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研究问题、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问题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必须高度重视粮食问题，始终作为头等大事。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第四篇“推进农业现代化”中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基本主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2017年）提出，“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当前应当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推动全国粮食行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建设新时代粮食产业强国。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安全首脑会议宣言》（2009年）提出，“支持酌情开展国家立法工作”。2016年伊始，涵盖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1]的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式生效，粮食与农业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要点。我国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提出制定《粮食法》，《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提出“制定公布粮食安全法”，《粮食行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加快推进《粮食法》立法进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2018年）也提出“推进粮食安全保障立法”的战略主张。目前正在起草的粮食安全基本法定名为《粮食法》。
本书的研究问题是：中国粮食安全要依靠法律手段保障，借《粮食法》制定之机，加强当代粮食立法、粮食法律主体、粮食权、粮食法律客体、粮食法律行为、粮食法律责任、粮食法律救济、粮食软法等的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粮食法学。
（二）研究背景
1.国内背景
国内粮食供给长期处于紧平衡，存在各种潜在的供给风险。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几次严峻的粮食形势值得关注，如：1959—1961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既有自然灾害因素，更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后有几次粮食生产困局，如1980—1981年、1985—1988年、1991—1994年、2000—2003年等。近年来，我国连续保持粮食产量增长势头（见图0-1）。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7年粮食产量61791万吨，比2016年增加166万吨，增产0.3%。其中，全年谷物产量56455万吨，比2016年减产0.1%。
图0-1 2013—2017年全国粮食产量比较图[2]
国内粮食质量问题堪忧，转基因粮食问题凸显。一方面是普通粮食问题。例如，气候变化、粮食生产环境污染、耕地污染日益严重，储备粮质量问题频频曝光，市售大米镉超标问题再起风波，大米添加防腐剂也有质量隐患，等等。另一方面是转基因粮食问题。从转基因粮食诞生之日起人们对其就充满争议，目前不仅是国外的转基因粮食（含种子）可能进口到国内，国内本身也存在非法种植转基因粮食问题。是否应该给予转基因粮食以生物安全证书，是否应该进行商业化推广，再次引起关注。[3]
国内通货膨胀加剧，粮食价格波动频繁。多年来，我国物价一直上涨，“豆你玩”“蒜你狠”“姜你军”“糖高宗”等陆续涌现。中国再次面临通货膨胀的威胁，粮价也随着一路上涨。造成粮价上涨的因素很多，如我国粮食生产成本上涨，各地干旱等极端天气影响我国粮食市场预期、不法经营者操纵粮价，游资炒作，国际粮食市场动荡等。粮食作为国计民生的必需品，粮价上涨会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进而推动全社会物价整体上涨，必须高度警惕。当然，粮价太低也不好，粮价不是不能涨，而是不能乱涨、剧烈波动，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加以统筹考虑，切实照顾粮农种粮权益，推动城乡均衡发展。
2.国际背景
国际粮食供给格局不均衡，各国政治经济利益博弈激烈。2017年世界谷物产量约增加3300万吨（1.3%），达到近26.46亿吨。[4]目前，全球有8亿左右人口处于饥饿状态。全球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并非放弃农业生产，相反的，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立法加强对本国农业的支持（如美国《农业法》）。粮食供给一直是各国的头等政治经济大事，政治军事强国的基础是经济强国，根本而言是农业强国。必须深刻认识到：长期以来，中国用不到世界1/10的耕地，生产了世界1/4的粮食，供养了世界1/5的人口，但全球粮食贸易量不足中国消费量的1/2。我国既要充分利用国际粮食市场调剂余缺，更要立足本国供给，坚持“自端饭碗”。
国际粮食质量参差不齐，转基因粮食日益严重。进入21世纪以来，气候异常、水资源短缺、生态破坏日益严峻。发达国家“环境污染输出”现象值得警惕，而发展中国家过于追求经济增长，牺牲生态环境，滥用农药化肥，造成粮食生产环境严重污染，粮食种植质量下降，进而影响膳食营养。目前，全球有1.55亿名五岁以下的儿童发育迟缓，值得警惕。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大力推广转基因粮食，通过转基因粮食冲击落后国家的国内粮食市场，而发展中国家缺乏远见、被动接纳。这些对国民健康的危害深远。
国际粮食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相互影响，推动粮价高涨。以美联储为首的美国金融监管当局信奉新自由主义，放任金融过度创新，缺乏监管，使2007年以来的次贷危机酝酿成全球性经济危机。近年来，国际游资看好粮食产品的战略价值，转投国际粮食期货市场，引起国际粮食期货市场的急剧动荡，并推动国际粮食现货价格上涨。无论是国际粮食现货市场还是期货市场，粮价上涨都会波及各个国家，进而引发各国国内粮价波动的连锁反应。
（三）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深化对粮食权的认识。粮食问题具有重要的公共利益，已经作为法益而存在，具备确认为粮食权的条件。通过《粮食法》明确规定粮食权并完善制度保障，有助于粮食法基本权利范畴的研究。
第二，构建中国特色粮食法学。以《粮食法》为核心加强对当代粮食立法、粮食法律主体、粮食权、粮食法律客体、粮食法律行为、粮食法律责任、粮食法律救济、粮食软法的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粮食法学。
第三，拓宽粮食安全保障中“法”的研究视野，引入软法概念。粮食安全保障应当借鉴软法制度，通过硬法与软法的有机统一，实现粮食安全保障的制度自信，构建广义的粮食法治系统工程。
2.现实意义
第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制定《粮食法》，以《宪法》为根本、以《粮食法》为核心构建中国特色粮食法律体系，不仅将保障粮食安全提升至法律的高度，而且对完善农业法律制度、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亦有促进作用。
第二，建设新时代粮食产业强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生产是农业的基础。粮食法研究可以解决现代粮食产业发展中存在的诸多法律问题，促进粮食产业可持续发展，建设新时代粮食产业强国。
第三，关注国计民生，促进国家繁荣发展。粮食关乎国计民生，保障粮食安全有助于维持、提升公众的基本生活水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要站在国家繁荣、民族发展的高度来设计粮食法，实现国家自立、民族自强。
二、基本概念界定
就本书而言，关键是界定“粮食法”“原论”两个词语，从中理解本书的写作旨趣。
（一）粮食法
最广义的粮食法，包括粮食“硬法”与粮食“软法”。其中，粮食“硬法”包括与粮食问题相关的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等，国内层面的粮食“软法”包括粮食政策、粮食标准、粮食行业协会章程、粮食“公约”等。
广义的粮食法，是与粮食问题相关的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等的统称。广义的粮食法分为中央层面的立法与地方层面的立法。若无特别说明，本书“粮食法”采广义说。
中义的粮食法，包括与粮食问题相关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
狭义的粮食法，是指粮食基本法律，尤其特指制定中的《粮食法》。
（二）原论
对于原论的“原”，有三种理解。一是作名词理解。作名词理解分为“原因”说、“源头”说、“里原”说等。“原因”说强调因果关系，“源头”说强调起初状态，“里原”说则探究内在之本妙。二是作形容词理解。作形容词理解又分为“最初”说、“原来”说、“本来”说等。“最初”说强调原始、起源，“原来”说强调了解真相，“本来”则是本应如此之意。三是作动词理解。作动词理解又分为“探究”说、“宽恕”说等。“探究”说强调探究本原、了解实相，“宽恕”说强调原谅宽恕。本书“原论”的“原”采名词理解之“里原”说，即论证、探究粮食法之里原。
对于原论的“论”，有两种理解。一是作名词理解。名词理解分为“文论”说、“理论”说、“论点”说等。“文论”说强调整体构建，“理论”说偏向抽象深化，“论点”说则强调具体主张。二是作动词理解。动词理解又分为“论证”说、“论争”说、“衡量”说、“探究”说等。“论证”说强调讨论分析、证明己见的过程，“论争”说强调就分歧而争辩，“衡量”说则强调权衡评定，“探究”说则强调深入研讨、探其本原。本书“原论”的“论”采动词理解之“探究”说，即对粮食法里原的深入探索。
三、当代粮食法研究历程
当代粮食法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逐渐发展的历程，才有今天的繁荣景象。以下结合本书章节，着重从粮食法律主体、粮食权、粮食法律客体、粮食法律行为、粮食法律责任、粮食法律救济等方面加以梳理剖析。探讨粮食法研究历程，有助于发现学术前沿领域，以便后文加以发挥。
（一）关于粮食法律主体
1.粮食生产经营者层面
现有研究关注到粮食生产者、粮食经营者、粮食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例如，陈志奇（1996）探讨《粮食法》对粮食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三方关系的调整[5]；Susan A. Schneider（2009）提出农业政策要重视农产品质量，通过保障消费者权益来重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有机联系[6]；Amanda Kendzora（2015）论证美国在保护季节性农业工人方面之缺陷[7]；穆中杰（2015）论证河南省粮食经纪人的法治引导[8]；季丽新（2015）以S玉米专业合作社为例，提出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业务发展问题[9]；Ana Cristina Carrera（2016）从农业生产者角度探讨Global G.A.P.认证问题[10]；等等。
2.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层面
现有研究重点是提升粮食行政管理效能，推进粮食安全保障体制改革。例如，丁杨（2010）提出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有机协调的粮食安全行政执法原则[11]；曾志华（2013）提出中国粮食安全的激励型监管与协商型监管[12]；Genna Reed（2014）提出因对转基因粮食监管不力，使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的立法成为“橡皮图章”[13]；谭波（2015）探讨粮食安全领域“中央决策—省级执行”的机制优化问题，提出央地事权细化的法治对策[14]；Purnhagen，KP、Feindt PH（2017）从原则监管角度探讨农业市场的新路径[15]；等等。
（二）关于粮食权
现有的关于粮食权的直接论述并不多。例如，徐挥彦（2005）论证WTO农业协定对粮食贸易、粮食援助、粮食储存之影响，探讨WTO农业协定对粮食权保障的重要性[16]；吴昊、刘超（2013）从应对气候变化的角度提出保障粮食权[17]；曹阳（2016）从可持续性国际粮食安全体系的角度论证粮食权问题[18]；等等。
此外，还有学者对粮食权进行延伸理解。其一，人权保障。例如，柏慧（2009）以东北平原小规模粮农为对象，探讨少数人权利保障问题。[19]其二，土地发展权。例如，宋戈等（2014）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探讨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补偿机制[20]；王文龙（2015）探讨土地发展权交易视角下的粮食安全区域协调机制[21]；祝洪章（2016）从土地发展权交易角度探讨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22]；等等。其三，务农权。例如，Sean McElwain（2015）从有机农业角度探讨务农权问题[23]；Ariel Overstreet-Adkins（2016）在宪法层面探讨务农权问题。[24]其四，粮食定价权。例如，公茂刚（2017）基于中国粮食安全论证粮食定价权。[25]其五，知情权。例如，徐喜荣（2013）探讨“黄金大米”事件人体试验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26]；Josh Glasgow（2015）探讨转基因标识的知情权问题[27]；等等。
（三）关于粮食法律客体
从法律客体角度看待粮食问题的论点颇多，目前国际社会聚焦热点是生物能源。例如，Zachary R. F. Schreiner（2009）提出美国法律对转基因玉米运用于生物能源的鼓励会破坏作物多样性[28]；Melissa Powers（2010）强调多元化燃料可以减少玉米作为生物能源原料，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29]；Zachary M. Wallen（2010）提出玉米作为生物能源原料不符合成本—效益分析，应当发展多元化的能源战略[30]；Jonathan Volinski（2012）探讨美国相关立法对生物能源的回应并提出己见[31];等等。
粮食法律客体的前沿问题还包括粮食知识产权与文化遗产保护、粮食金融。一方面是粮食知识产权与文化遗产保护。例如，佟屏亚（2005）从玉米品种维权角度考察中国玉米种业维权诉讼第一大案[32]；刘银良（2006）论证金大米的知识产权问题[33]；刘妍、李秀丽（2011）基于黑龙江五常大米评析地理标志权的价值[34]；Jess R. Phelps（2015）探讨农业历史资源保护立法[35]；Jody L. Ferris（2017）探讨农业信息保护立法[36]；Olusegun OO、Olubiyi IA（2017）探讨转基因作物的农业知识产权问题[37];等等。另一方面是粮食金融。例如，多瑞斯·科恩（2014）探讨农业资产组合、资产证券化、结构化基金、应收账款抵押融资、仓储凭单融资、“远期合同、期货和期权”、契约耕种[38]；等等。
（四）关于粮食法律行为
1.粮食供给保障方面
第一，粮食生产层面。例如，肖顺武（2006）从粮食安全视角论证耕地保护法律制度[39]；唐双娥、郑太福（2011）从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视角论证我国土地法的修改进路[40]；杨俊锋（2013）从粮食安全角度探讨耕地保护制度[41]；Jesse J. Richardson， JR（2015）探讨水资源分配立法的农业优先原则[42]；Alison Peck（2015）从坎普-沃尔斯蒂德法案角度探讨粮食生产问题[43]；高佳运（2016）论证民族地区城市化发展中的粮食安全法律保障[44]；郑宇、徐畅（2016）以《中国米麦自给计划》推行探讨民国粮食安全体系构建机制[45]；Neal Rasmussen（2016）提出建立大数据系统发展“精准农业”[46]；等等。
第二，粮食流通层面。例如，王祖志、卢代富（1987）探讨粮食定购法律问题[47]；肖顺武（2011）从粮食市场的实证分析来论证粮食储备规模法律制度[48]；蒋军洲（2012）探讨粮食流通立法的三大瑕疵，即立法语言、援引技术、宏观调控职能错位[49]；杨莉萍（2015）论证粮食应急征用补偿标准问题[50]；刘颖等（2016）提出优化粮食储备体系的对策建议[51]；赵将等（2017）从美国农业法角度探讨粮食供给调控与库存管理[52]；等等。
第三，粮食国际化战略层面。例如，张晓京（2012）论证WTO农业协定粮食安全问题[53]；陈亚芸（2013）探讨WTO框架下国际粮食援助与公平贸易问题[54]；刘俊敏（2013）探讨国际粮食贸易碳排放可视化问题[55]；余莹（2014）提出构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贸易规则体系[56]；Gashahun L. Fura（2015）从国际经济法角度探讨跨国农业投资与东道国出口限制灵活度问题[57]；曾文革、原兴男（2016）探讨WTO巴厘一揽子协定粮食安全条款谈判问题[58]；曹阳（2016）论证建立可持续的国际粮食生产体系、国际粮食消费机制、国际粮食交易机制[59]；Shim J.（2017）探讨缅甸订单农业的外国投资问题[60]；等等。
2.粮食质量保障方面
第一，环境污染与农业多功能性问题。例如，J.B. Ruhl（2008）探讨农业多功能性及生态系统服务的一系列措施[61]；乔兴旺（2009）提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资源环境立法的具体思路[62]；Christopher P. Rodgers（2009）探讨农业发展、农村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凸显对农业多功能性的思考[63]；Mary Jane Angelo（2010）提出可持续农业政策，旨在实现环境健康、经济营利性、社会经济公平[64]；Brant M. Leonard（2010）探讨了碳减排交易运用于农业领域的法律问题[65]；Donald T. Hornstein（2010）探讨了农业和森林碳补偿制度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问题[66]；Taylor A. Beaty（2015）探讨农业污染对密西西比河的危害[67];等等。
第二，普通粮食质量安全监管问题。一是粮食遗传资源。例如，张小勇（2009）、秦天宝、刘庆（2016）评析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68]二是假冒伪劣粮食。例如，张培田、王娜（2012）关于三合场禁制作、贩卖发水大米碑背后的粮食质量安全问题的思考[69]；Laurie Ristino、Gabriela Steier（2016）从食品安全角度探讨农业法案改革[70]；等等。三是粮食污染。例如，Gijs Berends、Megumi Kobayashi（2012）总结了日本在福岛核泄漏之后对食物链放射性污染的应急制度[71]；李国庆（2013）从广东“镉大米”事件出发探讨粮食质量安全监管问题[72]；等等。四是食物本地化。例如，Nathan M. Trexler（2011）对比农业产业化的弊端，探讨了食物本地化运动[73]；Lauren Kaplin（2012）从能源效能的角度探讨了食物本地化运动[74]；Marne Coit（2015）从美国《农业法》（2014）出发，探讨食物本地化问题[75]；等等。
第三，转基因粮食问题。一是国外视角。例如，Caitlin Kelly-Garrick（2015）从美国《濒危物种保护法》角度探讨转基因规制问题[76]；Krystle B. Blanchard（2015）断定转基因问题是科技、政治、法律诸多因素交叉而成的世界性问题[77]；Leslie Francis等（2016）检讨FDA规制转基因的失败[78]；Katharine Gostek（2016）从美国法、欧盟法的角度探讨转基因对经济的影响[79]；Smith PJ、Katovich ES（2017）基于拉美国家经验分析来探讨与贸易相关的转基因政策[80];等等。二是立足中国现实。例如，Michael DeBona（2011）剖析中国转基因农业的立法图景，对中国环境问题忧心忡忡[81]；满洪杰（2012）探讨未成年人“黄金大米”人体试验的法律规制问题[82]；李耀跃（2013）从科技创新与粮食安全角度探讨我国转基因粮食安全的立法建构[83]；等等。三是特别关注转基因标识。例如，Julie M. Muller（2015）探讨从提高转基因透明度的角度去推进强制性转基因标识问题[84]；Jessica A. Murray（2016）从美国法与欧盟法角度对转基因标识进行比较分析[85]；Colleen Gray（2016）探讨天然食品标识与转基因标识之争[86]；Xiao Zhu等（2016）从理性路径探讨中国转基因标识制度[87]；Sunstein CR（2017）探讨强制性标识作为转基因特定引照问题[88]；等等。
3.粮食价格保障方面
一方面是粮食调控行为。例如，王文（1994）从《国际小麦协定》等出发探讨西方社会依法维护农产品价格稳定的措施[89]；Jacinto F. Fabiosa（2008）从收入和价格变化两个方面探讨农业自由贸易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90]；帕特里克·韦斯特霍夫（2011）提出政策是长期左右粮食价格的主要因素[91]；秦守勤（2012）探讨强化粮价调控的法律对策[92]；Amanda Lyon（2012）探讨谷物补贴与NAFTA对农业的影响[93];等等。
另一方面是粮食安全网计划。例如，Brock M. Maples（2008）探讨了粮价上涨对保护区计划的影响[94]；Aaron Sternick（2012）提出应对粮食价格波动、维护食物主权的建议[95]；徐国栋（2013）解析了《格拉古小麦法》关于平价小麦的规定，认为该法是最早的社会保障制度[96]；Sarah Carrier（2016）从电子化角度探讨食品券、社会保障与政府福利的模式革新[97]；等等。
（五）关于粮食法律责任
1.一般情形
总体而言，秦雷鸣（2010）提出科学、系统规范法律责任与权利义务的一致性。[98]在民事责任方面，Diana Crumley（2012）认为美国食品安全法治要强化FDA评定民事赔偿和罚款的权力。[99]在粮食问责制方面，李国庆（2015）以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为视角，思考粮食安全问责机制[100]；曾志华（2016）论证粮食安全监管政府责任追究机制[101]；等等。
相对而言，在粮食法律责任研究中，人们比较重视粮食刑事责任的研究。例如，旭东、先求（1983）探讨粮食部门犯罪活动成因并提出惩处建议[102]；方晓春（1985）探讨贪污粮食、贪污粮票、贪污粮食指标的犯罪问题[103]；张宏祖（1990）探讨盗窃粮票和粮食的定罪与量刑问题[104]；童道才（1990）探讨贪污粮票（券）和粮食指标的定性问题[105]；青锋、王学沛（1999）论证粮食购销活动中的犯罪行为[106]；Jordan Bailey（2016）从食物分配角度探讨美国城市无家可归者的犯罪问题[107]；叶良芳（2017）基于规范论和立法论考察无证收购粮食行为入刑问题[108]；宁利昂、邱兴隆（2017）从“无证收购玉米”案探讨个案正义对法治社会发展的意义[109]；等等。
2.转基因粮食责任追究
转基因污染责任比较强调社会化赔偿。例如，Joshua B. Cannon（2010）提出以本身疏忽责任作为解决基因污染的办法[110]；Anne-Marie Duguet（2013）以“黄金大米”案为例，强调应当防止在弱势群体和新兴国家非法进行转基因粮食试验[111]；Thomas P. Redick（2014）担忧转基因粮食与传统粮食混合的基因污染问题[112]；Kyndra A. Lundquist（2015）探讨未被批准的转基因粮食流向餐桌的责任问题[113]；Michael H. Carpenter， Jr.（2016）提出运用动物侵权责任理论解决转基因污染问题[114]；等等。
（六）关于粮食法律救济
粮食法律救济包括普通救济与公益诉讼。一方面是普通救济机制。例如，刘新春（1999）提出仲裁和调解是解决粮食贸易纠纷的便宜快捷方法[115]；陈刚（2004）认为仲裁是解决粮食贸易纠纷的新方式[116]；Sarah Holm（2015）提出转基因粮食弊大于利，会引发大量的侵权诉讼纠纷[117]；Thomas P. Redick等（2015）思考转基因粮食在法律制度层面所引发的挑战，如监管规则、诉讼规则[118]；等等。另一方面是粮食公益诉讼。目前，直接的相关探讨并不多，如乔兴旺（2009）提出构建资源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的具体思路。[119]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绪论部分解析本书的研究问题、背景及意义，对基本概念加以界定，探讨当代粮食法研究历程，归纳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中国当代粮食立法之体系化。从中央层面与地方层面进行立法考察，提出制定中国《粮食法》的建议。
第二章，粮食法律主体之多元化。主张粮食市场主体应关注粮农、粮食经营者，粮食行政管理体制应从多元化行政管理机构安排走向独立行政管理部门安排，粮食社会组织包括粮食行业协会、粮食行业学会等。
第三章，粮食权之特色化。探讨粮食问题利益化、法益化、权利化，论证粮食权的基本特征、构成要素及相应的粮食法律义务。
第四章，粮食法律客体之多样化。分别探讨“粮食”的内涵、外延，解析粮食生产领域、粮食流通领域的服务行为，论证传统粮食智力财产与新型粮食智力财产，剖析粮食金融的初级体现与高级体现。
第五章，粮食法律行为之类型化。认为粮食供给保障行为重在粮食日常供给保障行为、粮食应急供给保障行为，粮食质量保障行为重在普通粮食质量保障、转基因粮食规制，粮食价格保障行为重在粮食价格调控行为、粮食安全网计划。
第六章，粮食法律责任之综合化。认为传统粮食法律责任包括粮食民事责任、粮食行政责任、粮食刑事责任等。新兴粮食法律责任包括粮食经济问责、粮食信用责任、粮食社会责任等。
第七章，粮食法律救济之便利化。认为传统粮食法律救济包括粮食非诉救济、粮食诉讼救济。主张引入粮食公益诉讼，不断完善基本规则、益助规则。
第八章，粮食软法之协同化。提出粮食软法概念，解析粮食软法的内涵、外延，论证从立法变迁到粮食法治系统工程构建。
结语，提出确立中国特色粮食法学。
（二）框架设计
本书遵循“绪论—主干—结语”的论述模式，具体如下（见图0-2）。
图0-2 本书研究框架设计图
（三）研究方法
1.法条分析
法条分析是最基本的法学研究方法，强调通过法律条文的规定本身来剖析、论证相应的法律知识、法律问题、法律漏洞，从中检视、改进相关立法。本书运用法条分析的研究方法，从宪法、法律、法规、规章等层面对粮食立法进行法条分析，归纳粮食法律主体、粮食权、粮食法律客体、粮食法律行为、粮食法律责任、粮食法律救济的有益经验，检讨存在的诸多不足，为《粮食法》的制定、完善提供参照。
2.比较分析
比较分析是仅次于法条分析的法学研究方法，包括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其中，横向比较是从空间角度出发，对某一问题或制度在不同国家（地区）、国际组织的相关表现进行比较。粮食问题是世界性难题，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无疑走在前列。纵向比较是从时间角度出发，对某一问题或制度在同一国家（地区）的历史演进进行比较。中国粮食立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漫长的演进过程，最终形成以《粮食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粮食法律体系。
3.系统分析
系统分析是自然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有必要将其引入法学领域，构建广义的粮食法治系统工程。其一，受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粮食安全保障需要技术、经济、制度等多种手段。其二，制度保障层面，引入软法概念，通过粮食硬法与粮食软法的有机统一，彰显制度自信。其三，法律体系层面，需要构建以《粮食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粮食法律体系。其四，具体制度设计方面，要建立健全粮食法律主体、粮食权、粮食法律客体、粮食法律行为、粮食法律责任、粮食法律救济等的具体制度设计。
[1]这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可以概括为：无贫穷，零饥饿，良好健康与福祉，优质教育，性别平等，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减少不平等，可持续城市和社区，负责任消费和生产，气候行动，水下生物，陆地生物，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参见联合国官方网站“可持续发展目标”专题，见http://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zh/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访问时间：2017-08-08。
[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18年2月28日发布）。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18年2月28日发布）。
[4]参见联合国粮农组织：《粮农组织谷物供需情况简介》，载联合国粮农组织官方网站“主题”之“世界粮食形势”栏目，见http://www.fao.org/worldfoodsituation/csdb/zh/，访问时间：2018-04-05。
[5]参见陈志奇：《对制定〈粮食法〉的一点想法》，载《中国粮食经济》，1996（3）。
[6]See Susan A. Schneider.Reconnecting Consumers and Producers: on the Path toward a Sustainable Food and Agriculture Policy.Drake J. Agric. L.，2009（1）：75-95.
[7]See Amanda Kendzora.The Failure that Topples Success: How the Migrant and Seasonal Agricultural Worker Protection Act does not Actually Protect.S.J. Agric. L. Rev.，2014—2015（1）：157-181.
[8]参见穆中杰：《河南省粮食经纪人现状调查及其法治引导》，载《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9]参见季丽新：《法律与政策互联互动视野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业务发展研究——以S玉米专业合作社为例》，载《探索》，2015（2）。
[10]See Ana Cristina Carrera.Global G.A.P. and Agricultural Producers: Bridging Latin America and The European Union.Drake J. Agric. L.，2016（2）：155-176.
[11]参见丁杨：《论中国粮食安全的法律保障》，载《社科纵横》，2010（1）。
[12]参见曾志华：《双管齐下：中国粮食安全监管的方式转变》，载《河北法学》，2013（9）。
[13]See Genna Reed.Public Health and the Environment: Rubber-stamped Regulation:The Inadequate Oversight of Genetically Engineered Plants and Animals in the United States.Sustainable Dev. L. & Pol'y.，2014（2）：14-20.
[14]参见谭波：《论优化我国粮食安全领域的“中央决策—省级执行”机制》，载《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谭波：《我国央地事权细化的法治对策——从粮食事权引发的思考》，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5（5）。
[15]See Purnhagen KP，Feindt PH.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 Blueprint for a “New Approach” for the Internal Agricultural Market.Eur.Law.Rev.，2017（5）：722-736.
[16]参见徐挥彦：《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定中粮食安全与粮食权之互动关系》，载《东吴法律学报》，2005（1）。
[17]参见吴昊、刘超：《气候变化与粮食权保障》，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11）。
[18]参见曹阳：《国际法视野下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可持续性国际粮食安全体系的构建》，24~3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19]参见柏慧：《宏观调控与少数人权利保障——以东北平原小规模粮农为对象》，载《河北法学》，2009（9）。
[20]参见宋戈等：《基于耕地发展权价值的东北粮食主产区耕地保护补偿机制研究》，载《中国土地科学》，2014（6）。
[21]参见王文龙：《土地发展权交易视角下的粮食安全区域协调机制研究——以浙江省为例》，载《经济体制改革》，2015（1）。
[22]参见祝洪章：《土地发展权交易与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载《学术交流》，2016（6）。
[23]See Sean McElwain.The Misnomer of Right to Farm: How Right-to-Farm Statutes Disadvantage Organic Farming.Washburn L.J.，2015（3）：223-268.
[24]See Ariel Overstreet-Adkins.Extraordinary Protections for the Industry that Feeds Us: Examining a Potential Constitutional Right to Farm and Ranch in Montana.Mont. L. Rev.，2016（4）：85-115.
[25]参见公茂刚：《我国争取国际粮食定价权的条件与策略研究》，载《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
[26]参见徐喜荣：《论人体试验中受试者的知情同意权——从“黄金大米”事件切入》，载《河北法学》，2013（11）。
[27]See Josh Glasgow.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Religiously Motivated Concerns: The Role of the “Right To Know” in the Gm Food Labeling Debate.Drake J. Agric. L.，2015（1）：115-136.
[28]See Zachary R. F. Schreiner.Genetically Modified Corn， Ethanol， and Crop Diversity.Energy L. J.，2009（1）：169-188.
[29]See Melissa Powers.King Corn: Will the Renewable Fuel Standard Eventually End Corn Ethanol's Reign?.Vt. J. Envtl. L.，2010（1）：667-708.
[30]See Zachary M. Wallen.Far from a Can of Corn: A Case for Reforming Ethanol Policy.Ariz. L. Rev.，2010（1）：129-155.
[31]See Jonathan Volinski.Shucking Away the Husk of a CropGone Wrong: Wh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eeds to Replant Its Approach to Corn-Based Ethanol.Tul. Envtl. L.J.，2012（2）：507-530.
[32]参见佟屏亚：《一个玉米品种维权诉讼的跟踪报道——记“中国玉米种业维权诉讼第一大案”始末》，载《中国种业》，2005（11）。
[33]参见刘银良：《金大米的知识产权问题分析及启示》，载《中国农业科学》，2006（5）。
[34]参见刘妍、李秀丽：《地理标志权价值评价探析——基于黑龙江五常大米的案例研究》，载《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11（4）。
[35]See Jess R. Phelps.“A Tinge of Melancholy Lay upon the Countryside”: Agricultural Historic Resources within Contemporary Agricultural and Historic Preservation Law.Va. Envtl. L.J.，2015（1）：56-101.
[36]See Jody L. Ferris.Data Privacy and Protection in the Agriculture Industry: Is Federal Regulation Necessary?.Minn. J.L. Sci. & Tech.，2017（4）：309-342.
[37]See Olusegun OO，Olubiyi IA.Implications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s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on Agricultur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Afr.Law，2017（2）：253-271.
[38]参见[德]多瑞斯·科恩：《粮食金融：迈向农业和农村金融新范式》，黄佳、邹涛译，209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5。
[39]参见肖顺武：《论耕地保护法律制度之完善——基于粮食安全视角的解析》，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4）。
[40]参见唐双娥、郑太福：《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视角下的我国土地法修改》，载《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
[41]参见杨俊锋：《我国现行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制度的法律分析》，载《河北法学》，2013（4）。
[42]See Jesse J. Richardson， JR.Agricultural Preferences in Eastern Water Allocation Statutes.Nat. Resources J.，2015（1）：329-360.
[43]See Alison Peck.The Cost of Cutting Agricultural Output: Interpreting the Capper-Volstead Act.Mo. L. Rev.，2015（1）：451-498.
[44]参见高佳运：《民族地区城市化发展中粮食安全的法律保障》，载《贵州民族研究》，2016（11）。
[45]参见郑宇、徐畅：《民国粮食安全体系构建机制——以〈中国米麦自给计划〉及其推行为视点》，载《甘肃社会科学》，2016（3）。
[46]See Neal Rasmussen.From Precision Agriculture to Market Manipulation:A New Frontier in the Legal Community.Minn. J.L. Sci. & Tech.，2016（4）：489-516.
[47]参见王祖志、卢代富：《当前粮食定购的新问题及其法律对策》，载《现代法学》，1987（4）。
[48]参见肖顺武：《粮食储备规模法律制度研究——基于粮食市场的实证解析》，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3）。
[49]参见蒋军洲：《关于粮食流通立法的瑕疵分析》，载《中国流通经济》，2012（6）。
[50]参见杨莉萍：《我国大陆粮食应急征用补偿标准的发展及域外镜鉴》，载《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51]参见刘颖等：《新时期我国粮食储备政策与调控体系研究》，200~2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52]参见赵将等：《美国粮食供给调控与库存管理的政策措施——美国农业法制定过程的经验》，载《农业经济问题》，2017（8）。
[53]参见张晓京：《论WTO〈农业协议〉下的粮食安全——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思考》，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张晓京：《WTO〈农业协议〉下的粮食安全——基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博弈的思考》，载《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
[54]参见陈亚芸：《WTO框架下国际粮食援助与公平贸易——后多哈时代展望》，载《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13（4）。
[55]参见刘俊敏：《国际粮食贸易碳排放可视化的制约瓶颈及其破解》，载《河北法学》，2013（3）。
[56]参见余莹：《西方粮食战略与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研究》，285~30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7]See Gashahun L. Fura.Transnational Agricultural Investments and Host States' Export Restriction Flexibilities unde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Denv. J. Int'l L. & Pol'y，2015（2）：589-618.
[58]参见曾文革、原兴男：《WTO巴厘一揽子协定粮食安全条款谈判：背景、进展与对策》，载《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59]参见曹阳：《国际法视野下的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可持续性国际粮食安全体系的构建》，47~303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
[60]See Shim J.Foreign Agricultural Investments in Myanmar: Toward Successful and Sustainable Contract Farming Relationships.Columbia.J.Trans.Law，2017（3）：717-756.
[61]See J.B. Ruhl.Protecting Ecosystems on Land: Agricultureand Ecosystem Services: Strategies for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N.Y.U. Envtl. L.J.，2008（1）：424-459.
[62]参见乔兴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资源环境立法保障研究》，载《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
[63]See Christopher P. Rodgers.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orienting English Law for a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Drake J. Agric. L.，2009（2）：259-289.
[64]See Mary Jane Angelo.Corn， Carbon， and Conservation: Rethinking U.S. Agricultural Policy in a Changing Global Environment.Geo. Mason L. Rev.，2010（1）：593-660.
[65]See Brant M. Leonard.Carbon Sequestration as Agriculture's Newest Market: A Primer on Agriculture's Role in Carbon Cap-and-Trade.Drake J. Agric. L.，2010（2）：317-340.
[66]See Donald T. Hornstein.The Future of Food Regulation: the Environmental Role of Agriculture in an Era of Carbon Caps.Health Matrix，2010（1）：145-174.
[67]See Taylor A. Beaty.Life on the Mississippi: Reducing the Harmful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Runoff in the Mississippi River Basin.Ohio N.U.L. Rev.，2015（1）：819-846.
[68]参见张小勇：《粮食安全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国际法保障——〈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评析》，载《法商研究》，2009（1）；秦天宝、刘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晚近发展及启示》，载《青海社会科学》，2016（5）。
[69]参见张培田、王娜：《三合场禁制作、贩卖发水大米碑析——从法文化视角展开》，载《河北法学》，2012（4）。
[70]See Laurie Ristino，Gabriela Steier.Losing Ground: A Clarion Call for Farm Bill Reform to Ensure a Food Secure Future.Colum. J. Envtl. L.，2016（1）：59-111.
[71]See Gijs Berends，Megumi Kobayashi.Food after Fukushima- Japan's Regulatory Response to the Radioactive Contamination of Its Food Chain.Food Drug L.J.，2012（1）：51-64.
[72]参见李国庆：《从广东“镉大米”事件看我国粮食质量安全的监管》，载《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73]See Nathan M. Trexler.“Market” Regulation: Confronting Industrial Agriculture's Food Safety Failures.Widener L. Rev.，2011（1）：311-345.
[74]See Lauren Kaplin.Energy （in） Efficiency of the Local Food Movement: Food for Thought.Fordham Envtl. Law Rev.，2012（1）：139-161.
[75]See Marne Coit.American Agricultural Law Association.Drake J. Agric. L.，2015（1）：1-19.
[76]See Caitlin Kelly-Garrick.Using the Endangered Species Act to Preempt Constitutional Challenges to GMO Regulation.Hastings Const. L.Q.，2015（3）：93-116.
[77]See Krystle B. Blanchard.The Hazards of GMOs: Scientific Reasons Why They Should be Regulated， Political Reasons Why They are not， and Legal Answers to What Should be Done.Regent U.L. Rev.，2014—2015（1）：132-153.
[78]See Leslie Francis，Robin Kundis Craig，Erika George.FDA's Troubling Failures to Use Its Authority to Regulate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Food Drug L.J.，2016（1）：105-134.
[79]See Katharine Gostek.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 How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s Regulations Affect the Economy.Mich. St. J. Int'l L.，2016（2）：761-800.
[80]See Smith PJ，Katovich ES.Are GMO Policies “Trade Related”? Empirical Analysis of Latin America.Appl.Econ.Perspect & P.，2017（2）：286-312.
[81]See Michael DeBona.Letting a Hundred Transgenic Flowers Blossom:The Future of Genetically Modified Agri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Vill. Envtl. L.J.，2011（1）：89-115.
[82]参见满洪杰：《从“黄金大米”事件看未成年人人体试验的法律规制》，载《法学》，2012（11）。
[83]参见李耀跃：《试论我国转基因粮食安全的立法建构》，载《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84]See Julie M. Muller.Naturally Misleading: FDA's Unwillingness to Define “Natural” and the Quest for GMO Transparency through State Mandatory Labeling Initiatives.Suffolk U. L. Rev.，2015（1）：511-536.
[85]See Jessica A. Murray.A Look at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Labeling Law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Suffolk Transnat'l L. Rev.，2016（4）：145-168.
[86]See Colleen Gray.A Natural Food Fight: The Battle between the “Natural” Label and GMOs.Wash. U. J.L. & Pol'y，2016（1）：123-145.
[87]See Xiao Zhu，Michael T. Roberts，Kaijie Wu.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Labeling in China: In Pursuit of a Rational Path.Food Drug L.J.，2016（1）：30-58.
[88]See Sunstein CR.On Mandatory Label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U.Penn.Law Rev.，2017（5）：1043-1095.
[89]参见王文：《西方社会依法维护农产品价格的稳定——〈国际小麦协定〉等国际商品协定简介》，载《中国法学》，1994（5）。
[90]See Jacinto F. Fabiosa.Effect of Free Trade in Agriculture on Developing Countries.Mich. St. J. Int'l L.，2008（1）：677-690.
[91]参见[美]帕特里克·韦斯特霍夫：《粮价谁决定：食品价格中的经济学》，申清、郭兴华译，179~182页，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92]参见秦守勤：《我国粮食安全的忧思及其法律对策》，载《农业经济》，2012（8）。
[93]See Amanda Lyon.How Corn Subsidies and NAFTA are Weakening Our Borders One Kernel at a Time.Creighton Int'l & Comp. L.J. ，2012（3）：38-46.
[94]See Brock M. Maples.Rising Crop Prices and the Effect on the Conservation Reserve Program.Envt'l & Energy L. & Pol'y J.，2008（1）：313-318.
[95]See Aaron Sternick.Food Fight: The Impending Agricultural Crisis and a Reasonable Response to Price Volatility.Vill. Envtl. L.J.，2012（1）：145-171.
[96]参见徐国栋：《〈格拉古小麦法〉研究》，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
[97]See Sarah Carrier.From Paper to Electronic: Food Stamps，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Changing Functionality of Government Benefits.Geo. J. Poverty Law & Pol'y，2016（3）：139-159.
[98]参见秦雷鸣：《权责一致 科学构建粮食法》，载《中国粮食经济》，2010（7）。
[99]See Diana Crumley.Achieving Optimal Deterrence in Food Safety Regulation.Rev. Litig.，2012（1）：353-401.
[100]参见李国庆：《关于构建我国粮食安全问责机制的思考——以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为视角》，载《河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101]参见曾志华：《粮食安全监管政府责任追究机制革新研究》，载《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5）。
[102]参见旭东、先求：《坚决惩处粮食部门的犯罪活动》，载《人民司法》，1983（8）。
[103]参见方晓春：《略谈贪污粮食的犯罪》，载《法学评论》，1985（3）。
[104]参见张宏祖：《浅析盗窃粮票和粮食的定罪与量刑》，载《法学杂志》，1990（1）。
[105]参见童道才：《贪污粮票（券）和粮食指标应如何定性？》，载《人民司法》，1990（6）。
[106]参见青锋、王学沛：《粮食购销活动中的几种犯罪行为探讨》，载《法学》，1999（5）。
[107]See Jordan Bailey.Food-Sharing Restrictions: A New Method of Criminalizing Homelessness in American Cities.Geo. J. Poverty Law & Pol'y，2016（4）：273-292.
[108]参见叶良芳：《无证收购粮食行为入刑的法理考察——基于规范论和立法论的双重视角》，载《法治研究》，2017（1）。
[109]参见宁利昂、邱兴隆：《“无证收购玉米”案被改判无罪的系统解读》，载《现代法学》，2017（4）。
[110]See Joshua B. Cannon.Using Negligence Per Se to Mend the Wall between Farmers Growing Genetically Engineered Crops and Their Neighbors.Wash & Lee L. Rev.，2010（1）：653-691.
[111]See Anne-Marie Duguet，Tao Wu，Annagrazia Altavilla，Hongjie Man，Dean M. Harris.Ethics in Research with Vulnerable Populations and Emerging Countries: The Golden Rice Case.N.C.J. Int'l L. & Com. Reg.，2013（2）：979-1013.
[112]See Thomas P. Redick.Coexistence of Biotech and Non-GMO or Organic Crops.Drake J. Agric. L.，2014（1）：39-79.
[113]See Kyndra A. Lundquist.Unapproved Genetically Modified Corn: It's What's for Dinner.Iowa L. Rev.，2015（1）：825-851.
[114]See Michael H. Carpenter， Jr..Beware of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Crop: Applying Animal Liability Theory in Crop Contamination Litigation.Buff. Envt'l L.J.，2015—2016（1）：63-98.
[115]参见刘新春：《仲裁和调解是解决粮食贸易纠纷的便宜快捷的方法》，载《粮食流通技术》，1999（6）。
[116]参见陈刚：《仲裁：解决粮食贸易纠纷的新方式》，载《中国粮食经济》，2004（10）。
[117]See Sarah Holm.When They Don't Want Your Corn: The Most Effective Tort Claims for Plaintiffs Harmed by Seed Companies Whose Genetically Engineered Seeds Produced More Problems than Profits.Hamline L. Rev.，2015（1）：557-609.
[118]See Thomas P. Redick，Megan R. Galey，Theodore A. Feitshans.Litigation and Regulatory Challenges to Innovation in Biotech Crops.Drake J. Agric. L.，2015（1）：71-91.
[119]参见乔兴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资源环境立法保障研究》，载《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