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人”根本不理性

熟知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有一个重要的假设叫“理性人”，即一个人是完全理性的，所有的选择和行动，都是理性地朝着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方向去的。可惜，这种人根本不存在，而且即使是和这种“理性人”近似的“准理性人”，都少之又少。

以股票市场为例，大家都知道全球股票做得最好的那一个，也就是美国的老先生沃伦·巴菲特，毕生倡导价值投资，可是有多少人愿意追随他的脚步呢？宁可少赚钱甚至赔钱，也不愿意尝试世界第一介绍的方法，这样的行为能算得上是理性吗？

熟悉资本市场的人都知道，资本市场存在无数的漏洞、扭曲、悲观、狂热等等。在这些现象的作用下，我们在2007年看到了48元的中石油A股，在2015年看到了39元的中国中车A股，也在2002年看到了极度低估的H股，在2011年看到了跌得只剩2／3净值价格的分级基金A端，等等。

如果大家都是理性人的话，这些现象又怎么会出现呢？我们又怎么能解释在2016年新股政策改革以后，虽然新股申购成为一项几乎无本万利的买卖，仍然有大约2／3、多达2 000万的投资者不行使自己的权利呢？我们又怎么能解释过去10多年A股和H股之间忽上忽下的价差呢？

一个投资者努力去思考一家公司10年以后是否仍然会是好公司，这似乎还比较理性（姑且不论他的思考是否正确），但是这市场里又有多少更加在乎一家公司下星期表现的人呢？而如果10个市场参与者中有9个更加追逐下个星期的股价表现，从而导致这家公司的股价大幅偏离内在价值，那么剩下的唯一一个思考者，还真的需要考虑未来10年的情况吗？以极高的价格卖出，或者以极低的价格买入，以期在更短的时间内获利，难道不是更理性的选择吗？可是之前的理性，现在又在哪里呢？

和“理性人”对应的，是“成熟市场”这个概念。也就是说，这样的市场非常成熟，价格大多符合资产对应的内在价值。可惜，既然理性人几乎不存在，成熟市场也就几乎不存在。

自然，对于刚步入市场经济20多年的内地人来说，海外市场貌似十分成熟，法律法规完善，投资人理性且睿智。记得笔者就曾经被香港入境处的携带酒精规定的详细程度所震撼： “个人不得携带在1个大气压、20摄氏度下、体积超过1升的酒精。”但是，在国际一流的投资者眼中，全球资本市场仍然是一个漏洞百出的系统。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的欧债危机、2016年的英镑大跌等等，无不让乔治·索罗斯等有经验的投资者赚得盆满钵满。

这些投资大师为什么能抓住这些对我们来说十分遥远的机会？因为他们看到了“成熟市场”的不成熟，看到了“理性投资人”的不理性。而熟读中国和世界历史的人，也会发现人类的历史完全不是由理性组成，而是充满了偏执、误解、冲动、无知、狂妄、懦弱等。

当秦始皇死后，遗诏交到李斯手中时，赵高劝李斯矫诏，杀扶苏立胡亥，其中最打动李斯的一句话就是： “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 （《史记·李斯列传》）秦朝历史上的功臣，如商鞅、白起，没有一个有好下场。李斯听了这段话，终于下了扶持一个听命于自己的秦王的决心。但是，李斯是理性的吗？当然不是，否则他在数年之后就不会有“欲牵黄犬出东门而不可得”的千古名叹。赵高是理性的吗？当然也不是，李斯死后不久他就被秦王子婴斩杀，夷三族。那么设计了大秦帝国制度的历代秦王是理性的吗？更不是，项羽入关，“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 （ 《史记·项羽本纪》）。

所以，孔子在《论语》中感慨， “浸润之谮，肤受之愬，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 …可谓远也已”。不被周围环境、时间、人物影响，准确坚定地做出判断，能做到这样近似理性的行为，连孔子都不禁赞叹。那么，真正的“理性人”，我们在生活中、在市场里，又能遇到几个呢？ “理性人”的存在少之又少， “非理性”才是资本市场乃至人类社会的常态。我们需要牢记这一点，时时刻刻努力寻找资本市场的漏洞和错误，在有极大把握时果断出击，就能取得长期高额的投资回报。绝不应把一切看到的现象，都归结为理所当然的“理性行为”，从而为自己的懒惰寻找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最终在碌碌无为的投资回报里攒眉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