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官记事
先秦时期的史官记事和后来的史官记事有所不同，后代修史多修前代之史，而先秦时期的记史则更强调即时性和广泛的传播效果。
中国的史官制度可以追溯到夏朝设置的“太史令”官职，也称“太史”。 《吕氏春秋·先识览》中就记载： “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4]即夏朝的太史令终古看到夏桀骄奢淫逸，民怨沸腾，于是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哭泣着谏言桀。然而桀对终古的好言相劝充耳不闻， “夏桀迷惑，暴乱愈甚”。于是终古携带着夏朝的地图、律令，投奔了商汤。 （对这位投敌叛国的太史令， 《吕氏春秋》非但不予批判，反而在其《先识览》篇中开篇就表明太史令终古是有道之人，认为凡是国家濒于灭亡的时候，有道之人一定会事先离开，古今都是一样。）终古也成为迄今为止有文献可考的中国第一位史官。
史官记事制度的设立可谓是当时的贤达君王颇费苦心之作，它既可以
将重要的事情记录、存档，也可以将刚刚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广而告之，且鼓励史官们秉笔直书。这使得后世的君王谨言慎行，群臣对先贤也可广而议之，国家机器因此能减少暴力的实施而走向文明的善治。
商代史官制度更加完善，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列举了“尹” “多尹” “乍册” “卜” “多卜” “工” “多工” “史” “北史” “卿史”十种，统称巫和史，分别掌管天道和人事，属于神职人员。商朝是我国神权政治的鼎盛时期，因此史官“巫”的作用更明显。[5]到了西周时期，史官制度在商的基础上，分工更加细密，也更加务实于人事。 《礼记·王制》记载： “大史典礼，执简记，奉讳恶。”[6]其中“大史”即太史，是西周时期的一种史官，“执简记”指的就是手持简册记录重要的事情。“奉讳恶”就是直陈善恶、劝谏君主的意思。
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西周的史官之职有“大史” “小史” “内史” “外史” “御史”等，职责各不相同。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7]“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8]“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昭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9]“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若以书使于四方，则书其令。”[10]“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11]此外，还有“左史”“右史”的说法。 《汉书·艺文志》就有记载：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
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12]
先秦时期的史官记事强调即时性和广泛的传播效果，以及对时局产生的影响，从这一点来看同后来专门的新闻传播活动极为类似。如《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晋侯联合诸侯共同讨伐秦国一事，晋国的栾黡对主帅荀偃的做法不满，带兵从前线撤回。这时， “左史谓魏庄子曰： ‘不待中行伯（荀偃）乎？ ’庄子曰：‘夫子命从帅，栾伯（栾黡），吾帅也，吾将从之。从帅，所以待夫子也。’”[13]当栾黡不听从主帅的命令时，左史马上询问他的部下魏庄子的看法，记录下来并及时传播。又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秦王和赵王在渑池会盟，秦王要求赵王鼓瑟，秦国的御史马上就写道： “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14]可见战国时，史官会随行出席一些重大的外交活动，并进行实时的记录，其内容还会广泛传播。
由于这种及时、广泛的传播影响很大，执政者对史官们的如椽大笔也颇为忌惮，甚至是忌恨，而能够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官会为世人所敬重，为史家所推崇。春秋时的董狐即被赞誉为“古之良史”。《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荒淫无道，赵盾屡谏无果，反而遭到晋灵公陷害，被迫逃亡。他出逃后晋灵公被赵盾的族弟赵穿率兵所杀。此时赵盾还未出晋国边境，听到消息后便赶回继续执政，又立晋灵公的弟弟为君王，赦免了其弟的罪责。太史董狐在简策上记载“赵盾弑其君”，并且“以示于朝”。赵盾不满反驳，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回答说： “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15]（你是国家的正卿，逃亡还没有越过国境，未断君臣之谊，返回来也不讨伐弑君之人，不是你还有谁？ ）赵盾无奈，只能接受。
董狐之所以能够秉笔直书而安然无恙，还得到千古名声，实际上与赵盾是“良吏”也是分不开的。事实上，要想秉笔直书，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春秋时期，齐国大臣崔杼纵容手下人杀死君主齐庄公，齐国史官记载： “崔杼弑庄公。”大权在握的崔杼恼羞成怒，将他杀害。而史官之弟照样记录，崔杼又杀其弟。史官的另一个弟弟不畏强暴，继续据实记录，崔杼才停止了杀戮，任由其记录。（ “其弟复书，崔杼复杀之。少弟复书，崔杼乃舍之。”[16]）齐国史官兄弟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捍卫了真实，为后人演绎了一段悲壮的历史。当然这也显示了史官及时记录、 “以示于朝”的强大传播效果。
史官记事并不仅作档案存储之用，它的广泛传播，还起到了使君主、大臣们引以为戒的作用，有助于使国家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史官的记载极其简洁，没有修饰性的描写，单纯记录事件，所秉持的原则也并非个人好恶，而是秉笔直书的“礼义”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