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道德建设的回顾与展望＊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现在，已经50多年了，在这50多年中，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经历了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我们可以把这50多年分为四个阶段，即从新中国成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末和2001年开始的新时期等四个时期。
回顾这50多年来我国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绩，展望我国道德建设发展的前景，明确我国道德建设进一步发展所应注意的问题，这对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道德建设来说，无疑是一件有着十分重要意义的事情。
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始终不渝地加强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建设，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根据我党在革命战争中所长期坚持的重视政治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就强调要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涤荡一切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大力改善社会风气，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优良的社会风气遭到了破坏，使人们在道德问题上，处于一种困惑的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党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到发展生产力和经济建设上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强调，在加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一定要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在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的同时，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
从2001年开始，我国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就是要在加强“依法治国”的同时，加强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实行“以德治国”，把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2001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从而开始了新中国道德建设的一个新的时期。
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回顾和总结这50多年来道德建设的历史，展望我国道德建设的未来发展，这对我们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形成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道德建设成果的基础上，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前的近20年的时间里，特别是在1959年以前的10年中，应当说，是我国道德建设的一段光辉的时期。革命的激情，涤荡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鼓舞着人们奔向光明。最能代表这段时期精神面貌的是“三大精神”，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雷锋精神”、“铁人精神”和“焦裕禄精神” 。这些精神，是新中国社会主义道德精神的重要体现，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这些精神，以雷霆万钧之势，改变着旧社会的不良风气，它们犹如清新的空气，滋润着人们的灵魂。这些精神是革命时期的道德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是建设时期我们克服一切艰难困苦的精神动力。就其实质来说，这些精神也就是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
正是在这些精神的影响下，我国社会出现了正直、廉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这种正直、廉洁、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在人和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团结友爱的新型的人际关系，对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都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正如邓小平所说的： “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风气是健康的。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怀抱崇高理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捍卫人民的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处处表现良好的献身精神和守纪律精神。青少年的这种风气和整个社会的风气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受到全国人民和各国人士的赞许。 ”[2]又说“我们有解放后的前十年的经验，那十年我们的风气相当正”，“这种好风气，要把它恢复起来”[3]，等等。
二、道德建设在曲折中前进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是我国道德建设的一个曲折前进的时期。一方面在“左”的思想的干扰下，特别是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四人帮”打着红旗反红旗，口头上高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大公无私，而实际上却干着自私自利的可耻勾当。他们打着集体主义的旗帜，而暗地里则一心为自己的小帮派牟利，他们所说的集体，是一种虚假的集体、不真实的集体，也就是说，他们所谓的集体，是不能代表人民利益的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一个只知道为极少数人牟私利的小帮派。他们高喊要“无私奉献”和“为人民服务”，其实质就是要广大人民群众来献身，而他们这一小撮人，则在暗地里坐享其成，以达到他们压迫人民和剥削人民的目的。
“四人帮”对道德建设最严重的破坏，就在于他们把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变成了一种空洞的说教，变成了一小撮人挂在口头上而根本不愿实行的空头支票，变成了一种只让别人去做而自己不做的骗人的“鬼话”和“假话” 。他们打着“集体主义”的幌子，不给个人以任何的正当利益，以达到实现自己的无穷贪欲的目的。他们无耻地破坏了“集体主义”的声誉，使人们对“集体主义”产生了种种怀疑。正是在“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人的影响下，一些意志薄弱经不起这种思想引诱的人，一些本来就私心很重的人，在“派性”和个人主义的影响下，也就随波逐流，把自私自利当做自己的道德原则，从而极大地破坏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人际关系，造成了一部分人的道德失范。把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变成口头上的“假话”和“大话”，是对社会主义道德的重大破坏，直到今天，在一些人的身上，我们还能够看到这种影响。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人对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破坏，决不能被误解为这些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有什么错误，而只能说明他们是一些道德败坏的人，他们亵渎了社会主义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他们在从事卑鄙可耻的阴谋时，也还要打着社会主义道德的旗帜，这只能说明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正确，而丝毫也不能证明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错误。
尽管“四人帮”及其一小撮人对社会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的人际关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我们还应当看到，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思想，仍然在继续不断地发展。他们仍然在身体力行地践履和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他们在“派性”所造成的极大混乱中，仍然坚守在生产岗位上，无私奉献，使我国的经济保持了一定速度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在1967年到1976年的10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经济，仍然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正是在这段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世界上一个主要的核强国，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成功；1967年，生产了第一颗氢弹；1970年，把一颗卫星发射进了轨道。伟大的事业，孕育和产生了伟大的道德精神。在为“两弹一星”事业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广大科研工作者培育和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这一精神，就是在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导向下所凝聚起来的崇高的社会主义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的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我国纠正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左”的干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为了大力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我国采取了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代替过去所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加以结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在道德建设上，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相应地形成了道德建设的新思路。这就是，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对道德建设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的影响，充分肯定并极力促使它的积极方面对道德建设的推动作用，也注意从各个方面来限制它的消极方面，进一步地加强了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形成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更加完整的指导思想、方针和原则。
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实施，对我国的道德建设既是一个极大的促进，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
市场经济，从一定意义上看，它可以说是以个人的利益作为动力的一种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它的追求经济效益的原则，都是同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利益成为推动人们积极性的最重要的动力。市场经济要求有公平的竞争，有创新的意识，有开拓的精神，有效益的观念，等等。这一切，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水平和道德水平，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在社会上进一步树立起了许多新观念，恢复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破坏的好思想和好作风。
另外，我们也要看到，“市场”有它的缺陷和消极方面，这就是它在实行“等价交换”和强化个人利益时，又容易诱发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思想，腐蚀人们的思想和道德观念，使一些人陷入自私自利和极端利己主义的泥坑，毒化社会的空气，污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在重视和强化个人利益的同时，又容易使一些人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淡化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以至损害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也正是在“市场”的这种消极方面的影响下，在经济活动中也容易产生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的行为，给经济行为带来危害。从思想道德方面来看，它的最大的危害，就在于腐蚀人们的思想，把“人心”引向“邪路”，使“人心”由“好”变“坏”、由“认同道德”到“不讲道德”，进而影响到整个的社会风气。正如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所指出的，在我国的社会上，“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毒赌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漠，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 。对于“市场”的这些消极方面，我们应当加以正视，以求把它的作用减少到最低的限度。
应当说，对于“市场”的缺陷和消极方面，我们党和国家从一开始就是十分注意的。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改革开放以来，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要反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要抵御一切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强调要加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强调要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三个主旋律，也都是针对这种实际情况出发的。我们看到，在党和国家的正确引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努力下，我国人民的道德面貌和社会风气都有了显著的变化。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集体主义的原则，已经成为社会道德生活的实际导向，它是重新激励和鞭策人们发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一个重要力量。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导向下，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先后出现了孔繁森、李国安、徐虎、李素丽等无私奉献的模范人物，产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的抗洪精神。
在道德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我国的道德理论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得到发展。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把“五爱”作为全体公民的社会公德。随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的发展，“集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原则，逐步地为我国理论界所认同。正如毛泽东同志1956年在有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中所说的，要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的集体主义原则，作为我们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的确立（即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和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社会主义的“五爱”的道德要求） ，在我国的道德生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是从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中所必然得出的唯一正确的原则。作为党的宗旨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新中国的道德建设中，始终都起着正确导向的作用，它如一根红线，贯穿在全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直到成为社会主义事业道德建设的核心，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应当说，正是在这些正确的道德核心、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导向下，在党和政府的提倡和教育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下，我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才有了上述的巨大变化。在肯定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道德面貌和社会风气的巨大成就的同时，就必然应当肯定我们党和国家提出的这些正确的道德核心、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
应当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在道德建设上，一些人曾提出“道德重建”，我们认为对这一提法要进行分析。如果说，我们应当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结合市场经济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我们的道德建设能够“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的精神，这当然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说的“道德重建”是要抛弃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重建他们所主张的利己主义、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道德原则。为什么要抛弃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而“重建”一种新的原则呢？据说是因为我们的集体主义原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是市场经济了，所以要以新的原则来代替过去的原则，以适应他们所说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这种看法，当然是不正确的。我们的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要求出发的，是同我们的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更根本的意义上来看，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体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本质在道德建设上的内在要求，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共存亡的。有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要有社会主义道德，有社会主义道德，就必然有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原则。集体主义原则并不是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同样，如果我们错误地把20世纪50年代所形成的“雷锋精神”、“铁人精神”和“焦裕禄精神”都认为是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那么，这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也应当把这些精神都统统抛弃，这不是非常荒唐吗？如果说我们20世纪50年代那种良好社会风气也是同计划经济相联系的，这是不是说，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也应当把这些良好的社会风气统统不要呢？当然，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根据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所出现的新问题，来不断发展和完善我们的社会主义道德，但是，我们必须坚持那些在实践中已经证明是正确的道德核心、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的极左思潮在道德理论上也有严重的消极影响。他们片面地强调“集体主义”和完全否认个人正当利益的思想，使原本正确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实践中被极左思潮所扭曲，不但不能有效地调节人和人之间的各种关系，而且在许多方面还加剧了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从道德理论的建设上来看，经过广大伦理学工作者的努力，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伦理学体系，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都得到了共识。在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外国伦理学史、应用伦理学等学科建设上，也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总之，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000年，我国的道德建设，不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这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道德核心、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确立深入人心；在精神文明建设中，道德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对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的实质的解释，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四、“以德治国”和道德体系建设的新时期
2001年开始，我国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把道德建设特别是把提高道德素质、加强道德教育、开展道德实践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把“德治”和“法治”、“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作为治国方略的两个重要方面，使道德建设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机遇，为道德建设创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的新时期。
2001年，我国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系统工程。为了更好地加强道德建设，我们还必须在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同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一个更加艰巨、复杂、长期的任务。社会主义的道德体系，是我们进行以德治国的依据，是提高全体公民道德素质的基础和前提。这个道德体系及其规范的要求，必然是包括各个群体、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各个系统的道德规范的总和，体现着道德核心、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各种不同层次的要求，显示出政治导向、法律支持和政策引导的力量，发挥着整个大众传媒、公众舆论、社会氛围对道德的制约作用，等等。
2001年7月，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必须认识到，如果只讲物质利益，只讲金钱，不讲理想，不讲道德，人们就会失去共同的奋斗目标，失去行为的正确规范。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为社会保持良好的秩序和风尚营造高尚的思想道德基础。要在全社会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和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增强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激励他们为振兴中华而不懈奋斗”，把道德建设提高到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的地位。
2001年10月，中共中央印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全国贯彻实行。应该说，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所确定的一个道德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它不但提出了我国道德建设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重要内容，而且还提出了加强道德教育、开展道德实践、重视法律支持、强调政策导向、创造舆论氛围等一系列有关道德建设的根本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这对推动今后我国的道德建设，必将产生巨大的作用。以贯彻和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为契机，公民道德实施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有利于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逐步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说，2001年是我国道德建设大发展的一年，是中国加强道德建设的伟大系统工程的总动员的一年，是道德建设的新时期的重要的一年。
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必然而且应当使道德建设同样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切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不但要使广大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水平上不断提高，而且要使他们在精神生活上日趋充实。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新的全面发展的人，决不是也不可能是只追求物质生活的人，相反，他们在物质生活上只求适当的满足，而在精神生活上，却有着永无止境的要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人”，决不是也不可能是庸俗的享乐主义者和物质利益的追求者，他们在物质利益得到必要的满足之后，必将力求成为一个充满理想、勇于献身、关心他人、道德高尚的人。物质利益的满足，并不能使人纯洁和高尚，只有道德才能提高人的境界，升华人的灵魂。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愈加发展，它对道德的要求也愈来愈高。道德既是“治国”的“方略”，又是立国的根基。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决不可忽视道德的重要性。
展望今后的发展，可以预计，我国的道德建设必将以更大的规模和更快的速度向前迈进。
＊本文原载《以德治国与公民道德建设》一书，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2]《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3]《邓小平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