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马克思政治哲学批判既是以马克思政治哲学为主要视域关于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批判，也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自我批判。“批判”是马克思经常运用的一个字眼，如“法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等。马克思是在德国古典哲学意义上运用这个字眼的。在康德哲学里，“批判”是对思想的根据的不断探讨，正如黑格尔所谓“反思”是深思、后思、对思想的不断再思想的含义一样。这样一种辩证法为马克思所发扬光大。因此，当我们谈论“批判”时，是应该将其与非批判、非反思的独断形而上学划清界限的。
马克思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因为以某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某一“主义”，正是表明这一个人的思想构成了这一“主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资源。近些年来，中国大陆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越来越习惯于用马克思哲学来置换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企图“回到马克思”，呈现所谓原初的、本真的、作为马克思的马克思。其实，西方马克思主义早已将马克思与列宁、马克思与恩格斯、“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区别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因此拒斥马克思思想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那么我们就真正地扼杀了马克思。诚然，这个划分对我们澄清意识形态和学术形态的双重意义是颇有价值的。这里有两个态度：一是意识形态上的“马克思主义”态度；一是学术形态上的“马克思哲学”态度。从意识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在发展，却沿着不同方向发展，每一方向都有专一性和排他性的特质。我们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后加上后缀（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是因为我们坚持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具有自身特色，这一特色是由时代背景、国情以及自身实践决定的。我们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诸如伯恩施坦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类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而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革命建设实际相结合而产生的现代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不信仰并不等于不研究。从学术形态上看，马克思主义同样在发展，但不是单一性的发展，而是多样性的发展。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是一元化的，而是多元化的。这不仅是因为时代的变化、国情的差异，而且是因为马克思思想原本就具有多个面向、多个维度，从而为多种解读方式、多种发展路径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甚至无限可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或者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只是其中一条重要的发展线索（他们之间的连续性和间断性值得辨析），虽然马列主义构成我们现有的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但并未穷尽全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譬如，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有三派，伯恩施坦是右派，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是中派，列宁、卢森堡是左派；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划分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列宁之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又有三派——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总起来说，托洛茨基比斯大林左一些，布哈林比斯大林右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又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马尔库塞）和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必须以其中一个派别为正统，以其他多个派别为异端。但是，在学术形态上，这里需要辨析这样几个方面：首先，真理和谬误不是截然分立的，一个人掌握了一些真理，既不意味着这个人是真理的化身，也不意味着与之区别和对立的其他人等于谬误。其次，虽然实践检验真理、谬误，但实践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此时此地是成功的，彼时彼地或许就是失败的。因此，检验应当是反复的和不断的，否则就是成王败寇。我们现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多样性存在和多元化发展的承认。当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们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诚然，这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它跟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指导思想的单一性和一元化并不矛盾。
海德格尔说：“人们可以用形形色色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证，但在存在历史上可以确定的是：一种对世界历史性地存在着的东西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表达出来了。谁如若只把‘共产主义’看作‘党派’或者‘世界观’，他就想得过于短浅了”[1]。
马克思政治哲学或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是马克思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分支、一个部门或一个领域，而是它的全部，或者，准确地说，是它的一个面向、一个路径。我们将马克思哲学理解为实践哲学、历史哲学，与我们将其理解为政治哲学相一致。历史哲学是政治哲学的近义词，而实践哲学则几乎是政治哲学的同义语。只有形而上学与政治哲学不兼容。在黑格尔那里，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相对应，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形而上学则与实践哲学（政治哲学）相对应。马克思哲学对形而上学的超越，在这两个方面都有重要表现，而后一方面表现则比前一方面表现更根本。
广义的政治哲学包括狭义的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应当将其置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中，置于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经过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休谟和斯密，到康德和黑格尔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之中，但是，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从黑格尔到马克思这样一个发展过程。
本书力图从整体上探析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分别探析马克思对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哲学的三大批判，马克思的三大批判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相对应[2]，它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正是在对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和法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构建了自己的政治哲学。本书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解释并不停留在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原本中，而是努力依据当代国内外的理论和现实的成就予以推进。换句话说，这一解释是在特定语境下进行的，并不企图“回到马克思”“以马解马”。我们相信，马克思政治哲学具有无限解释的可能性，我们所完成的解释只是沧海一粟。
马克思政治哲学，正如马克思哲学一样，是我们“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是不可超越的。萨特说：“在十七世纪后和二十世纪之间，我看有三个时代可以称为著名的时代：笛卡尔和洛克的时代、康德和黑格尔的时代以及马克思的时代。这三种哲学依次成为任何特殊思想的土壤和任何文化的前景，只要它们表达的历史时代未被超越，它们就不会被超越。……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所谓的超越，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则是重新发现一种已包含在人们自以为超越的哲学中的思想。”[3]“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衰竭，而且还十分年轻，几乎是处于童年时代：它才刚刚开始发展。因此，它仍然是我们时代的哲学：它是不可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情势还没有被超越。我们的思想不管怎样，都只能在这种土壤上形成；它们必然处于这种土壤为它们提供的范围之内，或是在空虚中消失或衰退。”[4]
但是，马克思的精神不是单一的或一元的，而是多样的或多元的。德里达说：“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因为这将是我们的假设或更确切地说是我们的偏见：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也必须有诸多个马克思的精神。”[5]
注释
[1]海德格尔。路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01-402。
[2]自从列宁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以来，这样一个观点成为定论：整个马克思主义体系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来源于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09-314。）
[3]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林骧华，徐和瑾，陈伟丰，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10。
[4]同上，28。
[5]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