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都

宁都的宗族、经济与庙会^[1]

劳格文

我们选择宁都作为赣南的第一个县一级系统研究的县份，是基于该地悠久的历史和地理位置。自西晋开始一直至后周（265—960）都有“宁都”这个名称，宁都还包括宁化以东的石城。假如说，福建的宁化与长汀和江西的宁都与石城均属客家人的语言、文化形成的核心地区，那么对宁都的研究将为我们了解客家核心地区文化如何分化发展提供线索。我们并没有失望：虽然由于移民的缘故，特别是来自长汀的移民使宁都的南面于清初出现了新的客家群体，并成为地方上的大多数，宁都的文化和经济处处表现出它为江西的一部分。首先其货物便是主要通过梅江和贡江再到达赣州及其他地方。宁都的主要神明———老官、七仙、汉帝、许真君明显是“江西制造”。宁都的宗族常声称自己可推溯到唐或宋，大体上它们比闽西的宗族更古老和更成熟，特别是当我们与长汀比较时。傩剧在宁都南部的遗迹是宁都的地方文化之相对古老的另一个显示。

选择宁都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是刘劲峰的家乡。刘先生热情地到县内24个乡镇找寻作者，找到以后，又耐心地指导工作，包括漫长、艰辛的调查访问和写作过程。除了写县城的文章，如庙宇、湖南剧的专题以外，还有数篇专注于乡村宗族和四篇关于商贸的专论。其他的文章均描述由墟市演变成的乡镇的宗族、经济和节庆。在理论上，本论文集可以根据上述这些主题来组织，又或以地方行政区划作为组织原则，但最终我们选取了以地理做机械的划分。为了避免此举之随意性，我们将按上述的主题作为组织原则介绍宁都部分的内容。

一、宗族

据刘劲峰《宁都历史地理概要》的介绍，宁都的宗族均把它们的历史上溯至唐宋，这与闽西以宋末明初作为起步的时间明显不同。问题是：它们的宣称有多可靠？又如何反映在它们的本地宗族文化当中？首先可注意的是，宁都的族谱大抵于较早的时期开始修撰，至它们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修时，多已是第十五或十六次修谱，以下的表乃基于一些有具体族谱历史的文章为我们提供的一些基本资料。

单看版次的数目已是惊人，而且差不多所有的当地宗族都修了新谱，并同时保存了老谱。廖氏宣称他们早于唐末（879）已到达中坝，是否能证明不得而知，但邓文钦与廖近远《黄陂中坝的宗族、墟市与庙会》所提及的廖氏之宋代十二进士却于《宁都直隶州志》中考据得到。廖氏族谱于宋末至明中叶期间（1265—1458）都没有修订过，这说明始自元朝的打击一直延伸至明代。廖氏的宗族重建始于明中叶，即当廖氏于1459年建设起他们的第一间房派分祠，亦是在他们四修族谱后的一年。万历年间，廖氏又建设了四座分祠和一座开基祖祠堂。现存的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版本的廖氏族谱列举了廖氏当“牙人”的七个商人，他们于顺治九年（1652）负责代收当地市场某些货品的税项，名曰“落地税银”，税款先交给开基祖的祠堂，再转交有关政府部门。同一部族谱又罗列了不少于二十一间庙宇，由族人建设，最早的一间为关帝庙，建于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至清宣统元年（1909）又多列了七间庙宇，还有十三间“社坛”。

曾文明《大沽霁的胡氏宗族与民俗文化》所描述的霁村之胡氏宣称：他们的开基祖胡伯原于十二世纪到荒芜的竹子坝打猎。夜幕低垂之际，其猎犬不肯回去。及至问它不离去的原因是否与该地之优质风水有关，它才三点头。胡氏又称，于八世即宋末之际，出了一位县令；于十一世明初期间，又出了一位县丞。他们于十六世（1441—1494）和二十世（1700—1777）分别出了两位进士。自明天顺四年（1460）开始，胡氏便定期修撰他们的族谱。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所撰的一个序却表示已一个世纪没有修谱，而且许多资料已于改朝换代时的战乱中丧失了。他们的二十世祖胡汝梅因此要远赴吉水，寻回失去的万历版族谱。康熙三十七年（1698）所撰的一份《祠堂记》表示，主要的老祠原筑于水口，后因地过于狭隘而移建于今址。作者以原挂于族祠上的堂匾之嘉靖题词推断，祠堂亦建于明嘉靖年间。十六世纪初（正德年间），已开始用土地出租之收入（多租给本族人）来支持后代进学。族人又于清初在县城建考寓，方便子弟赴考。最有趣的是，现约三千二百人口的胡氏宗族居于三十多个自然村落，当中大部分是单姓村落，由一房或多房共同居住，极少与其他姓氏一起。

邱常松的文章《洛口灵村的邱氏宗族与民俗文化》介绍了他自己宗族（一个本地宗族）与县城房派分支混合的有趣的故事。宁都的邱氏以为自己是邱崇之后裔，唐乾封二年（667）因直言而忤高宗被谪贬虔州（即今赣州）。其子文仲，生于唐嗣圣元年（684），被认为是迁灵溪村（灵村古称）之开基祖，唯这项宣称的最早之根据为明嘉靖十四年（1535）版的《灵溪丘氏宗谱》的一个序文。^[2]灵溪村的十五世孙迪诚兄弟被认为于南宋开禧元年（1205）迁往县城，族中几乎所有的进士———宋朝四位、元朝三位、明朝两位都是出自县城一系。直至清一代，邱氏一族中进士人数暴升，本地（灵村）一支才能分沾光荣。邱常松以为真正从事宗族重建的是县城一系的有名族人邱维屏（1614—1679）。^[3]他在一篇撰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的《迁徙总图考》中指出，文仲公的后裔分布在二十三个不同的地方，最远的在广东。当时宗族人口多至三千人，至1917年版的族谱就提出了五百五十多处居住地，据邱常松说现有一百三十万人宣称为文仲公之后，当中四十五万人在四川，二十万人在台湾，十二万人在福建及湖南，十一万人在广西，十万人在江西和广东。1997年，台湾的回乡寻根觅祖人士捐资三十万人民币，全面维修灵村两祠堂。^[4]

被选中做仔细研究的四个宗族，其中东龙的李氏非来自本县北部，这并非偶然。首先宁都的南部于十七世纪即被客家人“入侵”。一如胡氏宗族，东龙李氏的开基祖亦是来打猎并听从猎犬决定不再返回石城。据说此事发生于宋初乾德三年（965）。李氏后来取代了当地的刘氏与曾氏，因为他们（刘氏与曾氏）怠慢了一位风水先生而李氏却热情招待了他三年。李氏的第一次修谱和建设宗祠都是由明初十七世孙思常兄弟主持的。李氏于明初共出了三位举人。清初的进士是有名的李腾蛟。位于东龙中心地带的市场也由李氏宗族控制。全村分为三甲，庙会亦以甲为主持单位，每甲轮流当首。外姓人没有入甲的机会，但可以在游神的沿路上摆设供品。

上述四个宗族的历史与刘劲峰在“客家传统社会丛书”第1卷的《赣南宁都县洛口乡古夏村的民俗文化》一文中所描述的古夏李氏之间的相同处值得注意：彼此都是晚唐开基而传至今共四十三世，第一次修谱在南宋淳二年（1242），而往后共有十三次增修，十七世以后元末期间宗族没落，宗族重建于明，第一间宗祠建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族内的“甲”制把其他姓氏排拒于外。刘劲峰引用的古夏村李氏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所订立的《条规》显示，古夏村的制度以立约模式实行，祠堂为约规存放地。每甲轮流替地方政府收取税项。刘劲峰写道：“由此可见，古夏所谓‘甲房’实际是户籍管理‘甲’与氏族管理‘房、祠’相结合的产物。它的建立不仅使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得到进一步健全，使国家权力深入农村每个角落，同时也使氏族权力得到进一步加强。”^[5]很明显，宁都的古老宗族自始全面地参与了宋及宋以后新儒家对中国社会的一个改造———以宗族结构和祖先崇拜为中心。

刘劲峰所展示的这种哲学上预设了立场的改造以及建立地方政府的重要第一步，对宗族与行政结构在明代中国社会的产生中之结合这一事实，有不可以低估的重要性。回到我们这个论文集，上述事实在宁都一县中比闽西各县包括宁化来得更清楚。^[6]

二、经济

我们已提及几个宗族控制地方市场的案例。在长胜镇的九十六间店铺中，有二十九间属于黄氏宗族（当中有八间是赌场或烟馆）。武姓则有十九间（六间是酒店）。邓姓有七间陶瓷店，邓姓人还做“六种行”的牙人。牙人必须花重金到县衙购买契约，购得后经营资格可代代相传。据宋拔偕《赖村宋氏宗族与民俗文化》称，赖村镇中五十六间店，宋氏族人占了四十间，其中三十八间还是用宋氏宗族的族产建造的，租金归宗族所有。墟场的管理由宋氏宗族的二十四位长老（包括正、副族长）推举出来的四位侠士负责。他们有权于祠堂中审判滋事者。外地人开的十四间店铺经营制药（三间）、染布（二间）、做木工（一间）、打铁（一间）、缝衣（二间）等项目。赖村一如宁都的其他墟市，建有一座老官庙（本书中其他的例子如会同乡、小布乡、田头乡及长胜镇）。宗族拥有的店铺之租金用来支付七至八天湖南祁剧，每年在四月上旬演出。赖村本身只出产农作物。农闲时农民会从本地肩挑鸡鸭等到三百里（150公里）以外的长汀，回来时购回食盐在本村或邻村销售，来回一趟需八九天。也有人从邻近墟市收购红糖，挑去二百里（100公里）以外的吉安、永丰出售，再购回茶油、白棉布在本墟出卖，来回一趟需五六天。

大沽乡是其中一个主要的茶油出产地。曾文明的《大沽霁的胡氏宗族与民俗文化》描述了整个榨油的经过。夏布的主要原料是苎麻，在邻近的墟场如永丰县等地购买。霁中心村的中老年妇女负责绩线，男人负责排线、上浆，年轻妇女上机织造。商会每年都斥资请戏班唱戏一个月以庆祝老官神生日。小布乡是宁都北的粮、茶油、土纸、夏布、木、竹等的中心市场。它有三百六十间店铺。货品沿着小布河及通往黄陂、大沽、永丰的山间小道运往县城及周边地区。清嘉庆十七年（1812）所建的真君庙———万寿宫位于市场中心，旁边还有三座庙，各有自己的庙会：（1）正月要为石仙爷唱线班（木偶戏），石仙爷原为从河坝上拾得的一块像人的石头；（2）五月二十四日至六月初二的老官庙庙会要演七至十天戏，由各行各业的商会支付，在庙门外的戏台上演；（3）八月地方的家族会出钱演十二天的戏，献给许真君的十二位结拜兄弟。三间庙的庙会均由七十二村半及各行各业自行推举出来的数十名代表经营。他们分为六至七组，轮流筹划与组织工作。由于当年许真君万寿宫建庙多余的钱由各村平分，而东岭村的林姓自称富足，只领了应领的一半，此后每年集资唱戏也就只出应出的一半钱，故称“半村”。

县城以南的田头乡街上有六个主要墟场，分别为蔗糖、牛肉、鱼苗、鸡禽、粮食、草席的市场。糖要以杉木制的桶装好，每桶100斤，1947年时每桶雪花（蔗糖的一种）约值七十银圆。糖由木船运往赣州，再转运闽、粤等地甚至上海、海外。北面的县城如南丰、南城的人会成群结队地用独轮车到田头来贩糖外销。田头也是宁都县唯一一处宰杀老弱残牛之地。全墟只有黄姓方有世代相传的宰牛权。他们的“牛岗契”是由嫁到当地的一位黄陂女子给予的。每年的二至四月，春耕季节会停止宰牛。当地人要远赴九江去买鱼苗，养成之后再销往县内及赣南各地甚至漳州。田头墟市商业分为行商、坐商、笼担三种：（1）行商用船把本地农产品运往赣州及南昌等地，回来时运回南杂货（即副食品）或小百货（俗称广货）卖给坐商；（2）坐商指在田头开店的经营者，包括四十二家酒店、二十多家猪肉案、十二家布店、九家南杂货店和七家药店；（3）笼担即肩挑箩担，在墟上摆摊设点销售南杂货、广货、药材及各种土特产。布店多由乐安人或县城内的人开，且多有染缸自染色布。

彭月生在《石上镇的墟市、寺庙与民间风俗》中忆述，他的曾祖父是三代推独轮车家族中的第一代。推车者常结伴到长胜、竹笮买红糖，再推到上杭、长汀等地发卖。回来时又买食盐或桂圆干、荔枝干，卖给当地商人。来回一趟要五六十天。他们也会到南城，来回便要三个月，每人要带上三套衣服和六七双草鞋。出门前还要在神台“装老官灯”，天未亮时出门，以免碰见女人或听到不吉利的话。他们至少十人一组，当中有一名领头人。到了目的地后，要分头去尽快把货卖完，还要帮未能卖完的人去卖，以便能尽早回家。所有推车的人都没有田或地。据张长生与邓诗墅《长胜镇的墟市与庙会》描述，长胜镇的肩挑者担红糖到乐安，再担回布匹，担红糖到南城，再担回药材，路程三百多公里，来回需时七至八天。本钱少的穷人多先挑便宜的货如大米，再挑油，以谋更大的利润。通常挑往长汀的有大米、豆子、鸡、鸭、油、糖、陶器等，挑回长胜的多为食盐、闽笋、胡椒、鱿鱼、海带等海产。每年八月十五，打担工都参与一项摇扁担活动，届时会召请月亮姑姑下凡，由两位未婚男青年抓着一根新扁担，当扁担越转越快至不受控制时，表示扁担仙已下凡，使扁担成为最好的。扁担和箩筐要挂在没有女人，特别是没有孕妇跨过的地方。过年时，打担用具要全部贴上红纸，新年后的第一次出门要选好日子，从大门出去，路上不能碰见女人。

张长生和邓诗墅同时写了一篇《长胜窑下传统的制陶业》。各种的陶制缸瓮器皿最远能卖到河北。农闲时农民会肩挑陶器到瑞金、广昌、长汀等地。瑞金的小贩常带一些杂货如用泥制造的可吹响的小动物形状玩具来卖，再挑陶器回家销售。长汀的小贩则会带来闽笋、茶叶。石城、雩都与赣州来的都是批发商贩，他们吃住在窑老板家。石城商贩会带来土纸、豆豉。雩都商贩则用船带来石灰。赣州的带来百货销售，再将陶器大批拉回。宁都县城的商人则将需要的陶器列出清单给窑老板，将货物运往北面。窑下村的父母喜欢看到小孩弄得满身是泥，认为是好事。窑下陶业世家有八九个姓氏。拜师学艺先要到老官庙拜张罗明祖师。庙的正中是罗明菩萨，右边是老官菩萨。庙宇相传是明中叶的一名窑老板所建。看庙的人须为老板们推荐的德高望重的长者，他还要负责供应各窑的“打冷火”所需的120捆草柴。每烧一窑产品，窑老板要给老官上供一定的供品，作为对罗明祖师的谢意。烧窑之前，老板要亲自到老官庙杀鸡烧香。张长生和邓诗墅写道：“商贩也非常信奉老官，特别是一些船运的大商贩，在出船之前定要到老官庙点烛燃香……出船前，还在船头点烛插香贴红纸，鸣放鞭炮。”每年九月初的老官庙庙会由窑下大老板轮流主持，并确定唱戏的本数。一般四条龙窑各点一本，赣州、雩都、瑞金、石城、县城的客商各点一本，窑下蒸酒、做豆腐的合点一本。挑陶泥用的撑杆被称为“三君九头目”：三君指吴真君、许真君、太上老君，九头目指萧老官、王都督等。王都督是修筑万里长城时的小吏，他设计出撑杆以便民工用以顶着担子休息而泥土不会倒出。大家都把撑杆当作王都督的化身。烧窑时若碰到困难，须到附近坟墓去偷棺材盖烧或杀黑狗献祭以祛邪。众多陶器中有一种叫禁罂，供给病人和命中犯血光之灾的媳妇存禁。存禁即把灵魂藏到禁罂里，经道士画符盖口后，即使城隍庙的无常小鬼也抓不走其灵魂。

整个种植甘蔗与制糖的过程在曾诚钊的文章《宁都竹笮乡的传统制糖业》中有一详尽的交代。甘蔗地须两年轮作一次，种满两年的蔗田要隔种一年花生、番薯、豆子。熬糖师傅可得双份工资，他的得力助手打泡工则享受倍半工资，其余十人各得一份工资。土糖由车运至南昌、樟树，或由船装至赣州，或由三至五人一组肩挑至吉安、汀州。竹笮乡十多家糖行分布在四个产糖村。糖行有固定的场所、客商、秤手和木桶。糖行在甘蔗成熟而尚未压碾前派人到糖农家逐户上门议价、订购和付订金。土糖收成后须按合同把土糖送到糖行，糖行用七十四斤的桶；当中半斤为糖行之手续费。大多数农民都会选留上等甘蔗连叶埋到地下。榨蔗一般是一家一户轮班，轮到时，须办一场酒席，称榨蔗酒，给参与工作者。酒席前先在老官菩萨前杀鸡，并把血滴在老官前、绞石和四根架木上。榨期每天早晚向老官烧香。如某日的出糖率高，便称此日所产之糖为“老官糖”。

据邱维汉与阮春妹的文章《钓峰曾村的鱼苗生产与民俗文化》，曾村的鱼苗生产行业技术是由一位东龙老头讨饭时带来的。他受到热情款待，为报答曾村而把祖传的生产鱼的技术传授给村民。他由于破坏村规向外人传授了技术，便不敢回乡，由曾村村民轮流供养他。以后他去世，村民又于村头建了一座小庙纪念他。每到鱼繁殖时，养鱼户须到庙里上供。清朝时，村民会走到三百公里以外的九江去买鱼苗。民国时期，他们行经黄陂、永丰到吉安去买，若买卖不成就坐船到樟树。挑担鱼苗需要特别的技巧。五人一组，有一人挑“干担”，即挑挑夫们的换洗衣服和鱼饲料，他亦同时当鱼医生，当鱼苗出现异常情况会懂得如何及时救治。鱼苗被担回曾村以后要存放两星期，每天喂给鸭蛋混米浆，直至鱼苗有筷子头般大小。用来装鱼苗送至邻近的县份（如宁化）的鱼箩高约二尺，口径和底径六寸，以圆竹编织，内壁贴有多层桐油纸。出门贩运鱼苗和把婆投放到寮塘里产卵时，家人要到村头老官庙去上供，婆寮塘边还要另设老官灵坛，初一、十五须备上几样供品。一如其他的老官庙，老官坐中间而两边分别是“千里眼”和“顺风耳”，管提供给商人市场上的信息。过去每年的正月初十到十五，曾村五姓代表会抽签确定福神庙的菩萨到各姓祠堂轮坐的次序。庙会期间每天都演戏，菩萨轮流到五姓祠堂坐神一天。至十五日再抬神明到各祠，家家户户以备办酒席结束。

据卢炳遷的文章《宁都梅江河与商业、商俗》，1947年以前宁都内的梅江全长142公里，从北向南流，常年通航，全县江河及支流可通航的里程达580公里。以篙撑为主的竹筏适合梅江支流的运输，顺流而下可载3吨，洪水季节可载4吨，逆流可载2．5吨。大米与烟叶会用这个方法运至县城，再转由常年可载20吨、洪水季节30吨的木帆船运至外县。1937年，全县共有45艘这样的船只，运载煤油、大米、食盐、烟叶、布匹等往返宁都和赣州。县城内有三个码头：一个竹筏码头和两个船码头，各有特定的运载货品。其中阳和门码头由周步郁管理，他在赣州亦开设了一个宁都码头。县城内共有店铺六百间，每条街道的大门都与特定的商行有关。输入宁都的货品主要有米、盐和油，输出的则有杉木、粮食、夏布、土纸、烟叶和红糖。1928年共有十五万根木材，扎成25米至35米长的筏，流放到赣州，再转销到广东。赣州商人在宁都买的米亦用同样的方法运输。由苎麻织造的夏布非常流行。民国初期，全县有土木机九百多台，纺织出来的夏布经水路运到南昌或由陆路肩挑至长汀。县城内在清末民初还有兼营染布的大小布店二十间。染布用的白棉布多从临江经吉安、赣州输入。染料则用本地产的土靛，将草本植物“蓝叶子”浸泡在三合土的大坑里加入石灰而成。南城、南昌、清江的商人和工人都有自己的会馆与相关的神明。清江人的临江会馆安有三皇神像，南昌人的洪都会馆安有许真君，南城人的建昌会馆则有药王菩萨。八月初一许真君的庙会为宁都最大的庙会。

三、神明与庙会^[7]

正月的庙会必然有演戏与神明及花灯巡游的节目。邓文钦与廖近远《黄陂中坝的宗族、墟市与庙会》中所写的中坝村，正月的花灯巡游要花上一星期（初八到十五），而且极有特色。正月十三日晚上，廖姓要把福神菩萨从螺山庙中抬出来游街和游每个自然村。正月十五日元宵夜福神要再次游村，但方向恰好相反，与灯一起游。在霁村，除了正月十一日至十五日晚上把菩萨抬到全村各处巡游外，还要在大祠堂内的戏台上唱“福神戏”。在田头乡，正月十一日先在城隍庙戏台演出十二天，再往汉帝庙戏台演十二天，二者均是永久性戏台。正月十二日和十五日两天，墟日会有二十四台“古史”（故事）的游行。第一台是《天官赐福》，两天都有，其余的在正月十五要全部更换，称“不食旧饭”。正月十六日，汉帝庙、老官庙、七仙庙、东岳庙所有的五十三尊神像要全部洗刷一新，有穿戴的换上新的衣帽，并按上述次序坐在小木轿上游行。东岳大帝压阵，因为他是“百鬼之帅”。

在小布乡，七月十五是商人付钱请道士在许真君的万寿宫打醮的日子。最后的节目是道士拖着鸭子，串街过巷去赶鬼。店主在店门口等着，然后叫出逢凶化吉的话语，并把预先准备好的水倒出去，再关上门。七月十四日要用鱼、鸭和茄子祭祀祖先，因为第二天他们要去“买子孙”。“请祖公祖婆吃秋（天）茄，多买子孙，少买姑婆。”七月十五日傍晚，又多于三岔路口烧“路纸”给无祀鬼，但无须供品。在石上镇，七月十五日是敬祖节，会烧给祖宗一大纸包的纸钱，以便他们代买些好子孙回来。在宁都城关，七月十二日要将神龛及木主洗刷洁净，并将祖先遗像挂起以迎接祖先回家。七月十三日、十四日的早、午、晚三餐都要先敬祖先。七月十四日是祖先往离县城二十里的赖坊村许墓旁赶墟买子孙的日子，所以早餐要提前于黎明前吃完，并要在神案前焚烧纸制的罩马子，当中装满金银纸锭、冥币、烧纸等。商人那天会在墟上听到许多鬼话。及至中午祖宗回来，午餐时加“粉干”。七月十五日中午是送祖先回墓的日子，午餐丰富，要宰鸭，把血滴在有名字和地址的钱包上再烧掉以送祖先回墓。在长胜镇，七月十二日至十五日，福林寺的和尚要组织游佛念经。和尚先派人将佛牌送到各家各户，然后再逐家逐户到佛牌前念经。佛牌到后，每天早晚全家大小都要在佛牌前作揖叩佛。七月十四日和尚开始将佛牌收回，十五日在寺内念经，晚上在窑下老官庙前设坛追鬼。和尚先是穿红袈裟坐在高台上，好言奉劝孤魂野鬼不要作恶，下半段则大声训斥，不断拍打惊堂木，责令野鬼往别处。最后设宴五席，让孤魂野鬼饱餐一顿，令其立即离开；和尚转身念经回寺，余人紧随其后。每三年，蔡江乡华祝寺的和尚会举行一次“颁官走赦”。赦官代表百姓上奏玉皇、下奏阎罗请求赦罪，而和尚自己也难免会因念经上的错误，被天宫地府以为欺骗了他们，所以赦官要请乞丐或很穷的孤寡老人来当。七月十五早饭后，首事、和尚会率领队伍先到太子庙，再到南岳庙，宣读用朱砂作墨写在黄表纸上的赦文。

老官作为地方上的财神与市场神明已很明显，但他是谁？他是萧官、伏波与船工神，他的祖庙在赣河畔樟树之南。传说他曾助明太祖在鄱阳湖与陈友谅打仗获胜，因而被封。他的诞辰在四月初一，从那天起宁都地方开始上演漫长的节日戏剧。真君是江西的另一位神明，与商人和他们的节日有关，信仰范围包括宁都、小布与蔡江。蔡江的真君庙有和尚，庙属十五坊半人所有。正月初一至初七，和尚念皇经用“静经”的方式，只敲木鱼、钟磬。到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九又继续念，但用“响坛”，即伴以锣鼓、唢呐。从八月初一到十二，十二坊每坊负责一天的唱戏支出。黄陂的流塘和石流塘两坊以及梅口的半坊不参加，负责当年庙会的一坊也不用出钱。同一时间要举行太平清醮，一样十二坊轮流，每坊负责一天，轮到打醮的那一坊人，早饭后要游神，一般从各坊的中心屋场到真君庙，祈求允许打醮。和尚按程序去打醮赈济鬼魂。

会同乡的真君庙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每年从八月初一起会唱足一个月的湖南戏。庙会每天由一甲人负责，每甲不多于二十四人，常来自同一村。庙会期间除演戏外还要舞火老虎。每村的青年组成两队，每队七盏火老虎。在晚上到本村每户门口把玩。进屋时说吉利话，并从火老虎上换下几根香，交给主人插在鸡、牛、猪栏，以及灶台、神台和门额上，是为散福。火老虎要舞三个晚上，然后送到河里扔掉。从八月十三日起又开始搬三天龙灯。搬龙灯难免打架，但到八月十六日打架的人又和好如初，并祝愿受伤的人身体康复。据说打架是“地龙显灵”，能保佑人畜。搬龙灯从八月十二日开始，先放龙灯下水，并选好一人当灵官。灵官从五个村轮流挑选，年年轮换。八月十五日晚，五村齐集会同墟大街，当灵官的先到真君庙去戴上面具，左手提火，右手握剑，由八位青年抬着游行，十点钟左右，灵官突然出现在墟上，从街头被抬着飞跑至街尾，五支龙灯队和手执火把、铁器、柴棒的人追赶在后，直到灵官至村口河里洗脸为止。龙灯也就在河边烧掉。追灵官时，他手中的香火会被未生育的年轻女子一路抢走。真君庙旁的观音堂庙会每年唱戏也不少于十六天，庙会组织也以甲为单位，共有十六甲轮流支付每天的戏钱。

青塘镇的真君庙亦与观音堂有关。它有一固定的戏台。每年八月初一至十二庙会期间都演戏，由建庙的十二甲支付。十二甲中除一甲为孙姓、二甲为杂姓外，其余都是何姓。道士要到真君庙请神牌，双手拱着出巡十二甲。庙会于八月十二结束，要杀猪还神。在刘坑村的真君庙有相同的组织情况，而且包括县城的范围。这里的真君庙有斋公斋婆，而且道佛合一，主殿供许真君，侧殿供佛，二者均是吃素的。刘劲峰的《地方志中的宁都寺庙》显示，真君为宁都最受欢迎的神明，共有十四间庙宇列在县志中。据曾诚钊说，许真君是“福神”，且把水口有功，因此许多村落把真君庙建在河边。

邓水蘅与邓庆环的《灵华山汉高祖坟与南团曾氏大祠堂的有关传说》给我们介绍了位于县城西北海拔1455米的灵华山上的汉高祖坟。整个山脉宛如一条游龙，由宁都的西部延伸到雩都。坟则位于灵华山偏西侧山脚下第七个龙潭上。据作者们提供的故事，墓中所葬的并非汉高祖而是他的祖先，当年他向一地方神明蓝光菩萨收债时碰上地震而被困在墓内。另一版本说墓中所葬的是朱元璋之敌人陈友谅，他自称“汉王”，曾把江西的百姓从蒙古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无论如何，该墓是每逢大旱之年的秋天来求龙王降雨之重要地点。有趣的是，附近南团村的曾姓并非崇拜汉帝，而是崇拜他的第八个儿子“福主老爷”。每年正月初八，这位太子菩萨都要被抬到曾氏祠堂，一直坐到正月十六。相反，石上镇的刘氏以为元宵节源自汉文帝。他的两位功臣助他除吕后于正月十五又拥他为帝。所以每到这天晚上，文帝就微服出宫与民同乐。据说刘邦在灵华山的墓从正月十五造到三月清明完工。清明时节，石上周边的刘姓都会到灵华山去扫墓。由于石上流传着一个把生男孩联系到汉帝庙的故事，自此凡生了男孩的人家，正月十四都要到汉帝庙去杀鸡朝拜。

位于会同乡中心的汉帝庙是每年七月初唱“禾苗戏”之地点。田头乡亦有汉帝庙，除主神汉帝外，还有汉母和十二位皇子（称十二太保），另有七皇子的师傅曾公，据传有崂山法。据邓文钦说，六位荤食菩萨的庙宇包括城隍、汉帝、东岳、老官、七仙及唐、葛、周三元帅的庙宇。清乾隆以前庙会多演傩戏，至乾隆初年改演祁剧。赖村的汉帝庙建于明正德年间，一位不知名的汉太子托梦说他随宋姓开基祖文高从庐陵来赖村并住在后龙山，若为他建庙可保一方平安。宋氏遂为刘邦及太子建了一庙。每年七月十一为太子公公的生日，要抬他到村内每一座宋氏祠堂和老官庙，还要在太子公公前杀鸭和唱十天的戏（七月初八至十八）。由于在太子公公神位前求仙茶能治病，宋氏族中有人患病便会请太子公公的神位到家里供奉至痊愈。每逢大旱，也会将太子公公抬到羊岭古樟树下让烈日暴晒。据说另一黄族曾趁太子公公在宋氏祠堂时派人到宋氏宗祠偷菩萨，但偷后竟找不到祠堂大门而被迫放回原处。

汉帝为灵村邱氏的福神，庙宇建于明初，供奉了刘邦、汉母吕后、三太子（传说曾到茅山学法）和先锋神。先锋神是邱先锋，他于明正德五年（1510）因流寇侵犯灵村，抗贼身亡。他之所以成为保护神乃嘉靖皇帝所允许。所有的神明会于正月初八开始被抬到各村巡游，至正月十五才回到庙宇里。太子菩萨亦见于小布及蔡江。在小布，庙宇位于小布墟的水口对岸。太子菩萨于每年元宵的“解钱”活动中被抬至各家各户，最后拂晓时分到水口，每户烧掉三根香与一沓纸钱———象征废物。^[8]在蔡江，太子庙又名东岳太子庙，供奉的主神为三国英雄刘备、关羽和张飞。刘备的右侧是太子菩萨，右手举剑，左手拿着红色接生袋（助产师用）。此庙为四村共有，且地处两条小河的交汇处。每年正月十三、十四要与龙灯一起游神。从一村到另一村时，抬菩萨的人要更换。交接点是规定好的，但接菩萨的往往故意不到规定点而让抬菩萨的多走几步路，但如是，抬的人就会不吉利，因此常发生纠纷甚至打架。由于四个村屋场分散，游神要两天。正月十三晚上，菩萨会放在就近最大的厅堂内歇宿，包括参加游神的人。凡老人去世，都要请太子菩萨替死者赎罪。凡产妇生孩子，家人会在自家神台前烧香，请太子菩萨保佑。如遇难产，还要派人把菩萨接到家中。据刘劲峰说，三太子和七太子在宁都最流行，这是由于他们有驱鬼的能力。

刘劲峰所列的表显示，七仙庙祀奉十一位神。曾材和邓文钦都把七仙联系到又被称作太子的天府大帝。传说某朝有一太子因患天花而死，被封为天府人圣大帝，以监视三太夫人与七仙娘娘，若出现天花死人，即拿她们母女问罪，因此天府大帝之像便安放在七仙庙楼上。七仙娘娘是玉皇大帝的七位使者，每天定期查看病人的病情和病人家庭成员的行为，上报玉皇，以判定病人生死。曾材忆述自己六岁时因患肺炎在七仙庙中住过几天避邪。患严重天花的被称为“做大婆婆”，稍轻的为“做二婆婆”。患病后除了许愿和每天到七仙庙祈求外，对病人不能直呼其名，要把病人看作神的化身，尊称为“婆婆大人”。如孩童暴躁发怒，均视作神的反应，服侍者要再三恳求谅解。还愿要越早越好。可以逢五月龙舟竞渡时“上花”，或五月十八天府大帝生日又或六月六日七仙娘娘生日时加演戏目。曾材亦证实了小东门七仙庙殿左侧专设的漆木架上存放着端午龙舟竞渡的龙头，称为“金龙”。

在宁都非常流行的祁剧之保护神为清源祖师。据邓文钦的文章《祁剧在宁都》，祁剧每月演戏，各有不同的称谓，通常以在该月生日的菩萨名为名，但十月至十二月都演赌博戏。祁剧艺人不准吃狗肉，因为狗是清源祖师的舅公。每个戏班都有一个箱，内置清源祖师的坛位。神龛箱随班走，开戏前要在坛前烧香烛，艺人分别参拜方可演出。卖武的亦以清源为祖师，但唱戏的要将神位牌“敕封四川灌口得道清源……”中的口字写成冂字，以示唱戏必须开口。新建戏台在演出时须烧香杀鸡拜鲁班和清源。据万迈《黄石中村的傩戏》称，中村的傩戏班亦供奉清源祖师。据罗怡文《会同乡的寺庙与庙会》说，会同乡大姓的正月骑马灯活动要先把清源祖师的神位放在祠堂或厅堂的右边。罗怡文以为清源祖师即四川灌口人杨重华。他七岁时淹死于池塘，七天七夜无人发现，后成了仙并组成神戏班子，包括七仙庙中的金花娘娘和银花小姐。刘坑村十二月二十五日马灯舞活动要先到汉帝庙朝拜“青年祖师”。苏传耀和邓水蘅的《刘坑村的马灯舞与真君庙会》据《中国民间诸神》一书以为，青年祖师即清源祖师，四川灌口人，姓赵名昱，为一名道士，在隋时持刀投水杀蛟龙后不知所踪，后他现身骑白马救人于覆舟之中，被李世民封为神勇大将军。这当然是有名的二郎故事的翻版。^[9]

马灯舞的每个步骤都要向清源祖师行礼敬拜，一直至正月十六半夜的解灯仪式。先杀一只雄鸡，再把汉帝庙清源祖师的神位请下来。舞马师手执小纸马在庙内舞几圈后便送出庙门，以示欢送祖师返天庭。众人再到河边，杀一雄鸡，把绷马灯的布解下，再将手中小纸马烧掉，以示神马归天，此时在场的人不能说话。一如其他驱邪的仪式，静悄悄地回到庙里。在竹笮乡，也是每年正月初一至十五举行马灯会和演戏，正月十六下午把神马送回天庭，即送到河边，边烧边唱戏，然后停锣息鼓，将纸马架解下，避开来路回庙，也是一路保持沉默，以示不惊动神马。

宁都的一个最特别的神灵被供奉在海拔1236米的宝华山上的宝华寺。此山在宁都、兴国、雩都三县交界处（据黄安君与何德锡《青塘镇的寺庙与庙会》，宝华山为宁都之祖龙的始点）。胡循荣《蔡江乡的寺庙与庙会》介绍禅和祖师前世为定光佛，因判阴阳时刻有差错被罚降生在福建，父母双亡，靠祖母抚养成人。祖母去世时，他十七八岁漂泊到宁都青塘镇，给姓陈的做长工。故事的发展一如长汀的定光与伏虎一样，当释迦牟尼与诸佛会于宝华山，一块黑石滚到佛祖足下，并变为一相貌堂堂的男子，要求皈依。佛祖得悉他前生为定光佛，便告诉神农和后稷，让他做保护农作物的禾苗之神。禅和马上答允，从此他天旱降雨，有虫除虫。自此，上述县份的百姓每年五月初一都会上宝华山打醮。每年五月以后，不同的害虫会在宝华山寺里集结，传说都是禅和祖师收来的，以保禾苗。据胡循荣所搜集的《禅和经》，禅和解释道：“每风（逢）春社、秋社之日，吾察世人之善恶，奏通上界……以达神农帝主、后稷帝君殿前，定其丰歉与旱涝。恶多则放旱魃山魈入境，善多则旱魃山魈远逃。”佛答允，抄此经者及受持诵读者，转祸为福，赐福无量，灾祸蠲除（诵读者可请僧道、儒生或斋公代诵）。

曾材《宁都城厢的寺庙与庙会》讲述了一位“好仙佛”和常扶乩降鸾的文人彭应龙于清同治三年（1864）倡建文昌祠的故事。祠内二楼天花坛用来做降乩仙之活动。1927年，曾材亲自与表妹（需两个童男童女）一起扶鸾。曾材亦讲述了由股份形式组织的信奉斗姆的斗会。类似的组织还有玉皇会、三官会、财神会、罗汉会等。每会有三四十个股份，经费上颇宽裕，能买田收租，建房收税。能当斗会首士或自己家设龛祀斗姆是一件大吉大利的好事。斗会首士家里要安奉斗姆坐像，通常设在阁楼，朝斗时请到楼下，道士们于六月初一至初六朝南斗，九月初一至初九朝北斗。在赖村，六月初一至初六诵《玉帝经》，九月初一至初九诵《九皇经》，诵经者全是书生。民国二十六年（1937），宋氏宗祠的几位书生开鸾得启示，要修建水口的经纬阁。据一位书生称，九月初一至初九的九皇斋习俗始自五世祖。他为感谢九皇老爷于明万历年间在风浪中救他一命而定下此斋期规定。长胜镇的仙花坛于六月和九月都念《玉皇大帝经》七至十四天。念经之前和结束日必须到应灵庙叩拜玉帝，并选出正副乩生以主持本年度的扶乩降鸾活动。

邓文钦《田头乡的庙会与墟场经济》所描述的田头乡演戏好像永不停止。先是二十四天的唱新年戏，还有四月初一开始的二十天的老官戏（十天在老官庙，十天在城隍庙），再来五月二十开始的二十天的禾苗戏（十天在城隍庙，十天在汉帝庙），八月十二开始的城隍戏（还愿戏），还有九月初五开始的三元戏，规定演十五天。老官戏由各行业负担，城隍戏由还愿者支付，其余的各有经费渠道。城隍戏最后一晚规定唱目连戏。完戏时有“追刘氏精”和“追小鬼”。刘氏精为目连母，小鬼即随青面无常来勾魂的，必须追之令远走他方，方能使地方得安宁。演员被数十名手执火把的健壮青年追赶，他们须按约定的两条路线向村外飞跑，并经过三口井，以洗尽恶鬼身上的罪。若到达前被抓着就要挨打。在石上镇，刘氏精被认为是三名于同年同月嫁往石上村三户李姓人家的刘氏女子。不出一星期，她们的丈夫相继去世，她们被大骂是刘氏精，甚或目连母，她们在被辱骂下于七月初二同时上吊自尽。村人于是决定每年七月初一至初十在她们自尽的地方搭台唱大戏，最后一晚便“追刘氏精”。据邓文钦《祁剧在宁都》，追刘氏精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称呼，但相同的是，均在唱了一段日子的戏之后，在完戏那天先唱一百零八套短戏方开始。在洛口街每年七月初一至十五，在东山街正月十三，在安福街六月上旬，演戏最后一晚追刘氏精。在会同乡，八月十五赶的是灵官。

据万迈《黄石中村的傩戏》称，宁都唯一现存的傩戏唱本是当地的福主（华光）所给予的。现在它是郭氏的专利品，据其九修族谱，郭氏始祖于南宋绍定年间至黄石地。傩班供奉华光与清源祖师，还要携带独脚魔王的木雕神像。演员头上要戴一块一面红（阳）、一面黑（阴）的“包胎布”，表示与阴阳隔断，代表了神明。傩班演员到歇宿地，要端出一碗清水，手持雷令，在水面上画符念咒，使阴兵守卫在旁，防止妖魔邪鬼。最后一个节目时，信众要与傩班换米———将带来的白米倒入傩班的箩筐中，又从傩班的另一个箩筐中取回一些米。据说这些米有灵性，回家煮成饭可延年益寿。演《太公钓鱼》时，演到中途，头首会把纸剪的鱼卖给在场妇女，她们回去放在灶头，然后拌入鸡食和猪食，以保六畜不生病发瘟。第一次傩戏巡回演出（游傩）在正月初二至十六，会经过三个乡镇，六十多个村落。第二次在九月十一至十七，只经黄石乡内六个村。每晚表演完后，傩班演员用雷令镇坛，并连声唱肃静，接着右手持代表华光的令旗，左手捧六部大臣面具，向着河边飞跑去，村民在后紧追，到了河边，信众焚香，杀鸡祭神，火化纸钱后把纸灰抛入水中，然后从另一条道路悄悄回村。回村时若听到鸟叫或狗吠，会被认为是大吉，表示瘟神邪魔已被赶走。

四、结语

据万迈称，傩班跑到河边是瘟神邪魔被六部大臣赶走的意思。原来庙会的三十六股捐献者（大部分为郭姓）的后人分成六组，每组六人轮班成禳神理事小组。万迈以为傩戏传人在戏中是“演员”，在请神与送神中又是“道士”，而傩戏介乎道教与方术、巫术之间。万迈引用现年六十四岁的华光庙（储藏傩具之地）庙首所提供的资料谓，以前中村周围一二十里内的土地都集中在当地七个田主手中，他们正住在第二次游傩的六个村内。他们看见佃农（居住在第一次游傩的村落内）经过舞傩之后人丁繁衍、百事昌盛才开始他们的游傩。我们若假定佃农是客家人而地主是本地人，则傩戏是宁都文化的一个最佳之掠影，是本地人控制了土地和宗族的一种文化资源的遗产，也就是江西的远古文化。

即使没有这些详情，万迈所描述的傩戏也体现了典型的宁都文化与闽西文化的区别。首先它是一种宗族遗产，显示宁都宗族文化的源远历史。其次，闽西从未发现过傩文化，但它流传在福建客家地区北部的邵武与泰宁。^[10]最后，面具与短剧所代表的神表现出一种驱邪赶鬼的情形，与闽西的闾山派和陈靖姑非常不同。^[11]除钟馗、太公同属于中国文化整体以外，赖公、判官、王卯这些短剧中的人物全与赣南的东部有关联。赖公在赣州府的雩都县当过官，后在祈山得道。判官是唐宋时期处理公事的人员，民间借用来指阎王手下管生死簿的官。在赣南的东面，他常常与赖公的塑像在一起。王卯在秦朝修建万里长城，后在宁都的北部修炼得道。华光在闽西亦十分流行，但他与墟市有关而非驱邪赶鬼。虽然赖公是到祈山———而非闽西的典型说法闾山———去学法，但在本论文集中，像三太子一样往茅山学法更普遍。刘劲峰在《地方志中的宁都寺庙》中提及，2001年7月在汉帝庙中看到一副对联：“茅山初学法，汉室显奇勋。”胡循荣的《蔡江乡的寺庙与庙会》讲述了胡东庆的故事。他到蔡江放养母鸭，后跟茅山祖师学法。由于得到师傅干女儿的帮助，他通过了师傅的检验，后与师傅的干女儿成婚。他虽然与八角庙的菩萨斗法失败，但最后也在八角庙做了一个小菩萨。除了这些例子外，我们还可加入崂山，这是七太子曾公学法之地，在这些故事中只是缺了闾山。如何解释对茅山的偏好仍然不清楚，典型的说法是，茅山比闾山更属于中国文化的主流。这是除神明、货物流通、宗族历史的久远之外表明宁都比闽西更接近主流的另一个例证。我们若撇开名字上的不同而看闽西和宁都道士与神明斗法的故事内容上的相同性，则似乎应说成是在共同的驱邪赶鬼的基本共同主题上的一些地域上的不同。清源祖师在宁都文化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或可用作论证共同点上的不同诠释。我们可以看到，清源祖师作为宁都的代表文化———戏剧的祖师，并同时是武术、舞马灯和傩戏的祖师，事实上是二郎的化身。可是二郎的故事也就是许真君———闾山之主与陈靖姑之师———的故事。如是我们可以把四川、湖南、江西以至福建串联起来。若把“驱魔”的故事算进来，则我们甚至可以把整个中国的中部与南部串联起来。姜士彬（David Johnson）所描述的江苏、安徽、浙江、湖南、江西地区的仪式剧与本论文集所记录的有很多相同的地方。^[12]

关于所谓驱邪赶鬼的基本共同处，闽西与宁都最明显的分歧是：在宁都几乎找不到当过道士的祖先被供奉成地方神明的例子。我在“客家传统社会

丛书”第11卷的“序论”中曾指出，闽西北客家和非客有类似的分别：“祖先和神明的关系似乎更像是一种物权关系，它部分的是受佛教施主观念的影响。”^[13]刘劲峰在他的文章内指出，明清期间宗族建的庙宇不少于一百一十座似乎反映出一个类似的社会事实，一如在宁都找不到一个在闽西那种典型的轮祀神明的例子。^[14]把以上所列举的事例与宁都的宗族历史和组织综合起来，或可以这样说：一般而言，宁都比闽西更接近新儒家的理想宗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