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篇　不计成败

咸丰四年甲寅岁

四月十四日（1854）

原文

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老弟左右：

十四日刘一、名四来，安五来，先后接到父大人手谕及洪弟信，具悉一切。

靖江之贼现已全数开去，窜奔下游，湘阴及洞庭皆已无贼，直至岳州以下矣。新墙一带土匪皆已扑灭，惟通城、崇阳之贼尚未剿净，时时有窥伺平江之意。湘潭之贼，在一宿河以上被烧上岸者，窜至醴陵、萍乡、万载一带。闻又新裹胁多人，不知其尽窜江西，抑仍回湖南浏、平一带。如其回来，亦易剿也。安化土匪现尚未剿尽，想日内可平定。

吾于三月十八发岳州战败请交部治罪一折，于四月初十日奉到朱批“另有旨”。又夹片奏初五邹彨被火烧伤、初七大风坏船一案，奉朱批“何事机不顺若是，另有旨”。又夹片奏探听贼情各条，奉朱批“览。其片已存留军机处矣”。又有廷寄一道、谕旨一道，兹抄录付回。十二日会同抚台、提台奏湘潭、宁乡、靖江各处胜仗败仗一折，兹抄付回。其折系左季高所为。又单衔奏靖江战败请交部从重治罪一折。又奏调各员一片。均于十二日发，六百里递去，兹抄录寄家呈父、叔大人一阅。兄不善用兵，屡失事机，实无以对圣主。幸湘潭大胜，保全桑梓[1]，此心犹觉稍安。现拟修整船只，添招练勇，待广西勇到、广东兵到再作出师之计。而饷项已空，无从设法。艰难之状，不知所终！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寒心。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

魏荫亭近回馆否？澄弟须力求其来。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

解读

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的母亲江氏突然辞世，曾国藩南下安葬母亲。其时又值太平天国起事，十二月份，曾国藩接到咸丰皇帝诏书，令其留在南方“剿匪”。曾国藩虽有托辞，然而战事危急，终究被咸丰帝驳回。

次年，曾国藩在湖南“剿匪”，他没有治军的经验，也全然没有军事的知识，一切都只能从头做起，招募湘军、筹措军饷。然而，咸丰帝给曾国藩的不过是个虚衔，他被当地官员多方刁难，尤其与江西官僚多有龃龉。一时战事吃紧，令曾国藩愁眉不展。这封信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写的。

信一开始描述了战事的胶着，曾国藩所胜寥寥，于是只好写信给北京请求治罪。虽然咸丰帝对此并未理睬，但曾国藩深感自己“不善用兵，屡失事机，实无以对圣主”。笔尖所流露的是一介忠臣的耿厚之心。然而，战事之亏还有人事的影响。“人心之坏，又处处使人心寒”，是此时曾国藩所遇到的另一个大麻烦。在两日后的长沙妙高峰，曾国藩又给四位老弟写信，坦言“余近来因肝气太燥，动与人多所不合，所以办事多不能成”。相对于在京时的平和，此时的曾国藩在遭遇他仕途上的第一个挫折与困境。事业之成败，一来自于个人之能力，二来自于处事之环境，也就是人际之关系。曾国藩以京官身份赴地方，对抗太平军。没有军队，只好团练，召集湘军；没有人才，只能四方笼络，依靠幕僚；没有军饷，只能四方筹措。然而，这三方面之困境，同时出现，让曾国藩难以招架。团练之处，曾国藩父亲曾麟书已在湘乡实为统帅，其麾下有一人名唤王錱，是抵抗太平军的重要人才。据郑峰考证[2]，曾国藩初练湘军，得益于王錱的“忠勇冠群，驭众严明”的军事才能。然而，当王錱于咸丰三年（1853）秋回湘乡募练三千湘勇时，曾国藩却表达了直接的反对。这让二人关系就此发生裂痕。然而，曾国藩本就想要练出万人精勇，为何突然又反口？归其根源，还是因为曾国藩手中没有经费。这让他创立湘军遭遇着严重的危机。与此同时，孤立他的还有湘抚骆秉章。二人之关系在后期虽有转折，但终究是两个阵营，而王錱最后也投靠了骆，从政治角力来看，形成了湘军的两大集团。这些只是曾国藩在此时遭遇的一事而已，他后来至江西，同样遇到如此困窘。

面对官场权力、意见的角力，曾国藩最后说：“吾惟尽一分心作一日事，至于成败，则不能复计较矣。”我们可以将此看做是曾国藩无奈之下的自我宽慰，但也可以将其视为一位素受理学熏陶的儒臣的修养境界。理学关注人的内在心性，关心人对于自身的持守。换言之，理学关注“诚”的实现，强调人无论在何种境遇下，要立于中正仁义，不欺人，亦不欺己。面对现实的错综复杂，难免使人沮丧，然而，有内在之信仰，便可挺立人极。所以，曾国藩在这里所说的不计成败，并非只是一种心灵鸡汤，一种阿Q精神。在这背后，一旦有了诚意，有了信念，这便是一种持守的力量。

注释

[1]桑梓：古人在家宅旁常种植桑树和梓树，又说桑树和梓树是由父母所种，因此表敬意。后以此来代指故乡。

[2]参见郑峰：《失意与得势：咸丰三年的曾国藩与骆秉章》，载《安徽史学》，20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