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师夷自强:中国工业化的开端

1.工业化出现的思想基础

思想意识发生变化反映在“师夷长技以制夷”。请注意,它的落脚点在“制夷”上,就是要打败侵略我们的外敌。那么,怎样才能打败他们呢?首先,要“师夷长技”,也就是我们应该用他们的先进技术来打败他们。那么,我们学到并使用他们的先进技术,也就是我们自己同样强大起来了。这在当时用的一个词就叫“自强”。所以,我们也可以把洋务运动叫作“师夷自强”,并由此形成了影响整个近代的自强思潮。

从魏源提出“师夷制夷”^[8],到洋务运动起步,将近20年。为什么“师夷”性质的工业化要这么长时间才出现?

19世纪60年代的安庆内军械所、苏州洋炮局、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和天津机器局,反映出中国的近代工业以军事工业为开端。最早出现的两家兵工厂,一家是湘军的,另一家是淮军的,时间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9]但是,多数兵工厂是出现在这次内战结束以后。从左宗棠指出建福州船政局是为了建立水师、加强海防来看^[10],中国近代工业显然是起步于军事自强。

2.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

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初为“海运米石”。^[11]官办的基隆煤矿,供给福州船政局。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供给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的漠河金矿,“重在边防,兼筹利国”。江南制造局设立炼钢厂是中国近代钢铁工业之始。官办的汉阳铁厂(即“湖北铁政局”)主要是为修筑芦汉铁路。^[12]大冶铁矿主要是供给汉阳铁厂。李鸿章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这表明工业生产需要原料和燃料。

采用官督商办这种经营方式,据郑观应说:“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13]

在轻工业方面,官督商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给予该局十年专利,即“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湖北织布官局和湖北织布局,初衷是“官为商倡”,结果“惟成本甚重,商股既不易集;库帑支绌,官本亦属难筹”。

3.私人资本投资中国近代工业

19世纪60—70年代私人资本创办的企业,主要是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汇报》馆印刷厂、贻来牟机器磨坊、巧明火柴厂等。投资人主要由买办、商人、华侨、官僚等构成。

4.办洋务与财政支出

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御史熙麟在一件奏折中谈道:“近今之大费有三,曰军饷,曰洋务,曰息债。”据他估计:“洋务则仍递增,而岁已约需两千余万。”由此推论,清末新政开始后的洋务开支必然进一步“递增”,有可能超过3000万两。

马建忠在《重振海军论》中说:“中国居亚洲之中,素称强大,物产之丰,人民之众,土地之广,文物之盛,不特中国自恃为富强,即海外各邦亦莫不以富强目中国。乃自通商以后,交涉以来,所谓富强者,竟不如泰西之远甚。于是谈时务者,或谓泰西重商战因富而致强,故中国而欲自强也宜先重商;或谓泰西重兵备因强而致富,故中国而欲谋富也宜先讲武。要知二者并行不背,不能偏倚。然以今日之时势论之,谋富之策固不可缓,而自强之策似更急于谋富。”^[14]

1896年,直隶总督王文韶、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修筑卢汉铁路。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卢汉铁路改名为京汉铁路。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卢汉铁路的总费用约4000万两白银。兴办初期,“以商股难恃,请岁拨帑金二百万两以备路用,上如所请”^[15]。按新政前的情况计算,财政上给卢汉铁路每年拨款200万两白银,在2000万两洋务支出中占1/10,可见修建铁路在清政府的洋务中具有重要位置。当时,人们已经指出:“以铁路为救国要图,凡所奏请,立予俞允。”^[16]

在出现地方分权后,各省借口洋务开支,截留应上交中央的款项。“以‘洋务’两字为开支巨款之地”,“开支巨款,或三四百万,或数十万不等,各该督抚仅于兴办时自行奏明,办结后开单奏销,多半借口与洋人交涉,比内地情形迥殊,无凭造册”。^[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