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版前言

《教义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一版自2010年出版以来，已经过去四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原作中有些表述需要纠正，有些内容需要调整，有些错别字需要改正。因此，利用修订之机，对本书进行了局部的修改，由此形成本书的第二版。《教义刑法学》一书是我近作中较为满意的一部作品，也反映了我近年来对刑法学的最新感受与领悟。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教义刑法学》一书是我在吸收德日刑法知识的基础上，试图将其融入我国刑法学，作为推进刑法学术发展的一种尝试。

《教义刑法学》的核心是“教义”，即德文Dogma。对于Dogma一词的中文译法，王世洲教授力主翻译为“信条”，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论证。^[1]王世洲教授在论证Dogma应当翻译为“信条”而非“教义”时认为，除了历史原因以外，一个重要理论就是：“信条”是非宗教的，而“教义”一词来自日本的转译，本身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其实，“信条”与“教义”相同，也都具有宗教背景。例如，“百度知道”对“信条”的解释为：（1）宗教信仰的条文或体系；（2）可指普遍相信的任何原则或主张。^[2]由此可见，“信条”一词在德文中也许与宗教无关或者如同王世洲教授所说的，是平行发展的。但在汉语中，“信条”一词的宗教色彩与“教义”一样，都是十分强烈的。即使“信条”一词没有宗教色彩，我也认为“教义”一词是更为合适的。因为，教义刑法学中的教义，是以对刑法法条先验地假设其正确为前提的，根据康德的话语，教义学是对自身能力未先予批判的纯粹理性的独断过程。^[3]而这恰恰就是一种宗教的态度。因此，刑法教义学中包含了一种对待刑法法条的宗教信仰般的学术情怀。正如冯军教授指出的：

在传统上，刑法教义学将现行刑法视为信仰的来源，现行刑法的规定既是刑法教义学者的解释对象，也是解释根据。在解释刑法时，不允许以非法律的东西为基础。对刑法教义学者而言，现行刑法就是《圣经》。因此，人民把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对现行刑法进行阐释的学问，称为刑法教义学。^[4]

在刑法教义学的语境中，刑法法条是解释的对象而不是价值判断的对象。有教义的刑法学与无教义的刑法学之间的区分，恰如有宗教信仰的人与无宗教信仰的人之间的区分。以往我国的刑法学是一种没有教义的刑法学，因此，这种刑法学缺乏内在逻辑的自洽性，缺乏整体知识的体系性，缺乏基本立场的一致性。

当然，刑法教义学与刑法解释学具有性质上的相同性。刑法教义学只是与刑事政策学、犯罪学、刑罚学以及刑法沿革学之间具有区隔性，但与刑法解释学则是一词二义而已。因此，并不存在一种刑法解释学之外的刑法教义学。在这一点上，应当听取张明楷教授的忠告：

不要试图在刑法解释学之外再建立一门刑法教义学。^[5]

不过，我宁可将张明楷教授的这句话反过来说。这就是：

不要试图在刑法教义学之外再建立一门刑法解释学。

这就是我对刑法教义学与刑法解释学之间关系的态度。

此为第二版前言。

注释

[1]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2卷），王世洲主译，主译者后记，701～703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2]见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oCW4QZBqk YpOV0KI2LwF0＿WREqiNYn3bm-RWv Yh 4FsXsEfTx3Ro6sgeJP9bBJMji7jmlf-1REoJXh4f tvUQqh＿，2014-04-18。

[3]转引自［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4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4]冯军：《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载《中外法学》，2014（1）。

[5]张明楷：《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载《中外法学》，20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