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对科学技术的审度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它既涉及应当怎样看待科技的问题，又涉及应当怎样看待现有科技哲学的问题，当然，更无法回避的是科技哲学应当如何因应世变以面对科技未来的问题。当你从事这样的审度之时，不要忘记，一双睿智的眼睛正在历史的深处审视着，他曾经做过的思考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也就是说，为了把握正确的方向，还特别需要认真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是怎样审度科技的。下面试分别说明之。
一、应当怎样看待科技？
（一）看待科学的三种取向
在现代社会，人们与科学技术之间，已经形成须臾不可离的紧密关系。然而，究竟怎样看待科学和技术，并无太多的共识。哲学界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之间充满了误解和斗争，不仅如伽达默尔所说，“直到黑格尔和谢林去世的整整两个世纪中，哲学实际上是在对科学的自卫中被建构起来的”[1]，在他们之后的近两个世纪，关于科学的攻防也一刻未曾停息。
怎样看待科学，或者说哲学如何对科学反思，这个问题在历史和现实中有三种取向。
第一种取向是对科学进行辩护。这是哲学对科学反思的一个基本态势，也是传统的主流观点。何谓辩护？就是试图说明为什么科学是合理的，为什么科学知识有精确性、可预见性等等优点。举例来说，发射神舟飞船，事先就能预计到飞船什么时候进入哪个轨道，这是只有科学知识才能办到的。
第二种取向是对科学进行批判。近几百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科学日益显示其重要和伟大。科学技术成了当代社会的支柱，成了经济发展的支撑。但在社会对科学满是赞叹和赞扬的同时，也出现了非常强烈的批判声音。这正是当今科学哲学里若干重要流派（所谓另类科学哲学）所大声疾呼的。它们有感于人类发展到现在的许多问题，尖锐地认为，这是科学带来的后果。
第三种取向是对科学进行审度。近年来，历经辩护与批判的较量，在科学哲学发展中出现了一种新取向，本书称之为“审度”。其基本观点是：单纯的辩护和单纯的批判都是有局限的，应该对科学采取一种审度的态度，用多元、理性、宽容的观点来看待科学。当今对科学的反思，应该实现“从辩护到审度”的转换。[2]
1.正统的取向
标准的或者说正统科学哲学的主旨在于证明科学的合理性。一些著名科学哲学家如卡尔纳普、亨普尔等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科学家也为证明科学合理性提供了许多证据。但基本的理由不外乎科学知识具有如下一些特点，这些特点构成科学合理可靠的根据。一是客观性，或者说非主观性、可检验性、可重复性。例如，一种药物有没有疗效，要经过多次试验。一个人用过觉得有效并不能说明问题，其他人用过均有预期疗效才能说明问题，这就是客观性。二是普遍性，或者说抽象性、非地方性、无国界性。例如物理学，我们说牛顿是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但我们不能说物理学是英国的。中国的物理学和英国的物理学并没有什么根本区别，这也就是科学的无国界性。三是构造性，或者说逻辑性、数学性。所谓构造性，即科学知识的各个部分是有逻辑关联的，是用数学联系起来的。例如，伽利略提出自由落体定律，表明落体的下落高度与质量无关，只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这是可以用数学关系来表达的。而在伽利略之前，亚里士多德也做过关于自由落体的解释，他论证，落体的下落快慢是由其质量决定的。虽然亚里士多德是大权威，但今天人们认识到这不是科学知识，因为他的解释得不到经验支持，也不是构造性的。上述几点就是科学辩护的基本观点。
2.另类的取向
但是，科学合理性问题的疑虑并没有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了各种具有反科学，或者批判科学倾向的另类科学哲学，它们迅速而广泛地传播，竟然成为思想界不可忽视的潮流。在另类思潮的眼中，科学不再是对真理的无私而神圣的追寻，而是与政治共谋的权力，是依靠金钱运转的游戏，是听命于赞助人的工具和残酷统治自然的帮凶。
科学是有血有肉、丰富多彩的，不能完全简化为静止的逻辑、公式和符号。逻辑主义、实证主义为理解科学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它们本质上是“片面的深刻”。历史主义开启了动态研究科学演化的道路，但仍属于分析传统的大框架和语言体系。异军突起的主要是另类科学哲学。
另类虽非主流，但另类很吸引眼球，社会影响也很大。大体上说，另类科学哲学包括如下几种类型：（1）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渗透到科学哲学领域的欧陆反科学主义理论，主要包括以海德格尔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以福柯和利奥塔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思想；（2）从分析哲学传统内部彻底走向正统科学哲学反面的叛逆，主要以费耶阿本德（也译法伊尔阿本德）、罗蒂等为代表；（3）借鉴另类思想反叛科学社会学（STS）传统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研究，包括借以为新兴政治运动辩护的激进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生态主义科学哲学。称之为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潮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许多异质性的科学反思。它们更多地关注科学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之间的关系，其共同点仅在于批判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态度，它们对科学技术的价值强烈质疑。
作为分析传统的“他者”的欧陆哲学，尤其是法德哲学，其实并不缺少科学哲学（“对科学的哲学反思”）。实际上，科学哲学可以溯源到法国的孔德，之后法国哲人的科学之思连绵不绝，譬如福柯、列维纳斯、利奥塔和德勒兹。而在德国，作为实证主义的批评者，胡塞尔断言欧洲科学出现了危机，其后海德格尔、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诸人均未忽视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哲学反思。这些归属人文传统的科学哲学思想资源并不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呼应或批评，而是按照自身的理路反思科学，因此一直被占据主流的分析传统排斥于科学哲学之外，甚至至今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分析传统内部，科学哲学也已隐约走向了自我否定，从分析阵营中反戈一击的“叛逆者”接二连三。典型地譬如费耶阿本德和罗蒂，前者彻底否认存在独特的科学方法论，后者则宣布要将科学认识论连根拔起。反叛者仍然使用分析哲学的语言，但开始把目光投向辽阔的欧陆哲学。当然，叛逆者仍然属于边缘，难逃众矢之的——罗蒂出走文学系就是一个佐证。此后，正统科学哲学的根基不再是牢不可破的。
纯粹哲学范围之外，对当代科学技术的反思一直都蔚为大观。20世纪中叶，科技的负面效应彰显，乘西方科技思潮、社会运动开始从辩护科学走向批判科学之势，具代表性的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以及激进的女性主义、生态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科学哲学，它们以社会建构论极其猛烈地对正统科学哲学进行了诘难。
正统科学哲学的“他者”“叛逆者”和“外行”，我们称之为“另类”。之所以“另”，不仅因为它们观点、旨趣和进路迥异于主流，也因为它们一直被科学哲学划归学科的“另册”。实际上，位于主流科学哲学之旁，另类科学哲学一直都在，不过是在边缘陪伴着，与它同舞。当主流的光芒渐渐黯淡之时，另类思想的精彩舞步逐渐耀眼起来，恰似错落有致、此起彼伏，但节奏迥异的“探戈”。
就其创造性、深刻性和启发性而言，另类并不逊于主流。为更全面地理解当代科学，科学哲学应该给予另类足够的重视，尽快将其纳入学科之中，深入研究、挖掘另类科学哲学的思想。本书在对科学审度的过程中，也试图比较全面地描绘另类的基本面貌，大致厘清另类嬗变的基本线索和相互关联。
3.审度的取向
必须指出，逻辑实证主义极力赞美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之立场固然不可取，大多数另类秉持的彻底否定主流科学的理念也只能是另一个极端。在当下的若干争论中，对科学的辩护与对科学的批判二者都不乏真知灼见，它们的澄清对科学未来发展都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但客观地说，正统与另类都有走极端的倾向，虽然极端带来深刻，但肯定有失公允。思想上的极端给人以启发，行动中的极端却肯定会导致失误甚至灾难。因此，跳出各自在论辩时所持的极端立场，是尤为重要的。
一般来说，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促使人们不断反思科学。在西方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早已深入人心的情况下，极端的科学反对派能起到矫正盛行的唯科学主义局限的作用，有助于恢复公众对科学的恰当认识，保持整个社会自由、平等和宽容。可以说，西方后现代主义知识分子虽然对科学基本上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但其所起的作用倒是前瞻性的。而在我国，对这个问题则要更加小心。为什么我们不能大力鼓吹另类的科学哲学？主要是相当多的国人对科学的认识还很片面，科学还仅仅被视为一种器物层面的工具，而没有从制度层面、思维层面、精神层面去了解。如果一味追随西方的理论思潮，盲目地批判科学，在我国科学基础和科学精神本来就很薄弱的境况下，一反就容易回到前科学的愚昧状态。
极端的科学主义把科学理想化、纯粹化，很难解释复杂的科学世界；极端的批判又完全否定科学的客观性，主张真理多元论，取消科学的划界标准，甚至认为科学跟神话、巫术其实是一回事，抹杀了科学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对人类生活的极大贡献，片面地夸大了科技本身在现代社会的负面效应。重要的是既支持科学的发展，又保持对科学的警醒，超越对科学的辩护和批判，而对科学持有一种审度的观点。这就是我们从对科学的多样复杂的反思中得到的基本观点。
概而言之，应当怎样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恰当的态度是审度。这不是折中主义，而是整合对立观点。实际上，辩护者与批判者的激烈辩驳，催生了一种比较宽容的、平和的，但不失基本坚持的科学哲学倾向。
从历史发展来看，科学论也是大致经历了一个对科学从辩护到批判再到审度的转变。科学论产生之初，主要宗旨是为科学辩护，即证明自然科学的合理性，并试图用科学方法改造人文社会科学。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在学界却是对科学的质疑更为时尚，甚至出现“反科学论”。无奈对科学的全盘否定显然是与常识和现实需要不一致的，必然引起反弹，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就是佐证。
对于看待科学的三种取向，本书的立场是非常鲜明地抱持着审度的观点。
（二）马克思怎样审度科技
那么，马克思是怎样看待科学的呢？
马克思从未简单地面对科技，而是以一个卓越思想家的深刻和睿智对科技加以审度，时而赞赏，时而批判，为后世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理论遗产。
马克思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近代一位罕见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一生涉猎广泛，求索不止，在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人类学等诸多领域都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建树颇多，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但马克思是怎样看待科学的？坦率地说，多数人过去不甚了了。大家了然于胸的只是马克思的名言：“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3]“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4]或者还可不断引证，他曾经说过：科学是“直接的生产力”[5]。这些固然是很重要的言说，却不能据此而宣称，马克思就是这样看待科学的。
的确，在以往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他的科学技术思想往往是被简单化了的，甚至是被忽视或被歪曲的，更谈不上对他的科学技术观的恰当概括。近年来，虽然有不少学者的研究工作涉及这一问题，但受某些人狭隘科技观念、单一学科背景、所掌握的马克思原始文献有限等因素的影响，其研究尚不深入，更难系统全面。在重新审视科学技术的大背景下，有必要走进马克思的科学技术世界，系统整理和研究马克思是如何对科技加以审度的。
1.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
所谓“科学技术观”，是指人们对科学技术的定位，对科学技术结构、活动及其作用等问题进行理性思索的成果。关注马克思对科学技术问题的思考，认真研究马克思留下的科学技术思想遗产，这是研究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的前提，也是我们走进马克思科学技术世界的第一步。当然，对马克思是否有自己的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学界有所分歧。例如，技术哲学家陈昌曙曾经提出：“从技术哲学生成的角度来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会碰到一个界说上的、至少是表面的困难，即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有许多深刻的技术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在他们的哲学论述中又从未使用过‘技术哲学’这个词，因而可以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从未承认他们有自己的技术哲学。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的概念或提法是值得怀疑的。”但是，陈昌曙紧接着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中未曾使用过‘技术哲学’一词，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技术哲学’的充足理由。至少，我们应当承认有经过他们自觉论证的总体性、根本性观点，是难以同哲学划清界限的。”[6]其实，关于科学哲学，也可以做同样的论辩。也许，不必硬说马克思就是科学哲学家或技术哲学家，也不必硬说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论如何如何，但“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思想”无疑是存在的、深邃的，从中体现的马克思科学技术观则是现实的、极具启发性的。
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是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崛起的时代，是以纺织机械发明和蒸汽机改进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向纵深推进，以电力应用和化工技术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孕育的时期。与此同时，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众多领域，也进入了全面、快速发展时期。在社会生产领域，机器大工业逐步代替了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对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活动的要求也愈来愈迫切。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对于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新学说，技术上的新发明以及在生产上的新应用，马克思都十分重视并跟踪研究。正如恩格斯所说：“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7]纵观马克思的一生，他的学术研究总是以探求现实问题的解决路径为主要导向的，对现实问题的关切既是马克思理论探索的出发点，也是他开展理论研究的归宿。他对科学技术的审度既有超出常人的理论深度，又总是与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联系在一起的。
当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及其对社会生产的巨大推动作用，无疑引起了马克思的浓厚兴趣、密切关注和深入思考。这不论是在马克思的相关著述中，还是从关于马克思的传记资料和旁证材料中，都是不难看到的。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就开始探究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科学技术发展与生产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学技术与机器的应用对工人阶级的影响等问题，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创立积累思想素材。尤其是在探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更是花费了相当多的心血探讨科学技术问题，留下了大量的科学技术思想文稿。1850—1858年，马克思除了研读大量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外，还认真阅读了贝克曼、波佩、李比希、约翰逊、莱特麦耶尔、尤尔、拜比吉等人有关科学技术、工艺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极大地改善了他的知识结构，开阔了他的理论视野，为日后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分析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关系等理论问题，做了思想上和资料上的准备。
要而言之，尽管马克思没有留下科学技术论方面的专门著作，但他确实探讨过许多科学技术问题，对科学技术现象做过认真分析和深入思考，并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科学技术思想材料。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的存在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2.有关马克思科技思想的主要文献
全面研读马克思的著作是梳理马克思科技思想的基础性工作。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主要体现在他遗留下来的浩如烟海的著作、手稿、笔记、书信、谈话之中。我们通常能见到的文献只不过是其冰山一角，远未穷尽马克思著述的全部。“原苏共中央和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在六十年代联合决定，由两国马列主义研究院共同编辑出版一部新国际版的历史考证性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即Marx-Engels Gesamtausgabe），预计出版130多卷。”[8]可见，我们通常所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中文版、德文版）其实并不全，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数万页手稿、笔记和书信，众多藏书中的眉批、评注等，并没有被全部整理出版。这势必会局限今天我们对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的全面认识与深入研究。当下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版本的浩大工程将改善我们的研究状况。
马克思文献是马克思思想的主要载体，研究马克思文本是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基本途径。要完整、准确地揭示马克思科学技术观，就应当以马克思的原始文本为依据，从马克思的著述中系统地探究他的科学技术思想。德里达在论及阅读马克思著作重要性时曾指出：“不去阅读且反复阅读和讨论马克思——可以说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而是超越学者式的‘阅读’和‘讨论’，将永远都是一个错误，而且越来越成为一个错误，一个理论的、哲学的和政治的责任方面的错误。”[9]
梳理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同时也是一个审度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遇到的首要问题，是要恰当甄别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思想及其相关文献。持不同科学技术观的学者，所看到的马克思的科技思想或相关文献是不一样的。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所以，文献发掘和研究要与当代科学技术论的研究结合起来，相辅相成，彼此推动。
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现象的分析、对科学技术问题的思考，相对集中在以《资本论》为主的著作中，但此前此后的一些手稿和著作也是不可忽视的。“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经历了长期的艰苦创作过程。他依据从四十年代初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写下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后来又写下了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47、48卷）。”[10]这两部《经济学手稿》是为马克思拟议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巨著（“六册计划”[11]）做准备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改变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决定以《资本论》为书名单独出版。这两部手稿都是过程性作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的早期表述，记录了大量的原始信息，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丰富的科学技术思想。尤其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被后人称为《技术手稿》，是系统记录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重要文献。为我国许多学者所熟悉的《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单行本），就是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的一部分，即其中的“（γ）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
《资本论》是马克思花费毕生心血撰写的鸿篇巨制，前后持续了40余年，是一部未完成的学术巨著。在马克思有生之年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恩格斯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1885年）、第三卷（1894年）［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25卷）］；伯恩斯坦整理出版了《资本论》第四卷（1894年）［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48卷；《工资》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等等。
不可忽视，在马克思尚未编辑出版的文献中，有许多是反映他科学技术思想的重要文献。例如，马克思在1863年1月28日从伦敦寄给远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正在对论述机器的这一节作些补充。在这一节里有些很有趣的问题，我在第一次整理时忽略了。为了把这一切弄清楚，我把我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全部重读了一遍，并且去听威利斯教授为工人开设的实习（纯粹是实验）课（在杰明街地质学院里，赫胥黎也在那里讲过课）。我在力学方面的情况同在语言方面的情况一样。我懂得数学定理，但是需要有直接经验才能理解的最简单的实际技术问题，我理解起来却十分困难。”[12]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就尚未得到整理和出版。“马克思关于工艺学的笔记（摘录）是许多作者的著作的详细摘要，其中包括：约·亨·摩·波佩《从科学复兴时期到十八世纪末工艺学的历史》1807—1811年哥丁根版第1—3卷（J.H.M.Poppe.《Geschichte der Technologie seit der Wiederherstellung der Wissenschaften bis an das Ende des achtzehnten Jahrhunderts》.Bd.1—3,Göttingen,1807—1811）；安·尤尔《技术词典》，克腊马尔什和黑伦整理，1843—1844年布拉格版，共三卷。第1卷（A.Ure.《Technisches Wörterbuch》.Bearbeitet von Kramarsch und Heeren.3 vol.,Prag,1843—1844.Erster Band）；约·贝克曼《论发明史》1782—1805年哥丁根版第1—5卷（J.Beckmann.《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Erfindungen》.Bd.Ⅰ—Ⅴ,Göttingen,1782—1805）。”[13]上面列举的是马克思书信及其有关注释，从中可见，马克思关于工艺学的读书摘要“工艺学笔记（摘录）”，对于理解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随着对马克思遗著的进一步整理出版，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的资料基础将更雄厚。
还应指出，科学技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探讨和论述许多理论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经常涉及科学技术问题。这些思想散见于马克思的许多论著中，例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人的本质”“异化”“分工”问题时，在《哲学的贫困》中论述“分工与机器”问题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工具”“劳动”“目的”问题时，在《工资》中论述“竞争”“工人阶级贫困”问题时，都触及了技术问题，且都有相应的专门论述。一般地说，上述文献是各个学派、各种研究范式普遍认同的。应当冲破以往狭义科学技术观念的束缚，拓宽理论视野，在广义科技视野中审视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思想文献，力求全面准确地审度马克思的科学技术观。
3.研究马克思科技审度需要注意之点
严格地说，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的论述，多是就具体科技活动层面言说的，其中既有对科技史实的记录、转述，也有对以往科技思想著作的摘录，还有对科技问题的多侧面思索。采用“科学技术思想”范畴来梳理马克思当年对科技活动或现象的多层面探讨的成果，是比较恰当、贴切的，有利于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视野中的科学技术观及其形成过程。
例如，系统浏览过马克思原著后便知，“技术”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直接与“技术”相关的条目不过40条、160余处。[14]表面上看，与“资本”“劳动”“分工”“价值”“工人阶级”等词条相比较，“技术”不属于马克思学说中的主题词。其实，这一判断是肤浅的和不符合实际的。单从自然语言的日常使用角度看，一词多义、多词一义的语言现象广泛存在，同一事物往往可以用多个词语、多种方式来表述。不能认定只有某一个特定词语才能表示某一事物，而其他“同义”词语则不具有这一“所指”。约翰·杜威是现代技术哲学中杜威学派的创始人，他在反思自己的学术思想表述时曾指出：“假如我一开始就系统地使用‘技术’，而不是‘工具主义’来指我所认为的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的特性，也许我能避免大量误解。”[15]当年马克思科技思想的表达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既要看马克思说了什么，更要看他想表达什么。
其实，技术是构成人类文明的重要元素，体现在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不容置疑，在马克思生活的19世纪，不仅技术现象广泛存在，而且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技术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影响日趋深刻。马克思早就注意到了这些技术现象，并进行了多层面的具体探究。所不同的只是，马克思使用了众多“技术”的下位概念来述说技术现象，即往往在特殊技术系统中言说技术的构成单元、运行机理与多重后果等，而很少运用抽象统一的“技术”范畴及其理论体系进行概括和述说。马克思1853年6月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然而，曾以纺织品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的这种衰败决不是不列颠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16]虽然这里只字未提“技术”一词，但“棉织品”“手纺机”“手纺车”“蒸汽”“科学”“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等词语，都是对技术产品、技术设备或技术流程的直接表述，并深刻揭示了当时英国先进的机械纺织技术对印度传统手工纺织技术的排挤后果。
事实上，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诸如此类的表述方式不胜枚举、俯拾即是。“在其微妙与灵活方面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远胜于其他系统的在不同语言间翻译斡旋的模式。那些伟大的带有普遍性的体系莫不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确是唯一一种包罗万象的迻译转换的技巧或机制。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众不同、得天独厚的思维模式，原因不过在此，而非因为你自己一口咬定发现了真理。马克思主义的‘特权’在于它总是介入并斡旋于不同的理论符码之间，其深入全面，远非这些符码本身所能及。”[17]那些整天忙于具体事务的技术人员，其语境中只有车床、电机、游标卡尺、图纸、软件、合同等专业词汇，很少见到“技术”一词，而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否认他们工作的技术性质。
马克思科学技术观的发展历程，内在地包含着“个体手工业技术、工场手工业技术与机器大工业技术”这样一条清晰的生产技术演进的分析线索。在引述威·舒耳茨《生产运动》一书的观点时，马克思曾明确表达了这一思想。“工场手工业时期……是手工业活动（同时也是为同一生产目的而进行的共同活动）发生最大分解的时期。分工的继续进行，最终导致使用更完善的机器，从而导致第四阶段｛最初是手工劳动，其次是手工业劳动，然后是工场手工业，再后是工厂生产｝，导致真正的机器生产。”[18]马克思还认为，各个技术形态之间存在着递进衍生关系，其间并不存在绝对分明的界限，许多技术成分往往犬牙交错地结合在一起。“在手工业内部，孕育着工场手工业的萌芽，而在有的地方，在个别范围内，在个别过程中，已经采用机器了。后面这一点在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更是如此，工场手工业在个别过程中采用了水力和风力（或者还采用了只是作为水力和风力的代替者的人力和畜力）。……在这里，起作用的普遍规律在于：后一个[生产]形式的物质可能性——不论是工艺技术条件，还是与其相适应的企业经济结构——都是在前一个形式的范围内创造出来的。”[19]
马克思对科学技术问题的探究，一开始就是在研究资本以及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命运等重大问题的理论大背景下展开的。尽管科学技术不是马克思研究的终极问题，但是在马克思的众多文本中却可以清晰地辨认出科学技术思想。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既有对具体技术系统要素、结构与属性的内部剖析，也有对技术运行效果的外部追踪考察。这种全面分析是把技术作为社会体系的一个要素，在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视域中展开的，力图揭示技术与其他社会因素的内在联系。因此，这种探究以技术的内部分析为基础，以揭示技术的社会属性与功能为宗旨，服务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建。这是马克思审视科学技术的一个重要特点。
总体来看，马克思对科学技术问题的剖析直接服务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发展规律的探究，服务于对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探求。因此，虽然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思想不属于他思想体系的主流，却是他思想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不能从当代哲学思想高度苛求马克思，责怪他零散、粗糙、原始、片面和经验性的表述，而应当见微知著，善于透过马克思对众多具体科学技术现象的个别论述，还原和提炼其背后所蕴涵的科学技术思想；善于揭示这些分立技术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把这些分散的科学技术观念条理化，纳入一个统一的逻辑体系之中。
与自然科学文本含义的确定性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文本的意义生成于读者阅读文本的过程之中，不同的读者甚至同一位读者在不同的心境、时空场合下解读同一个文本，得到的收获或启迪都是有差异的。“从国外到国内，各类论者对什么是马克思哲学的真谛的解读，呈现出众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理解语境。令人困窘的是，不同论者所依据的却都是马克思的第一手文本。”[20]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经典文本常读常新、千古流传的主要原因。我们既要反对抛开马克思的原始文本体系，断章取义地解读马克思的只言片语，也要反对脱离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具体历史场景，单纯从当代社会文化背景出发解读马克思文本，自由发挥和引申文本原义，把当下对科学技术的理解简单移植或搬运到马克思身上。
回到马克思生活的年代，走进马克思的科学技术世界，重读他的原始文本，还原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思想，应当成为当下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的重要课题。
马克思主义对现代西方思想发展的影响深远，与现代西方许多学术流派都存在着渊源性联系，西方学者往往以引述或批判马克思的经典论述展开其理论体系。“在战后法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识分子自认为马克思主义者，至少是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意识形态的本质的问题，表象的问题，等等——是他们各自议题中的基本因素。”[21]事实上，100多年来，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观点纷呈，涌现出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由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等原因，我们以往对这些研究大多持否定或排斥的态度。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有悖于学术发展规律，不利于对马克思思想的学术研究。
尽管马克思思想是属于全人类的，但是从本源上说，它上承西方文化，并非源自东方文化传统。因此，要深刻研究马克思的科技审度，就必须熟悉西方文化传统及其演变，了解西方学术视野中的多重马克思形象。
二、应当怎样看待既有科技哲学？
（一）西方科学技术论留下的传统
科学技术论的兴起首先要归功于19世纪30年代法国兴起的实证主义运动。牛顿力学创立之后，自然科学大发展，经过工业革命和电力革命，科学技术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其改造世界的威力充分显现。实证主义特别主张改造哲学，认为之前的哲学都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科学的”；哲学应该进化为一种真正的科学的哲学。
孔德的实证主义之后，一般被划为科学技术论讨论范围的有马赫主义、逻辑原子主义、逻辑经验主义、操作主义、过程哲学、逻辑实用主义、证伪主义、历史主义、科学实在论与反科学实在论等哲学流派。其中最重要的是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逻辑经验主义，它对科学技术论的传播、成型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逻辑经验主义继承了休谟、马赫的经验主义传统，接受了弗雷格、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分析思想，强调以科学为模式、以逻辑为手段、以物理学为统一语言，彻底改造哲学，使哲学完全成为一种科学的哲学或“标准科学哲学”（逻辑经验主义的术语）。逻辑经验主义讨论现代物理学、数学和逻辑学的新发展以及有关的认识论问题，从问题域上表现为对科学的哲学研究；同时又努力模仿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来进行这种研究，使之从应答方式上具有科学性。这就是说，以石里克、卡尔纳普、赖欣巴哈和亨普尔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标准科学论”，其两大最显著特征即是：以科学为问题（科学的问题域），并力求科学地回答问题（科学的应答域）。
正统科学论以科学为问题，并不是要研究属于具体科学的问题。逻辑经验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是提出命题或建立命题体系——理论学说，那是科学的任务。哲学的任务就是从逻辑的观点分析和阐明科学中的概念、假设和命题的意义，从而使我们因之而引起的思想混乱得到澄清。”[22]当然，按照逻辑经验主义的逻辑，“标准科学论”不再是传统的、无意义的形而上学，而是可以看作科学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正统科学论可以看作“元科学”，其核心是澄清命题的意义，致力于解决科学之逻辑结构与经验基础、辩护与发现两大关系问题；其实质是要划定科学讨论的范围即有意义的命题，处理两类不同的命题即理论命题与经验命题之间的关系，处理科学知识生产的前后即辩护与发现两个阶段之间的关系。
在近代思想史上，正统科学论的产生、发展与整个哲学的认识论转向、语言学转向关系密切。一般认为，古希腊哲学的主线是本体论，即围绕“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展开的研究。笛卡尔之后，哲学的核心问题在近代转变成“人是如何获得知识的”，此为认识论转向。随着自然科学兴起，自然科学是人类创造的最完美知识形式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科学认识论即正统科学论逐渐成为20世纪认识论最重要的形态。之后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核心问题则是“语言如何作为认识的可靠工具”，于是，语言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逐渐渗透进科学认识论的研究当中。
（二）背离传统的另类科学技术论
科学哲学仍然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理论。但科学哲学发展到今天，其哲学背景已有极大变化，也就是说，当代科学的哲学基础已不可同日而语了。一方面，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发展，正统科学哲学内部发生了重大的理论演变；另一方面，现象学方法、后现代性的“解构”方法在20世纪中叶以后向科学哲学渗入。这样，存在论以及语用学、语境论共同开辟了科学哲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视域，科学世界和人的生活世界成为科学哲学研究不可忽略的论域，各种方法和理论都在显示其某种合理性。当代科学哲学是在原有基础上，并在广阔的视域下对科学做出多侧面的理解、评判或辩护的。
费耶阿本德和罗蒂是导致科学哲学出现重大改变的两个著名人物，他们对分析哲学传统和科学的本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甚至彻底的颠覆。
有人说，费耶阿本德是从狂热的实证主义者而变成“科学最坏的敌人”。他被称为异端，否定一切逻辑主义，比历史主义走得更远；他先是作为一个分析哲学传统下的实证主义者，不久便完全颠覆实证主义；“他是理性主义者，他的观点对理性主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他是一个实在论者，但他的学说给实在论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同时他又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他并不倡导一切形式的相对主义”[23]；他既反对方法，又主张多元方法；他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非理性的；有人认为其风格既像古希腊的智者，又具有后现代主义因素。对费耶阿本德，人们褒贬不一。而正因为他如此的不同与丰富，他对科学哲学的贡献才是独特和突破性的。在费氏那里，科学的各个方面的特征似乎显现得一览无余。无可否认，正是他的无是与无不是，使科学哲学走出逻辑主义和不那么彻底的历史主义，而迈向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甚至反科学主义，但也由此启迪人们打开思考科学的各种思路，并由此而给人们展开一个宽阔的视野。
罗蒂，同样是在分析哲学的传统下成长起来，也转而对分析哲学反戈一击。但与费耶阿本德不同，罗蒂主要试图解构西方哲学传统，主张一种“后哲学文化”，因而他对科学的研究是融合在他对“后哲学文化”的建构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之中的。他认为，在奎因、后期维特根斯坦和戴维森那里，分析哲学超越和取消了自身，哲学的科学化和寻求确定性以失败告终。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其超越科学主义的“对话的哲学”，反对基础主义，反对科学哲学对确定性的寻求而转向实用主义，试图消解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并使之融合。当然，最后他也被指责为相对主义，尽管他自己将之称为“种族中心主义”，并以期来表达他对本质主义的反对和对追求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的“强理性”的反对。
费耶阿本德和罗蒂从不同的研究领域出发关注不同的焦点问题，罗蒂试图突破传统哲学，费氏试图突破传统的科学概念，而对于科学来说，他们殊途同归，他们提出的是与传统和“正统”全然不同的多种看科学的视角和方式，即所谓反本质、反基础、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的方式。而明确划归为后现代主义的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人，则以更为彻底的方式对科学和文化进行了“解构”。
“解构”并非从福柯而是始于胡塞尔，但从德里达那里真正开始的。不过实际上，福柯关于知识和科学的批判过程和效果就是“解构”所要做的。福柯最先关注的就是科学和知识。法国科学史的传统是他思想的基点，并也影响了他一生的哲学历程。他的著作主要以知识史、思想史、科学史的形式出现，他的思想则主要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来表现。因此，在福柯那里，科学问题是福柯哲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学科的产生、科学知识的集体生产等科学哲学问题都在福柯那里得到阐述。如他认为，按学科分类导致科学知识的学科化，使得科学成为文化中具有独特个性的一部分而独立出来，并使得科学和哲学真正分离，从此，哲学不再在科学中起任何实际作用，科学则拒绝哲学而走向科学主义；科学知识的生产是一种集体实践的结果。但福柯的认识论立场却是反主体的立场，这使他的知识论与传统的科学认识论完全不同。他的考古学试图要说明，科学仅仅是通过话语规则组成的话语群、话语是如何在历史中形成了不同科学的。这样，考古学就取消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分，取消了主体，从而对传统的认识论加以改造，科学的进步性和真理符合论则被否定掉了；相反，科学发展的不连续性、不同时代科学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得以强调，以至于又与库恩的范式和格式塔理论有了某些相似之处。总之，在知识考古学方面，福柯对精神病学、疯癫、医院、临床医学乃至整个人文学科进行全新的话语分析，对知识史、思想史、科学史进行全新的理解，对传统思想史连续性和主体性观念、认识理性、科学的客观性和渐进性等观念进行批判，揭示科学、知识和思想背后的深层“无意识”或某种结构，并对知识考古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进行总结和阐述。[24]
此外，福柯关注科学的政治地位和科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问题，他将其归结为知识和权力。他认为，现代科学、现代知识将社会变成控制的机器，使现代人自愿接受科学和知识的指导，“把权力交给真理话语”，这样，他们被知识和权力彻底奴役，生活和死亡的方式就是“生产真理”、科学和知识的方式。如此，现代知识和权力就建构了作为主体的、变成不具差异性的现代人。实际上，福柯是想要通过对现代知识和权力的分析来批判现代西方文化尤其是科学文化造成的标准化与其“普遍意志”，试图寻求个体解放的出路。
明确声称“解构”的是德里达。德里达和胡塞尔、海德格尔在出发点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为他们都非常注重“解构”的方法，虽然他们对“解构”的理解深度并不相同。胡塞尔对现代性意义的科学世界做了一种“思想的解构”工作，即对构成科学世界的观念体系进行了解构，但这种“解构”主要地表现为一种“还原”和“悬置”，仍然带有近代主体主义哲学的特征。海德格尔则追问存在，他要解构的是存在论的传统。德里达解构主义的主要任务则是要对西方传统哲学中占主要统治地位的“逻各斯中心论”进行解构。他认为世界并不存在绝对真理、普遍的规律、超验的意义和绝对的精神，他把以一定的原则和基础建立起来的、体系结构宏大的思想体系称为“在场的形而上学”而对其进行解构。其实他所做的就是反对将真理绝对化、超越化，要解构的就是以“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为体现的西方理性主义，也就是说，他要解构的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和理性主义的中心地位。
德里达对科学进行专门“解构”的论述并不多。但他的思想方法和其他后现代主义观点一起，也辐射到了科学领域。他的“解构”导致了科学哲学领域的极端相对主义，使得这一时代的知识界充满了对科学持怀疑态度的相对主义思潮，以至于科学被看作政治权力的规则，科学变成一种权力、一种游戏、一种服务于赞助者的手段；科学研究的逻辑标准、客观真理受到广泛而强烈的质疑，以至于在“索卡尔事件”和“科学大战”中，爱因斯坦常量被德里达认为不是一个常量，不是一个中心，而只是一个变量的概念。换言之，它不代表对某一事物——一个观察者能够把握这一研究领域的中心的认识，它只是一个游戏的概念。
这样，在西方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哲学就体现为反本质、反基础、去主体、非科学中心，抑或反科学主义的总的特征。当然，这种完全破解科学的观点同样也受到众多学者尤其是科学家的指责和严厉批判。
（三）中国科技哲学的坚守
如上所述，在思想史上，科学技术哲学与哲学的认识论转变、语言学转变关系极其密切，并且以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20世纪的逻辑经验主义两次哲学运动的形式，对整个哲学和人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当代，它又以历史主义、社会学化、后哲学文化的面目，从致力于确定性的寻求、为科学技术建构经验和逻辑的可靠基础，转变为热衷于对一切绝对化倾向和基础主义的解构；从偏爱行动、追求可操作性目标，转向对某种文化体制的诘难和社会批判。
而在中国，它在几个关键时期，都是思想解放的先驱、开放的窗口、现代化的切入点。
科学哲学在20世纪初与科学相伴着被引入中国，它在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意义。在中国，科学哲学不仅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被介绍和引进，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和科学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研究，它为科学在中国的立足和发展提供了认识上的支撑，对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本身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思想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蕴涵于实用主义之中的，尤其是罗素数学和哲学的现代逻辑分析方法，对20世纪初的中国而言是一个崭新的、前所未有的思想方法，是当时西方科学和哲学为中国思想之库带来的新鲜血液。正如冯友兰所说，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永久的贡献是逻辑分析方法，它给中国人一个全新的思想方法，使整个中国的思想为之一变。这种思想方法直接地为中国现代哲学提供了一种主要的、清晰而明确的建构方法，并为中国学人思考当代的民主、科学和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焕然一新的方法。
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技术和教育处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前沿，此时，以自然辩证法著称的科学技术哲学又显示了独特的力量。从观念上纠正中国社会对科学技术曾经错误的看法的，首先就是马克思关于科学是“直接的生产力”的命题得到确认和延伸；之后，在极为重要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来自科学的事实和方法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证据性的角色。蕴涵着理性和实证精神的科学技术哲学，它最贴近当时中国社会对于科学的欢迎态度、谋求以科学来发展社会经济和教育的要求和精神，最为适应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因而，科学技术哲学，它既成为当时哲学思想在中国的切入点，更成为了中国通向世界的思想的窗口。
在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革命两股世界性潮流的冲击下，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框架又有了新的变化，研究内容有了新的拓展。在打破过去自然辩证法研究相对封闭局面的基础上，形成了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和科技思想史五个主要分支学科。科学技术哲学通过对这几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哲学地反思科学和技术，反映科技与科技思想发展的概貌，阐明科学与自然、科学与哲学、科学与技术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联，理清科学认识的一般过程以及在该过程中运用的方法和方法论原则，深入探析科学理论的建构、检验、解释、评价等的哲学蕴涵，以及技术的一般特征和技术发展的动力与模式。
1.自然哲学
自然哲学主要研究自然观、人与自然关系、可持续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等问题，是科学技术哲学的基础学科。
在自然观方面，学界更多地关注了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关于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的问题，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概念的界定、二者的特征、人工自然与天然自然协调发展三个方面。界定和区别人工自然、天然自然的主要目的是认识二者的发展规律，从而协调二者的关系。从根本上说，20世纪以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实质上就是人工自然的危机，因此，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关键在于天然自然与人工自然的协调发展，既要对人工自然进行文化控制，要保持人类改造天然自然与保护天然自然的某种平衡，又要认识到人与自然的权利平等。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生存环境面临着各种问题，通过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学界提出了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非人类存在物只有对人的工具价值，环境保护的根本目的是保护人类。而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并不是唯一的价值源泉，人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环境保护不仅仅是为保护人类。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学界主要集中在二者的基本内涵、表现形式和是否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上。
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研究是自然哲学中的重要部分，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层面较多。从基本理论入手，讨论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基本内涵；从价值层面入手，讨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原则、伦理基础和价值标准；从方法层面切入，讨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法论、系统动力学、战略与管理、科技支撑；从评价层面切入，讨论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等。对于我国来说，可持续发展问题尤其重要，因为21世纪，人口三大高峰（人口总量、就业人口总量、老龄人口总量）相继来临的压力、自然资源的超常规使用、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区域的不平衡加剧等，都将成为未来发展的瓶颈制约，为此，必须坚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原则，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2.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本身及其发展规律等基本问题系统的哲学研究，主要研究科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传播与研究高峰，相关文献多达上百种。与之相关的对科学实在论的专门研究也有很快的发展，例如，郭贵春的《当代科学实在论》《后现代科学实在论》和《后现代科学哲学》，对实在论的起源、发展历程、发展趋势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评论。再如，邱仁宗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名著导读》、李醒民的《现代科学实在论研究概述》、张之沧的《从反实在论到准实在论》、郑祥福的《范·弗拉森与后现代科学哲学》，对反实在论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评论。国内学者在介绍和评论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学者自己的“科学实在论”观点，不同观点达八种之多。[25]
除此以外，学界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后现代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一定进展。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也有新发展，如贝耶斯主义、实验主义、具身认识论、女性主义认识论等。
面对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哲学发展趋势问题成为近年学界讨论的热点。有学者认为，21世纪科学哲学将回归批判学派的旨趣和进路，在与现代科学哲学和后现代科学哲学保持必要的张力中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并可能获得方法上和范式上的创新。[26]
3.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从总体上研究技术和技术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探讨技术的本质、结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以及技术方法论问题；其研究涉及技术与自然、技术与科学、技术与经济、技术与社会、技术与文化、技术与心理以及技术评估等问题。近年来，技术本体论、技术创新和技术价值论等问题成为中国国内学者讨论的热点。
在本体论研究方面，“技术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早期的相关观点可以概括为“物质手段说”“物质手段与方式、方法总和说”“实践性（操作性）知识体系说”“活动（过程）论”与“活动方式论”等。近年来的新进展包括，对技术概念进行广义界定的理论，认为人类目的性活动是孕育技术的新温床。围绕人类如何实现目的，技术可以广义地理解为：围绕“如何有效地实现目的”的现实课题，主体后天不断创造和应用的目的性活动的序列或方式。[27]有学者认为，技术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本身具有复杂性，其本质不是各技术要素的简单相加，而是技术要素相互涌现的结果，是超越的结果，技术不能还原为技术要素，而在于将知识性要素、实体性要素和经验性要素运用到实践活动中，促使自然物或技术人工物的变化。[28]
技术创新早期研究视角更多的是在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上，近年研究视角有重要转变，学界更多地把技术创新纳入哲学角度来研究。有学者根据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哲学角度把技术创新界定为“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在创新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中介而使创新客体转换形态、实现市场价值的一种实践活动”，技术创新有五个基本特征，即创新性、实践性、社会性、历史性、不确定性。[29]有学者以范式思维方式为研究方法，从技术创新的特点、机制、方法、途径等研究入手，提出技术创新的三对范畴，即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形式和内容。[30]
“技术价值”问题在技术哲学领域主要体现为“技术价值中立论”和“技术价值负荷论”之争。近年来，技术价值负荷论逐渐取代技术价值中立论，成为主流的学术观念，成为研究的重点。技术的发展及其所负荷的价值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促进了对技术伦理的探讨，以至于一门新的分支学科——技术伦理学——正在孕育。而在反思技术的负面效应等问题时，学者们相继提出了绿色技术、技术价值合理性、技术价值的“双螺旋结构”、技术发展的社会控制、全球价值、人文关怀、技术之善等新概念，这些研究工作不仅使技术价值论研究更加深入，也促进了伦理学、价值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
4.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研究
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 Society）是一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规律及其应用，并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综合性新兴学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全国性的STS研究热潮。近年来，该领域比较突出的问题有科学与技术的划界问题、工程技术的哲学问题研究等。
对于科学与技术的区分问题，主要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技术没有必要做出区分；另一种观点认为科学与技术应该进行划界。前者认为，单就从科学技术活动内部的结构来看，很难完全将科学与技术分开。把整个科学技术划分为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工程技术三个层次，恰恰说明试图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划出明确界限是困难的。况且，在科学技术化和技术科学化的时代，剔除了科学中技术的成分，科学就难以发挥它的正常功能。[31]“科技”一词所表达的应该是现代科学与技术之间相互联系的亲密关系。那种仅仅从社会功能方面来理解“科技”，以为“科技”主要是指技术，科学仅仅只是“科技”中的次要部分的观点，至少是没有真正把握技术和科学的本质。后者认为，科学与技术划界是必要的。首先，科学的目的与技术的目的并不相同。科学的目的与价值在于弄清自然界或现实世界的事实与规律，求得人类知识的增长；技术则要通过设计与制造各种人工事物，以达到增长社会财富、提高人类社会福利的目的。其次，科学的研究对象与技术的研究对象并不相同。科学的对象是自然界，是客观的独立于人类之外的自然系统。而技术的对象是人工自然系统，即被人类加工过的、为人类的目的而制造出来的人工系统。再次，科学与技术在处理的问题和回答这些问题使用的语词方面有很大的区别。最后，科学与技术在社会规范上不同。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规范，主要有普遍主义（世界主义）、知识公有、无私利与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四项基本原则。可是，这四项基本原则对于技术共同体并不完全适用。[32]
从现实发展来看，科学与技术的划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如果不做区分，而把技术作为科学的应用，就会造成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关系混乱。二是如果无视科学自身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像要求技术那样去要求科学一味满足社会的需要，就会危及科学的发展，从而造成诸多社会问题。因此，在学理上、实践上都有必要对二者做出区分。
工程技术的哲学问题研究也是技术哲学的一个发展，随着工程哲学在我国建制化进程的深入，相关的哲学问题研究也受到学界重视。近期在工程哲学领域探讨的焦点主要是工程活动的伦理问题、工程人才问题。
5.科技思想史
科学史和技术史属于专门的学科领域，一般超出科学技术哲学的范畴，但是，科技思想史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不可或缺。这方面学界的课题包括：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关系；历史的辉格解释问题；科学史案例（科学家或科学发现）研究；科学认识思想史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中国科学思想比较研究；著名科学家生平思想研究；“李约瑟问题”研究；中国近现代科技体制的演变；中国近现代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的演变。
中国科技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早期成果有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卷》（何兆武等译，1990年）、董英哲的《中国科学思想史》（1990年）、李瑶的《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稿》（1995年）、朱亚宗的《中国科技批判史》（1995年）、曾近义的《中西科学技术思想比较》（1995年）。2000年以来的成果更为丰富，不胜枚举。这些著作的出版为研究科技思想史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也为科技哲学的研究展示了更多平台。
关于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席泽宗曾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以自然科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为对象，研究自然观和科学观；二是以人为对象，研究科学家的思想；三是研究科学的基本概念的形成和发展；四是研究科学理论的形成过程和今天面临的问题；五是研究建立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使用的方法。[33]
在科学思想史的研究中，常规的研究方法是从科学观念入手，通过研究科学观念的演变过程来研究科学思想史。但是中国古代并不存在现代的科学体系，那么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有研究认为，中国科学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在历史上和现实上有启发和指导意义的所有思想成果，通过研究思想成果而达到研究科学思想史的目的。关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如果局限在西方逻辑分析思维的框架去看问题，只关注能与西方科学观念、范畴对应得上的东西，就会造成认识上的“遮蔽”，中国科学思想史应该与中国传统认知模式研究紧密联系，相互促进，使这方面的认识不断深化。[34]
应该看到，科学技术哲学的发展必须从当代迫切的问题出发，必须在多样性的基础上才能营造良好的学术凝聚力。
三、科技哲学应当如何因应世变以面对科技未来？
（一）扩展科技哲学研究的视域
当下科技发展，一方面是进入了智能革命时代，另一方面是人类已经越来越难以控制科技未来的负面效应。总观科学技术的哲学研究，可以看到，在当代这样一个广阔的大背景之下，对科学技术论的关注已经呈现出了一个方法不同、视角多维、模式多样的广阔视域。从研究的内容看，有科学的哲学与关于科学的哲学；从研究方法看，有语言分析方法与现象学研究方法；从研究的价值取向看，有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从研究的时代性来分，有现代主义的与后现代主义的。而且，对科学技术的不同形相进行关注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具有科学素养的哲学家或具有哲学素养的科学家不再专享研究的专利，越来越多的纯粹人文学者和普通的忧虑者参与进来。各种思想、观点竞相呈现，纷繁杂陈，彼此之间又可能交叉错综，人物、派别之间纠缠不止、界限难辨，使得原本正统的“科学技术哲学”转换成一个广义模式下、广泛视域内的研究，演变为典型的关注未来发展的当代科学技术论研究。
在伴随着现代化而来的近现代思潮中，科学技术论一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把科学技术当作推动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科学技术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启蒙中，科学论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最初震撼中国思想界、哲学界的，如《天演论》等，其实就是科学论。五四时期，对中国思想开放和哲学发展影响最大的外国哲学家杜威和罗素，曾先后在中国本土对知识界和公众做了若干演讲，这些内容广泛的演讲，核心也是科学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高举科学旗帜，疾呼打倒“玄学鬼”，其科学观大多偏向急进的科学主义。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迎来了科学论研究新的繁荣。科学教育是拨乱反正的前沿，有关科学论的问题特别有生命力和吸引力，成为中国思想界最重要之“理论增长点”。
经过近四十年的成长，正统的或“标准的”科学论已然壮大，而且由于当今科学总是通过技术革命影响社会和人，所以正统的科学技术论在中国也可以说深入人心。但与此同时，科学技术论的另一种倾向也渐渐兴起，它们多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即对正统科学技术论之解构，可称之为“另类科学技术论”。不尽的解构引发了诸多困惑，但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若干观点和思路也不无意义。
另类科学技术论与正统科学技术论相比，主旨不同、基础迥异，视域、论域和方法均有突破，正面和反面的影响俱在。总的说来，观点的争鸣营造出一种更加宽容、平等和多元化的气息。它们向我们提示，当下科学技术论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和转向，应当努力把握它们的发展趋势，并主动因应可能的变化。
1.从逻辑主义转向历史主义、社会学化和文化哲学
在科学论诸多流派中，通常把波普尔的证伪论之前的诸流派称为逻辑主义，将其后的流派称为历史主义，波普尔哲学则可以视为由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化的中间环节。在某种意义上说，逻辑主义主要是对科学做静态逻辑分析，历史主义则是对科学做动态发展研究。由于库恩、费耶阿本德和劳丹等人的努力，历史主义在当代科学论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并且进一步向社会学、文化学方向演化。近年兴起的建构主义又竭力破解主客体分立的二元模式，强调实践优位和社会建构。可以说，当代科学技术论已不再纠缠于科学的意义标准、逻辑结构、发现与辩护的区分这些认识论问题，而是指向科学技术背后的人类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一般哲学问题。例如，海德格尔对技术的研究，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研究，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等，就已经与传统哲学的方法和追求大异其趣了。当下科学技术论试图通过实际科技史，描画真实的科技历程，科技史案例也愈益受到重视。科学技术论的社会学化可以追溯到默顿，在他之后，科学社会学成为科学技术论的重要分支，最近兴起的知识社会学更是把社会学的方法应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分析。再则，文化哲学的研究也是如火如荼，例如，罗蒂提出的“后哲学文化”强调科学、艺术、哲学和政治等彼此平等，对科学技术论的研究不再是特立独行的，而要和对其他文化样式的哲学研究交织在一起。
2.本质主义、基础主义的消解和建构主义、多元主义的兴起
随着唯科学主义的退潮，坚持自然科学有其客观基础的基础主义、坚持自然科学通过外部现象把握事物本质的本质主义受到人们质疑，把自然科学知识视为客观真理、把科学发展看成线性积累和持续进步的观点也在发生动摇，对数学和物理学的极端推崇正在减弱。研究方法从着重建立体系转变为对基础主义和一切绝对化倾向的解构，从坚持主客体二元分立的真理客观性立场转变为主客体统一并在实践中持续互动的建构主义立场。在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时代，科学技术论试图从对自然科学和一般技术的哲学研究中提炼科学技术认识的一般标准、规范和方法，并且极力主张用科学认识的基本模式改造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人类知识。后现代主义科学论则努力探究作为选择之一的自然科学模式之具体的、历史的建构过程，消解自然科学的作为认识模式的必然性、唯一性和特殊性。另类科学技术论的态度，根本上不是说已有的东西有问题，拿个新东西来替换，而是认为理论和方法是一个发展过程，是永远不可能完全确定的，只能在不断否定中暂时认定。随着多元主义对科学技术论的逐步渗透，自然科学越来越被看作多元文化中的一种，对科学技术的认识论研究也越来越成为诸多哲学反思中的一种。对科学的总体立场从唯科学主义到温和的科学主义，到各式各样的调和观点，再到反科学主义，是越来越多元化了。
3.“解构”方法渗入，批判之风盛行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以胡塞尔的晚期作品《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为出发点，将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和解释学方法用于解决科学技术论问题。此后，结构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影响越来越大，解构主义方法渗入科学技术论，极大地改变了主流科学技术观，改变了传统上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正统科学技术论将自然科学知识视为人类知识的典范，不仅强调其真理性，而且强调其行动性和操作性；不仅要推广自然科学的认识模式，而且要推广基于自然科学的实践模式；不仅要科学地改造自然，而且要科学地改造社会乃至人自身。但是，随着解构方法的流行，对自然科学的诘难越来越多，科学技术论就不再仅仅是为自然科学辩护的学科，而逐渐变成与科学有一定距离的旁观者。由于人们确认已不可能完全按照程序化来解决眼前一切问题，那种偏爱行动、追求可操作性目标的模式也不再能君临一切了，在这种情况下，某种对科学文化体制的诘难和社会批判反倒成为时尚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辩护变得平庸，难以引起共鸣；批判之风盛行，甚至不惜把婴儿和脏水一起泼掉。
4.研究旨趣转向科学、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
当下科学技术论的研究旨趣或研究态势有一些突出变化。首先，在另类科学技术论中，科学被理解为决定人类本质的本体性存在，成为与“上下文”相连的整体，语用学被引入科学技术论，对科学知识的理解、解释和应用具有不可或缺的情境依赖性。其次，与正统科学技术论强调自然科学价值中立、只关注自然而不关注人相反，另类科学技术论重新把科学看成人的科学，把科学技术世界看成人类世界的一部分，科学技术及其与生活世界的关联进入了科学技术论研究的中心区域。再次，科学越来越被看作一种实践活动和文化现象。在正统科学技术论中，科学基本被看成知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建构规范的、无矛盾的体系。而在另类科学技术论中，科学首先是实践，是在一定目标指导下改造世界的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即文化。最后，世纪之交，自然科学不再是绝对正确的代表，也走下神坛；科学与人文融合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何消解二者之间的鸿沟成为当代科学技术论一个重要问题。
毋庸讳言，唯科学主义是正统科学技术论之“精神气质”，是维护自然科学传统的社会研究体制的“意识形态”，科学与人文的两分是其基本观念。但是，当下科学技术论却正以更大的包容性，甚至用自我反省的态度来看待自身。追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科学与神学、科学与迷信斗争的历史，平心而论，科学的发现本来也就是人文的发现，科学和人文曾经是一致的。所以，随着世界的巨变，随着科学所面临的问题愈来愈复杂，就不可盲目地拘泥于唯科学主义之科学观，而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融合自然会成为时代的主题。
其实，科学技术论在当代发生如此重大变化是有深刻的学理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从学科内部发展历史来看，逻辑经验主义并没有建构出一劳永逸的经验证实原则，虽然几经修正最终还是陷入了困境。波普尔提出了证伪原则，极富创造性和想象力，然而经验证伪并不是清晰明确的。库恩的范式理论以及“不可通约性”理论，非难了自然科学线性积累和持续进步的乐观主义。费耶阿本德提出“怎么都行”，使得从方法上为自然科学的独特性进行辩护受到致命一击。至此，正统的核心问题都在消解、变形，自然科学至上的正统科学技术论教条基本上不再牢靠。从更广泛的科学、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技术论的新动向与其说是哲学演进的结果，毋宁说是科技实践在文化上反思的结果。没有自然科学的兴起，实证主义、逻辑经验主义便很难成为声势浩大的哲学运动，正统科学技术论更难以成为20世纪哲学界的显学。正如伽达默尔所说：“从17世纪以来，我们就发现，今天所说的哲学处在一种变化了的情势中。面对科学，它开始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证明；而且直到黑格尔和谢林去世的整整两个世纪中，哲学实际上是在反对科学的自卫中被建构起来的。”[35]在哲学与科学的这种关系之下，作为自然科学“意识形态”的正统科学技术论之兴起与辉煌就在所难免。但是，20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特别是重工技术的负面效应逐渐暴露出来，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今天的资源短缺、生态危机，惊醒了沉浸在唯科学主义迷梦中的人类，对科学的质疑开始大行其道。在新形势下，哲学与科技的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另类科学技术论的新动向及其“反科学”倾向与其说是对正统科学技术论的攻击，不如说是对科技负面效应的反思。
（二）寻找科学技术论新的生长点
如上所述，当下的科学技术论研究中，新的视角、新的主题不断涌现，正统科学技术论逐渐丧失其核心地位，仅仅成为多元化探讨中的一极。那些与正统进路迥异、旨趣不同的新研究，或是问题域，或是应答域，不但突破了正统的局限，而且极大地改变了科学技术论的基本形相。
我们的时代，既是全球化的时代，也是文化多样性的时代。既然科学技术论迈出了多元探索的脚步，那么，围绕科学技术展开的任何哲学反思都是可能的。“穿越”科学技术指向社会，指向更一般的哲学问题，比如自由、价值、存在等，就将出现某种“从科学出发的哲学”。即是说，从审视科学出发，走向超越科学，自然会遇到费耶阿本德钟情的自由问题、罗蒂转向的文化问题、福柯探讨的现代人的历史性生存问题，等等。
具体到中国，伴随工业化和全球化而来的功利化和世俗化，使哲学无可避免地被逐步边缘化。哲学的边缘化导致诸多困惑、另类迭出，也迫使传统研究正视挑战、另辟蹊径。伪科学问题、中医问题、民间科学问题，诸如此类的具体争论层出不穷、歧义纷呈，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科学划界这样的哲学问题。科学技术论要与时俱进，一些在正统时代不被认同或尚未成型的科学技术论分支，典型的比如科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人类学、科技伦理学以及科学文化哲学等，正在或已经成为当下关注的新的生长点。
1.科学知识论与认知科学
科学知识社会学是社会学在科技领域的扩展，是在对传统科学哲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形成的，主张用社会建构的观点考察科学知识的动态生产过程，确立新的科学知识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已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和学术地位，比较有影响的学派如强纲领SSK。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观点是，社会因素是科学知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维度，社会因素影响科学知识生产的各个阶段，如选题、观察与实验、提出理论、理论选择与评价，而在整个过程中，科学并不能给自己提供判断标准。但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否定自然界的统一性和科学知识的客观性，认为科学知识只是科学家磋商和制造的结果。这种极端化的观点也遭到严厉批评。目前，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和社会学研究开始突出科学的客观维度的因素，重视事实、仪器、设备、实验组织体系的意义，试图较全面地解释科学事件中客观的、技术的、社会的、形而上学的与认识论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使得科学实践所具有的实在论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科学知识论是在认识论受到普遍质疑的基础上对知识论的回归，它摒弃了认识论中的先验倾向，把知识研究转变成知识实际产生过程的经验研究。
古代哲学问题主要讨论世界是什么，近代哲学问题主要讨论人们是怎样认识的，当下哲学问题则是更为关注知识本身之意义和背景。因此，认知科学成为认识研究的主导，即由原来认识论讨论的怎样认识转到对认知进行科学的心理、生理分析，并对传统的空洞论证持批判之态度。例如，认知科学利用心理学、生理学、逻辑学和哲学等多种方法，研究人脑如何产生观念、知识，而不再论辩这些观念、知识是否是真理。当下认知科学研究倾向于超越纯粹的哲学思辨，变成综合各种方法的、围绕知识问题展开的、典型的跨学科研究。
2.科学知识社会学与科学人类学
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知识社会学已经取得重要的成果和学术地位，代表人物有布鲁诺·拉图尔、卡林·诺尔-塞蒂纳、马尔凯、巴恩斯等。其主要观点被称为“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知识跟其他知识形态并无本质的区别”，“科学知识是社会建构物，必然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36]。与此相关，随着人类学的方法对现代发达社会的研究的关注，科学以及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也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对象，例如，人类学家特拉维克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进行了实证的研究。[37]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开始运用人类学方法研究科学的社会性质，例如拉图尔对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38]SSK重视科学实验室的田野调查、学术环境和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例如，科学家共同体的范式、科学家的思想、科学技术政策、科学技术的资源分配、行政管理和知识界的科层制等问题，都是哲学层面关注的对象。
科学人类学研究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分支。除了田野调查方法之外，民族志、比较方法、文献方法、历史方法在科学的人类学研究中也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应用。科学是人类的一种活动，是一种可以历史地描述的事实。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哲学的态势研究科学，可以真实而具体地描述科学知识和活动，揭示它们与社会的深刻关系，并从中得到启示。
3.科技伦理学
科技伦理学研究受到学界的关注，有深刻的缘由。首先，与科学技术一体化、科学研究逐渐发展成大规模和大建制的“大科学”有关。科学活动的社会性越来越明显，科技体制的功利色彩越来越浓厚，科学的价值中立性受到人们的质疑，科学逐渐被认为具有很强的价值负载，渗透着伦理判断。因此，科技伦理学研究不仅研究科学家道德、社会责任问题，还开始关注科学研究的伦理问题、科学价值负载问题、科学无禁区与技术有责任问题。其次，当代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宇航技术和材料技术等飞速发展并广泛应用，在带给人类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造成了一系列的生存的危机，于是，科学技术与伦理的关系、科学技术与伦理的协调发展等问题浮上台面。核武器伦理问题、信息伦理问题、克隆人伦理问题、器官移植伦理问题等，成为伦理学研究的焦点，科技伦理学不得不重新思考科技实践与伦理重构之间的互动。再次，20世纪的科技发展逐渐在社会层面显现出其致命的负面效应，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过剩等成为了全球范围的危机，引发了科技伦理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环境伦理、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反思。
4.科学文化哲学
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也是近年科技哲学因应未来变化的焦点之一。
在现代社会，科学文化越来越成为社会的主导性、支配性文化样式，从而与社会的其他文化传统特别是人文文化之间产生了冲突和矛盾，因此科学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引起了学界的关注。科学的文化哲学就是，将科学看作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从而对其进行哲学探究。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对象依然是科学，但由于它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或文化活动来研究，而不是局限于认识论研究，因此既不同于传统科学论，也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哲学。科学的文化哲学的代表著作有斯诺的《两种文化》、约瑟夫·阿伽西的《科学与文化》、安德鲁·皮克林的《作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以及李克特的《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等。这些年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医存废的争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以及弗雷恩颇受关注的话剧《哥本哈根》，均属于科学的文化哲学研究的范围。
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全球化的、文化多样性的时代，科技哲学带着时代特征，正走在多元性的、让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更加融合的道路上。人们对科学的哲学关注不能也不可能再局限于科学内部，科技哲学应努力体现精神和思想对社会的巨大影响。
注释
[1][德]迦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88：5.迦达默尔即伽达默尔。
[2]刘大椿，主编：从辩护到审度——马克思科学观与当代科学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24.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85.
[6]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3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8]聂锦芳.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有些资料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原计划出142卷。例如，靳辉明.千年伟人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2000（1）.
[9]［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2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I.
[11]“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31.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9.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735.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名目索引（第一至三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29.
[15]John Dewey.Problems of Men.New York：Philosophical Library，1946：291.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0-681.
[17]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桥，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3.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601.
[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40.
[20]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13.
[21]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陈清桥，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3.
[22]洪谦.论逻辑经验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98.
[23]兰征.译者的话//［美］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5.
[24]刘永谋.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5：15.
[25]张锡海.国内“实在论”研究近况.哲学动态，1996（8）.
[26]曾欢.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之路：在历史与未来之间反思——“21世纪科学与技术哲学研讨会”综述.自然辩证法通讯，2006（4）.
[27]王伯鲁.技术究竟是什么——广义技术世界的理论阐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28-32.
[28]吴国林.论技术本身的要素、复杂性与本质.技术与哲学研究，2005（2）.
[29]陈其荣.技术创新的哲学视野.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
[30]肖信华.技术创新的哲学理性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7）.
[31]雷毅.科学也要关注伦理问题.科技日报，2000-12-15.
[32]张华夏，张志林.从科学与技术的划界看技术哲学的研究纲领.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2）.
[33]郭金斌，孔国平.中国传统数学思想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ⅱ.
[34]王前.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
[35]［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5.
[36][英]迈克尔·马尔凯.科学与知识社会学.林聚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译者前言2.
[37][美]特拉维克.物理与人理：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刘珺珺，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3.
[38][法]B.拉图尔，史蒂夫·伍尔加.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张柏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