论文《约定为真》。其中，蒯因批驳了当时在实证主义者中流行的有关先验知识的语言学理论。与包括逻辑知识在内的先验知识的观点相对的是语言约定的知识。他指出，可以从假设传统公理的可操作性的集合中推出逻辑知识的无穷的潜在范畴。但是由于我们预设逻辑知识由此推出，因此不能用它们再来解释。这个反驳理由阐释了蒯因思想的典型特征，直至今天仍有强大的说服力。蒯因从他的实证主义的导师们所提出的问题开始研究，从相关的解决方案中分离出有关意义的核心信条，并揭露了其内在问题。当然，蒯因的做法并不是就先验知识给出一个非语言的描述，而是通过完全摒弃先验知识来净化经验论。
相同的观点在《论何物存在》（“On What There Is”，1948）的本体论承诺的讨论中，以及《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的分析性的讨论中，都被加以阐释。《经验论的两个教条》展示了他对分析性的怀疑主义立场，以及他关于经验内容的整体论立场。与卡尔纳普和其他实证主义者一样，蒯因同意（i）我们所主张的经验内容可以在证实它们的观察中被发现，（ii）如果必然性存在的话，那么它需由分析性确定。但与他们不同的是，蒯因拒斥任何通过拆分句子而得到的有关经验内容和意义的解释，如果非要如此的话，则他主张，我们最终要以放弃分析性、先验性和必要性为代价。因此，最终的结果是一种与逻辑实证主义的版本相同的经验主义的版本。除了更为激进之外，蒯因并没有赋予意义任何特殊的认知作用。由此，美国哲学改变了它的路线，进入了分析哲学的主流。
时至1951年，蒯因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然而，尽管在哈佛大学连续担任了10年高级教授（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服役而中断），但他在那里仍势单力薄，他于1948年提出的引进卡尔纳普任职的提议遭到哲学系拒绝就说明了这一问题。在那些年里，他的第一位主要盟友是1946年加入哈佛大学哲学系的艾肯（Henry Aiken），随后是1948年由艾肯和蒯因极力引进的怀特。人才的引进以及C.I．刘易斯1953年的退休，令哈佛大学哲学系的改革蓄势待发。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蒯因的哲学引导和怀特的主持工作下，哈佛大学哲学系引进了弗思、德雷本（Burton Dreben）、谢弗勒（Israel Scheffler）、阿尔布里顿、卡维尔、罗尔斯、古德曼、普特南、诺齐克。到这一时期的尾声，哈佛大学哲学系人才济济，聚集了在任何地方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哲学家。
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也见证了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之间哲学家们的活跃互动。怀特在牛津大学访问了一年，在1949年他与以赛亚·伯林相识，离开时他不仅受到伯林的深刻影响，而且赖尔、奥斯汀、哈特（H.L.A.Hart）和格赖斯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不久，奥斯汀、哈特和格赖斯就开始在哈佛大学授课。首先，奥斯汀于1955年春在哈佛大学的威廉·詹姆斯讲座上发表讲演《如何以言行事》（后于1962年出版）。之后，哈特于1956—1957学年在哈佛大学讲授哲学和法律。再后是格赖斯，他在1967年的威廉·詹姆斯讲座报告了《逻辑与会话》［“Logic and Conversation”，最终出版于格赖斯（1989）］。在此之前，格赖斯已于50年代末在哈佛大学进行了第一次讲演。
由蒯因所主导的卡尔纳普后学与赖尔—奥斯汀—格赖斯所主导的维特根斯坦后学之间的互动，组成了当时分析哲学最重要的线索。在哈佛大学中，双方都得以很好的展现，而在整个哲学世界里，这种知识发酵更为活跃。哈佛大学的真实情况也越来越多地成为整个美国的真实情况— — 英国顶尖哲学家的访问以及担任长期教授，为美国迅速发展的分析哲学家队伍带来了重要的非实证主义的观点。其中包括安斯康姆、福特、汉普谢尔、皮尔斯和厄姆逊。尽管最后不管就哈佛大学还是就整个美国而言，蒯因—皮尔士学派的逻辑和科学的分析哲学线索被证明是最具实力的，但是对蒯因进行含蓄驳斥的传统在不断增强。为增援卡尔纳普的“哲学将被科学逻辑所取代— — 也就是说，被对科学概念和句子所进行的逻辑分析所取代”［出自《语言的逻辑句法》（The Logical Syntax of Language）（1934，1937）］，蒯因做出了声名狼藉的回应— — “科学哲学就是全部哲学”。而蒯因的这一回应被越来越多地反驳。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分析哲学在美国占据主导地位。得益于战后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以分析哲学为主的哲学类教岗数量激增。美国哲学协会的成员人数从1940年的747人上升到1950年的1 248人，1960年的1 984人，1970年的2 725人，1980年的5 125人。这些数字反映了几个具有实力的分析哲学机构的成长。其中居于首位的是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贝纳塞拉夫（Paul Benacerraf）、伯吉斯（John Burgess）、弗雷德（Michael Frede）、哈曼、杰弗里、克里普克、大卫·刘易斯、托马斯·内格尔、斯坎伦（Thomas Scanlon）以及威尔逊（Margaret Wilson）等人位列其中。截至20世纪70年代末，普林斯顿大学被公认为冠绝群雄。紧随其后的是在科学哲学领域术业专攻的匹兹堡大学哲学系。当塞拉斯1963年协同一群最优秀的年轻哲学家从耶鲁大学来到匹兹堡大学时，匹兹堡大学哲学系已位居优秀哲学机构之列。在整个时期，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在伦理学与元伦理学领域一直享有卓越声誉。当著名的情感主义伦理学家史蒂文森于1946年（从耶鲁大学）来此之后，密歇根大学哲学系就在该领域独占鳌头。另外两个哲学机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康奈尔大学也值得特别关注。在迎入赖欣巴赫和卡尔纳普，纳入蒙塔古和丘奇，并聘请了毕业于本校的杰出哲学博士大卫·卡普兰之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哲学逻辑领域的研究卓尔不群，无人望其项背。随着马丁（Tony Martin）、伯吉、阿尔布里顿及福特的加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成为分析哲学兵工厂中的发电站。与此同时，康奈尔大学在马尔康姆和麦克思·布莱克的影响下已经成为维特根斯坦主义在美国的故乡。马尔康姆曾与维特根斯坦在牛津大学一同学习，布莱克撰写了有关《逻辑哲学论》的重要著作。当舒梅克（Sydney Shoemaker）、唐奈兰以及（后来的）斯托内克加入后，康奈尔大学哲学系取得了持续的优势地位。在1940年到1980年间，其他领先的哲学机构还包括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布朗大学的哲学系。
在这一时期，分析哲学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令人惊讶，它在哲学界的主导地位扩展到整个美国，这种情形可以通过两个迥然不同的高等学府的哲学系之间的鲜明对比来加以说明。第一个是位于底特律市中心的韦恩州立大学哲学系，它主要招收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的学生群体。随着大量可用人才以及年轻热忱的哲学家们的加入，在1955年到1970年间，韦恩州立大学哲学系以无可匹敌的精确、激情和激烈的分析论证著称。在韦恩州立大学取得实质性工作进展的杰出哲学家包括：卡特莱特（Richard Cartwright）、卡斯塔涅达（Hector－Neri Castaneda）、盖梯尔、莱勒（Keith Lehrer）、麦肯锡（Michael McKinsey）、纳克尼基安（George Nakhnikian）、普兰廷加和斯雷（Robert Sleigh）。1967年，顶尖期刊《心灵》就是由卡斯塔涅达（塞拉斯的一名学生）在韦恩州立大学创办的。与之相比的是美国最杰出的精英大学之一的耶鲁大学哲学系的经历。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耶鲁大学哲学系坚决抵制分析哲学的兴起浪潮，将其自身定位为削弱科学主义、强调人文主义和强调形而上学传统的捍卫者。耶鲁大学哲学系在1946年拒绝授予史蒂文森终身教授职位，在1955年拒绝晋升亨普尔，在1963年失去了塞拉斯，在70年代早期拒绝与斯托内克续签合同。仅有三名高级教授的耶鲁大学哲学系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剥夺了任命权，处于破产管理的状态之中。在新世纪破晓之初，它才刚刚开始复苏。这就是美国接受（韦恩州立大学）与拒斥（耶鲁大学）分析哲学的对比。
在交代了背景，给出了研究机构概况之后，下面开始介绍美国分析哲学的主要哲学论题和代表性人物。
蒯因／卡尔纳普有关意义、指称和分析性的论争
逻辑经验主义者卡尔纳普将有意义的语句区分为两类— — 即分析的与综合的— — 综合语句的内容可以根据可证实的观察结果来解释。就此观点，蒯因部分同意，部分反对。他欣慰于可以通过可证实的观察结果来确定综合理论的意义，但他抨击了卡尔纳普基于错误预设对句子所做出的区分。卡尔纳普预设一种科学可辩护的意义概念，这种意义概念可以合理地应用于单个句子，并以此类推。这意味着否定句子或其他表达式可能是同义的，以及句子或其他表达式可以凭借意义为真的主张。而卡尔纳普的回应是，在没有拒斥真和指称的外延性概念的情况下，意义和同义的内涵性概念不能被拒斥。因这一进程太过激进，为此他发展了有关外延概念和内涵概念完整关系的解释，同时也解释了经验证据如何对表达式的语义值施加影响。
作为塔斯基的早期追随者，卡尔纳普在《真理与证实》（“Truth and Confirmation”，1949）中，正确地从诸如确定性和证实等认知概念中区分出了塔斯基的真概念，并主张真理常常被与之混淆。在早期实证主义者对意义的解释中，正是这些混淆阻碍了真理核心作用的发挥。在正确指出此问题之后，卡尔纳普将这一观点作为他后来语义理论的基础— — 《思想自传》（“Intellectual Autobiography”，1963）。（不幸的是，就像其他早期的理论家一样，他错误地将这一工作所需要的真概念当作是塔斯基的形式概念。然而幸运的是，他的语义理论并不依赖于这个错误。）在《语义学导论》中，卡尔纳普提出了他的意义概念的真值条件理论。在《意义与必然性》中，他将其扩展为模态语言。在此书中，他提出必然真由分析性确定。后来，在《自然语言的意义与同义词研究》（ “Meaning and Synonymy in Natural Languages”，1956a）中，他试图阐明，在指称之外，语词的意义何以能够在语言使用者的经验理论中发挥重要作用。他认为，尽管在建立某一给定语词的意义和指称方面存在经验的不确定性，但有一些可靠的经验方法可以为这两个问题提供证据。由此，他得出结论，意义和指称同命相连。因此，卡尔纳普认为，蒯因明显地保留了诸如指称（和真）这样的外延性概念，却忽略了诸如意义和同义这样的内涵性概念，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与蒯因相反的是，卡尔纳普认为，内涵概念和外延概念是科学同等的— — 两者都是需要的，都是值得尊重的。
蒯因的回应是，赞成意义和指称具有同等地位要以同等拒斥二者为代价。这最终是他关于翻译不确定性和指称不可测知性的信条所遗留的问题— — 详见《语词和对象》、《答乔姆斯基》（“Reply to Chomsky”，1969）、《本体论的相对性》（“Ontological Relativity”，1969）和《论翻译不确定性之因》（“On the Reasons for the 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1970）。正如他所看到的，问题在于，无论是赋予句子以相同意义的理论，还是对从句表达式赋予指称的理论，都不是根据证实的可能（行为）材料来决定的。此外，蒯因声称，即便加入所有自然科学语言可表达的真理，也并不能消解不确定性。由于他（大体上）主张所有真正的真理都是由物理真理所决定的，由此他得出结论，无论是意义相同的陈述还是从句表达式的指称相同的陈述，都不具备客观真理资格。
尽管这一观点引人注目，但它并没有被持续赞同。其论证隐含分歧，其中涉及确定性关系— — 不能确定所有蒯因的前提是能够同时证真的（索姆斯，2003b，第10章）。此外，命题的不确定性看起来是自毁的。总的来说，对于意义、指称和真理这类通常概念而言，它们相当于激进的消除主义，此外，还有一个与之匹配的建议，用诸如刺激意义概念、去引号的塔斯基指称概念和塔斯基真概念这类体面的科学概念来取代它们。但困难在于，如果没有蒯因所提出的缩减的概念，那么其学说所依赖的关键论点就似乎站不住脚了（索姆斯，2003b，第11章）。因此，他的立场是否站得住脚，尚不可知。
模态逻辑的奋进与哲学逻辑的兴起
如前所述，在1946年，马库斯与卡尔纳普各自独立地将刘易斯对模态命题演算的公理处理扩展到（带量词的）谓词演算。1947年，卡尔纳普将这种处理方式与一种素朴的可能世界语义学结合起来。然而，这种将量化纳入模态结构的逻辑扩展，激起了蒯因的强烈反驳（蒯因1943，1947，1953）。不幸的是，几十年来，这些反驳都没有被谨慎地厘清。正如伯吉斯（1998）所言，蒯因最强也是最合理的观点是，对模态结构进行量化的形式方法与根据模态逻辑学家所运用的必然算子的内容而给出的非正规的、哲学上的解释之间并不匹配。当被问及：“什么是包含必然算子的系统所形式化构建的逻辑概念”时，回答通常是：“必然性就是逻辑真理”或者“必然性就是分析性”。当然，蒯因对分析性存有疑义。然而令他排斥量化模态逻辑的原因在于，因为分析性被假定为句子属性，那么由必然算子所建构的结构量化意味着“依据意义而赋予真值”，这不是就单个句子而言，而是就包含自由变元公式的一对句子，以及作为变量值的对象而言。蒯因认为这种依据意义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但却没有意义。从原则上讲，无论这种观点是否可以理解，但就当时的模态逻辑学家而言，他们并没有采用这样的处理。由此，他有理由得出结论：量化模态逻辑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基础之上。
更一般地说，蒯因的结论是：指称相同的单称词项的替换无法保真，这样的结构量化（在客观上）是无法理解的。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错误，但多年以来并未被清晰地认识，卡普兰（1986）、卡兹米（Ali Kazmi，1987）、理查德（1987）以及索姆斯（1995）都曾提到。由于这种错误的干扰，模态逻辑的捍卫者，诸如斯穆里安（1947，1948）、费奇（Fitch，1949）、马库斯（1960，1961）和弗洛斯达尔（Fllesdal，1961）都专注于他们所需要的逻辑语言，以包含名称词项（纯粹的称呼）来应对（在指称相同的情况下的）替换失效。然而，对蒯因反对量化模态逻辑的明确回应，不是发明一类特定词项，而是不再视必然性为分析性，是开始将必然性认定为在所有反事实的可能世界情形中为真的情形，以此解释，具有或失去特定属性的给定对象所在的命题在此种情形下为何为真。这些在克里普克的模态逻辑语义学的正式版本里有所暗示的变革，在克里普克1970年的演讲中被明确指出，这一演讲后被结集为《命名与必然性》。卡普兰在1971年的手稿中对此进行了加强，后以《论指示词》（“Demonstratives”，1989）出版。
在克里普克语义学发展之后，哲学逻辑也有了爆炸式进展。建立在普赖尔（Arthur Prior）《时间与模态》（Time and Modality，1957）基础上的时态逻辑以及直觉主义逻辑，都迅速跟进了类似的处理方式。最全面的推进是蒙塔古的阐述。他在20世纪60年代与70年代初出版一系列论文，这些论文后被收录到他的《形式哲学》（Formal Philosophy，1974）中。其中，蒙塔古提出了一个高度概括的内涵逻辑系统，用以作为分析自然语言大片段的语法、语义和语用学的框架。这一工作不仅影响了跟进此项研究的哲学逻辑学家们，而且也为理论语言学的语义研究方法奠定了基础，这种语义研究方法一直持续到新的世纪。现代符号逻辑语言的形式化真值条件语义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塔斯基。之后马库斯、卡尔纳普、普赖尔、普里普克、蒙塔古等人的哲学逻辑研究，将采用这一研究方法的语言结构的范围扩展到时间和时态、必然性和可能性的表达，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卡普兰的《论指示词》扩展了这一纲领，以囊括自然语言中包括诸如“我”、“我们”、“你”、“她”、“那个”、“现在”、“今天”和“实际上”这类指示词在内的语境敏感性语句，这是自然语言的另一个本质特征。可以想及，到20世纪末，后来的学者们可以运用由塔斯基提出的逻辑技术，用来处理近乎全部的自然语言。
对反事实条件句的斯托内克—刘易斯处理方法的发展（斯托内克1968，1975，1978；大卫·刘易斯1973a），是这种新逻辑方法最重要的哲学应用之一。这个分析哲学家们一直以来都感兴趣的问题，在古德曼的《反事实条件难题》（“The Problem of Counterfactual Conditionals”，1947）与《事实、虚构和预测》（Fact，Fiction，and Forecast，1954）中被阐明，但却并未得解。按照被公认为具有显著优势的斯托内克—刘易斯方法的解释，“如果A那么B”为真，当且仅当，在所有A为真的世界情形中，B真比B假更接近于现实世界的状态（相关的相似性关系则取决于话语语境的不同）。除了对逻辑和语义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之外，这一分析方法还具有一定的意义，也即合法化并澄清了在阐明各种哲学重要概念时，反事实条件句的作用。例如，参见刘易斯有关因果性的论述（1973b，1986b），斯托内克有关心理内容的论述（1984），以及刘易斯有关语气的论述（1997）。
戴维森纲领
戴维森在塔斯基的研究基础上，试图为自然语言提供一个有哲学意义的真值条件意义理论，这一纲领与模态语义的目标相似，但在方法上有所不同。然而，在卡尔纳普—克里普克—蒙塔古—卡普兰的传统中，句子的真值是相对于可能世界而言的，此外在许多情况下，还要加上时间或语境。与传统哲学逻辑学家们所运用的复杂的内涵逻辑系统不同的是，戴维森在塔斯基所使用的简单的外延框架内工作。正如戴维森（1965，1967a，1970，1973a，1973b）所指出的，他的目标是为自然语言L建构有限的公理化真理理论，使人们能够从阐释语词和短语的指称性性质的公理中推出，对于L的任意句子S而言为真的T语句，“‘S’是L的真语句当且仅当p”。因为这一理论可以根据语义上的重要结构，给出每一个句子的真值条件，由此戴维森认为，这个理论可以算作L的意义理论。说话者所主张的特定句子为真的条件以及该理论指派给这些句子的真值条件，通过将二者进行对比，他设想了这样一种被经验主义验证的理论。在戴维森看来，正确的意义理论大体上是如下的TM理论：根据这个理论，说话者所主张的句子为真的条件更匹配于如下条件，即TM理论加上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一起预测语句为真的条件。粗略地说，戴维森将正确的理论视为，依据该理论，除了解释错误的实例之外，L的说话者是比其他L的解释更为常见的说真话者。
这种大胆的想法引起了两种反应。按照戴维森的术语而言，第一个尝试是通过给出自然语言结构的分析来实施这一纲领。处理的典型例子是：（i）事件名词和状语修饰，戴维森（1967b）以及希金博特姆（1983）；（ii）命题态度归属，戴维森（1968）、拉尔森与拉德洛（Larson and Ludlow，1993）；（iii）隐喻，戴维森（1978）；（iv）代词，埃文斯（1977）以及希金博特姆（1980）。对戴维森纲领的第二种反应是质疑他将真理理论作为意义理论的基础。戴维森的真理理论强调不指派任何实体作为句子的意义，也不就个别句子的意义给出定理。然而，戴维森最初声称的意义理论的争论在于，知道语句陈述的内容就会掌握有关语言中相关联句子的真值条件的复杂系统。正是这种知识的系统性使他确信，掌握相对于L而言的适当的真理理论TM，就足以理解句子。然而，这是一个错误— — 就像福斯特（Foster，1976）所表明的那样，即使系统地误解了L所赋予的真值条件下的句子，但经由TM理论，我们仍能知了L所阐明之意。尽管戴维森的《对福斯特的回应》（“Reply to Foster”，1976）修改了把真理理论理解为意义理论这一原始论证，但是其新的论证也被索姆斯（1992）证明不成立。从那时起，例如，希金博特姆（1991，2006）、拉尔森和拉德洛（1995）等也提出其他尝试性论证，但这一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时至今日，戴维森纲领仍是对自然语言的诸多语义理解中的一种。作为一个历史问题，由于戴维森纲领在连接不同的传统分支上扮演的角色，故它在美国分析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戴维森纲领对逻辑技术应用于理解自然语言的任务的关注，使它与哲学逻辑学家的更复杂的技术性工作联系在一起。其重点在于对语义能力的解释，这主要依据句子的表面结构与其潜在的逻辑形式之间的复杂映射来完成，这就与倾向于语言学的哲学家们联系起来，与乔姆斯基式的生成语法学家热衷于共同的事业。戴维森对内涵的回避— — 以及他依据真值与指称的外延性概念和句子为真的主张来解释句子意义和信念内容的决心— — 将他与蒯因的自然主义和“逃离内涵”的主张联系起来。最终，戴维森具有系统性的而又逻辑简单的意义理论方法，将他的工作与那些主要的哲学家们联系起来。这些哲学家主要是英国哲学家，但不仅限于英国。他们仍旧主张意义在哲学中扮演着核心作用，并为早期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们的失败而感到沮丧，这是因为日常语言学派的哲学家曾为意义理论提出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方法。
克里普克和语言转向的终结
20世纪最后30年中，最重要的发展是对从克里普克（1980）、普特南（1970，1975a）和卡普兰（1989）的作品中引发的（i）—（iv）论题所提出的挑战。
（i）一个语词的意义不是其指称，而是描述性涵义，它编码确定其指称的充分必要条件。
（ii）因为一个语词的意义是与说话者相关联的描述性涵义，因此意义是透明的。如果两个语词的意义是相同的，那么任何理解这两个语词的人，都能够通过检查与说话者相关联的语词涵义来识别语词。语词意义和心理内容由主体的内在因素决定。
（iv）形而上学中独立于对象如何被加以描述，而讨论有关对象具有或失去其本质属性的主张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一个语词t指称一个对象o，并且“（如果t存在），那么，必然地，t是F”是真的，那么总会有另一个指称对象o的语词t*，“（如果t*存在），那么，必然地，t*是F”是假的。因为在确定对象o的本质属性时，我们给出句子的优先次序是任意的，所以对象具有或不具有这些属性的思想必须是相对于它们如何被描述而言的。
在克里普克对这些学说给出具有启发性的抨击之前，分析哲学家通常认为所有的可能性都是语言的可能性，并且必然的、先验的和分析的是同一回事。即使是拒斥模态的蒯因，也将“必然性”、“先验性”和“分析性”视为相同概念的不同名称。反对这种严格区分的哲学家们通常把这三个概念混为一谈，并继续把哲学工作看成是通过对意义的分析来揭示概念的— — 也即分析的—先验的—必然的— — 真理。
所有这些都随着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直接指称和非描述性这些概念的引入而发生变化。克里普克主张名称和自然种类词都是严格指示词，因此不等同于说话者关联的摹状词，这一观点是导致发生变化的楔子。他接着又用严格指示词来反驳蒯因对本质主义的著名驳斥，这一说法被载为（iv）。o的严格指示词t是那些在对象o存在的所有可能情况下都能唯一识别出对象o的指示词。因此，当t是严格指示词时，对象o是否具有F所描述的性质在本质上等值于语句“（如果t存在），那么，必然地，t是F”是否为真。包含非严格指示词的其他语句的真值，是无关紧要的。一旦这一主张被直视，那么对本质主义可解性的反对就会坍塌（索姆斯2003b，第14章）。
通过运用非描述性语义与改进的本质主义的概念，克里普克接下来展示了后验必然的实例如何生成。如果n是一个名称或者严格指示存在对象o的索引词，F表示对象o的本质属性，并且对象o具有F性质需要经验证据，那么“如果n存在，那么n是F”表达的命题既是必然的又是只能后验可知的（参见索姆斯2006）。突然之间，必然的和先验的不再相同，其中一者或者两者都可能来自语言之外，这种观点成为可以被接受的观点。
通过这条本质主义的路线，后验必然就有了可设想性与真实可能性的区分，也就是说，事情是可被设想的方式与其可以为真（或已经为真）的方式的区分。这种区别通常是根据可能世界，或者更好的表达为可能世界的情形，被加以典型刻画。对于克里普克来说，世界的可能情形不是具体世界的可选择情形，而是抽象对象（参见斯托内克，1976，1984）。形而上学上的可能世界情形是实在的具体世界所应具有的极大完全的方式— — 世界所例示的极大完全的性质。在认识论上，可能世界情形是日常世界能够融贯一致的极大完全的方式，它是世界可以被实例化设想的极大完全的性质，并且人们不能先验地知道它没有或者不能被例示（参见萨蒙1989；索姆斯2003b，2005，2007）。这两个性质集是不同的。正如，有一些性质是日常对象所具有的性质，而有一些性质是日常对象所不具有的性质一样。所以，存在日常世界所具有的特定的极大完全的性质集— — 形而上学上的可能世界情形，以及日常世界所不具有的极大完全的性质集— — 形而上学上的不可能世界情形。正如其中的一些性质是对象所不具有的属性，人们可以设想对象具有这些性质，但人们却不能先验地知道对象没有或不能具有此类性质。所以日常世界所不具有的极大完全的性质集是那些我们可以设想对象具有但却不能先验地知道对象没有或不能具有此类性质的性质集。世界的这些情形是认识论上可能的，但却不是形而上学可能的。在这一图景中，经验证据的推论需要建立在仅仅后验可知的必然真理的知识之上，而这种知识排除形而上学不可能的世界情形，仅建立在认识论上可能的世界情形之上。在这些可能世界情形中，这些必然真理为假。
这是克里普克及其盟友所领导的哲学变革的核心。当这一变革曲终人散时，（i）—（iv）被质疑，并被多次驳斥。最重要的是，必然性、先验性和分析性的解耦扩大了哲学探究的范围— — 包括有关本质的形而上学探究— — 超越了本应基于意义分析的探究。似乎，语言转向已棋逢对手。
罗尔斯与规范理论的复兴
同一时期，在伦理学、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中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向。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是情感主义和可评估的非认知主义的全盛时期。多年来，美国伦理学方向最著名的分析作家之一是查尔斯·史蒂文森，其1937年的《伦理学术语的情感意义》（“The Emotive Meaning of Ethical Terms”），以及1944年的《伦理学与语言》（Ethics and Language），已成为经典。在这些作品中，他认为，诸如“好的”“坏的”“正确的”“错误的”这类评价性术语的功能，不是对世界或行动方案的描述，而是人们对世界或行动方案的情感态度的表达。他主张，包含这些术语的句子并不是用来做出真假陈述的，而是用来表达情感以及引发行动的。因此，关于正确和善的规范性理论不是对象的知识，也不是理性的确证信念，因此也就被排除在哲学范畴之外。正如史蒂文森在他的名篇（1937）结尾所说，“‘x很好’在本质上是一种建议的载体，它不是哲学家们相比其他人而言，更需要做出的陈述。当伦理学到了仅仅是阐明伦理学术语，而不是解释其意义的程度时，那么它就不再是一种反思性的研究。”因此，他认为，伦理哲学家唯一的工作就是解释评价性语言是如何运作的。伦理学早已被元伦理学所吞噬。
这一观点在20世纪50年代发展得更为精细成熟，然而到了50年代末期，这一观点却遭到了著名的“弗雷格—吉奇论点”（Frege-Geach point）的强烈反驳。这种反驳被英国哲学家吉奇（1960）和美国哲学家塞尔（1962）所大力推进。这种反对意见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察：诸如“那个很好”这类评价性语句作为子句的形式出现在更长的描述性的语句中时，它们的意义就会对经由长句子表达所做出的陈述的真值条件提供系统性贡献。当使用评价性语句作为长句的子句出现时，由于评价性语句具有相同的意义，因此其意义不能被任何伴随语句使用的特定的情感反应或行动来识别— — 诸如鼓励或引导选择— — 而是需要通过其自身的表达方式来完成。因此，评价性语句具有描述性的内容或类似内容的观点得以恢复，这就促进了正在前进中的规范理论的复兴。
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从诸如费恩伯格（Joel Fineberg）、布兰特（Richard Brandt）、拜尔（Kurt Baier）和内格尔这些理论家的著作中，人们看到了这种复兴。但最重要的是，人们在罗尔斯的著作中看到了这种复兴。尤其是从他的《作为公正的正义》（ “Justice as Fairness”，1958）、《正义感》（ “The Sense of Justice”，1963），以及他的经典著作《正义论》中，人们看到了这种复兴。无论如何夸大这本书对当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影响，都不为过。但《正义论》充分知晓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以一种合理的、自觉的方法论作为指导，深入研究功利主义、道义论、契约论、平等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概念和历史基础，因此可以说，它为分析哲学带来了有关现有规范性问题基本原理的最有说服力和系统性的研究。
其主要思想是，公正社会是由理性的、利己主义的代理人，在确定支配社会交往的基本规则的公平谈判中，自由且一致地选择出的基本结构。这一谈判过程涉及的选择原则受到罗尔斯所定义的“原初状态”（the original position）的约束。“原初状态”是一种假设的情形，它假设了人们拥有关于人性和社会的普遍事实的所有相关知识，但与此同时，人们被剥夺了对自身能力、需求或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等这些会导致人们赞成利己原则的知识的了解。鉴于这些限制条件，罗尔斯认为，下面这两个一般原则是公正社会的基础。一个原则在于保障每个公民拥有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但这种基本自由需要兼容他人也具有相同的自由。另一个（所谓的差别原则）规定，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职务和岗位向所有社会成员开放），只有在一种情形下是可容忍的，也就是该制度下最不富裕的个体比任何可选择制度下最贫困的个体的境况都要更为优越。这些原则的制定涉及平衡自由、平等和效用，并且在争取权利的同时抛弃了古典功利主义。罗尔斯的观点也可以被解读为是自由主义左翼（但不是极端左翼）的财富再分配论者的现代民主资本主义版本的辩护，而这引发了来自社会主义左翼和自由主义右翼的批评。
其中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经典著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State，and Utopia，1974）是罗尔斯在哈佛大学的同事诺齐克撰写的。《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对罗尔斯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否定批判，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积极吸取。其核心思想是：自由是政治价值的主导。对诺齐克而言，商品分配受到历史性资格这一原则的约束，这一原则与罗尔斯的目的—结果原则相反，是完全程序化的。按照资格理论，任何由一系列公正程序所产生的商品分配— — 包括赋予当事人自愿交换财产的权利（ “成年人之间的资本行为”）— — 都是公正的。由于任何分配方式都会被这种自愿交换所干扰，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一种分配方式— — 绝对平等。差别原则、整体效用、最大平均效用或任何其他分配原则— — 可以构建一个公正社会。这是诺齐克最具挑衅性的结论。
罗尔斯和诺齐克特别将政治哲学，以及一般意义上志向远大的道德理论，直接纳入了分析传统的主流。正如斯坎伦在《我们彼此负有什么义务》（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1998）中，以契约方法履行义务所阐明的那样，政治哲学和道德理论仍然是关注的焦点。发生在法哲学领域的类似复兴，由（美国）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2013）的《认真对待权力》（Taking Rights Seri-ously，1977）与《法律帝国》（Law’s Empire，1986）所引领。德沃金分别于1953年和1955年在哈佛大学和牛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于1957年在哈佛大学法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在1969年，德沃金成功接替伟大的实证主义法学家哈特担任牛津大学法理学首席教授。在那里，他很快就被认为是哈特实证主义的主要批评者— — 这源于他的观点：法律效力涉及对制定法的制度来源的忠诚问题，除了一些边缘问题之外，法律效力独立于实质性的道德考量。与此相反，德沃金主张“建构性解释”的理论。这一理论主张，原则上，无论是法律内容，还是法律内容在具体案件下的应用，都不是由常规的应用程序以及法律规定所完全决定的— — 它们独立于任何对特定法律实践结果的道德评估，也独立于任何有关于这些结果如何对带有法律颁布者意图的社会目标施加影响的判断。对于德沃金而言，在融通过去的裁定结果与现有的法律实践时，所有裁决都要求法官在实质性的道德问题与现有的法律历史之间做出权衡，以达到最公正和最合乎道义的原则，从而实现法律的正当目标。在此限度内，这是合理可行的。虽然这一过程似乎允许在特定案件的裁定结果和涉及这些案件的法律内容方面享有特别的司法自由裁量权— — 这令不同派别的政党所兴奋或惊愕— — 但德沃金并不这样认为。德沃金融合规范与实际考量的理论决定了即使在“疑难案件”中都有唯一的裁定结果，他不认为法官有权创造新的法律（或在法律之外裁定结果）。并且他认为发现已经成型的未公布的法律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以此为由，他对这些进行法外裁定的法官们进行控诉。在所有这些方面，他为过去半个世纪盛行的自由主义左翼的法理学实践提供了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哲学基础— — 这与罗尔斯为自由主义左翼提供的对具有自由市场经济特点的现代民主福利国家的合理化理解方式是极为相同的。尽管由拉兹（Joseph Raz）等人所引导的，关于德沃金观点的辩论是非常激烈的，但它似乎并没有像罗尔斯—诺齐克的辩论那样，一直承载着政治上的输送。然而，从1975年德沃金开始在纽约大学法学院工作成为弗兰克·亨利·索默法理学讲席教授开始，到他1994至2011年担任哲学教授期间，与他有关的激烈争论都并不缺乏。
分门别类
截至20世纪末，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分析哲学的现有研究项目的扩展，可以囊括几乎所有传统哲学所关注的课题。在形而上学上，物理主义、时间与空间的本质以及物质的构成问题，都被激烈辩论，其中至少有一个成熟的形而上学体系— — 由大卫·刘易斯所创建的— — 占据了舞台中央。在认识论上，由盖梯尔在1963年提出的盖梯尔问题，所引发的有关超越真理、信念确证以及知识构成的讨论卷帙浩繁。诸如戈德曼（Goldman，1967）和德雷特斯克（Dretske，1981）在其著作中所主张的，盖梯尔问题的一个核心思想是— — 知识是由正确的方式所引发的真信念。另一个革新是语境主义，这在科恩（1986，1988，1998）和德瑞斯（DeRose，1992，1995，2002）的著作中被倡导，后由刘易斯采纳（1996）。根据语境主义的观点，谓词“知道”（know）中所包含的证明标准相对于话语语境的变化而言是敏感的。这对各种认识论问题，包括怀疑论所构成的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在心灵哲学中，哲学家们围绕着一系列相关话题展开了生动而激烈的讨论：有关心灵状态的功能主义讨论［例如，普特南（1967a，1967b）、杰瑞·福多（Fodor，1968）、刘易斯（1980）］；心灵计算理论［例如，福多（1975，1979，1983）、塞尔（1980，1984）；心灵内容的科学可接受概念（例如，伯奇（1979）以及福多（1987，1990）］；意向主义［其观点是：心灵状态的所有内容都是其表征内容，诸如哈曼（1990）、泰伊（Tye，1995）、德雷特斯克（1995）、伯恩（Byrne，2002）］；有关现象的质的讨论［所谓的“感受质”（qualia）］［诸如内格尔（1974）、舒梅克（1982，1994）、沙（Thau，2002）］以及意识的本质［例如，莱康（Lycan，1996）］。伦理学见证了功利主义的激烈论争［例如，谢弗勒（1982）与卡根（Kagan，1989）］，以及复杂的元伦理学理论的发展［例如，哈曼（1997）和吉伯德（1990，2003）］。在科学哲学领域中，没有什么能像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那样引人注目。然而，由逻辑经验主义者所拥护的一般的科学概念，可能是语义实在论与语用证实主义的结合，这由范·弗拉森（Bas van Fraassen）在《科学的形象》（The Scientific Image，1980）的建构经验论中提出。从那时起，科学事业的总体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演变成更具专业、高度集中、研究单个科学领域的具体问题。
这只是美国分析哲学家们巨大的研究范围和多样的研究课题中的一个小样本。除了少数领域— — 最为显著的是宗教学，或许还有美学— — 值得怀疑的是，任何哲学话题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如此多的关注。即使是在宗教学和美学方面，这种情况也得到了改观，这源于一些卓越的分析哲学家的工作：宗教哲学方面的普兰廷加、阿尔斯通（William Alston）和范·英瓦根；美学领域的沃尔顿（Kendall Walton）、丹托、卡维尔和齐夫，以及在电影美学方面做出研究的威尔逊（George Wilson）。如果说当今的分析哲学领域存在一个系统性问题的话，那么这个问题不在于对学科领域的忽视，也不在于缺乏处理不同问题的方法，而是在于在这个空前丰富的时代中，对那些历来被哲学家们众所周知的论题给出统一的综合性概述。
质量、数量以及身份
在20世纪初，除了独自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米尔福德工作的隐士般的天才皮尔士之外，美国的哲学实质上是哈佛大学的哲学— — 美国哲学主要由实用主义者詹姆斯、绝对唯心论者罗伊斯和实在论者佩里所主导。分析哲学在美国尚未存在时，作为其先驱的实用主义，却已达到了顶峰。半个世纪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初，最后一位伟大的前期分析哲学的实用主义者C.I．刘易斯，从哈佛大学退休，将哈佛大学哲学系交到蒯因手中。蒯因是美国第一个世界级的分析哲学家。虽然哈佛大学仍然是分析哲学的中心，而且在未来的20年里仍继续保持这一中心地位，但是随着来自欧洲的学者的加入以及大量本土学者的辅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康奈尔大学、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以及其他一些机构，都建立了坚实的分析哲学基础。20年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哲学是分析的哲学，而分析哲学领导地位的接力棒已经传递给了克里普克和大卫·刘易斯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
那时，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张导致了专业哲学家数量的激增，并且促进了许多卓越的具有竞争力的哲学中心的崛起。这其中包括强大的匹兹堡大学哲学系和虽然机构不大，却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麻省理工学院哲学系。这种趋势持续到21世纪之初，那时纽约大学哲学系和罗格斯大学哲学系，这两个新的哲学机构上升到了顶峰，而哲学家的数量仍在持续增长。那时，拥有卓有成效的研究生课程的实力较强的哲学机构的数量已经上升到大约20个，而具有卓越天赋的哲学人才远远超出了这一范围。如今的哲学家们已完全专业化，而他们以专业哲学家为主要受众的研究工作则更为精专。
虽然哲学天才的出现是不可预测，而且难以量化的，但整个美国总体的哲学质量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然而，真正令人震惊的是数量的增加。正如前面所说，美国哲学协会所报告的会员人数从1940年的747人上升到1980年的5 125人。在1990年，这个数字是8 336；在2000年是10 474；而在2006年，这个数字超过了11 200。其成员不仅仅是教师。其中很多人积极参与研究工作，并定期发表文章。因此，毫不奇怪的是，为与之适应，哲学出版媒介的数量也在增加。例如，《美国哲学家词典（2004—2005）》（Directory of American Philoso- phers 2004—2005）中报告了位于美国的267个哲学出版期刊和168个哲学学会。
尽管这些数字看起来不高。只关注美国是错误地假定了如今有一个独特的美国哲学界，这个学界产生了它自己可辨认的哲学类型。然而，并非如此。今天的美国哲学是分析传统下的哲学，这是不可辩驳的。但分析哲学不再仅仅是美国血统，它并不与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甚至是日益庞大和数量众多的非英语国家飞地的分析哲学存在本质差别。当然，美国分析哲学的规模和影响要比其他地方大得多。但分析哲学绝不仅仅是美国人的专利。越来越多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分析哲学家组成了一个唯一而又完整的学术团体，他们在其中来回穿梭，自由交流。美国是这个学术团体的中心，但它并没有定义这个学术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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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杉杉译，刘靖贤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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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Scott Soames，Analytic Philosophy in America，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p．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