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　进德修业

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岁

八月二十九日（1844）

原文

四位老弟左右：

昨二十七日接信，快畅之至，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

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科考丁艰，竟不入学。数年后两孙乃皆入，其长者仍得两榜。此可见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九弟劝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之后，家中亦甚整齐，问率五归家便知。《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绅而刻刻警省。

季弟天性笃厚，诚如四弟所云“乐何如之”。求我示读书之法及进德之道，另纸开示。余不具。

国藩手草

解读

曾国藩家书中写予弟弟的信，多以劝其修德进学为主。其中对六弟、九弟多有叮咛。这封信亦不例外，所谈还是围绕着“进德、修业”展开。

进德和修业，原出于《易·乾·文言》：“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朱熹对此解释为：“忠信，主于心者，无一念不诚也。修辞，见于事者，无一言不实也。虽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辞立诚，则无以居之。”把这段解释再推进一步，就是说人之所立须有“德性”和“事业”两项并举方可。

就“进德”而言，曾国藩认为要落到最实在的“孝悌仁义”之上。孝悌仁义由心之本而生发，是人之为人的根据，亦是可以使仁义扩充于天地之间，使万事万物并行不悖的根据。所以，修德好像是积累粟米，每日修一德，便是积累了一颗粟米。日积月累，持之以恒，必然会积累如山的谷子，也会塑造其人的品格。修德不是一件易事，所以不得有片刻的懈怠。

就“修业”而言，曾国藩认为要落实在“诗文作字”之上。今人不细究“诗文作字”，以为这只是书生造作，并不能真的成就个人事业。然而，在传统社会中，科举乃取士之必经途径，更何况清代继承明制，在科举上愈加细密，科举成了很多有抱负之人成就个人事业的唯一可取之路。“诗文作字”就是朱熹说的“见于事者”在清代的一个表现。从制度理念上而言，科举制度成了下层士子向上层阶层流动的途径；然而就真实的制度实践上而言，自明代以来，愈发严苛的科举制度与取士过程，府县考试、乡试、会试一层层地展开，士人修业的理想就在一次又一次的考试中被消磨了、限制了，甚至扭曲了。相较于唐之前参与政治的士子多半有家学熏陶，宋明以来的士子出身苦寒者多，家中根本无法接触到权力阶层，亦不懂得治理之道。因此，除了“诗文作字”之外，也无他法。曾国藩不是不了解这样的困境，因此勉励天资出众的六弟科举若不中，也切不可由此丧失信心，而是应卧薪尝胆，继续发奋努力。

信末，曾国藩则感谢了九弟对治家之道的提醒，再次强调了知行之中，行更为困难。若要做到知行合一，则在日常行事中，必以九弟的劝诫为警醒，时刻提醒自己。而这也是曾国藩“进德”“修业”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