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逆差状态下鸦片、洋布洋纱的输入
两次鸦片战争后,凭借不平等条约给予外国商人的特权,洋货大量涌入中国。1890年,马建忠说“中外通商而后,彼易我银之货岁益增,我易彼银之货岁益减……进口货之银浮于出口货之银,岁不下三千万,积三十年,输彼之银奚啻亿万”[18],这是指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入超的总体情况。输入中国的洋货中,占比重最大的是鸦片和洋布洋纱[19],但两者给中国市场带来的影响完全不同。“吸食鸦片”致人“废时失业”[20],“鸦片之为害,甚于洪水猛兽”[21]。可见,鸦片输入有害无利。洋布洋纱则不同,就“用物”而言,“切于民生日用,质良价廉,为遐迩所必需”[22];“广购新机,自织各色布匹,一省办妥,推之各省,此与洋布战者”[23];“广纺织以敌洋布”,“江北改土棉而纺纱”[24]。可见,洋布洋纱进口有利有弊。弊是必然存在的,并且集中体现在“商战”上,即“以敌洋布”“与洋布战”都是指向势必要夺回的、被洋布抢占的那些市场份额。上述现象出现在同一时间段,如果将鸦片输入和洋布洋纱进口两个问题合在一起讨论,也许能为研究洋货进入中国市场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
用实证方法讨论鸦片、洋布洋纱的输入问题,现有的数据资料主要为两部分:一是鸦片输入的有关数据;二是洋布洋纱进口的有关数据。
鸦片输入的有关数据大多按总输入量、报关进口量和走私输入量划分为三类。报关进口量是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后、自1860年开始有的对进口鸦片报关数量的海关统计。另外, 1865—1900年海关统计另列有从鸦片产地运进香港的鸦片数量。从1901年开始,海关统计不再列明香港每年鸦片的到货数量。经核对,历年鸦片的香港入口量高于全国各港报关进口量,这就为确定走私输入量找到了资料依据。因此,学术界通常用香港入口量代替总输入量。有人又估算,香港本地消费和复出口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鸦片数量为平均每年2000担。[25]由此有,走私输入量=香港入口量-报关进口量-2000担。从“香港入口量-报关进口量”这个公式得到的走私输入量不一定完全准确,但没有香港入口量,很难计算出走私输入量。
洋布洋纱进口的有关数据,可根据当时的海关统计查到。一些常见的文献资料所引用的这方面数据,基本上无差异。[26]1.19世纪60—90年代的鸦片输入
鸦片输入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是走私输入,而后允许报关进口,但走私输入并没有绝迹。事实上,合法进口和非法输入同时存在。为便于研究,本书设定相关概念如下:报关量表示合法进口,走私量表示非法输入,合计量为报关量和走私量的合计。
19世纪60—90年代鸦片输入的趋势,见图4-1。[27]其中,报关量为上升趋势,走私量为下降趋势,因走私量的下降趋势强于报关量的上升趋势(系数-3159.5的绝对值大于系数1082.5),所以合计量为下降趋势(系数-2077为-3159.5与1082.5之和)。从直观上说,走私量在合计量中占主导地位才会出现两者的同步变动。然而,图4-2显示出,同时期走私量占合计量的比重却是下降趋势(系数-0.0355)。这必定另有原因。由于拐点在图4-1和图4-2中明显出现在1886年后,可以考虑与关税有关。
走私量只能靠推测。[28]本书认同前面提到的估算方法,改用我设定的概念,即走私量=香港入口量-香港留用量-全国各港报关量。可见,合计量=报关量+走私量=香港入口量-香港留用量。鸦片的品种不同,价格也不同,理论上可以用报关价值量和报关实物量得到平均价格。
走私量数据要通过报关量数据才能得到,因而必须先根据报关量数据估算历年鸦片价格的平均数。表4-3就是用来解决这个问题的。由此可得,鸦片的平均价格为420.09关两/担。
为了与洋布进口值相对应,本书把具体研究时段选定在1868—1897年。表4-4是利用表4-3的统计结果而得到的五年平均合计值。由此得到,历年年均合计值为35089666关两。
图4-3是表4-3中各统计量的趋势。报关量在18世纪70年代前期有上升,在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基本上变动不大,在90年代后期明显下降。报关值在18世纪70年代前期有上升,在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基本上变动不大。鸦片五年平均价格在18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前期基本与年平均价格(图4-3中以虚线表示的趋势线)吻合,在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低于年平均价格,在90年代后期高于年平均价格。其中,在90年代后期,价格上升和报关量下降同时存在。图4-4是表4-4中合计量和合计值的趋势。虽然都是下降趋势,但合计值的下降明显小于合计量的下降。这是因为合计值由平均价格420.09关两/担这一不变量计算出来。
现实中,洋布进口和洋纱进口有一定关系,而洋纱进口又与洋棉进口有一定关系。表4-5列出了19世纪60—90年代洋布、洋纱和洋棉的有关数据。其中,总量、总值和价格的变动趋势分别由图4-5、图4-6、图4-7显示出来,洋布、洋纱和洋棉的需求价格弹性由图4-8显示出来。
图4-5说明,洋布进口量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下降趋势,洋纱进口量始终为上升趋势,洋棉进口量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明显出现下降,而后到90年代基本上变动不大。图4-6说明,在19世纪60年代,洋布进口值趋势与同期洋布进口量趋势基本一致,在90年代,与同期洋布进口量趋势相反,为上升趋势;洋纱进口值趋势
与同期洋纱进口量趋势基本一致;洋棉进口值趋势与同期洋棉进口量趋势基本一致。图4-7说明,洋布价格始终变化不大,基本上呈水平趋势,这与同期洋布进口量趋势、进口值趋势完全不同;洋纱价格始终为下降趋势,这与同期洋纱进口量趋势、进口值趋势完全相反;在19世纪90年代前,洋棉价格趋势与同期洋棉进口量趋势、进口值趋势基本一致;在90年代,洋棉价格趋势与同期洋棉
进口量趋势、进口值趋势完全相反,为上升趋势。由于洋棉价格上升趋势始于1890年前,而洋棉进口量下降趋势、进口值下降趋势都始于1890年,所以洋棉进口量、进口值下降的起因是价格上升。
图4-8和表4-5的“E栏”说明,洋布的需求价格在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缺乏弹性,也就是需求量的相对变动关于价格的相对变动不敏感,但在80年代前期,洋布的需求价格富有弹性,一度达到需求量相对于价格的变动相当明显(系数为52.2)。洋纱的需求价格始终富有弹性,洋棉的需求价格始终富有弹性,都是需求量相对于价格的变动很明显。特别是洋棉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其价格富有弹性,一度达到需求量相对于价格的变动相当明显(系数为80.7)。
3.洋纱进口对洋布进口的影响
棉纱是原料,它是用于棉布生产的中间产品。棉布是最终产品,用于居民消费。进口洋纱用于外资织布厂,外资企业生产洋布与进口洋布呈反比关系,增加前者就要减少后者,以便节省国际运输费用。进口洋纱用于中资织布厂,土布通过进口替代而拥有的市场份额,从洋布角度说,就是继续扩展进口空间将受到越来越大的阻力。
表4-6反映了洋布、洋纱和洋棉的进口增长。
将表4-6和图4-5对照来看,洋布进口量趋势与洋纱进口量趋势的关系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67—1870年,洋布进口增长幅度高于洋纱。第二阶段为1870—1878年,洋布进口负增长,洋纱进口保持增长且幅度变化不大。第三阶段为1878—1890年,洋布进口处于正增长,但幅度变化不大,洋纱进口的增长幅度较大。第四阶段为1890—1894年,洋布进口再次负增长,洋纱进口继续增长,但幅度降低。
将表4-6和图4-5对照来看,洋棉进口量趋势与洋纱进口量趋势的关系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867—1874年,洋棉进口较大幅度地负增长,洋纱幅度不大地增长。第二阶段为1874—1882年,洋棉进口正增长幅度高于洋纱。第三阶段为1882—1894 年,洋棉进口大多为负增长;与此相反,洋纱进口的增长幅度较大。
洋布、洋纱和洋棉的增长趋势由线性方程同样可以反映出来。洋布进口增长的线性方程y=-0.1382x+0.9292,洋纱进口增长的线性方程y=0.0731x+0.3668,洋棉进口增长的线性方程y=-0.2418x+2.1377,x的系数说明洋布进口和洋棉进口总体上都是下降趋势,洋纱进口总体上是上升趋势。
洋纱进口对洋布进口的影响以及洋棉进口对洋纱进口的影响,还可以从进口趋势线的相关性来考察。图4-9和图4-10通过数理统计方法给出了一种解释。
在图4-9中,线性回归方程y=6.1978x+8.7787,拟合度R2=0.581,给定α=0.05,相关系数r=0.762>0.6319,由此可见洋布进口与洋纱进口相关,但相关性很弱。这说明洋纱进口对洋布进口的影响不大。在图4-10中,线性回归方程y=-1.6493x+ 0.6242,拟合度R2=0.1322,相关系数r=0.364<0.6319,由此可见洋棉进口与洋纱进口不相关。这说明,若为单因素决定,洋棉进口不会成为影响洋纱进口的因素。多项式回归方程y=90161x5-72295x4+20564x3-2533.6x2+126.23x-1.0826,拟合度R2= 0.5847,相关系数r=0.7647>0.6319,由此可见洋棉进口与洋纱进口相关,但相关性很弱。这说明,若为多因素决定,洋棉进口有可能成为影响洋纱进口的因素之一。
1894年,张之洞说:“近来体察沿海各口商务情形,洋纱一项进口日多,较洋布行销尤广;江、皖、川、楚等省或有难销洋布之区,更无不用洋纱之地,开源塞漏,断以此为大宗。湖北所产棉花,质地粗壮坚韧,最宜纺纱。其机器工作,较之织布尤为简易迅捷,既能辅佐布局之不逮,兼可协助铁厂之要需。”[29]
1913—1921年纺织机器的进口情况,从价格统计的数字上看, 1913年为64.3万两,1921年为510.9万两。[30]1923年时曾论说,“近来国人颇热中于纺织事业,请以纱厂为喻。设有人以经营此业获巨利,众竞赴之利渐微。众不知,兴办纱厂不已。于是纱厂折本,有倒闭之势。斯时不宜投资于此业明矣”[31]。1933年时曾论说,纺织业当时是“衰退了的生产事业”[32]。这些言论未必切合实际。图4-7反映出的洋棉价格在19世纪末呈上升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头10年。1932年洋棉进口118.856百万关两。[33]在20世纪30年代初,棉花价格保持不下跌,说明纱厂的产品棉纱供不应求,使得原料棉花也供不应求。[34]纺织业的兴盛,使植棉业持续不衰。以高阳、潍县家庭棉纺织为代表的乡村工业“日趋衰落”[35],不能说明工厂制的机器棉纺织业也在衰落,恰恰是后者在日益发展。
4.鸦片输入和洋布进口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鸦片和洋布的产销链终端都是居民消费,尽管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消费。居民消费是中国经济链上的一个环节,若将这个经济链显示出来,即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消费→产业生存→来自税收的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中的产业投资→来自劳动报酬的居民可支配收入。该问题的讨论可直接切入1868—1897年鸦片年均合计值和洋布年均进口值。鸦片年均合计值可通过表4-4的数据计算出来。洋布年均进口值可通过表4-7的数据计算出来。由此得到,鸦片年均合计值为35089418关两,洋布年均进口值为23537093关两。图4-11给出了鸦片合计值和洋布进口值的趋势,1868—1877年鸦片合计值上升,洋布进口值下降;1877—1882年鸦片合计值和洋布进口值都在上升;1882—1897年鸦片合计值一直下降,而且在19世纪90年代下降得更快,洋布进口值继续上升,而且从80年代后期上升得更快。就线性方程而言,鸦片合计值总体上为下降趋势,洋布进口值总体上为上升趋势。
鸦片走私输入的逃税值就是关税收入的减少数量,最终是财政收入的减少。通过表4-8可知,1868—1887年鸦片年均逃税值为670778关两,1888—1897年鸦片年均逃税值为592955关两。图4-12说明,1868—1887年走私量趋势和逃税值趋势基本一致; 1887—1892年走私量为下降趋势,而逃税值为上升趋势;1892—1897年走私量和逃税值都为下降趋势,但逃税值下降相当大。
走私输入的年价值:一是关税被减少;二是增加了鸦片消费额,相当于将居民收入中正常消费对国内生产的拉动力减弱。鸦片输入的合计值和逃税值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相当于双重减少,逃税值对应财政收入减少,合计值使中国经济链上的“居民消费→产业生存”这个环节,出现平均每年35089418关两的差额,在投入产出意义上可归结为产业投资的减少。
“质良价廉”的机织布,使不自织土布的居民家庭节省了一定的消费。洋布畅销中国的时间可上推至上海开埠后,“松、太利在棉花梭布……近日洋布大行,价才当梭布三之一,吾村专以纺织为业,近闻已无纱可纺。松、太布市,消减大半”[36]。尽管自织土布的居民家庭可以用洋纱来织布,但与织布厂的机织布相比,品质上还是有一定差距。因此,洋布进口主要是与中资织布厂生产的土布竞争。另外,我们也要看到,洋布进口使中国经济链上“织布业生存→居民收入→居民消费→产业生存”一系列环节前端的“织布业生存→居民收入”这个环节,出现平均每年23537093关两的差额,在投入产出意义上可归结为产业投资的减少。
鸦片年均合计值35089418关两和洋布年均进口值23537093关两这两个大数字,反映出当时中国既是深受霸权欺凌的国家,又是技术完全落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