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僧已死成新塔——佛教典故初入诗
苏轼对佛教产生直接的观感始于出川之前一年。至和二年（1055年）苏轼与父亲、弟弟一起到成都拜谒知州张方平，其间游历了大悲阁等寺院，与一些僧人也有过间断交往。苏轼游历成都虽未出川，但那时他已经婚配王弗，且年满20岁，断然算不上幼年与少年，所以笔者将此部分放至凤翔任前后细述。
苏轼至和二年游历了成都大悲阁，《成都记》载：“大慈极乐院有至和丙申季春二十八日，眉阳苏轼与弟苏辙来观卢楞伽笔迹留题。”[1]但若论真正形成文字，则是二十余年之后：“余游于四方二十余年矣，虽未得归，而想见其处。”距离上次大悲阁之游已逾二十载，虽然不得归乡，但亦是记得清清楚楚，可见当年大悲阁给苏轼留下的印象之深。苏轼称成都“佛事最胜”，大悲阁所供奉的正是千手千目的观世音菩萨。时已不惑的苏轼回忆多年前见到的观音佛像时仍赞叹“庄严妙丽，具慈愍性。手臂错出，开合捧执，指弹摩拊，千态具备。手各有目，无妄举者”，他记忆中的观音像宝相雍容而姿态优雅，这段话完全是从审美的角度去评价佛家雕像的仪容，并无些许情感流露。
而他当初对千手观音最直接的观感也并非崇拜，而是质疑，《成都大悲阁记》云：
千手观音与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合称为“西方三圣”，是佛教众神中最为人熟知的一位，佛像以千手千目为特征。苏轼于大悲阁观菩萨圣像，见千眼千手，虽觉面容丰美宝相庄严，但以己度佛，觉自己牵一发而动全身，故不解观音如何千手异执、千眼各视。须知这世上本无千手千眼之人物，观世音之所以千手千眼还可收放自如，盖因其为菩萨耳。苏轼模拟自己，以一个菩萨所能做到的要求凡人，自然是“有所不暇矣”。从中也可看出苏轼虽来到“佛事最胜”的成都参观久负盛名的大悲阁，但并非抱一颗虔诚礼佛的心。莫若说虔诚的佛教徒，即便是普通的信奉佛教之人，见到观世音的圣像时也不会因自己“牵一发而头为之动，拔一毛而身为之变”便质疑缘何观世音千手千眼却各司其职。苏轼之所以会好奇为何观世音可以做到他与世间智者做不到的事情，是因为他在潜意识中便没有将观世音当成神灵来看待，更不用提信仰了。可以说，大悲阁一游，苏轼只是个看客，他与佛教很有隔阂。
苏轼成都之游也与僧人有过交往，后在《中和胜相院记》里回忆道：
苏轼对两位大师评价甚高：文雅大师惟度外表气度不凡，为宽厚之人，且知未载入史册的唐五代事迹；宝月大师惟简精明机敏，对佛教诸事宜了然于心，办事谨慎严格，有条不紊。这两位法师都与苏轼性情相投，深得苏轼“所爱”。此外，寺院内收藏了“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的画，苏轼素来爱画，且画作“精妙冠世”，便更是让苏轼牢记了。苏轼对惟度、惟简的喜爱不是因为他们精通佛法高义——若干年后回忆二僧时，苏轼并未说佛事，而更多的是对他们性格、学识上的一种赞赏和认同。值得一提的是，宝月大师惟简不仅是眉山人，而且是苏轼宗兄。自此之后苏轼与二人仍有来往，这篇文章便是治平年间苏轼居父丧期间应惟简法师的邀请而作，苏轼晚年谪居岭南惠州，闻宝月大师圆寂，特意作《宝月大师塔铭》以纪念。
准确地说，苏轼对这一时期与佛相关的交游基本抱有一种游览的心态，无主观性刻意为之的相亲相近。
苏洵父子三人往成都拜谒过镇守张方平后便一路向汴京，其间经过渑池并借宿佛寺。几年后苏辙写诗《怀渑池寄子瞻兄》回忆此事，并在诗的自注中写道：“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之壁。”可见苏轼、苏辙两兄弟曾共同在渑池佛寺壁上题诗。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授凤翔府签判，于当年十一月走马上任，在去凤翔县的路上又途经那座当年出川科考时借宿过的渑池佛寺。苏辙与兄分别十分感伤，遥作《怀渑池寄子瞻兄》相寄：“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度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旧宿僧房壁共题。遥想独游佳味少，无方骓马但鸣嘶。”既是回忆，又是怀旧，且为别离伤怀。苏轼作《和子由渑池怀旧》相和：
昔日路过渑池佛寺还只是进京赶考的后生，兄弟题壁，甚欢。如今重回，虽然只是相隔区区几载，但经历已大大不同。渑池的奉闲老僧已坐化，而当年苏轼与苏辙共题的寺壁也已倒塌，诗文无处可寻。但物是人非的何止是渑池的寺院？自进京科考路过渑池到如今去凤翔上任路过渑池，这期间苏轼的经历颇丰：既有中举之喜，又有丧母之痛；既有辞官不去的踌躇，又有重考制科的紧张。崎岖的不只是当年难行的山路，还有这几年游走的世间路，所以年仅25岁的苏轼在此诗中抒发了对人生的无限感慨。或许他已预料到人生从此漂泊，只似“飞鸿踏雪泥”，飞鸿在雪泥上留下指爪的痕迹，但雪泥易逝，指爪的痕迹便也难存，而飞鸿早已飞走不见踪迹，不知究竟是向东还是向西。奉闲老僧已死，目所能见的只有放置他骨灰的新建佛塔，当日与苏辙同题的诗章也因寺壁的坍塌而无处可寻。当年借宿僧舍兄弟题诗是何等欢乐，而今时光流逝，老僧已殁、诗壁崩塌，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要消解这种因时光巨变带来的悲伤和惆怅谈何容易？苏轼对末句“路长人困蹇驴嘶”自加注脚：“往岁马死于二陵，骑驴至渑池。”于是从现实又回到往昔，从前与弟弟苏辙一起在艰难道路上骑驴赴京的日子又回到眼前，既是写实之笔，又有些悲剧预言意味，预示着未来的人生道路还要面对更多的崎岖。
清代学者纪昀评《和子由渑池怀旧》一诗，云：“前四句单行入律，唐人旧格。而意境恣逸，则东坡本色。浑灏不及崔司勋《黄鹤楼》诗，而撒手游行之妙，则不减义山《杜司勋》一首。”[2]纪昀言“意境恣逸”，也正是此诗传唱久久的原因。“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一句蕴含着无穷的哲思，飞鸿意象缥缈灵慧，令人不可捉摸。后世学者认为“飞鸿踏雪泥”乃禅语，笔者不能认同，笔者以为，与其牵强附会地说这与佛经相关，倒不如说此诗流露出的空灵虚无之感与佛道两家皆相融。老僧与佛寺只是勾起回忆的一个媒介，苏轼的诗中流露出的是对世事无常的无奈与对不可把握未来的忧伤。
又，苏轼父子三人出川到达汴京之后，依旧寄住寺院。31年之后，苏轼于元祐任上回忆，写下《兴国寺浴室院六祖画赞（并叙）》：
苏轼父子三人住兴国浴室老僧德香之院，院南有古屋，藏着六祖的壁画像，东边因被亭台楼阁遮蔽，无法看清全貌，但西边壁画上的三位上师，皆是绘画中的良品。苏轼是爱画之人，他既有丰富的绘画创作经验，又对绘画理论有深刻的见解，在他一生的诗文、题跋中留下了许多关于绘画评论的内容，《兴国寺浴室院六祖画赞（并叙）》也是其中之一，具体来说无甚独特性。三十余载让他念念不忘的，唯佛院几幅壁画而已，无关佛法。另一首题画诗《次韵水官诗（并引）》亦是如此：
净因院的大觉禅师将阎立本所画水官赠给苏洵（编礼公），苏洵亲题一首后令苏轼再作一首相赠。此诗盛赞阎立本的绘画技艺高超，且答谢禅师以画相赠。值得一提的是，阎立本所画水官，乃是道教早期供祀的神灵，又称三官大帝，亦可称天官、地官、水官。与此类同的是《王维吴道子画》一诗，盛赞王、吴二人的画艺高超，王、吴二人中王维是崇佛之人，吴道子乃是“吴道真君”。这两首诗中兼有佛教、道教因素，但与禅佛、仙道并无太大关联，这在苏轼的题画诗中为数不少。怀琏禅师乃是苏洵的朋友，但苏轼对其也十分敬重，怀琏禅师的生平，苏轼在《宸奎阁碑》中所述甚详，其圆寂之后，苏轼作《祭大觉禅文》以祭。
凤翔任上，苏轼结识监军王大年，王大年崇佛并影响了苏轼，苏轼在《王大年哀辞》中记载：“嘉祐末，予从事岐下，而太原王君讳彭，字大年，监府诸军。予始未知佛法，君为言大略，皆推见至隐以自证耳，使人不疑。予之喜佛书，盖自君发之。”可见苏轼喜读佛书是受王大年影响。在凤翔天柱寺，苏轼见唐代雕塑名家杨惠之所塑的维摩像，作《维摩像，唐杨惠之塑，在天柱寺》一诗，这是第一首以佛教题材为内容的诗作。苏轼见维摩像凋敝颇多感慨：“今观古塑维摩像，病骨磊嵬如枯龟。”《记所见开元寺吴道子画佛灭度，以答子由题画文殊、普贤》也记吴道子所画的佛灭度。
此外，《荆门惠泉》中“不能致雷雨，滟滟吐寒碧”一句用佛典。《僧史》云：“僧闻禅师，住邵武山中。一日，有老翁来谒，曰：‘我龙也，以疲惰行雨，天罚当死，赖道力可脱。’乃化小蛇，延缘入袖。中夜风号霆击，山岳为摇，而师危坐不倾。达旦，蛇飞去。”[3]《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中有“木鱼晓动随僧粥”一句，《次韵子由种菜久旱不生》中有“强为僧舍煮山羹”一句，《大老寺竹间阁子》中有“孤僧瘦欲尫”一句，皆与禅佛相关。
《壬寅重九，不预会，独游普门寺僧阁，有怀子由》《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祷磻溪。是日宿虢县。二十五日晚，自虢县渡渭，宿于僧舍曾阁。阁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见壁间有前县令赵荐留名，有怀其人》《扶风天和寺》《大秦寺》《爱玉女洞中水，既致两瓶，恐后复取而为使者见绐，因破竹为契，使寺僧藏其一，以为往来之信，戏谓之调水符》等诗在题目中提及僧、庙、寺等与佛家相关的内容，但诗篇内文并未涉及。
统筹这一时期苏轼所有与佛有关的交游经历来看，苏轼有了与僧结识交往的经历，对佛教有了直接的观感，但他对佛教从思想到情感上都没有进一步地深入，一言以蔽之，此时的他只可算是佛外的一个匆匆过客而已。
[1]（明）曹学佺：《蜀中名胜记·成都记》，卷二，2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
[2]（宋）苏轼辑，（清）纪昀批：《苏文忠公诗集》，159页，上海，扫叶山房，1925。
[3]（宋）赞宁：《大宋僧史略》，影印版，20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