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面临的形势
粉碎“四人帮”后，党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主管科学教育工作。由于他的领导作用，文化教育事业出现了新的面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高校马克思主义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困难。
“文化大革命”把“斗私批修”作为思想纲领，被宣传为“灵魂深处的革命” 。其结果就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现严重的错误，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正确的原则，如发展生产力都被当作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大批修正主义， “割资本主义尾巴” ，盲目追求“一大二公三纯” ，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文化大革命”把阶级斗争摆在了错误的位置，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严重地混淆了敌我和是非界限，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我们的党风被破坏了，社会风气明显不如以前了，道德水准下降了。它名义上是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严重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
为此，必须从思想上、理论上实现拨乱反正，教育人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二）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面临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建设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阵地，是培养千千万万的“四有”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力量。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许多人不能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地位，有些学校的领导认为政治教育是“假、大、空”的东西，认为“政治课里没有真理，没有科学” 。相应地，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在高校的地位也比较低，福利待遇、职称评定等方面面临的困难都比专业课教师多，必要的教学条件、科研条件得不到改善，学校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经费投入也得不到保障。正是这样，当时在高校中流传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是“二等公民”的说法。
青年学生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人，考入大学以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重视，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教条的东西、假的东西。不仅理工农医专业的学生重理轻文，忽视政治，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不感兴趣，甚至政教专业和党史专业的学生也不安心学习。许多学生认为，政治理论“可有可无” ，甚至有的政教专业的学生想“改行” 。青年学生不仅态度上不重视政治理论课，而且政治理论水平很低。教育部曾就此专门下发了《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 ，指出：“近年来高等学校政治理论的教学，效果差，质量低。”[2]有的大学生竟然连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间、中国革命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还是“城市包围农村”等常识性问题都不了解。这说明，十年“文化大革命”对青年学生的影响、对政治理论课的破坏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第二，课程设置没有理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课程设置是比较突出的问题。当时的开课情况是，一年级设“党史” ，二年级设“政治经济学” ，三年级设“哲学” ，文科四年级另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 。但是由于高校党史课与中学历史课重复较多，加之党史中遗留的问题较多，学生对党史课意见最大。教育部组织征求意见时，各高校的意见和建议也难以统一。比如，有的学校主张先学“哲学”“政治经济学” ，后学“中共党史” ；有的主张遵循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主张先开设“中共党史” ；有的主张延续当时的课程安排；还有个别学校和教师主张将基本原理都放在中学，高校只开设专题课或提高课。
第三，教材和教学大纲建设亟须加强。粉碎“四人帮”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材一般由各校教师自行编写，或由部分院校教师协作编写，或使用“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教材。各校自行编写教材造成了大量的重复劳动，使教师不能集中精力从事教学活动和科研活动，教材的内容也存在较多的重复。同时，由于各项工作都在恢复重建之中，中宣部、教育部统一编写教材、教参以及教学大纲等工作，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实现。总体来看，当时的许多高校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学大纲和教材。这就使得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缺少科学的、统一的遵循。
第四，教师队伍建设十分迫切。“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受到严重摧残。许多科学家、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甚至受到迫害。这使得高校教师人数锐减，教师结构严重失衡，教师知识水平普遍偏低。截至1979年5月，全国共有13458名高校政治课教师，其中全国共有教授75人、副教授136人、讲师2565人、助教7244人、教员3441人。其中，青年教师约占1/3，多数人理论水平低，文化科学知识差，有的还读不懂马列原著。中老年教师，或由于受到迫害而造成精神负担严重，或由于身体健康原因不能承担讲课任务。据统计，当时因水平低而不能上政治理论课的教师约占30 %。
第五，教学保障和教学管理工作都亟须加强。全国各高校普遍存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正常的教学活动缺乏必要的保障，教师培训的机构和有能力承担教师培训的高校和单位都不同程度受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坏，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组织领导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第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中央逐步开始探索实施改革开放。正如邓小平所说：“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3]同时，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始终没有变，思想道德领域不断呈现新的情况和问题。这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也是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
总的来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面临的困难比较多，1978年正式招收本科生以后，恢复和重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任务十分迫切。
（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指明了方向
粉碎“四人帮”后，人们迫切希望彻底纠正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问题。但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1978年5月，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第60期刊发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由此拉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帷幕。这次大讨论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做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4]邓小平强调，解放思想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一讲话在党的思想理论教育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的讨论，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口号，并且号召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在20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全会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毛泽东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即坚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会议一致认为，只有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顺利地实现工作重点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正确改革同迅速发展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为了进一步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理论战线的经验教训，党中央于1979年1月至4月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会议期间，针对一些人主张否定毛泽东思想以及社会上出现错误思潮，邓小平发表了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他指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5]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既同党内的教条主义做了斗争，又严厉地回应了社会上的自由化思潮。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全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思想理论教育提供了基本的遵循，为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指明了方向，开启了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