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030年中国的政府治理与财政发展状况
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标（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WGI）最早发布于1996年，每年主要从公众表达与问责、政治稳定与遏制暴力、政府行政效率、政府监管质量、法治水平以及控制腐败六个维度对全世界200多个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和水平进行大致评估。原始数据来源包括31项其他国际组织发布的各类评估数据，以及一些世界银行所开展的针对家庭企业、商业信息公司以及非营利组织的调研数据，最后运用不可观测成分模型进行加权平均，得出最后分值。每项的基准得分分值区域为-2.5分（治理能力最弱）到2.5分（治理能力最强），排名比例分数区域为0（治理水平最差）到100（治理水平最好）。我们重点选取了1996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的数据，发现中国在四个年度的WGI得分如表2-1和表2-2所示。
表2-1 1996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全球治理指标基准得分
表2-2 1996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全球治理指标排名比例得分
从中国WGI的得分情况，我们可以看出近20年来中国在政府行政效率上得分相对较高，在政府监管质量、法治水平和控制腐败方面得分趋于中间位置，而在公众表达与问责、政治稳定与遏制暴力方面得分较低。无论是跟自身比较，还是跟其他国家比较，中国在政府行政效率、政府监管质量、法治水平、控制腐败方面都有所进步和提升，但在公众表达与问责、政治稳定与遏制暴力两个方面似有退步的趋势。
与其他经济发展数据相比不同的是，WGI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自觉或不自觉地套用一些西方国家的治理标准来评估发展中国家的治理水平，因此应当更加全面和科学地加以看待。但WGI的科学性和权威性相对较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为中国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提供借鉴。
到2030年，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粗具雏形，而这个现代化最重要的一个参照系和标准是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治理水平。根据对WGI的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一些典型中等发达国家（如希腊、葡萄牙、韩国、南非等）的WGI的分布特征如表2-3所示。
表2-3 中等发达国家的大致WGI分值分布特征
从以上中等发达国家的WGI分值情况来分析，我国在WGI的六个维度都存在一定的差距，相对而言，政府行政效率和政府监管质量相对差距较小，而其余的四个维度都存在较大差距，尤其是公众表达与问责和法治水平等。由此可见，随着我国政府治理水平的稳步提升，特别是未来公众表达、法治水平等因素的大幅度提升，将为公民反映公共服务需求以及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都呈现出迅速增长趋势，财政收入从1978年的1132.26亿元增长到2014年的140370.03亿元，年均增长15.4%，财政支出则由1122.09亿元增长到151785.56亿元，年均增长15.7%[1]。特别是国家在1994年进行了以增加财政收入和调整中央与省的财政关系为核心，以实行增值税为主的分税制改革以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整体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由改革前的20%~30%逐渐上升到50%左右，2010年达到51.1%[2]。
考虑到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速度可能逐步放缓，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也可能放缓（按照年均增长10%计算），支出增长速度则变化不大（按年均增长11%计算），中央财政收入支出与占整体的比例都会上升（按照中央财政收入占55%，支出占25%计算）。基于已有的增长速度和上述考虑，我们估计2020年中国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约为244930.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为134711.5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110219.1亿元，财政支出约为257600.5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64400.1亿元，地方财政支出为193200.4亿元。到2030年中国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约为635281.7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收入为349404.9亿元，地方财政收入为285876.8亿元，财政支出约为756928.6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支出189232.2亿元，地方财政支出为567696.4亿元。
分税制改革显著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收入，使中央可以对地方政府进行更多的转移支付，为中国的财政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也不同程度上带来了地方政府支出过重、债务问题严重、土地财政问题凸显等问题和挑战。以2014年为例，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比为45.9%，但其财政支出占比却只有14.9%[3]，新时期中国的财政体系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认为从现在到2030年，中国财政领域改革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控制政府支出在GDP中的比例，改变政府支出结构，加大对社会和环境公共投资以及经常性开支的拨款；第二，提高收入筹措的效率，包括调整收入结构等；第三，改革政府间财政关系，其手段包括更好地协调各级政府财力与支出责任；第四，加强政府财政管理，提高公共开支效率[4]。
综合考虑以上财政收支及其结构变化的因素，我们可以展望2030年：一方面中国政府将会有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和投入，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将继续保持较高比重，而在医疗卫生、一般性公共服务等短板领域的投入比例将大幅度提高，这也为2030年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现代化提供良好的财政保障条件；而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方面的责任将逐步强化，并通过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方式加强对地方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
注释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21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214.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5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5：214.
[4]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