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期发展：利丰的“海上丝绸之路”
历史上，中国大规模的对外商贸、文化交往有两条通道：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其中，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国内陆腹地与亚欧诸国的陆上商业贸易通道。西汉汉武帝时期，张骞从长安出使西域，首次开拓丝绸之路。在这条通商古道进行贸易的货物中，以中国的丝绸最为闻名，丝绸之路因而得名。[1]海上丝绸之路则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各国展开商贸、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唐朝中后期，陆上丝绸之路因战乱受阻，加上当时中国经济重心逐步转移至南方，而海路运量大、成本低、安全性高，海路便取代陆路成为中外贸易主通道。宋朝时期，由于商业科技高度发展，加上阿拉伯世界对海洋贸易热忱，海上丝绸之路达到空前繁盛。及至明清“海禁”时期，海上丝绸之路才逐渐衰落。
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广州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自盛唐以来，广州一直是中国主要的对外通商港口。及至清朝乾隆时期，广州更取得了“一口通关”的垄断地位。当时，广州成为中西贸易枢纽，全国各地运到广州的货物多达80余种。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香港取代广州成为外商对华贸易的第一中转港，广州的外贸地位虽然下降，但由于毗邻港澳，依托富庶的珠江三角洲，加上华侨投资，商贸业仍然相当繁荣。广州仍然是中国华南地区最重要的商贸中心。
香港是现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创办于1906年的利丰开启了自己的海上丝绸之路：它作为中国第一家由本地华商直接从事对外贸易的华资出口公司，从千年商港广州出发，背靠中国内地广阔的腹地，以香港为中转站，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的产品，包括陶瓷、竹藤器、烟花爆竹、古董及工艺品，乃至战后的纺织品、服装、硬货等，输往美国、欧洲等世界各地。1996年，利丰为纪念公司成立90周年出版纪念册The Silk Road Today:A Hong Kong Story。集团主席冯国经在前言中指出：“与旧的丝绸之路不同，新的丝绸之路必定经过香港，香港作为现代大都会已成为进入中国的首要门户。利丰作为中国主要的贸易跨国公司，以香港为总部，经营着中国与世界其他16个国家的贸易往来，直接成为这条双向的现代丝绸之路的组成部分。”[2]
■第一站：广州岁月
晚清时期，中国沿海口岸城市，特别是广州、上海等，直接受到西方文明示范效应影响，现代工商业蓬勃兴起，绅商阶层的地位大幅提高。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思想在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城市得到广泛的传播，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也开始活跃在历史舞台上。在这种背景下，清政府为挽救皇朝免于覆灭，推行自上而下的新政，奖励工商业发展，包括成立商部（其后改为农工商部），颁布《商人通例》、《公司律》、《奖励公司章程》和《奖给商勋章程》等。通过立法和奖励，开始否定历数千年不变的“贱商”传统，工商业者的权益和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冯栢燎正是在这种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创办利丰公司的。
冯栢燎摄于1915年
冯栢燎（1880—1943），字耀卿，广东鹤山县古劳镇人。父亲冯杰时是鹤山一富裕农家子弟。冯杰时膝下有六个儿女，冯栢燎排行最小。由于长兄在香港一家英国国际电报公司任职，冯栢燎对香港相当憧憬。他希望到香港读书，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接触更广阔的外部世界。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1900年前后至1904年间，冯栢燎入读香港皇仁书院。在学习期间，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1937年出版的《香港华人名人史略》对他在皇仁书院的学习有这样的评述：冯栢燎“性聪颖，勤读书，试辄前列，曾考获该院免费生摩利臣学额”。[3]四五年的学习，使冯栢燎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冯栢燎还深入地了解了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商业运作模式，这为他日后的创业奠定了坚实基础。
1904年毕业后，冯栢燎曾留在皇仁书院当教师。不过，冯栢燎对教师这一职业缺乏兴趣，他希望从商，走商业救国的道路。1904年，冯栢燎离开香港返回广州，在商人李道明的一家名为“宝兴瓷庄”的瓷器商店任出口部经理。宝兴瓷庄专营来自江西景德镇及全国其他各地的精美瓷器，生意颇具规模。由于冯栢燎对工作极为认真负责，且通晓英语，很快就获得李道明的信任。两人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当时，英美洋行垄断了中国绝大部分的进出口贸易。冯栢燎认为，中国的商业机构，在社会联系及对本地产品的熟悉程度等各方面都比外国公司优胜，如果在语言沟通方面没有问题，由中国人经营本国出口商品，一定会比外国公司做得好。冯栢燎的想法得到了李道明的支持。两人决定合伙创建一家华资贸易公司，由李道明出资，冯栢燎负责公司的业务经营。
冯栢燎创业前任职的商店“宝兴瓷庄”
1906年11月28日，冯栢燎与李道明合资，创办利丰公司（Li & Fung Co.），店铺就设在广州沙面隔河相对的岸边，即今日的六二三路188号。其中，冯栢燎占51%权益，李道明占49%。公司的名称，由李道明的“李”和冯栢燎的“冯”两字的谐音“利”与“丰”组成，寓意“利润丰盛”。[4]冯栢燎与李道明创办利丰，是试图以纯华资的做法，直接主理中国货品的采购及外销。利丰开业之初，以外销陶瓷为主业，并兼营古董及工艺品，将景德镇陶瓷、石湾陶瓷以及“广彩”陶瓷源源不断地销往海外，生意兴旺。其后，利丰逐步将外销的业务扩展到竹器、藤器、烟花、爆竹，以及玉石和象牙等手工艺品等，生意很快走上轨道。
冯栢燎及其合伙人李道明，摄于广州冯宅庭院中的兰花藤架下
■开拓美欧市场
冯栢燎获中国政府邀请，作为政府代表团代表参加在美国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巴拿马—太平洋国际博览会于1915年2月4日在美国旧金山开幕，同年12月4日闭幕，历时10个月。博览会举办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庆祝巴拿马运河正式开放启用（1914年8月15日），并纪念1513年探险家巴尔沃亚发现太平洋的壮举；二是1906年4月18日旧金山遭遇地震及大火，大规模重建进行经年至1915年完成，因此也借助举行此活动作为旧金山新貌的标记。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但全球仍有31个国家派代表团（其中25个为官方代表）前往参加，整个会展期间参观人数达到1300万人次，收益超过200万美元。[5]
出席巴拿马博览会的外国商务代表，摄于1915年，冯栢燎为书桌前方，左起第四位黑发者
约瑟夫·聂沙，冯栢燎出席巴拿马博览会后于回程中遇上的约瑟夫·聂沙，其后约瑟夫成为利丰的大买家
冯栢燎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参加了盛会，在深入考察美国经济、社会之余，更亲身了解到美国市场庞大的商机。在返程途中，冯栢燎结识了美国纽约伊拿士有限公司（Ignaz Strauss & Co. Inc.）的约瑟夫·聂沙（Joseph N. Sipser）。伊拿士是著名的东方进口商，美国多家高级连锁店、百货公司及邮递购物服务公司的采购代理商。在漫长的航程中，两人成为好朋友，伊拿士公司也因而成为利丰最大的买家之一。双方的合作关系维持了半个世纪之久。参加巴拿马国际博览会，成为利丰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冯栢燎每年至少去一次美国，与美国商界建立了密切联系。那时期，许多美国商人，包括来到中国的美国商人，不想通过英资洋行与中国做生意，而愿意与冯栢燎合作。因此，利丰的业务从早期就已经非常美国化。
20世纪20年代，利丰业务走向多元化，先后开设了轻工艺厂及仓库。利丰在广州沙面河旁修建楼高五层的利丰大厦作为公司总部所在地。当时，沙面为英法租借地，是各国领事馆及大批外资洋行、银行云集的地区。当时，外资洋行中，最著名是怡和洋行。怡和洋行经营的进口商品从棉纱、线纱、毛棉到各种机器、军火，出口商品则包括从茶叶、生丝、草席、香蕉到桐油、钨矿砂、麻袋、猪鬃毛等军用物资。利丰店铺毗邻沙面，正方便公司与聚集在沙面的英美洋行做生意。与外国公司不同，利丰从来不用聘请买办，因为冯栢燎能操流利英语，直接与外资洋行的贸易经理洽谈、沟通。这一时期，与利丰做生意的洋行主要有怡和洋行、免那洋行、天祥洋行、新其昌洋行（Shewan Tomes & Co.）以及的观洋行（Deacon & Co.）等。怡和洋行经常与利丰做生意，向利丰购买大批的竹器藤具、酸枝家具等销往欧美市场。
1925年6月，广州沙面爆发沙基惨案，导致了中国人民更大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上海、广州、香港等港口在接近半年时间内陷于瘫痪，许多外国机构只得放弃或收缩它们的业务。不过，抵制运动并没有影响利丰的生意，反而替它开辟了一些新的贸易渠道，使它跻身于代理行业之中。当时，中国政府不准外商在广州兴建码头，冯栢燎却能运用他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关系，获准为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O. S. K. Line）和日本邮船株式会社（N. K. K. Line）在广州建造专用码头，成为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以及日本大阪海运及火灾保险公司（Osaka Marine & Fire Insurance Company）在广州业务的总代理，参与航运及保险业务。
这期间，利丰也成为香港英商域景洋行（Harry Wicking & Co. Ltd.）的进口总代理，取得了该公司大部分进口货及所有中国出口货的代理权，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方才解约。
■冯氏第二代的承传
20世纪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初，冯栢燎的三个子女——冯慕英、冯丽华和冯汉柱先后进入利丰，逐渐成为利丰管理层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冯慕英早年在香港拔萃书院英文中学念书，1927年毕业后返回广州，加入利丰做见习生，后来晋升为经理，成为父亲冯栢燎的主要业务助手，经商手法颇为灵活。四女冯丽华早年就读香港嘉诺撒圣心书院，1930年毕业后加入利丰，当时年仅16岁。冯丽华加入利丰初期也是从见习生做起，后来协助父亲从事公司文书、财会等工作，成为公司管理人员。
冯栢燎（右）偕子冯慕英（左）及冯汉柱（中）合影，背景为利丰广州总部的入口处
冯汉柱加入利丰比冯丽华约迟了半年多。促使冯汉柱加入利丰的，则是1931年公司的一场危机——冯友仁“出走”。冯友仁是冯栢燎已故兄长的儿子，一直由冯栢燎收养，视为己出。冯友仁加入利丰后，成为冯栢燎的助手，出任利丰公司的行政助理，掌揽行政大权。然而，冯友仁并不就此满足。1931年，冯友仁率领几乎所有高级职员离开利丰，另立门户，成立了“联丰公司”（Luen Fung & Co.），并拉走了利丰的主要客户。冯友仁还企图拉拢利丰的主要股东李道明加入联丰，但被李道明拒绝。不过，后来联丰仅维持了数年时间，便宣告破产。冯友仁的“出走”对冯栢燎的身心造成了相当大的打击。这一时期，他患上了高血压。在业务方面，冯友仁的出走给利丰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面对危机，冯栢燎要求三子冯汉柱加入利丰，以解公司的困境。当时，冯汉柱刚从香港英皇书院毕业，正准备考入香港大学攻读矿务工程。面对父亲的要求和公司的危机，冯汉柱毅然回到广州，加入利丰，服从家族事业的需要。
利丰广州总部
20世纪30年代，利丰在广州已具有一定地位。据1931年《广州商业年鉴》记载，利丰在商界中属“出入口办庄”类，为28家同类公司中之一家，其中经营与利丰业务相近的出入口洋庄，就只有另外一家位于兴隆街92号的兴记。到30年代中期，利丰在广州的事业达到了鼎盛时期。当时，利丰总部设在广州，分布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多达22个，负责从全国各个省份收购各类产品出口海外。当时，利丰的采购已有相当规模，下一张订单一般都有好几万港元的价值。此外，利丰在广州有一家藤器厂，在江西景德镇有一个陶瓷窑。利丰已成为中国一家颇具规模的出口贸易公司。利丰经营的产品，已从早期的陶瓷、竹筐藤篮、烟花爆竹等传统产品扩展到黄铜制品、搪瓷制品，及部分中国土特产品，如桐油、玉桂、竹杖和藤器等，其中一部分卖给沙面的外资洋行，由它们经销至海外，其余部分由公司自己销往美国。由于广州珠江河水较浅，大型货船无法在广州附近靠岸，利丰便将出口货物运送到香港再转运海外。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年，日军轰炸广州，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市内建筑、通信设备受到严重损毁。1938年9月，日军空袭粤汉铁路及九广铁路，九广铁路南岗站被炸，广州至香港火车停开。面对时局的急剧转变，冯栢燎知道，利丰在广州的生意已走到尽头。当时，唯有香港比较稳定，不容易受到内地政治和日本侵略的影响。冯栢燎决定将利丰迁移到较为安全的香港，而总公司则继续留在广州，维持贸易生意，直至战争到来。
■第二站：香港扎根
香港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珠江口东岸，距广州约200公里，濒临南中国海和西太平洋，是中国南方的重要门户。最具商业和战略价值的是，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环抱的维多利亚海港，港阔水深，海港面积达60平方公里，港内可同时停泊150艘远洋轮船，吃水12米的远洋巨轮可自由进出。港外有天然屏障，港内风平浪静，是与旧金山、里约热内卢齐名的世界三大天然良港之一。这种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它在开埠后的100多年间，从对华鸦片走私基地发展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贸易运输枢纽和转口港。
1841年英军占领香港岛后，于当年6月7日宣布将香港辟为自由港，香港正式开埠。19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开始呈现初步的繁荣，外资洋行增加到200多家。这些洋行主要经营大宗货品的远洋转口贸易，包括鸦片、棉纺织品、洋货、茶叶、丝绸和中国的土特产品等，其中以鸦片贸易最为重要。研究香港的历史学家，不少将1898年作为香港最终确立其作为远东贸易转口港地位的起端。事实上，这一年发生的两件大事，对香港最终确立贸易转口港地位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第一件是香港地域扩展到新界，第二件是兴建贯通香港与广州铁路动脉——九广铁路。
其实，利丰与香港的联系，早在公司创办初期已经建立。当时，利丰以广州为总部，通过其国内的采购网络，将货品通过香港转运到海外。据现存数据，利丰最早在香港设立分支机构的时间约在1917年。1937年出版的《香港华人名人史略》写道：“1917年，彼（冯栢燎）为扩张海外营业起见，乃分设支号于香岛。”[6]据1933年出版的《香港、上海、广州商业人名录》的记载，1932年利丰已在香港开设分行，地点就设在中环昭隆街10号，属出入口庄。1936年出版的《香港华南商务行名录》也有这一记录，地点仍设在中环昭隆街10号。当时，利丰在港岛昭隆街10号购有一幢三层楼的物业，主要作为办事处及货仓之用。
利丰有限公司于1937年12月28日在香港成立
1935年，冯栢燎派冯汉柱前往香港筹建新公司。冯汉柱在中环皇后大道中9号的公主行八楼租下全层1/3面积，作为新公司的办事处新址。冯汉柱到香港后又为利丰购入中环干诺道中18—20号的三幢四层楼高楼宇，位置正对着德忌利士码头，与中环核心商业街区毕打街仅距离100多米远。根据战前的法律，利丰由于购入三幢物业，可以全权使用该码头设施。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利丰在广州的总部无法继续营业，一切业务便转由香港利丰分公司代理。
1937年，利丰正式在香港注册为有限公司——利丰有限公司（1992年5月21日改名为利丰（1937）有限公司，其后于2012年7月9日改为冯氏控股（1937）有限公司），由冯汉柱出任公司经理。当时，香港利丰共有十多个职员，部分是自愿从广州跟过来的老伙计，部分是在香港招聘的新员工。随着利丰业务重心的转移，冯栢燎一家也从广州移居香港，初期就住在中环干诺道中18—20号的自购物业。新公司成立之初，得到了香港万国宝通银行（即花旗银行）的鼎力支持，能够顺利融通资金。该银行自利丰创办以来，一直与利丰保持着密切的商业联系。
域多利电筒有限公司手电筒
在香港初期，利丰仍主要从事进出口业务，在香港收购竹器、藤器及酸枝家具，与怡和洋行、天祥洋行等外资公司做生意。这一时期，冯汉柱的商业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筹谋有方，经营得法，香港利丰很快便走上业务轨道。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军队切断了对英国、澳大利亚及北美地区的货物供应。时局反而促进了香港不少商行的发展，利丰也是其中一家。当时，香港的外销畅旺，尤其是以输往英国的港制手电筒成为最畅销货品之一。战时英国因经常受到敌机空袭，需要实施灯火管制，停电的情况非常普遍，对手电筒的需求极为殷切。利丰除了向各大电筒厂大量购销外，还专门在香港开设了一家制造工厂——域多利电筒制造有限公司（The Victoria Torch Manufacturing Co. Ltd.）。域多利电筒厂虽然规模较大，日夜赶工，生产数以百万计的压缩金属电筒外壳，但仍无法满足英国客户的需求。为确保产品能够打进英国市场，利丰特地订购加拿大、英国的铁板和黄铜片，并取得香港政府发给该货输英的进口特惠税证件，免除销英进口税。这一役，利丰赚取了一笔可观的利润，奠定利丰香港分行溢利的基础，并利用部分溢利投资于香港地产。[7]
1941年12月26日，日本占领香港。在香港沦陷的三年零八个月期间，香港大部分公司、商行的生意陷于瘫痪，利丰也不例外。冯栢燎因为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生意无法再维持下去，域多利电筒厂被迫宣告结业，该厂全部机器设备均被占领军征用。冯栢燎一家唯有变卖珠宝、产业维持生计。1943年，广州日军占领当局宣布，华侨必须返穗缴纳物业税，冯栢燎遂向香港日本军政府申请回广州重新登记他的房地产以及缴交物业税，获得了批准。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广州，巡视在六二三路的利丰物业，然而他看到的却是颓垣断壁、一片废墟，眼看一生事业毁于此，难免触景伤情。这时，冯栢燎已步入老年，患有高血压，旅途劳累加上情绪激动，突然得了中风，不幸于4月15日病逝。
冯栢燎是香港乃至中国早期行商的佼佼者，他在青少年时即接受西方先进文化的教育，精通英语，由于经常到欧美考察，是香港商人中最早与国际接轨、具有国际视野的先驱。他抱着满腔热情试图以商业救国，可惜生不逢时，遇到的是国内连年战乱、外国侵略。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创办利丰，为利丰奠定百年基业。1937年出版的《香港华人名人史略》对冯栢燎有极高的评价：
■战后的重组与发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冯汉柱在日军投降后的第二天，迅速赶回香港重掌利丰的产业，在中环干诺道中18号的临时办事处恢复业务。1946年，香港政局渐趋稳定，私营机构开始复业，大批移民涌入香港，经济逐步繁荣起来。冯汉柱继续在港岛中环租用公主行为写字楼，作为利丰总行办事处；而广州总行则改为利丰分行，亦相继复业，并由冯慕英、李冯丽华负责。利丰的业务逐渐恢复，它除了经营出口之外，也做点进口生意。
由利丰命名的“原子笔”在艺术家笔下的形象。利丰是战后香港输入原子笔的入口商。原子笔已被证实是一项极有新意并且迅速获得成功的产品
当时，利丰最重要的业务是输入一种香港从来没有过的新产品——原子笔。原子笔是美国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发明创造的一种新笔，后来被证明是一项极有新意并迅速获得成功的产品。太平洋战争一经结束，利丰就立即将这一产品空运来港销售，成为全香港出售原子笔的第一家商号。利丰将这一新产品命名为“原子笔”，使人们联想到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子弹，取原子弹代表先进科技的意思，一时间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利丰看准产品的市场前景，安排泛美航班的大型飞机，多次输入数以万计的原子笔。这批商品为利丰带来了可观的利润。
1946年，利丰重组公司管理层，冯栢燎的两个儿子——冯慕英和冯汉柱，出任公司常务董事长，其中，冯慕英负责公司的财政和管理，冯汉柱负责货品来源及销售，李冯丽华出任公司执行董事，负责会计及人事工作。公司在重组管理层初期，遇到了严重困难。利丰的另一主要股东李道明，在冯栢燎逝世后，不愿再与利丰继续保持关系。1946年10月1日，李道明将所持的利丰有限公司300股股份出售给冯氏家庭成员，并签署文件。李道明在战后初期匆忙出售利丰股份，诚为可惜。这不仅使他放弃了一宗大有前景的生意，也宣告了冯、李两家长达40年的深厚商业合作关系结束。
利丰第二代掌舵人——冯栢燎次子冯慕英（左）、三子冯汉柱（中）、四女冯丽华（右）
1949年，利丰广州分行结业，冯慕英、李冯丽华以及广州利丰的全体员工来到香港，加入香港利丰公司。当时，香港利丰已发展成为一家有数十名职员的贸易公司，在中环皇后大道中公主行租有三层写字楼，在九龙有几个货仓，主要经营竹器、藤器家具、中国土特产品如象牙、爆竹等，主要卖给美国，货源则大多来自香港本地，生意比广州时期还要好。利丰出口的藤造家具制作精美，据利丰后来在创办75周年纪念特刊中的《缅怀往事》一文所回忆：“战后英国查尔斯王子及安妮公主先后出生，因当时利丰藤造家具制作精巧，产品极享盛名，香港政府更征求我们的同意，特制精美的儿童藤椅两张空运伦敦，呈献英国皇室，曾蒙英女皇来函致谢，此是本公司的一种殊荣，值得我们欣幸和纪念。”[9]
1952年利丰出口的两张小型藤椅被选送到白金汉宫，供查尔斯王子及安妮公主专用，图为英王室的感谢函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香港的转口贸易一落千丈。幸而，这一时期香港孕育了工业化的基础，大批实业家从上海及中国其他工商业城市移居香港，带来了发展工业所必需的资金、技术、设备，以及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在香港建立起最初的工业——纺织业及制衣业。面对香港经济的转型，利丰调整经营方针，将业务重点从转口贸易转向本地出口，积极参与工业化进程。当时，利丰经营的本地出口产品，包括塑料花、藤器木器、烟花爆竹、成衣及玩具、电子产品等。塑料花制造一度成为仅次于纺织业的第二大工业。利丰向当地厂家大量采购塑料花产品出口海外。塑料花行业全盛时期，利丰曾在观塘设立一家工厂，名为“伟大实业有限公司”（Wai Dai Industries Ltd.），由冯慕英管理。伟大实业是一家半自动化的工厂，有几百名雇员，多数是从大陆移民香港的工人。伟大实业除了自己加工生产以外，还以按件计酬的方式外发加工，将塑料花瓣派发给各个家庭，由家庭主妇、儿童制成塑料花成品，为数以千计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利丰也继续经营藤器家具等传统产品，不过不再从内地转口，而是直接在香港收购，部分甚至自己生产。20世纪50年代，利丰成为香港藤器制品的主要出口商，公司每天需要发送数量高达1000~2000件藤制家具。利丰聘请了很多从内地来港的藤器工匠，但仍无法满足需求，便将部分订单分发给众多的家庭式工厂制造。利丰还将业务拓展到木器制造，包括沙拉盘和餐具。利丰在观塘工业区兴建了两幢多层工业楼宇，用来生产塑料花和木器制品。利丰曾经营过好几家工厂，但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没有一家工厂能够提供公司所需的全部货源。利丰便最终转向采购代理，向香港不同厂商购货，以合理价格为客户提供采购服务。
20世纪60年代，利丰经营的众多产品中，最重要的还是纺织品。当时，上海大批企业家移居香港，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从事纺织业。利丰把握机会，全力经营纺织品及成衣的出口贸易。利丰的高层管理人员，虽然大都是广东人，但却能够克服语言障碍，他们能说些上海话、普通话，加上英语和广东话，能够与上海实业家打交道，因而在经营纺织品出口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绩，拥有大量的纺织品配额，成为香港成衣最大的出口商之一。冯汉柱的次子冯国纶就表示：“60年代中期，利丰的成衣生意越做越大，在成衣出口行中数一数二。”这一时期，无论是在制造或是在出口方面，纺织品及成衣都成为利丰利润最丰厚的生意，占香港出口货品的四成半甚至五成以上。这一时期，利丰的海外客户多达数百家，采购网络遍及香港超过1000家制造工厂，它的业务获得长足的发展。据统计，1969年，利丰的营业额为7100万港元，到1973年已增长到1.89亿港元，年均增长率高达28%。
冯氏大厦利丰的样品陈列室
注释
[1]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将这条连接中国与亚欧诸国的古商道命名为“丝绸之路”，即被广泛接受。
[2]Philippe Ullens, The Silk Road Today: A Hong Kong Story, Li & Fung Limited, 1996, p.5.
[3]吴醒濂：《香港华人名人史略》，47页，香港，香港五洲书局，1937。
[4]参见哈特臣：《锦霞满天——利丰发展的道路》，26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
[5]参见何文翔：《冯汉柱家族发迹史》，载《资本杂志》，1992（2）。
[6]吴醒濂：《香港华人名人史略》，47页，香港，香港五洲书局，1937。
[7]参见“Li & Fung—A Successful Family Enterprise”, Li & Fung Limited for 75 years of Hong Kong’s success, Li & Fung Limited,1981,pp.12-13。
[8]吴醒濂：《香港华人名人史略》，47页，香港，香港五洲书局，1937。
[9]“Anecdotes”，Li & Fung Limited for 75 years of Hong Kong’s success,1982,p.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