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

在谈到“法治”或者“法治思维”时，往往也会涉及另一组相对应的概念——“人治”“人治思维”。说到底，法治和人治都是国家治理的理念和方式。在社会发展的新时代，我国应当实行法治还是实行人治，或者法治与人治是否可以相融？围绕着关系国家命运的这一重大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曾经进行过一场大辩论、大争论，已经有了定论，即我国只能或者必须实行法治而不能实行人治，同时，法治与人治无法相融。

我国今天之所以必须实行法治而不能实行人治，是由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决定的。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而要实现和达到这一伟大目标，只能通过实现法治。

有人可能认为，我国几千年来一直实行人治，几度达到盛世的状态，始终引领东亚的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独特的重要一支。因此，人治也并非一无是处。同时，受长期以来的思维定式及工作方式的影响，法治是强调制度的作用，人治是强调人的作用。而制度是人制定的，制度也是由人执行的，仅仅强调制度的作用而不强调人的作用，制度是不可能发挥作用的，况且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徒法不足以自行”的说法。因此，不能仅仅强调法治，还需要强调人治，或者法治与人治必须相融。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混淆了法治与人治的根本差别，其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法治与人治的核心差别并不在于是否由人来执行制度，而在于法治的要求是，任何人、任何组织都在宪法和法律之下，都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一切国家权力均来自宪法和法律的授予，均在宪法和法律之下。人治的基本标志是，执行制度的人既可以按照制度办事，也可以不按照制度办事，制度并不约束执行制度的人，制度不过是执行制度者的一种选择性工具。法治和人治都强调人的作用，也都强调制度的作用，而根本区别在于执行制度的人是在制度之上还是在制度之下，是否受到制度的约束。

法治是从西方传入我国的“舶来品”。在西方，衡量法治国家、法治社会的基本标志是：国王在法律之下，即是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国王在法律之上，即是人治国家、人治社会。质言之，是“王在法下，还是王在法上”。实际上，法治与人治的核心差别在于国家权力与宪法法律的关系。权大于法，即是人治；法大于权，即是法治。因此，法治与人治是无法兼容的。

判断和衡量是否是按照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其标准在于：在已经制定了制度、规则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即使不喜欢这些制度、规则，也应当依照制度、规则办事，即为法治思维；领导干部对有利于自己的制度、规则则照办，对不利于自己的制度、规则则不照办，即为人治思维。

我国现行宪法序言规定，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宪法和党章的这些规定都是依照法治思维的理念和要求作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