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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道德》一书简介^[＊]

《中国传统道德》一书，已于去年1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全国发行。

《中国传统道德》一书，是根据党中央和国家教委关于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要求而编写的。早在1993年5月，李岚清同志就提出要求，请国家教委组织有关这方面的专家学者，为学校编写一套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我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的参考教材。1993年9月，编写工作开始启动。李岚清副总理、北京大学张岱年教授担任顾问，朱开轩同志担任编委会主任，罗国杰同志任主编。参与编写工作的中国伦理学史和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较有造诣的专家，分别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河南省社科院等单位，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参与了本书的编写和组织工作。

《中国传统道德》一书分为多卷本和简编本。多卷本是根据编者对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总体把握而构建的框架体系，即将中国传统道德的丰富内容，分为《规范卷》 、 《德行卷》 、 《教育修养卷》 、 《理论卷》和《名言卷》 。

《规范卷》共分为四大部分：1）基本道德规范。编者将中国传统道德在长期历史中有较大影响的规范，概括为十八个基本规范，即公忠、正义、仁爱、中和、孝慈、诚信、宽恕、谦敬、礼让、自强、持节、知耻、明智、勇毅、节制、廉洁、勤俭和爱物；2）职业道德，包括政德、武德、士德、民德、商德、师德、艺德、医德；3）家庭伦理，包括亲子、夫妇、长幼；4）文明礼仪，包括尊老敬贤、待人接物、仪态言谈、庆典婚丧、交友待朋等。

《德行卷》是根据我国历史文献的记载，从中国历代无数道德品质高尚的人物中，选取了近四百个（377个）有影响的著名人物，作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美德的代表。本卷按照这些人物的德行的不同情况，归纳为十三篇，即1）勤劳勇敢、厚德载物篇；2）勇于探索、务实求真篇；3）胸怀天下、公忠为国篇；4）民族和睦、四海一家篇；5）酷爱自由、勇于斗争篇；6）励精图治、济世安民篇；7）廉洁奉公、清正严明篇；8）以教兴国、正风敦俗篇；9）家庭和睦、孝慈友恭篇；10）忠于职守、敬业乐业篇；11）以道交友、以友进德篇；12）乐群贵和、尊礼重义篇；13）德量涵养、躬行践履篇。

《教育修养卷》主要选编了中国历史上有关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方面的论述，共分为九篇：1）修身与德教；2）施教；3）家教；4）立志；5）为学；6）存养；7）克治；8）力行；9）理想人格与理想境界。

《理论卷》着重于中国传统道德理论的内容，使读者对于中国历史上思想家们有关道德教育、修养的各种理论，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分为八个方面：1）德刑论；2）天人论；3）人性论；4）义利论；5）理欲论；6）公私论；7）人生论；8）知行论。

《名言卷》的内容，是对中国古代有关道德的“嘉言” 、 “箴言” 、“格言” 、“警语”的总称。本卷收录了自殷周至近代辛亥革命长达三千年间所积累的道德名言近四千条，分别包含在五篇中。这五篇是：1）德治教化篇；2）公私义利篇；3）品德节操篇；4）修身养性篇；5）人生处世篇。

上述五卷的内容，可以相互参考，各卷之间往往有着相互补充、相互发展、相辅相成、相依相应的作用。

由于《中国传统道德》的五卷本内容较多，再加上必要的诠释，使五卷的总字数超过230万字，为了便于使小学高年级以上的学生能在教师指导下参阅，特在这五卷本的基础上，又选编了一个简编本。在选编时，力图使简编本能够达到简明扼要的目的，由于多卷本的《理论卷》对中小学生读起来难度较大，故简编本未加选用。

《中国传统道德》一书在编写过程中，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批判继承、弃糟取精、古为今用、综合创新的方针，力求使读者对中国传统道德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多卷本和简编本，都有编者的话，说明了编纂本书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每卷都有卷序，每篇前都有导语，每节前又有按语。从编者的话到卷序、导语和按语，实际上都有着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所引有关材料的目的。所引古籍文献，上起远古，下至辛亥革命，涉及经、史、子、集、政书、类书共数百种、数千册，每卷之后，都附有该卷所据主要版本书籍目录，以便读者查阅原书，从而作进一步的研究。

由《中国传统道德》出版谈起^[＊]

在思想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弘扬中国古代的优良道德传统，对于培养社会主义的“四有”新人和改善社会风气，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编写《中国传统道德》一书也正是基于此。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素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传统道德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核心。但同时也应当看到，中国传统道德是在长期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形成的，有着时代和阶级的烙印。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通过发展生产力而最终达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并建成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最终目的。弘扬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的根本目的，在于振奋我们的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责任感，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在于使社会主义道德有更加丰富的内容和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从而使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真正成为我们思想上的主旋律，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形成有中国特色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规范。

应当指出的是，我们所指的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主要是指从先秦到辛亥革命时期，以儒、墨、道、法等家为内容的所有各家道德传统的总和。当然，由于中国历史的特殊原因，儒家思想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这也是应当注意的。因此，同新儒家不同，对墨、道、法各家的道德传统，我们都一视同仁，弘扬它们当中的优良道德传统。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在当前，既要反对把中国传统道德一概视为糟粕的“民族虚无主义” ，也要反对不分“糟粕”与“精华”的无批判继承。中国传统道德中，既有着为国家、为民族、为大众的整体主义精神和仁爱思想，又有着维护等级制度、束缚个性和男尊女卑等消极的因素。对于中国传统道德，我们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能全盘继承。正确的态度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和古为今用”的方针。批判继承是一个总的原则，即强调我们的继承，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有批判、有选择、有目的的继承，是以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原则的继承。

为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培育“四有”新人，在弘扬中国传统道德的同时，我们应特别注意弘扬中国革命传统道德并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江泽民同志在为《中国传统道德》一书题词中指出：“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收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 ”强调了弘扬革命传统道德的重要性。自辛亥革命以来，尤其是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无数革命先烈，为民族、为革命、为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前仆后继、勇于献身、无私奉献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行为，对我们有着极其深刻的教育意义。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既受到中国古代优良传统道德的熏陶，又高于古代的传统道德，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新的升华，是我们民族道德精神在新时期的最高体现。与此同时，许多革命家、思想家、理论家，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新情况，对于中国革命道德的原则、规范等又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概括。因此，在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的同时，必须强调弘扬中国的革命道德传统，并力求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最后，还应当注意，在弘扬古代优良道德传统时，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历史文献资料，切忌望文生义、人云亦云，要力求准确理解这些材料，并加以正确地解释，只有这样，我们对古代优良传统的教育，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中国革命传统教育读本》前言^[＊]

弘扬中国革命传统，尤其是弘扬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无数先烈和楷模的优良革命品质，学习他们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民族的英勇牺牲和无私奉献精神，学习他们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这对于加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道德传统，它们不但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而且在新的历史时期，又不断地诱导、教育和陶冶着新时代的人们，并使这一优良文化、道德传统同当代社会人们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一种全新的、革命的文化、道德传统。这一革命传统，才是最富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需要大力弘扬的传统。在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涌现出许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革命的英雄模范和志士仁人，他们为追求真理、为造福人民而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他们一心想着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中华民族革命传统的生动体现。弘扬中国的革命传统，也就是弘扬体现在他们身上的这些崇高而伟大的革命精神。

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建立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还需不需要继承以至弘扬中国的革命传统呢？我们认为，不但需要，而且应当大力加以弘扬。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其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可能腐蚀一些人的思想，磨灭一些人的革命意志，销蚀一些人的崇高理想。因此，为了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主义信念，为了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的，我们必须特别强调弘扬中国革命传统的重要。

《中国革命传统教育读本》就是根据上述要求而编写的。本书从五四运动至1966年将近五十年来，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所涌现的大量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中，选取了近四十位人物及一些英雄群体，向读者作一简要的介绍。他们的思想、品质和行为，体现了中国革命传统道德的各个方面，是中华民族古代优良传统道德在当代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完满而崇高的升华，是社会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的新体现。今天，学习中国革命传统，并努力使其化为我们自身行动的力量，对于我们坚持社会道德，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革命传统道德主要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矢志不渝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是我国革命传统的一个重要精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先进、最美好的崇高理想和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种种困难和挫折，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更无时无刻不在处心积虑地同我们进行尖锐的斗争。在革命胜利前，敌人丧心病狂地屠杀革命人民；在革命胜利后，敌人更是费尽心机要推翻我们的政权。目前，国际敌对势力，当他们看到不能用武力来推翻我们的政权后，又采用“分化”和“西化”的和平演变手段，妄图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天，全国人民正团结一心，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我们应当更加热爱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高度警惕所有企图危害和颠覆社会主义祖国的阴谋，为祖国的富强和繁荣、统一和独立，为中华民族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而努力奋斗。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华民族有着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的光荣传统。近几十年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更是有力证明了，中国的革命人民，有保卫祖国神圣领土不受侵犯、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而宁死不屈的光荣传统。学习中国革命传统，就是要学习这种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的崇高精神。

其次，关心人民，爱护人民，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乃至为人民的利益而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是中国革命传统中又一重要的精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为最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建立一种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共同富裕”的社会而奋斗。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们，总是把为民解难、为民造福当做自己的神圣职责，总是以人民的痛苦为痛苦，以人民的欢乐为欢乐，心里时时想着群众的幸福，行动处处关心着群众的安危。“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 ，为人民利益而勇于献身，是中国革命传统中应当学习和继承的重要精神。

在革命时期，为了人民的利益，先烈们忠于人民，忠于祖国，把一切献给人民革命事业，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曲又一曲壮丽凯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英雄模范们又总是为人民的利益和安危，为抢救集体和国家财产而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奋不顾身、舍己救人。他们或者像焦裕禄那样， “胸中装着人民，唯独没有自己” ；或者像雷锋所说的，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他们的这种崇高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过去的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更加需要培养我们热爱人民、为人民事业而献身的崇高精神，更加需要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最后，忠于职守、忠于职务的敬业精神和责任意识，对革命、对工作的精益求精和极端负责精神，对事业的执著追求和创业精神，在中国的革命传统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艰苦奋斗、勤劳俭朴、清正廉洁、克己奉公的思想品德和崇高精神，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已凝聚成为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一种新时代的新的创业精神。“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及“孟泰精神” 、“铁人精神”等革命传统，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克服困难、坚忍不拔、再接再厉、不断前进的强大动力。

在中国古代优良传统道德中，历来就强调对工作、对事业、对自己所应尽责任的“敬业”精神和“诚信”思想。 “敬”就是认真，就是要负责，就是要专心致志，就是要一丝不苟；“诚”就是要真挚，要诚实，要言行一致，不自欺欺人。这种民族精神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更发展成为一种新的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坚忍不拔的时代精神。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尤其需要发扬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不但能把我们目前所从事的各项工作做得好上加好，而且还将会形成一种使国家和民族繁荣富强的精神力量，进一步提高中华民族的全民素质，有利于推动我们的事业不断健康地向前发展。

从本书所选取的革命先烈和英雄楷模事迹中，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革命传统，是中华民族古代优良文化、道德、传统在现代的继承和发扬，是中国古代优良文化、道德、传统在新时期的新发展。一切古代的文化、道德、传统，只有同革命传统相结合，才能够在新时期发挥积极的作用。我们在弘扬中国古代优良文化、道德、传统时，一定要大力弘扬新时期的革命传统，以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

要重视儒家德性思想研究^[＊]—— 《德化的视野》序

葛晨虹同志所撰写的《德化的视野》即将出版，她希望我能为这本书的问世写几句话，谈谈我的一些看法。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件义不容辞的事。从1992年葛晨虹同志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攻读伦理学的博士研究生开始，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又留在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工作，到现在已经有5年多的时间了。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尽管她要承担作为一个母亲和妻子的义务，而且住房条件又极其困难（到现在，她和丈夫以及12岁的女儿仍挤在一间12平方米的小房间里） ，同时，她的社会活动又非常之多，但是，她总是设法去克服种种困难，抓紧时间，刻苦学习，勤奋努力，在学习、教学和科学研究上，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德化的视野》一书，是葛晨虹同志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发展和扩充，因此，也可以说是她最近几年来对儒家德性问题研究的一个总结。有关儒家德性问题，在我国学术界已经发表了不少有关方面的论文和著作，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葛晨虹同志的《德化的视野》一书，是着重从整体上为把握德性思想在儒家思想体系中所占有的极其重要而又十分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的。在儒家的德性思想中，究竟是以什么为出发点、以什么为原则、以什么为方法等一系列问题上，葛晨虹博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使人们对儒家的德性思想的认识，有了一个更全面、更深入的理解。尽管这种把握，比较多的是从伦理道德方面考虑的，但这是一个新的视角，我认为，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来把握儒家的思想，是符合儒家思想的原有的意义的。

中国的儒家思想，作为一种哲学思想体系来看，它确实包含着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伦理观等多方面内容的，这是谁都承认的。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为出发点的，也可以说它是以强调伦理道德的研究来达到其以协调人际关系为目的的一种思想体系。弄清楚这一点，对我们研究和分析儒家思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就是在探讨有关宇宙观和本体论的问题时，在研究天和人之间的关系时，儒家的思想家们也常常是从伦理道德方面加以考虑的。在论述知和行、认识和实践、思想和行为的辩证关系时，则更加突出了伦理道德的重要。我们知道，明代的著名思想家王阳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就是“知行合一” ，他之所以特别强调“知”和“行”的关系是要“合一”的，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和目的，就是从伦理道德的要求出发的。由于很多人不能真正理解王阳明的这一思想，所以他多次强调，必须要弄清他的“立言宗旨” ，也就是要认识他的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目的。为什么要“知行合一”呢？他说：“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知悌？ ”我们研究儒家思想，也必须要从儒家的思想家们的“立言宗旨”出发，从总体上来理解他们的本来意义，才能真正掌握儒家思想的本质。同样，对于陆象山、王阳明的心学中所说的“心” ，也应当充分地注意到他们的“立言宗旨” ，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他们往往是从人的道德的主体的能动性出发的，是从人们的道德良心出发的，尽管一旦他们越出了伦理道德的界限而谈论到纯粹的宇宙观的问题，他们就必然要陷入主观唯心论的泥坑，但我们对他们所提出的“心” ，仍然要注意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况下的不同的含义。

《德化的视野》对儒家思想的概括，是在以往的思想家们对历史上许多儒家的代表人物所作的分析和概括的基础上，是在对儒家众多人物的思想的联系上，从儒家思想的长期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整体上来加以把握的，因而，它较好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儒家德性思想的内在的、有机的逻辑结构。作者着重从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和人与社会三个方面，深入地分析了儒家思想在面对现实生活时所必须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对我们了解儒家思想，有新的启示。

《德化的视野》一书，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儒家的思想，给儒家思想以正确和客观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早在1940年1月所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曾经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又说：“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他还强调，对于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应当予以继承和发展。葛晨虹博士在本书中，运用马克思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在同西方的“古典的古代”的发展的对比中，结合中国古代的以血缘宗法为特点的社会发展，历史地分析了儒家德性思想的发生、发展及其所产生的必然性，并按照“继承其精华、批判其糟粕”的指导原则，力求在继承的过程中，贯彻批判的精神，达到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和道德传统的目的。

当然，作者还是一个青年理论工作者，在对中国古代经典的掌握和理解上，在对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的把握上，还必然会存在着某些不足的地方，因而，书中的有些看法，还需要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中不断地加以充实和发展，也希望有关的专家和学者给予关心和帮助。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青年理论工作者在经过长期的学习与思考之后，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科学研究的成果，对于想了解中国古代儒家文化和儒家德性的人来说，这本书是值得一读的。

论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道德^[＊]—— 《中国革命道德》丛书总序

在李岚清副总理的倡议和指导下，教育部（原国家教委）在1995年组织编写出版了《中国传统道德》丛书，丛书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江泽民总书记和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同志为丛书题了词。在党和国家领导同志题词精神的激励下，教育部（原国家教委）于1996年初即组织全国的专家学者，编写《中国革命道德》丛书，以为《中国传统道德》丛书的续编。这两套书在时间上直接相连（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 ，在体例上基本相当（都包括“简编本”和“多卷本” ）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套书实则为一套书，所选资料始于上古，止于当代，浓缩了一部中国优良道德发源、流迁、升华、质变的发生发展史。这两套书，是全国各类学校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开展德育工作的重要的参考教材。《中国传统道德》丛书由时任国家教委主任的朱开轩同志担任编委会主任。朱开轩同志还具体领导启动了续编《中国革命道德》丛书的工程。陈至立同志接任教育部部长工作不久，即亲自担任《中国革命道德》丛书的编委会主任，具体指导丛书的编撰工作。

中国革命道德是指中国共产党人、人民军队、一切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所形成的优良道德。中国革命道德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新发展。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古代优良传统道德的新的升华和质的飞跃。中国革命道德萌芽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发端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的蓬蓬勃勃的伟大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发展，逐渐形成并不断发扬光大。中国革命道德，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为最终目的，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和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高举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旗帜，形成了无私奉献、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等革命精神。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

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都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革命道德传统，十分强调革命道德传统在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强调，是否发扬革命传统，是我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同志更加重视发扬革命传统。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江泽民同志在最近几年，更是不断地强调弘扬革命传统，特别是革命道德传统的重要意义。他在为《中国传统道德》丛书的题词中写道：“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和革命道德传统，吸取人类一切优秀道德成就，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 ”把弘扬革命道德传统同努力创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结合起来，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弘扬革命道德传统的重要意义。

中国革命道德，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从它形成的时候起，就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因此，我们应当继承和弘扬革命传统。20世纪50年代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我们继承和弘扬了中国革命道德的传统，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是我们大家所深切体会到的。同样，我们党在20世纪60年代的困难时期，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奋斗、渡过难关，一个重要原因，也正是由于继承和弘扬了革命道德传统。革命传统，特别是革命道德传统，是我们克服前进道路上一切困难的重要精神支柱，是我们战胜千难万险的重要力量源泉。这是我们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所得出的宝贵经验。从一定的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革命道德传统，是我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胜利的重要保证，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能够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的重要精神动力。为了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彻底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我们一定要在全国人民中，大力弘扬革命传统，特别是革命道德传统，使革命道德在新时期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弘扬中国革命道德要同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相结合，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服务。中国优良传统道德是中国革命道德的渊源之一，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没有中国优良传统道德的长期发展和丰富内容，就不可能有中国革命道德。中国革命道德是中国优良传统道德的延续和发展，它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的精华，摒弃了传统道德的糟粕，它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一种质的升华，是超越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时代局限而形成的一种崭新的道德。弘扬中国优良道德传统和弘扬中国革命道德传统，目的都只有一个，这就是更好地建设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中国革命道德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革命道德从一开始就特别强调为群众服务、为大众谋幸福和为人民的利益而献身的极端重要性。“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是一切革命人民和先进分子的自觉要求。1939年，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以是否“为人民服务”作为区别革命道德和一切剥削阶级道德的根本分界线。1944年，他在纪念革命战士张思德时，明确地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对张思德及一切革命者的崇高品质的概括，强调一切革命者都要“想到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都要“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 ，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此后，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有了新的升华。旗帜鲜明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革命军队和革命政党的宗旨，作为贯穿革命道德始终的一根红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一个伟大创造，对中国的革命事业和道德建设，发生了极其重大的推动作用。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只有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具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才能在道德境界上不断升华，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革命战争时期，无数革命先烈，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忠于祖国，把一切都献给了人民的事业，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他们为追求真理、造福人民而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一心想着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是中国革命道德的生动体现。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广大的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大公无私、勇于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面临危险的情况下，国而忘家、公而忘私，有的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正如人们评价焦裕禄同志所说的，“心中装着群众，唯独没有他自己” ，也像雷锋同志自己所说的，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他们这种崇高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在过去的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中，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当前和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也必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弘扬中国革命道德传统，也就是要弘扬体现在这些革命英雄模范人物身上的优秀道德品质。

中国革命道德的原则是集体主义，这是由中国革命道德的“为人民服务”的核心所决定的。从“为人民服务”出发，革命者的所有言论和行动，都应当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都应当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集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每一个革命者的个人利益，是应当受到尊重和得到保护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整个过程中，从根本上说，革命者的个人利益同革命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目的，就是要为人民的利益、为革命的利益而奋斗，他们总是把自己的个人利益融化于人民的利益和革命的利益之中。同时，也应当看到，在某些情况下，革命者的个人利益也确有同革命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在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发生矛盾时，革命者应当根据什么原则来处理和解决这种矛盾呢？这就应该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 “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 ”正是依靠这种革命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的原则，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得以不断蓬勃地向前发展。一切革命者和先进分子，自觉地把革命利益放在首位，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为自己的神圣职责；革命的集体和领导，始终不渝地从各个方面照顾每个革命成员的个人利益，关心他们的事业成就和个人的全面发展。正是这两个方面的高度结合，才使集体主义的原则在革命道德中能够发挥出强大的精神力量，激发了革命者为集体而献身的斗志，形成了革命队伍前所未有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了克服在“一穷二白”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困难，为了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封锁，在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种坚忍不拔、百折不挠、艰苦奋斗、誓死前进的革命奋斗精神。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在1998年伟大的抗洪斗争中，江泽民同志把这种革命精神进一步概括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精神。这种革命的奋斗精神，是我们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是我们过去、现在和将来战胜前进道路上千难万险的重要精神动力。

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在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加强道德建设中，大力弘扬中国革命道德传统，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弘扬中国革命传统道德，有利于加强、巩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

中国革命道德的根本目标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列宁指出：“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 ”从革命道德的形成、发展和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是革命道德的灵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合乎时代进步潮流的理想和信念。无数革命先烈，正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崇高的理想，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语）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方志敏语） 。这些革命先烈之所以能够坚持斗争、无私无畏、宁死不屈、英勇牺牲，就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革命力量的源泉，是革命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不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淡化、削弱或丢掉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否则，革命事业就会遭受挫折，甚至会走上邪路。

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坚持宣传和提倡共产主义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能否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既要提倡全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又要坚持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既要重视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又要进行理想和信念的教育，充实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 “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 ”在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过程中，决不能使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到只知道谋取个人私利的误区之中。一个思想空虚、精神萎靡的人，是难免要被各种邪恶势力牵着鼻子引入邪路的。“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如果没有精神、理想和信念的支持，一个人的一生，只能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甚至会造成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思想道德阵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不去占领，资产阶级的及其他腐朽没落的思想就必然乘虚而入。弘扬中国革命道德，有利于树立和培养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建设一个“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美好社会。

（二）

弘扬革命道德，对在全国人民中树立和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道德观，对培养社会主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个革命者，只有牢固地树立了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才能在革命事业的艰难困苦中经受住各种各样的严峻考验，才能正确地对待顺境和逆境而保持革命节操，才能在革命事业处于挫折、低潮时而意志弥坚，才能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最大价值而为其奋斗终生。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发展中，广大革命者充分认识到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是指导革命的科学的世界观；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才是每一个革命者应当奉行的人生观；只有以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而以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为原则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才是唯一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革命人民在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在革命和建设的考验中，深刻地了解到观察历史发展的正确方法，形成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认识，明确了一个革命者应当如何正确对待生死、荣辱、顺逆、得失、苦乐和贫富关系，懂得了集体利益之所以高于个人利益的客观必然性。革命者所形成的这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对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的激烈竞争中，人才素质的竞争，必将成为世界各国间相互竞争的焦点。邓小平同志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思想，为我国未来的人才培养确立了方向。怎样才能更好地培养“四有”新人呢？改革开放20年来的理论和实践，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大力继承和弘扬中国革命道德传统，才能真正有利于培养出“四有”新人；反之，要想培养“四有”新人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四有”中，“有理想” ，就是要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要有为实现这一远大理想的坚定信念；“有道德” ，就是要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德，要能够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奉行集体主义原则；“有纪律” ，就是要以革命利益和集体利益为重，严格遵守党纪国法，而且要把维护纪律建立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之上。

（三）

弘扬中国革命传统道德，对改善全社会的道德风尚、抵制一切腐朽思想的腐蚀、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也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在社会风气方面，却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况。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些领域道德失范，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滋长；封建迷信活动和黄赌毒等丑恶现象沉渣泛起；假冒伪劣、欺诈活动成为社会公害；文化事业受到消极因素的严重冲击，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屡禁不止；腐败现象在一些地方蔓延，党风、政风受到很大损害；一部分人国家观念淡薄，对社会主义前途发生困惑和动摇。 ”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这些污泥浊水，毒害和污染着我们的精神生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加强社会主义的道德建设，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以革命道德的洪涛巨浪，荡涤这些泛起的思想沉渣，摒弃各种腐朽思想，净化人际关系，从而更有效地改善党风和社会风气，提高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

弘扬中国革命道德传统，也是对最近十几年来一些人反对提倡共产主义道德、否定中国革命、宣扬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一个有力的回击。一些人把革命精神和共产主义道德都说成是假话、大话和空话，说成是一种过激的思想和行为，少数人甚至把一切革命都说成是坏事，扬言要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这是一种消极的、颓废的、没落的思想，它只能削弱革命人民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与信念，腐蚀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意志，破坏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对于这种错误的思想，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极其深刻地指出：“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个人服从组织’ ，‘大公无私’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 ，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 ”我们应当结合新的革命与建设的实践，进一步认清在当前弘扬中国革命道德传统和提倡共产主义道德的重要意义。

《中国革命道德》是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教育部部长陈至立为《中国革命道德》编委会主任，罗国杰、沙健孙、朱新均、武兆令为编委会副主任。本书的编写，由罗国杰任总主编、沙健孙任副总主编。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承担了全书的日常组织工作。本书分为简编和多卷两种。《中国革命道德》的简编本为一卷本，读者对象主要是青少年学生、工人、农民、干部、军人、职员等。 《中国革命道德》的多卷本，则是一套大型的有关中国革命道德的文献，是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宣传教育部门和有关方面进行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所编选的参考资料书，可看做是中国革命道德的一个大型的思想库和资料库。编纂这种规模、这种性质的中国革命道德的书，在我国尚属首次，它收录了自五四运动直到1999年，有关中国革命道德的基本理论、重要规范、先进楷模、名言佳句和教育修养等方面的内容，力求能够较全面完整地涵盖中国革命道德各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为了阅读的方便，我们将多卷本分为五卷。第一卷为理论卷（上下册） ，由罗国杰、夏伟东负责；第二卷为德行卷，由沙健孙、陈占安负责；第三卷为规范卷，由罗国杰、王际欣、张琼、乔法容、赵豫林负责；第四卷为名言卷，由龚书铎、耿向东负责；第五卷为教育修养卷，由沙健孙、王福霖、刘可风、江畅负责。各卷之下分章，章下分节，节下分目；每卷前有一卷序，每章前有一导语。

《中国革命道德》的编写，对我们全体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次接受新的深刻的教育的过程。在收集、整理和编选的过程中，革命前辈和先烈们的崇高道德品质和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甚至宝贵的生命所谱写的惊天地、泣鬼神、震撼人心、感人泪下的英勇业绩，时时发人自省、促人自警、激人自新、催人奋进。我们正处在一个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伟大时代，革命先烈未竟的事业，需要我们去继续完成。毛泽东同志指出：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我们应当拳拳服膺地继承和弘扬中国革命道德传统，为革命和人民的利益，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而努力奋斗。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研究的拓新之作^[＊]——评王联斌《中华武德通史》

中华武德文化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过去和现在，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华武德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是过去一直没有进行过系统地开发整理和研究。国防大学博士生导师、南京政治学院教授王联斌经过十年的努力，精心撰写了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华武德文化的专著《中华武德通史》 （以下简称《通史》 ） ，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被列为“九五”国家重点图书，近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通览全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着力探讨了中华武德文化的历史定位和现代价值，开掘了传统武德精神的时代内涵。

“探讨中华武德文化的历史定位和现实价值意义” ，可以说是《通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通史》着力阐述一个基本观点，即中华武德文化是比较能够涵盖民族文化精华、反映民族精神本质的一个文明窗口；开发和继承中华武德文化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对于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激发民族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军队和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武德文化之所以在民族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主要是由于军事职业生活的特殊性、丰富性以及它在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讲到军人职业生活对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影响时曾经指出：“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还说：“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 ”^[7]这就是说，军人职业、军事生活具有普遍的社会品格。《通史》从道德科学的独特视角揭示和展现了马克思的这一历史观，着力揭示中华武德文化的历史个性中所蕴涵的民族精神的本质，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条新的认识民族文化特质的有效路径。

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作为民族伦理文化的特殊形式存在和发展的武德文化，始终将自身融入伦理社会的文化大背景中。特殊的武德文化形式包含着民族文化的普遍品格。显而易见，在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文化系统工程中，应包含对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开发和借鉴。《通史》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在更高的理性层面上，比较系统地把握和揭示出了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中值得借鉴的现代价值，如忠贞的民族气节、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团结精神、吃苦精神、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恪尽职守、爱民保民、居安思危、自强不息、勇于献身、机智果敢，等等，这些精神和品格，“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结晶，仍值得今天继承和发扬” 。

第二，开拓了中国道德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

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研究，近二十年来有很大发展，一是相继有多部比较系统全面研究伦理思想的史学专著问世，二是研究诸子伦理思想的著作层出不穷。但是，今天看来，在伦理学领域的研究中有一个明显的缺憾，就是忽视了对武德思想和兵家伦理的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军事文化的史学著作中同样也缺少对武德思想的系统把握。这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对华夏文明研究的视野。其实，在中国传统道德资源中蕴涵着丰富的武德文化宝藏。研究诸子百家的伦理思想，不能冷落兵家，因为它是百家中的一个大“家” ；同时，也不能把原本属于诸子伦理思想体系中的武德内容从其体系中抽去。《通史》的一个可贵的、颇有创造性的尝试，就是把诸子的伦理思想与其本人的武德思想及同时代的兵家伦理、武德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不仅拓宽了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军事文化研究的视野，弥补了中国文化史研究上的一大缺憾，而且也为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诸子和兵家的伦理思想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

从学术上说，《通史》留给读者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印象，就是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性、启发性的新见解。

一是对人物、著作的基本武德思想的论证评析和提炼概括上很有特色。如管仲“贵人贵德”的军事伦理思想，老子以“守柔”为宏旨的“慈战”观，孔子军事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 ， 《孙子兵法》堪称为一部军事“仁学” ，墨子的义战观以“非攻”为核心，吴起国防伦理观的基本内核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 ，以及孙膑“战胜而强立”的军人价值观，《商君书》 “以战去战”的战争伦理观，孟子“吊民伐罪”的“仁战”标准，荀子“王霸合一”的安国方略，直至太平天国反帝爱国的民族气节，孙中山对中华武德文化的创新，等等。这些见解都使读者耳目一新。

二是对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历史分期和发展轨迹提出了富有创建性的见解。《通史》将中华武德文化发展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远古春秋，是中华武德的起源和武德文化走向成熟、奠基的时期；战国军争和“百家争鸣” ，把中华武德文化的发展推向了隆盛时期；秦汉至三国，是中华武德文化在融合中走向统一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唐宋元明时期，中华武德文化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衰落之后，又走向了复兴，迎来了民族魂的新生，谱写了中华武德文化史上可歌可泣的新篇章；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八旗军”至孙中山创建国民革命军，中华武德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同化、退化到革命的转化过程。《通史》通过对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分析，得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规律意义的结论： “中华武德文化在以上五个时期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武德之‘仁’ ）和两条主线（‘义战’ 、 ‘人和’ ）的轨迹辐射和展开的。外以‘义’为上，内以‘和’为贵，武德意义上的‘义’与‘和’ ，是‘仁’的原则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 ”这一概括是富有启发性的，它不仅对中国军事史的研究，而且对整个民族文化史的研究都有借鉴意义。

三是对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些学术谜底提出了独到见解。试举几例：（1）关于孔子学说中“仁”与“礼”的关系问题。 《通史》通过对所挖掘的新的史料的分析，指出：“在实践中，孔子体验到了他的‘仁’与‘礼’的冲突性。在孔子看来，‘礼’应当为‘仁’服务，应当服从‘仁’的需要。总之，要以‘仁’制‘礼’ 、以‘礼’辅‘仁’ 。 ”（2）关于孙子“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之说。 《通史》运用“战场道德环境效应”理论和可靠史料，经过谨慎考证，一反众说。 “孙子‘众陷于害’的用兵原则，并非是指对士兵生命不负责任，冒险地把士兵驱往‘死地’ ，以迫使士兵去拼死。从孙子所述的立意看，所谓‘害’ ，实质上是一种心境，是相对意义上的一种心理体验。也就是说，它是以士卒心理体验到‘危境’而又不惧其‘危境’为尺度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强调指出：‘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 ’变换和利用战场环境，以及进退攻守，一切要看是否符合部队的心理状态，是否有利于士卒精神潜能的释放。 ”可以说，这段议论是相当精彩的。（3）关于吴起的人格问题。《通史》针对史学上有所谓“不忠”“不孝”等存异之说，在考证的基础上，通过辩证分析，得出了“不忠之忠” 、“不孝之孝” 、“不仁之仁” 、“不信之信”等富有哲理的结论。诸如宋襄公“仁义”战法之辩难，“向戌弭兵”的是非之争，刘邦、项羽武德人格之得失，宋太祖“黄袍加身”的道德意义，等等，都有不少独到解疑之处。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不满足于对历史只作梳理、归纳和描述，而是运用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在“史”与“论”的结合上作了有益的尝试。

《通史》中的各章节，可以说都是按照学术论文的思路写成的，都可以单独成篇。但是，通卷读来，从体系结构、历史逻辑、风格体例等方面来看，《通史》给读者的印象却非“史论文集” ，而是一部实实在在的、能够比较完整系统地揭示和反映中华武德文化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发展演变规律及其历史和现实价值等方面的通史性专著。

写史难，写史论更难，写史论性的通史尤难。因为章章节节都要论，论得多了，也就难免要有些重复，甚至空乏无味。但是，《通史》却较好地避免了这些弊端。其成功之处有两个方面：

一是取材严谨。 《通史》对入书人物和著作的取舍，是比较审慎、严谨的。该书不仅多以正史为底本，取翔实资料，而且重视所取材料的价值地位和个性特色，即“ （1）在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并有较高的价值意义；（2）有发展、创新之处和鲜明的个性特征；（3）有可靠史料记载” 。由于这种取材方式可以将一些重复或近似的史料滤去，因而也就可以较好地避免了立论上的重复。二是立论精当。 《通史》不仅是一部能博采百家之说的论著，而且视角新颖，立论平实、精当，富有哲理。

总的来说，《通史》是一部自成体系，结构严谨，视野广阔，取材丰富，富有创见的拓新之作。确如张岱年先生在为该书所撰序言中所言：“这是对中国军事史、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项崭新的贡献。 ”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中华传统美德格言》评介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以“崇尚道德”和“礼仪之邦”而著称于世界民族之林。爱国、诚信、厚仁、重义、敬亲、贵和、求新、好学、勤俭、奉公等道德要求，经过数千年的不断陶冶、实践和发展，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极其重视“精神生活” 、“道德人格” 、“崇高境界” 、“理想信念” 、“诚实守信”在人的生活中的导向功能，这对于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些目光短浅、低级庸俗、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等腐朽思想来说，有很强的针对性。对于中华民族的这些传统道德，只要我们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吸取其精华，批判其糟粕，传承其美德，抛弃其局限，并力求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赋予其新的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就一定能够成为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水平，有利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有助于“以德治国”的实施。

为了使道德建设更好地深入人心，具有使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和通俗易懂的形式，还必须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对人民群众进行诱导、启迪和教育。特别是对于广大青少年来说，运用格言“言简意赅、朗朗上口”的特点，使他们在青少年这个便于记忆的时期，熟记和背诵这些格言，就能够更好理解、感受和身体力行这些格言的内容，这不仅对当前提高他们的道德品质，有教育的意义，而且，在长大成人后，对他们更好抵御各种不良影响的腐蚀，也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古代的思想家强调，对青少年加强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要把必要的基本道德规范和格言，对青少年“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 ，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习与智长，化与心成” ，长大成人以后，对社会的正确的道德要求，也就能够顺其自然、严格要求，也就不再会有格格不入“扞格不胜”的忧虑了。

“传承中华美德，培养民族精神” ，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时代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华传统美德格言》按照传统道德基本内容，把传统美德分为爱国、明智、持节、自强、诚信、知耻、改过、厚仁、贵和、敦亲、重义、尚勇、好学、审势、求新、勤俭、奉公、务实等18个部分，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传统美德的各个方面，本着少而精的原则，有针对性地选择了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生命力的格言，分成《少年本》和《成年本》出版，这对于加强青少年的道德教育和陶冶他们的道德品质，进一步推动公民道德建设，加强以德治国，培养民族精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孝”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 《中国孝文化研究》序

肖群忠博士的《中国孝文化研究》一书，即将在台湾出版，作者要我为此书写序，正好有一些关于“孝”的想法，就借此机会，谈一点关于“孝”的意见。

在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和优良传统道德中， “孝”可以说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强调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和优良传统道德的共识中，对“孝”文化的问题，更应当进行深入的研究，力求使其同今天的现实生活紧密结合，并在提高人类的道德水平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孝”在社会生活中，有着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它在一定时期内，有力地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凝聚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氏族关系，为维系家庭团结和保持社会稳定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同时，在长期等级制度的社会中，主要是自宋明到五四这段时期，它被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们加以扭曲，把“愚孝”当做道德楷模，把牺牲子女的基本权利作为道德教条，把压抑人性作为“孝”的必然归宿。因此，我们应当采取全面、科学、辩证和分析的态度，对“孝”在中国社会长期发展中的复杂情况，加以提炼、筛选、消化和吸收，采纳其精华，抛弃其糟粕，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

什么是“孝” ？按照中国古代传统道德的理解，“孝”就是“善事父母” ，就是要以善意的思想和行为来对待自己的父母，使他们生前能够过幸福的生活，在他们死后给予很好的安葬。

作子女的为什么要“孝顺”自己的父母？从中国传统道德的要求来看，主要是因为父母对子女有三个方面的“恩情” ，作子女的长大成人以后，应当进行报答。应当说，“孝”的根据是“报恩” ，这是重视血缘关系和宗族纽带的中国社会所形成的道德要求，是带有东方文化和东方道德传统特点的。

父母对子女都有哪三方面的“恩情”呢？一是生育之情，二是养育之恩，三是教育之泽，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中国传统道德和传统文化中强调“孝”的最根本、最主要的原因。

《诗经》上说，父母“生我养我，育我鞠我” 。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 《孝经》上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等等，这都是说父母对子女的“生育之情” 、 “养育之恩”和“教育之泽” 。的确，在一般情况下，父母对自己的子女，都要在这三个方面付出辛勤的劳动。当然，对于极少数例外的情形，不在我们讨论之内。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孝” ，就同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的“报恩”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伦理思想中，一直存在着一种看法，就是不同意把“孝”和其他道德同“报恩”的思想联系起来，甚至把“孝”说成是同“报恩”没有什么联系的。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

由此回想起了一件往事。1990年，我应邀到韩国参加一次关于“孝和未来社会”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到会的除了东方学者以外，还有西方对“孝”比较关心的一些学者。我发言的题目和内容，都强调了“孝”在当今社会和未来社会的重要意义。一次在和一位华裔西方学者交谈时，他提出，西方一些学者认为，父母生育子女和教育子女，都是他们对社会所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谈不到对子女有什么恩惠，因此，也不认为子女对父母应当尽孝敬和赡养的义务。一个人老了，丧失了劳动能力，社会和国家应当负责他的生活，子女对此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责任。他说，这也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大差异，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研究。

我想，人到老年以后，在他不能够再为社会做贡献和丧失劳动力的时候，社会和国家应当担负起对他的责任，这当然正确的。社会愈是进步，经济愈是发展，社会对老年人的保障，也必然愈加完善，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如果说生儿育女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并因此认为父母对子女没有任何恩惠，这却是值得商讨的。难道父母的生育，不是一种亲情？父母的养育不是一种恩惠？父母的教育不是一种恩泽？作子女的，难道不应当对这些“恩惠”予以报答？

自古以来，在人们的道德关系中，能不能对受到“恩惠”加以报答，这是判断一个人有无道德和道德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总是要相互发生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除了商品买卖只能进行等价交换以外，在彼此的道德关系中，一个人要想有道德，总是要以或多或少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做出某些牺牲为前提的。人类社会自古流传下来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就是调整这些关系的道德要求的规范。父母同子女之间的关系，固然有血缘和亲情的方面，这是应当强调的，同时，不可否认、其中也包含着发自父母的真挚、自愿的牺牲。

一个人有没有道德和道德层次的高低，当然要看许多方面，但是，谁都不能够否认，一个人是否自觉自愿地报答他人对自己的恩惠，是否回报父母、他人、社会、国家在自己成长、发展中的帮助，是衡量、测试和评价一个人有没有道德和道德高尚或卑下的一个重要的标准。中国一句著名的道德格言就是“受恩必报，施惠莫记” 。如果说，一个人，连父母对自己的“恩惠”都不能够、不愿意报答，甚至虐待父母，我们又怎么能期望他会报答社会、国家、他人对他的“恩惠”呢？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呢？中国传统道德强调“孝”是道德的根本，是一切道德行为的出发点，应当说是有道理的。

我们还应当看到，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追逐个人利益的发展，西方社会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思潮，不断蔓延，等价交换的原则正日益渗透到人与人关系的各个方面，甚至在家庭关系中，也笼罩着金钱的阴云。为了金钱和私利，不但可以“遗弃双亲” ，甚至不惜“杀父杀母” ，这种情况，难道还不应当引起我们的严重关心吗？

“孝”是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传统道德的一个基本的、重要的内容，是道德行为的生长点，在调整人和人之间的道德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提高人的道德素质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我相信，不论在当前社会和未来社会，不论是对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还是对东方和世界许多国家及民族，对“孝”文化的正确理解、深入研究和大力弘扬，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孝文化研究》一书，是肖群忠博士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本书从文化伦理的视角，对中华民族的“孝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概括、整理、研究和分析，提出了“孝”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根源性、原发性、综合性的核心观念和首要文化精神”等一些独创性的见解，对孝文化做了历史反思与当代价值的重估，是一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力作。此书在台湾的出版，对于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优良道德传统、对于加强两岸人民的团结和促进祖国的统一，必将产生有益的影响。

《中国家训史》序言^[＊]

重视对幼儿的启蒙教育和养成教育，强调“家训”培育良好家风，为“治国” 、“平天下”打好必要的基础，这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道德文化中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古人已经认识到，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家庭教育处于初始与基础的重要地位，如果能够在一个人的“幼稚之时” ，就对其训诫诱导，使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 ，那么，在他们成人之后，就能对应当履行的道德规范，自觉地予以遵守，不会有所谓“扞格不胜”之患。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之所以重视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是从无数的经验教训中看到了这样一个重要的道德教育规律。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着极其亲密的血缘关系，父母对子女的了解与关爱，子女对父母的信任与依赖，贯穿着一种特殊的联系，这就是中国古人所特别强调的“亲情” 。在中国古代长期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关系中，这种“亲情”关系，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正因为这样，中国古代的“家训” ，也就成为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化传统，其内容之丰富、涉面之广博、影响之深刻，是世界各国文化中所没有的。

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有相当一部分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文学家等，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民族的“明君” 、“贤相” 、“志士仁人” 、“爱国英雄” 、“世人楷模” ，都同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我国古代这些著名人士的回忆、自叙和传记中，都可以看到，正是在幼小时候的良好家庭教育和严格的道德养成，使他们形成了一种向往崇高、追求理想的浩然之气，并培育了他们自觉抵御社会腐朽风尚的坚定毅力，使他们在日后的长期社会生活中，始终能够坚持操守、热爱祖国、公而忘私、敬业奉献、坚贞不屈，直到保持晚节。这种自幼就形成的优良品德，能使人迁善远过、日新又新，能使人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种情况，虽不易为一般人所察觉，但应当受到伦理学家和道德研究者的重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变化，家庭的作用、组成和功能也必将不断地变化，这是必然的；但是，作为社会的组成细胞——家庭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所具有的亲情联系和生养、教育子女的功能，仍将得到延续和发展。社会愈发展愈进步，就愈加需要赋予“家庭”这个细胞以新的职能和新的活力。社会在物质文明方面的急速进步，更要求社会的精神文明有相应的提高，而家庭教育和良好家风的形成，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没有良好的家庭美德，没有对子女的适应时代的素质教育，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安定。当前西方国家中一些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日趋严重，青少年犯罪现象不断增长和社会不稳定因素上升乃至发生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家庭教育。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正在从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巨而伟大的事业，在道德建设上，我们必须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在大力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的同时．更需要重视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加强和培育“家庭”在新社会中的各个方面的作用，重视对子女的关心和教育。

在建设家庭美德和形成良好家风的过程中，我们要立足于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现实，既要吸取人类一切有关家庭教育的优秀成果，更要借鉴和继承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优良的内容（包括“家训”中的“精华” ） ，使我们的家庭美德和家庭教育能够更好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和“家训” ，都是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孕育、发展和形成的，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社会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尊卑观念的制约，受到为维护封建“家庭”和“氏族”延续的思想的局限，受到封建的“尊亲” 、“忠君” 、轻视妇女等观念的影响，随着封建社会的孕育、发生、发展和走向没落，这种等级尊卑思想和轻视妇女的观念，不断地日渐凸现，突出地表现在所谓“三纲”的至高无上的绝对要求中。汉代以后，特别是宋明以降，随着封建道德的日渐强化，“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愚忠愚孝” 、“三从四德”等教条，也贯穿于中国家训的各个方面。因此，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家训”中，往往是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因素；既有精华，又有糟粕。

我们今天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当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并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为根本目的。为此，我们在继承“家训”这一古代道德“遗产”时，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按照“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的原则，抛弃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批判继承，是一个总的原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个指导思想；弃糟取精，是我们在继承时所应当采取的一种分析的态度，也就是要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分析中进行鉴别和筛选；综合创新，就是要赋予这些古代的“家训”以新的、适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和意义，创造性地理解这些“家训” ；古为今用，就是要使这些古老的“家训”能够“与时偕行” ，能够与新时期家庭教育的实际相衔接，解决当前家庭教育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总之，就是要批判地继承，使中国古代的“家训”成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许多学者在挖掘与批判地继承中华民族“家训”这份遗产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从浩如烟海的历代古籍中，爬梳钩沉，筛选整理，出版了许多资料、评注，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著。徐少锦、陈延斌同志经过多年的广泛搜罗，在吸取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写成了这本《中国家训史》 。此书并不是一般地阐述和摘录有关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思想，而是从家训教化实践的视角，遴选了从先秦到清末几千年中二百多位典型人物，将他们训育子女的理论基础、主要内容、基本原则、具体方法等，进行分类归纳，理出其历史演进线索，揭示其间的内在联系与发展规律。本书对中国传统家训从萌芽、产生、成型、成熟以及由盛至衰过程的清晰勾画，对每个时期家训的特点和重点的提炼论证，对家训中的许多重要概念的历史考察，对家训发展规律的探索，以及认为整个传统家训贯穿着以道德训诫为中心的主线，其根本宗旨是塑造高尚的人格，使子弟成为国之用材，等等，这些都是符合实际的。本书对于传统家训缺陷的分析批判，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符合批判继承的原则。

应作者审阅、作序之要求，我以先睹为快的心情，泛览了书稿，受到了不少启发，并由此而联想到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写了以上的一些想法。“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已经作为我国的一个重要的治国经验，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也日益为人们所认同。这是我国道德建设所面临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我们应当紧紧把握住这个重要的机遇，为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道德素质，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国家训史》的出版，不仅拓宽与加深了中国教育思想史与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领域，而且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家庭美德建设、公民道德建设，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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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原载《德育信息》 ，1995（6） 。

[＊]本文原载《人民日报》 ，1996-05-11。

[＊]本文原载《中国革命传统教育读本》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

[＊]本文原载《德化的视野——儒家德性思想研究》 ，北京，同心出版社，1998。

[＊]本文原载《高校理论战线》 ，2000（1） 。

[＊]本文原载《道德与文明》 ，2000（2） 。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1版，第29卷，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 ，2003－02－24。副标题为本书所加。

[＊]本文原载《道德与文明》 ，2003（3） 。

[＊]本文原载《高校理论战线》 ，200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