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旅行叙事的独特性
受美国独特的历史、地理和民族心理等因素的影响，美国文学中的旅行叙事在继承希腊罗马神话、《圣经》和欧洲经典文学中旅行叙事的基础上，不但产生了叙事模式的变异，而且在叙事结构方面往往与美国独特的地域特征和精神追求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美国特征的旅行叙事。这种旅行叙事的独特性，尤其在19世纪的美国经典文学中最为典型。概括起来讲，美国19世纪经典文学中旅行叙事的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对欧洲还乡模式的颠覆。欧洲经典文学中的还乡旅行模式源于荷马史诗《奥德赛》。热奈特曾经这样说过：“从修辞意义上讲，史诗只不过是在某种方式上扩充了‘奥德修斯回到了伊大嘉岛’这个陈述句而已。”（热奈特1989：193）《奥德赛》虽然长达12000多行，但其中心内容还是叙述古希腊英雄奥德修斯千里迢迢回家与妻团聚的故事。借助于奥德修斯回家这个主线，荷马把古希腊的社会生活与神话、英雄传说等有机地结合起来，艺术地再现了古希腊五光十色的社会风貌，歌颂了古希腊人的征战和家庭观念。《奥德赛》中的这个返乡旅行主题对西方文学中的旅行叙事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人类寻求家园这一主题成了西方作家笔下无法割舍的一个话题。尤其是到了后现代社会，奥德修斯归家的母题又得到了新的发展，那就是返乡者身份的困惑。米兰·昆德拉在《伟大的还乡》中对奥德修斯返乡后的情况进行了新的阐释，由此拉开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对返乡主题新的言说。奥德修斯历尽千难万险回到了家乡，然而家乡的人却无人知道他的身份，于是“我是谁”这个身份归属问题又成了奥德修斯面临的最大困惑。在这一阐释的鼓舞下，返乡与身份困惑成了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热衷于书写的新的题材。
但是，美国文学尤其是美国19世纪文学中的主人公却与欧洲文学中的主人公截然相反。如果说奥德修斯总是有意识地甚至本能地要回家与妻子团聚并返回宗法制的社会中的话，瑞普·凡·温克尔却旅行到大山深处，以便躲避自己的妻子和生活的社会。唐吉诃德离开自己的家乡和情人杜尔西内亚后总是想着回家，哈克贝利·费恩驾着木筏拼命地离开自己的家乡，连头也不回。汤姆·琼斯、约瑟夫·安德鲁斯、鲁滨逊·克鲁索等总是把他们的旅行看作是一种有归属的世界和了解自己身份的行为，而库柏《皮袜子故事集》中的主人公则总是希望在西行的路上冒险和征战，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旅行的目的地很可能充满了生活的艰辛。在《禅宗与汽车维护艺术》一书中，罗伯特·波西格指出：“美国人更注重旅行，而不刻意强调到达某个地方。”（Pirsig 1975：4）美国经典文学尤其是19世纪经典文学中的主人公的旅行没有完整的归途，也许与美国没有完整的历史有关。维吉尔受命写作《埃涅阿斯记》的时候，罗马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了。从特洛伊的陷落到奥古斯都时期的盛世，罗马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19世纪的美国作家没有维吉尔的那种历史优势，即使在经历了250年的历史以后，美国文学中仍很难找到主人公具有完整归途旅行的现象。
第二，基于美国文化意识的流浪、漂泊模式。欧洲流浪汉小说的主人公一般为流浪汉和漂泊者，他们因为某种特定的原因而被迫离开家乡，但是对于未来旅途的终点，他们并无明确的目标，他们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不停地游走在路途上，借以摆脱某种困厄。具有这种旅行叙事的小说跟巴赫金所言的“漫游小说”类似。巴赫金曾经界定过漫游小说的模式：“主人公是在空间里运动的一个点，它既缺乏本质特征的描述，本身又不在小说家艺术关注的中心。它在空间里的运动——漫游以及部分的惊险传奇（主要指考验型小说而言），使得艺术家能够展现并描述世上丰富多彩的空间和静态的社会（国家、城市、文化、民族、不同的社会集团以及他们独特的社会环境）。”（巴赫金1998：215-216）欧美的流浪汉小说，从西班牙无名氏的《小癞子》到英国作家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都属于这种流浪漂泊模式。
欧洲的流浪汉小说在19世纪初传播到美国后，受美国独特的文化意识的影响，突出“quest”（探索）的意蕴。美国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曾经将美国的“民族意识”界定为一种永无止境的“幸福追求”，一种“持续的、躁动不安的、自信的探索”，在托马斯·杰弗逊的《独立宣言》发表几个世纪以前，它就深深地印在美国人民的心中。肯尼迪指出：“探索一直是美国历史的主旋律。这种探索可能是追求国家独立的探索；也可能是在一个新的大陆追求个人自由和经济机会的探索，在这个大陆，人人都可以振作起来，富有希望；还可以是追求更多土地、更多知识和更多尊严的探索。”（Kennedy 1960：77）在使用“quest”这个隐喻的时候，肯尼迪表达了许多评论者对美国的这种民族性格的共同认知。比如在1893年，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认为，“运动一直是美国历史和美国民族性格的主要因素”（Turner 2010：37）。门肯也认为，美国人的性格就是“躁动不安”，并将之归因于美国人“对移民传统的继承”（Mencken 1921：29-30）。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更是对美国民族的这种躁动不安的旅行探索进行了生动的阐释：“美国人会不会是不安于现状的一群人，是一群迁移的人，如果可以选择，他们永远都不会满足自己所在的地方？居住在这块大陆上的拓荒者与移民都是欧洲不安于现状的人。那些踏实有根的人都待在家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些不安于家室、不满于待在家中的任性者的后代。如果我们没有遗传到这种性情，不是很奇怪么？”（斯坦贝克200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