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

2016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鲜话题，主要围绕着这年内习近平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和信息化工作的数次讲话展开，因而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研究，以及他强调的新闻舆论引导力、网络舆情治理、媒体融合、新媒体法治化管理等话题，成为研究的热点。另外，人民日报社的“中央厨房”全媒体平台、VR新闻、未来传播形态、媒体盈利模式创新，以及英国公投、美国大选的传播方式等话题，也是较为热门的话题。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4月19日，他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2016年10月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第36次学习会上就网络强国发表讲话；2016年11月8日，他会见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九届理事会和中国新闻奖获奖者代表时再次发表讲话。因而，这年研究习近平的新闻舆论观，成为全年新闻传播学界的热点话题。

有学者认为，坚持党性原则与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是习近平论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两个基本要点，而使二者统一的行动原则则是他一再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1］为此，要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而不是对立，“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习近平在2013 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新并提并论证了党性和人民性的内涵和相互关系，2016年2月19日再次论证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破除了我国新闻宣传领域最近30多年来不准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禁区，无论在党的理论建设上还是现实的宣传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2］

有学者从习近平的成长经历、从政经历及治国理念等角度分析了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形成背景和主要特点，认为他在“强调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全国宣传思想和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布局与宏观思考”“对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事业发展的新认识、新要求”等方面发展了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3］还有学者总结了习近平的新媒体观，写道：习近平强调新媒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把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强调利用新技术占领信息制高点，鼓励理念、体制机制变革，重视网络强国战略的构建与国际话语权的掌控。而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发展新媒体人才优势，实施理念、手段、内容、体制创新，是扶持和促进新媒体发展的三个切入点。^［4］

还有学者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某些应当能讲得比较透彻的问题没有讲透；有些问题的讲述，逻辑上显得脱节，或不甚严密；新闻学子或新闻舆论工作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尚未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或不作回应。因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须从理论上讲对，从道理上讲透，从逻辑上讲通。^［5］

这一年习近平关于新闻、传播方面的四个讲话，两个是关于网络的。过不了互联网这个关，共产党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年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因而，这年关于网络舆情治理的文章颇多，形成讨论话题。

有学者指出，网络管理中存在着各种模糊认识，简单封堵甚至“一关了之”的认识和行为不乏市场。健康网络生态的形成，需要尊重网络传播规律，互联网治理应体现宽容、多元、法治的思维，摈弃“对抗”思维，建立“容错”机制；摈弃简单“一律”，尊重多种声音；摈弃“保姆”式管理，依法治网。^［6］

这年发生的互联网热点事件较多，“雷洋案”“和颐酒店女子遇袭”“魏则西事件”“罗尔诈捐事件”“中关村二小欺凌事件”等成为舆论焦点。研究者的视野更多地放在热点事件频发的原因、网络舆情传播特征、地方舆情治理等宏观层面上。有学者分析了2003—2015年130起地方政府舆情危机事件，发现首曝舆情的媒介经历了从报纸到论坛社区到微博的迁移；曝光路径经历了从媒体报道、政府提供信息到普通群众爆料、当事人爆料、政府提供信息再到普通群众爆料、媒体报道的迁移；传播环境更为复杂，网络谣言和网络动员逐步增长。^［7］地方政府的舆情治理模式是通过行政管控、加强与属地网络媒体的联合等方式来整合网上意见，并努力将民众引导到行政科层与程序中，通过线下沟通、调解、服务或补偿等方式满足民众诉求，消解其线下行动。这种模式可以缩减舆情喷发的空间，缓解线下行动的压力，但也面临舆论传播再中心化的困境，产生属地以外舆论热议、属地内媒体失声的现象。^［8］

有学者认为，应准确估量舆论、舆情的数量和范围。某种意见或倾向如果不够正确，持有人数在一定范围内远远低于总体的三分之一，就不会对全局产生影响。社交媒体具有较强的圈层性质。如果某种不够正确的意见只存在于某一社交媒体的某一圈层而没有进一步传播，即使这种意见达到了构成这一圈层内舆论的程度，也不必过度紧张，只需在这个圈层内进行舆论引导即可。若放大到更大的层面进行引导，反而扩大了这种不够正确的意见的传播。如果经常把社交媒体内少数人的意见当作“舆情”上报，很容易造成各级领导层对“舆情”的过度敏感，出现“舆情脆弱性”。^［9］

还有学者发现，目前的网络舆情应对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比如，以简单的非概率数据来代替整体，误读大数据；将一些批评意见与谣言混淆；将网络问题视为社会现实问题的根源，有些地方政府认为只要打击了网络言论就能解决现实问题。[1]有学者建议，舆论治理不能局限在舆论的单一逻辑中，而应放在社会舆论、社会心态、社会结构的三维框架里。舆论是表层结构，社会心态是中间层，社会结构则是底座。后两者就像是河床，决定了类似水流的舆论的流向和速度。^［10］

习近平年初提出“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其中，引导力是一个新提法，新闻传播学界对此论述较多。有学者认为，这一提法的提出源于紧迫的现实需求：社会利益多元，意见分化；媒体在利益驱动下出现泛娱乐化趋势；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冲击下面临失语的尴尬；新媒体易于滋生非理性情绪、谣言等。^［11］

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时代，伴随社会事态纷繁复杂和价值观多元化，媒体的公信力呈现出下降的危局，舆论引导力不够；对主流观点的正面引导和新闻事件的积极干预，力度不够。传统媒体的传播力、影响力更是逐渐式微。^［12］有学者认为，新型主流媒体的一个核心功能是提升主流媒体在网络空间的舆论引导功能，建设用户平台是关键。要构建基于互联网海量用户的入口，具备对大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和应用数据的处理能力。以符合用户需求的创新型内容产品为基础，以智慧政务服务聚集用户，以本地生活服务留住用户，通过用户数据的采集、分析与应用来提升媒体服务的精准度。^［13］

也有学者通过对《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央媒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分析，发现央媒在社交媒体上受到追捧。主要原因是这些账号熟练使用着多种运营策略，发布与主报、主刊、主频道迥异的内容；它们以央媒的权威身份，为时政内容增加吸引力。此外，自上而下的制度鼓励和央媒间的相互竞争也是重要因素。但是，这背后也有隐忧。比如，心灵鸡汤和生活小窍门等内容以及“标题党”式的做法虽然吸引了大量普通民众关注，但是在社会中上阶层、精英阶层并不受欢迎，媒体有失去对精英群体影响的危险。此外，网络空间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左右”撕裂，而央媒声音又往往被视为代表党和国家的意志，如何平衡变得更加困难。^［14］

现在网络空间党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沟通障碍，传播失灵现象时有发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传统的传媒结构和社会结构，宣传者不能沿用传统的宣传理念、模式和方法。网民是高度分化的，诉求也是多元的。这就要求宣传者必须应对互联网条件下传播语境的变化，洞察受众需求和群体行动的逻辑，掌握适当的方法，有效回应分众化的社会表达诉求，从而实现有效引导。[2]

自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这个话题一直是新闻传播界的热点之一。截至2016年12月15日，CNKI上以“媒体融合”为关键词的文章有2 325篇，2015年为2 677篇，2014年为1 120篇。2016年学者们对媒体融合的关注集中于审视媒体融合两年多来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

有学者通过对业界、学界人士的访谈发现，目前传统媒体集团在实现媒体融合方面存在融合发展目标及模式模糊、机制制约、互联网思维缺失、管理变革乏力、技术研发滞后、盈利模式单一等六个问题。^［15］“两微一端”是传统媒体推进媒体融合的重要方式。有学者调查了国内110家主流媒体后发现，60%的媒体完成“两微一端”布局；限于人力、经费、制度、技术等资源条件，53%的媒体实行整合运行的创新激励不足，存在同质化、服务意识淡薄、没有稳定盈利模式等问题。^［16］

有学者比较分析了《纽约时报》《人民日报》的融合战略，认为《纽约时报》新旧媒体整体式一体化转型的模式存在明显的弊端。相比之下，《人民日报》通过把新媒体剥离出去，进行独立的资本运作，开始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17］还有学者从内容、渠道、平台三个角度分析了英美传统媒体的融合情况，认为传统媒体在与互联网平台商融合中处于劣势地位，后者可完全占有传统媒体提供的原创内容和用户数据，从而形成“大规模数据收集－深度数据挖掘－定向数据利用”的可持续商业循环。^［18］

有学者认为，应探索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中国媒体融合发展之路。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全方位、立体式新闻报道，改善媒体运行质量，提升媒体服务水平，优化市场营销能力。中国的媒介融合需结合国情，着力整合功能相近的媒体资源，形成实力较强的新型传媒集团；传统媒体转企改制，进行股权结构改革，实行传媒经理人制度；管理上要打破制约媒体发展的地区分割和行业分治的体制性障碍。^［19］

尽管关于媒体融合的论述颇多，但有学者认为目前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待更新。因为媒体融合仍局限在媒介组织和产业自身，强调的是内容生产环节、资源的整合以及媒介产业层面的整合。应当从社会形态变化的角度来理解“媒介融合”，以数字技术为元技术平台，将不同维度上的媒介重新整合为一体，形成一个“网络社会”，而媒介组织只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20］

这年，从新媒体谣言、假消息“刷屏”到部分“网红”的低俗视频直播，再到利用微信进行捐款诈骗、恶意营销，以及用户隐私泄露，新媒体发展中的乱象较多。因而，新媒体法治化管理被提上日程。

有学者分析了“上海姑娘逃饭门”“大妈碰瓷玩具车”等网络谣言，发现网络谣言是按照“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机制扩散的，沿着“社会化媒体－自媒体－网络话题－专业媒体－权威媒体”的传播网络传递至网民的。^［21］

有学者梳理近两年新出台的新媒体政策发现，其主要集中在媒介融合、版权、文化安全等方面，包括打击和清理有害信息和不规范的营销活动，治理移动即时通信工具、视听APP、新闻客户端等新传播形态。运动式治理依旧是主要治理方式。这种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投入大效率低，政策效果是短期的；个人信息保护、垃圾信息治理等领域的管理力度还不够；政策出台和评估缺乏民意调查程序；言论自由的管控尺度存在较大争议等。^［22］学者们建议网络立法重在重构网络生态环境，先解决互联网发展最需要调整的对象和领域，如《网络安全法》《个人数据保护法》等。中国互联网发展走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这对早期互联网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大有裨益，但互联网发展速度快，后续的立法、执法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甚至缺位，导致网络法治秩序的缺失。在立法成本较大的情况下，应严格实施现有法律，并将现有法律规定创造性地运用到网络空间的治理中。^［23］

在网络隐私权的立法保护方面，有学者认为，目前公民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存在网络隐私权地位不明确、界定不统一、保护不具体、救济不到位等问题。比如，在宪法、民法和刑法等上位法中，隐私权或被“人格权”所广义覆盖，或与“名誉权”混为一谈，隐私权本身并没有取得独立、明示的人格权地位。对此，我国网络隐私权的立法应更加系统、明确和科学，对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应更加直接、具体和到位。在较高级别的法律条文中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确立，使其与名誉权等权利处于平等地位。^［24］还有学者认为，要通过扩大隐私的范围来提高个人信息的保护水平。隐私权所保护的个人信息，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未公开的私生活秘密，不具有隐私性的“其他个人信息”同样需要保护。建议加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而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前，应通过一般人格权来保护不具有隐私性的个人信息。^［25］

这年传统媒体忙于布局“两微一端”，采编流程再造、新闻编辑部革新受到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有学者分析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的微博、微信的新闻生产，发现编辑部创新的动力来自组织所感知到的不确定性风险，即纸媒逐渐式微的全行业危机。这促成了媒体上下合力求变革的共识。但创新受到技术、编辑部各类新闻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投入在创新上的资源以及编辑部的原有规制这四大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编辑部内，这些因素的表现形态和关联方式不同，会使看上去相似的创新策略在实践中产生很大的差异。^［26］

国外媒体的实践提供了一些启示。有学者分析了美国《达拉斯晨报》的数字化转型，该报建立了完全适应数字出版的新闻编辑部：岗位设置完全由数字出版需求确定；生产流程以“社交第一”为核心；工具引入以提高数字化采编工作效率为目标。^［27］英国《卫报》的实践经验在于其“开放新闻”的理念。面向使用者“开放”，强调生产者与使用者的平等对话与合作，使UGC成为新闻内容的一部分；“开放”数据，把数据视为信源，使数据新闻成为一个常规的新闻品种，把数据视为工具，帮助生产者进行新闻选择和呈现；“开放”平台，强调编辑部与外部生产者的合作，在不同平台之间进行对接和适配，促成新闻在更广泛的空间流动，提升新闻服务的商业价值。^［28］

国内的《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全媒体平台受到业界关注，一度成为传统媒体编辑部革新的代名词。《人民日报》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央厨房”不是所有媒体终端都输出一样的产品，而是一次采集后，多元化生产与加工，多渠道发布，充分发挥不同媒介形态的新闻专业特色，实现个性化新闻生产。同一新闻事件会提供三个波次的产品推送，分别求快、求全、求深。“中央厨房”融合了业务、技术和空间平台，其中业务平台摸索出一套成熟完善的内容生产、协作、分发的模式，将传统意义上的采编人员细分为指挥员、信息员、采集员、加工员、推销员、技术员等岗位。^［29］

“中央厨房”热也要冷思考。有学者提醒，各媒体在创建“中央厨房”的探索中不能一哄而上，应明确自身的优势何在。那些具备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品牌效应优势的媒体，如果互联网思维意识强烈，其“中央厨房”模式成功的机会更大。^［30］

2016年被称为中国的虚拟现实新闻元年。这年全国“两会”期间，利用VR技术制作的新闻批量出现；8月，由“虫洞VR”公司发起的VR新闻实验室成立，《广州日报》等12家媒体成为首批会员。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VR技术（包括AR，即增强现实；MR，即混合现实）对传统新闻生产、叙事方式、新闻伦理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设备（移动或头戴式）＋VR／AR＋APP”的模式成为传统媒体实现“破坏性创新”的手段，引发了传统新闻业在内容、业态、样式上的多重转向。内容上，它可以近乎完美地再现“现场”，使新闻媒体逐渐由“叙事者”转变为“聚合者”，由“记事簿”转变为“数据库”；业态上，不仅能驱动传统媒体迅速建立起“中央厨房”式的全媒体平台，还有力推动了传统新闻与新兴高科技产业之间的“跨界融合”；在报道样式上，叙事逻辑从接受者的视角出发，实现互动式与沉浸式的多媒体呈现模式，从“客观新闻学”走向“对话新闻学”。^［31］

有学者对国际主流媒体的代表性虚拟现实新闻作品进行了文本分析，发现VR新闻在叙事内容上集中在“灾难”“自然”“科技”“探险”等具有奇观化视觉效果、观众难以接近的主题上；VR新闻多以人物独白形式展开，配合360度全景图像；以小人物作为叙事落点，容易唤起观众更强的心理情感；拍摄路径多为“固定机位＋长镜头”。^［32］

还有学者认为，VR为新闻传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叙事场景：基于“场景”的“沉浸式新闻”；基于多视角、多维度立体的内容呈现，实现了新闻叙事模式与接受者认知视角的全面转型。VR技术用于新闻报道，将推进双向、多向的新闻传播，带来社会话语权力的再分配和重组。VR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一种未来的媒介形态。^［33］

但是，VR新闻的伦理风险也令人担心。有学者认为，VR新闻貌似全面、客观和真实的呈现背后，有着更多的人为建构，也更容易操纵和欺骗接受者。VR新闻具有极强的把关、议程设置和显化功能，更能引导乃至扭曲用户的认知和行为，从而可能造成对接受者感官的过度影响，导致理性的退化；可能加剧人对媒介的依赖，接受者被媒介营造的信息环境所影响乃至被控制的可能性进而增大。对此，新闻从业者应该铭记“技术服务于新闻，而不是新闻服务于技术”。^［34］

这年关于未来各种传播形态的文章增多，都认为一个万物皆媒（泛媒化）的时代即将到来。有学者分析，泛媒化的趋势首先表现为物体的媒介化，其中值得关注的三个动向是：传感器对信息生产深层变革的触发、智能家居与人机交互新技术可能的前景、车联网技术带来更多的流动化和场景化新传播形态。泛媒化趋势的另一个表现，是各种传感器的应用使人体终端化。这意味着人体、人的行为甚至思维将被常态性数据化。在泛媒化时代，人与物的关系，将成为共生、协作的关系。^［35］

泛媒化趋势下，接受者获取新闻的端口将多样化。以往的新闻端口包括社交媒体、客户端、搜索引擎、智能机器人、可穿戴设备、播客、邮件列表、直播摄像头、行车记录仪、无人机及游戏机。而随着物联网的到来，新闻端口将更加多元，无处不在。^［36］未来，不同新闻端口之间的竞争将日渐激烈。新闻终端可能呈现信息跨终端复合传播、用户体验智能化、差异化细分等特点，而便携、移动和社交化是最基本的要求。^［37］

有学者认为，未来媒体主要形态是基于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媒体。通过物联网所支撑的各类音视频采集装置（如高清摄像头、无人机、拍摄机器人等），信息传播媒体能够实现真正互动化的传播，不受时间、地点与场景的限制，成为全媒体内容服务平台。未来的媒体公司必然是科技公司。谁能重新定义资讯的内容形态，谁将占领未来媒体的制高点。^［38］

在移动化、智能化趋势下，新闻生产将被重新定义。有学者分析，传感器拓展了感知能力，开辟了信息采集新维度，为未来新闻报道的立体化呈现提供了资源；还可探测未来动向，为预测性报道提供新依据；亦可传导个性需求，使“定制化”新闻生产成为可能。而当万物成为新闻源时，媒介的中介意义就被削弱了。此外，机器写作重新定义了写作者与写作模式，未来的写作将是人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对传播效果的预判将融入到选题与写作中，写作更多地变成用户驱动的过程。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新技术带来了新闻体验的再定义；技术公司的媒体项目改变了内容分发模式，门户网站、搜索引擎、社交媒体、客户端这四种内容分发模式在逐步整合、相互渗透，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新媒体的内容分发主要机制。^［39］

这一年，36氪、界面等新媒体再次获得上亿元融资，资本对新媒体项目青睐有加，但无论是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还是发展中的社交媒体，新盈利模式仍在探寻之中。

目前，内容创业的盈利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盈利模式，往往以热门的版权内容或原创IP（intelligence property）为基础，通过内容付费与广告两种方式来变现。一是间接盈利模式，先以内容为跳板吸引足够多的用户，再通过媒体电商与社群经济的方式变现。^［40］

有学者分析国外社交媒体嗡嗡喂（BuzzFeed）的盈利模式发现，它并非像传统网站那样依靠横幅广告变现网站流量的方式盈利，而是创造了一种共享式的广告模式———原生［自然］广告（native advertising），其本质特征在于将媒体内容与广告内容无缝融合。^［41］传统广告的本质在于“展示”商品或品牌。原生广告对传统广告的概念构成了挑战，广告不再是单纯地展示商品信息。原生广告模糊了媒体内容与广告边界，公众对内容（包括新闻）的需求与广告内容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统一。我国目前自称“原生广告”的广告，多数并不具备这类广告的特征，有“假服务，真广告”之嫌。^［42］

自2015年微信朋友圈广告推出以来，利用大数据技术推送精准广告成为新媒体探索的盈利模式之一。有学者认为，广告传播所处的环境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基于地理空间连接的有限规模化，转变为时空一体的超级规模化，从时间性传播转变为即时场景化传播，从信息不对称转变为信息精准匹配，从大众传播主导转向人际传播主导。因此，广告的定义也发生了改变，它可以是一种由可确定的来源，通过生产和发布有沟通力的内容，与生活者进行交流互动，意图使生活者发生认知、情感和行为改变的传播活动。^［43］

有学者发现，大数据改变了原有的广告运作体系：调研方式从抽样调查转变为数据挖掘与分析；广告信息设计重心从提供丰富的信息转向提供有效信息、个性信息；广告媒介渠道设计由粗放型转向精准化；广告效果评价更加重视销售效果衡量。不过，由于大数据产业基础较薄弱、大数据产业链不成熟等原因，大数据价值的挖掘和利用还有待提升。^［44］但在广告精准传播的情形下，消费者隐私保护的问题提上日程，有学者建议采取“行业自律为主，政府规制为辅”的精准广告管理新格局。在政府规制方面，要明确精准广告业者的行为边界，明确责任主体。^［45］

这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以及此前的苏格兰脱英公投、美国总统大选，使得新媒体条件下的选举新闻、民意调查与政治传播成为新闻传播业界和学界议论的话题。

美国大选中，主流媒体、部分调查机构的预测与实际结果大相径庭，使人们对民意调查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有专家认为，自媒体时代网络空间的思维方式、社交方式、情绪色彩已经逐渐影响到现实社会，网络世界在某种程度上撕裂了现实社会，并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情绪产生裂变的核心。网上舆论呈简单化、浅表化和平面化呈现，深刻思想和复杂论述无法展开，极端言论和调侃滑稽更能吸引人。民意调查的抽样与质量控制技术、数据采集与大数据分析技术、调查与监测相结合的公众意见深度都有待提升。[3]

有研究者谈到英国公投中政治传播的道德表现：辩论、海报、表演、音乐、口号……从政治领导人到街头组织者，支持和反对独立双方的唇枪舌剑到了白热化阶段，但较量基本停留在“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层面，文明地彰显着政治传播的道德底蕴———“坚决反对对手的选择，完全尊重对手选择的权利”。就传播策略而言，各自根据不同的传播环境与传播对象，结合自身的传播目的，努力缩短对方“想听”和自己“想说”之间的距离，并对每一个细节进行精雕细琢。^［46］

基于美国大选引发的全球关注，有学者谈到全球舆论场新变局，提醒未来我们应重点关注后25亿的网民。到2020年底全世界网民数量将达到50亿。2012年前的25亿，是各国的中产阶级和精英人士，主要分布在西方国家。2012—2020年产生的后25亿网民的特征是年轻化、多元化、多极化，主要分布在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以草根和青年网民为主，是“容易被影响的人”，他们容易被操纵和发动，是舆论场上的“战略性受众群”。特朗普的成功在于争取到了美国的这一“战略性受众群”。他的团队注重精准传播，合理地利用了“战略性受众群”在舆论场上的群聚效应。[4]

［1］陈力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工作导向［J］．国际新闻界，2016（7）．

［2］陈力丹．党性和人民性的提出、争论和归结———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与现实意义［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6）．

［3］郑保卫．习近平新闻宣传舆论观的形成背景及理论创新［J］．现代传播，2016（4）．

［4］黄楚新，王丹，任芳言．试论习近平的新媒体观［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3）．

［5］丁柏铨．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考［J］．编辑之友，2016（10）．

［6］周勇．尊重网络传播规律，促进网络健康发展［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6）．

［7］刘锐．地方政府重大舆情危机迁移探究［J］．编辑之友，2016（1）．

［8］赵梦溪．舆情吸纳：网络舆情的再中心化及困境［J］．当代传播，2016（2）．

［9］陈力丹．准确估量舆论、舆情的数量和范围［J］．新闻界，2016（21）．

［10］张涛甫，王智丽．中国舆论治理的三维框架［J］．现代传播，2016（9）．

［11］计永超，刘莲莲．新闻舆论引导力：理论渊源、现实依据与提升路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9）．

［12］沈正赋．新媒体时代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重构［J］．现代传播，2016（5）．

［13］宋建武，陈璐颖．如何打造新型主流媒体［J］．新闻与写作，2016（9）．

［14］方可成．社交媒体时代党媒“重夺麦克风”现象探析［J］．新闻大学，2016（3）．

［15］张昆，周钢．省级党报集团融合发展中的现实困境及路径选择［J］．新闻界．2016（3）．

［16］向安玲，沈阳，罗茜．媒体两微一端融合策略研究［J］．现代传播，2016（4）．

［17］方兴东，潘斐斐，李树波．新媒体之道与媒体融合战略选择［J］．新闻记者，2016（1）．

［18］黄淼．媒体融合的英美实践［J］．新闻与写作，2016（11）．

［19］柳斌杰．探索大数据为核心的媒体融合发展之路［J］．新闻与写作，2016（7）．

［20］黄旦，李暄．从业态转向社会形态：媒介融合再理解［J］．现代传播，2016（1）．

［21］刘绩宏．网络谣言到网络暴力的演化机制研究［J］．当代传播，2016（3）．

［22］刘锐．2014年—2015年我国新媒体管理政策评估与评价［J］．编辑之友，2016（1）．

［23］王四新，徐菱骏．网络立法：重构网络生态环境［J］．新闻与写作，2016（7）．

［24］胡颖，顾理平．我国网络隐私权的立法保护研究［J］．新闻大学，2016（2）．

［25］李承亮．个人信息保护的界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

［26］王辰瑶，喻贤璐．编辑部创新机制研究［J］．新闻记者，2016（3）．

［27］余婷，林娜．拆除与再造：新闻编辑部和商业模式的重建［J］．新闻记者，2016（6）．

［28］王辰瑶，刘娉婷．《卫报》“开放新闻”实践的个案研究［J］．编辑之友，2016（7）．

［29］何炜，魏贺，张旸．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探索新闻生产新模式［J］．新闻与写作，2016（9）．

［30］范以锦．“中央厨房”产品不是终极产品［J］．新闻与写作，2016（3）．

［31］史安斌，张耀钟．虚拟／增强现实技术的兴起与传统新闻业的转向［J］．新闻记者，2016（1）．

［32］常江，杨奇．重构叙事？虚拟现实技术对传统新闻生产的影响［J］．新闻记者，2016（9）．

［33］喻国明，谌椿，王佳宁．虚拟现实（VR）作为新媒介的新闻样态考察［OL］．http：／／mp．weixin．qq．com／s／52eBn LfJqDYH5DizWPvWlQ．

［34］邓建国．时空征服和感知重组［J］．新闻记者，2016（5）．

［35］彭兰．万物皆媒［J］．编辑之友，2016（3）．

［36］张鸥．海外新闻端口的类型及发展趋势［J］．新闻与写作，2016（3）．

［37］沈浩，王宇飞，姜智勇．理解与选择：融媒时代的新闻终端与新闻端口［J］．新闻与写作，2016（3）．

［38］曹三省，苏红．物联网＋媒体：当下与未来［J］．新闻与写作，2016，11．周晓鹏．关于未来媒体的定义与重构［J］．新闻与写作，2016（2）．

［39］彭兰．移动化、智能化技术趋势下新闻生产的再定义［J］．新闻记者，2016（1）．

［40］曾繁旭，王宇琦．移动互联网时代内容创业的盈利模式［J］．新闻记者，2016（4）．

［41］胡翼青，余晓敏．社交媒体如何盈利：对BuzzFeed的个案研究［J］．编辑之友，2016（7）．

［42］陈力丹，李维嘉，万紫千．原生广告及对传统广告的挑战［J］．新闻记者，2016（12）．

［43］陈刚，潘洪亮．重新定义广告［J］．新闻与写作，2016（4）．

［44］奚路阳，程明．大数据营销视角下广告运作体系的嬗变［J］．编辑之友，2016（3）．

［45］鞠宏磊，李欢．精准广告相关隐私问题的规制原则与策略［J］．编辑之友，2016（6）．

［46］姬扬，李珊．论温和的政治传播［J］．对外传播，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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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参见张洪忠2016年11月19日在“新中国舆论学研究三十年论坛”的发言《网络舆情的功能与认识误区》。

[2]参见张涛甫2016年10月22日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当代中国新闻业论坛”上的发言《传播格局转型与新宣传》。

[3]参见戴元初2016年11月19日在“新中国舆论学研究三十年论坛”的发言《主流媒体的舆论转换与生成》。

[4]参见史安斌2016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