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北宋《周礼》学述论
受时代学风影响，北宋《周礼》学在探索中前行，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路径，在《周礼》学观点上以辨疑为特色，在《周礼》解释方法上开创了以义理解《周礼》、以议论解《周礼》两种方法，这些突破了魏晋以来形成的《周礼》“汉学”研究范式，为已陷入呆板而固化氛围中的《周礼》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我们以下将分三个时段论述北宋《周礼》学的发展，分别是：建隆（960—963）至康定（1040—1041）年间，庆历（1041—1048）至治平（1064—1067）年间，熙宁（1068—1077）至靖康（1126—1127）年间。
一、建隆至康定年间
建隆（960—963）至康定（1040—1041）年间，是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统治前期。此时期处于庆历（1041—1048）以前，即庆历年间是我们划分前后时段的节点，原因在于：庆历年间，既是北宋尝试政治变革的转折时期，也是学风转变的重要时期。宋代《周礼》学独树一帜的研究特色是在庆历以后逐渐形成的，表现为怀疑传统的《周礼》学观点，在《周礼》解释方法上，开始驳斥郑玄《周礼注》，创造出以议论解《周礼的新方法，这是宋代《周礼》学开新之始。所以，我们将庆历以前的建隆至康定年间，划定为北宋《周礼》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以示《周礼》研究在庆历前后发生了转变。
建隆至康定年间，学界对《周礼》的研究相当有限，这从数量少得可怜的《周礼》学著述中可以间接探知。此时期，较为重要的《周礼》著述包括聂崇义《三礼图注》和石介《二大典》。聂崇义的《三礼图注》是将《周礼》《仪礼》《礼记》涉及的器物、礼制绘制成图形、图表，并进行简单的注解，这其间也包括与《周礼》有关的器物图、礼制图；石介《二大典》一文，主要论《春秋》和《周礼》，石介倍加推崇《周礼》经邦济世的功用，并对《周礼》不能用世深感遗憾。
通过这些《周礼》著述，我们知道：在《周礼》真伪问题上，石介主张尊《周礼》为经；在《周礼》作者问题上，石介主张周公作《周礼》在《周礼》解释方法上，聂崇义《三礼图注》的解释中心在名物训诂与制度考证，这与《周礼》“汉学”研究范式的经典解释方法并无不同。
整体而言，建隆至康定年间，学界对《周礼》的研究仍因循《周礼“汉学”研究范式。《周礼》“汉学”研究范式形成于魏晋以后，研究者奉东汉郑玄《周礼注》和唐代贾公彦《周礼疏》为权威。就《周礼》“汉学研究范式言，在《周礼》真伪上，尊《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奉为经典；在《周礼》作者上，主张周公作《周礼》；在《周礼》流传上，主张《周礼》遭东周诸侯严重破坏，又遭秦焚书，因此，西汉时再现于世，已缺失《冬官》一篇，汉人以《考工记》补之；在《周礼》解释方法上，侧重于名物训诂和制度考证。建隆至康定年间，学界对《周礼》的研究从学术观点到经典解释方法无不承绪《周礼》“汉学”研究范式。客观而言这种因循是从唐代经学统一开始的，延续到了北宋前期，长久的因循使《周礼》研究陷入呆板而固化的氛围中，缺乏新意，《周礼》曾经有的经邦济世的社会功用渐趋淡薄，成为少有人研究的儒家经典之一，几乎陷入不绝如缕的境地，如何打破既有的《周礼》“汉学”研究范式，发掘《周礼经邦济世的制度资源，让《周礼》研究重新活跃起来，成为摆在宋人面前的时代课题。
二、庆历至治平年间
庆历（1041—1048）至治平（1064—1067）年间，包括仁宗统治后期和英宗统治时期。此时期，可以说是宋代《周礼》学发展的转折期，辨疑打破了《周礼》“汉学”研究范式造成的沉滞，《周礼》研究重新活跃起来。
南宋陆游曾谈及庆历前后学风的转变，曰：
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词》，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1]
清末皮锡瑞曾补充陆游此段话，曰：
宋儒拨弃传注，遂不难于议经。排《系词》谓欧阳修，毁《周礼》谓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觏、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此皆庆历及庆历稍后人，可见其时风气实然，亦不独咎刘敞、王安石矣。[2]
以上所论，言及庆历前后学术风尚发生了转变，对儒家经典的辨疑全面展开。
在《周礼》研究上，庆历至治平年间出现了重要的《周礼》学著述一是刘敞的《七经小传》卷中《周礼》，二是李觏的《周礼致太平论》。我们以为，二书之于宋代《周礼》研究的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周礼》解释方法的开新上。刘敞在《七经小传》卷中《周礼》中，以其博识自信，多处质疑、驳斥郑玄《周礼注》对经文的解释，甚至改动《周礼》经文，以达成他认为对经意正确地阐释，其特点是怀疑；李觏的《周礼致太平论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注体例，以“别立标题，借经抒议”的方式，潇洒地摆脱了经文的束缚，自由地抒发治国义理，其特点是议论。刘敞的怀疑，在《周礼》解释方法上挑战了郑玄《周礼注》的权威，对《周礼》“汉学”研究范式的经典解释方法造成冲击；李觏的议论，则跳脱了《周礼》“汉学研究范式在《周礼》解释方法上的框框，另辟蹊径，独树一帜。时代学风造就了他们著作所独具的学术魅力，也引领了此后《周礼》学的路向。
此时期，《周礼》“汉学”研究范式主张的《周礼》学观点受到挑战在《周礼》真伪上，尊《周礼》为经的观点受到不同程度的怀疑，学界对《周礼》真伪的认识开始趋向多元化，并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尊《周礼为经，如李觏。二是在尊《周礼》为经的前提下怀疑，或者怀疑《周礼官制冗滥、田制不合实用，如欧阳修；或者怀疑经文存在讹误，如刘敞三是怀疑《周礼》非经，如蔡襄从“奔者不禁”有碍人伦教化入手，怀疑《周礼》不堪为经。但在《周礼》作者问题上，主张周公作《周礼》的观点仍被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如李觏、刘敞、司马光。
整体而言，庆历至治平年间，《周礼》研究的特点是以开新为主，兼有守旧气象。《周礼》研究的新气象体现在，以辨疑为重要手段，在《周礼》学观点、《周礼》解释方法上，突破《周礼》“汉学”研究范式。守旧则体现在对《周礼》“汉学”研究范式的部分因循，如在《周礼》作者上周公作《周礼》的观点仍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可。我们认为，他们的承袭是盲目的，原因在于他们接受了传统观点，但缺乏对接受原因的论证说明这和北宋神宗熙宁（1068—1077）以后的《周礼》学是有很大区别的。熙宁以后，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都存在对《周礼》“汉学”研究范式学术观点的承袭，但承袭者多会就其承袭原因论证一番。我们认为，虽然都是承袭，两种承袭的态度是有区别的，熙宁以前偏向惰性地接受，熙宁以后更倾向研究后的理性选择。
三、熙宁至靖康年间
熙宁（1068—1077）至靖康（1126—1127）年间，是神宗、哲宗、徽宗和钦宗统治时期。我们将熙宁年间作为划分前后的节点，原因在于：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亲撰《周官新义》以缘饰新法，引发政界、学界对《周礼》空前的关注，研究者随之增多，突破《周礼》“汉学研究范式的特色愈益鲜明。所以，我们将熙宁至靖康年间，划定为北宋《周礼》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以示此时期的《周礼》研究接续庆历以来开创的新气象，继续突破《周礼》“汉学”研究范式，并逐步确立《周礼“宋学”研究范式。
此时期，最为重要的《周礼》著述当属王安石《周官新义》，此书兼具政治意义与学术价值，颇具影响力。政治层面上，熙宁年间是北宋进行政治改革的重要时期，王安石主持了变法，也遭遇了重重阻力，为了驳斥反对派对新法的谩骂攻击，更顺利地推行新法，他撰写了《周官新义》作为缘饰新法的经典外衣；学术层面上，王安石本着“以经术经世务”之思想，在《周官新义》中开创了以义理解《周礼》的新方法，将诠释重点从训诂考证转移到义理阐发，这是对《周礼》“汉学”研究范式经典解释方法的根本性突破，其学术开创意义尚在以议论解《周礼》之上。伴随《周官新义》颁于学官，政治层面上，反对变法者为了更有力地攻击新法对《周礼》的关注增多了；学术层面上，学子们为了应付科考，要熟读《周官新义》，从义理的角度阐释《周礼》，这既提升了学界对《周礼》的关注，也影响到熙宁以后的《周礼》诠释方向，如撰著于这一时期并流传至今的两部《周礼》学著述———黄裳《周礼义》和王昭禹《周礼详解》就都重视从义理角度解释《周礼》。总之，熙宁以后政界、学界对《周礼关注之多、研究之多是空前的，它们共同促成了宋代《周礼》研究的盛况。
此时期，学界对《周礼》真伪的认识，延续了庆历至治平年间趋向多元化的特点，主要形成四种观点：一是尊《周礼》为经，如黄裳、王昭禹；二是在尊《周礼》为经的前提下怀疑局部或个别经文，如张载怀疑盟诅之事不合周公制礼作乐本旨，王安石怀疑复仇之事会造成社会混乱，二程怀疑《周礼》有讹缺，王开祖怀疑有经文不合“圣人之心”，杨时怀疑盟诅非盛世事；三是怀疑《周礼》非经，如苏轼认为“《周礼》非圣人之全书”，其间有“战国所增之文”，苏辙认为《周礼》一书“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完书也”，他们怀疑的焦点都在制度；四是诋《周礼》为伪书，代表人物是晁说之，他评价《周礼》“诞迂不切事”，不过是“适莽之嗜”的“残伪之物”。此时期，在《周礼》真伪认识上，怀疑开始压倒尊崇，小占上风，晁说之提出的《周礼》是伪书的观点，更是达到了北宋评价《周礼》之极致。在《周礼》作者上，周公作《周礼》说不再能一家独大了，形成五种观点：一是周公作《周礼》，王昭禹持此论二是《周礼》非周公所作，但同周公关系密切，张载、程颢和程颐持此论；三是战国人作《周礼》，苏轼持此论；四是秦或汉初人作《周礼》，苏辙持此论；五是汉代人作《周礼》，晁说之持此论。
整体而言，熙宁至靖康年间的《周礼》研究，延续了庆历至治平年间的新气象，还更上层楼，全面突破《周礼》“汉学”研究范式，初步确立《周礼》“宋学”研究范式。此时期对《周礼》“汉学”研究范式的突破体现在方方面面，在学术观点上，辨疑范围遍及《周礼》真伪、作者等问题；在《周礼》解释方法上，批评郑玄《周礼注》以训诂考证为中心的解释方法破碎大道，模糊了圣人精义微旨，攻驳郑玄《周礼注》蔚然成风除以议论解《周礼》外，开始侧重以义理解《周礼》，经典解释的重点从训诂考证逐渐转移到义理阐发、托古议今。这些都标志着《周礼》“宋学研究范式初步形成了。
注释
[1]（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引“陆务观曰”，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4册。
[2]（清）皮锡瑞：《经学历史》之《八 经学变古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