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史回顾
退溪思想绵延至今500多年，不乏学者对其理论诸方面的研究。主要研究群体分布在韩国、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和一些欧美国家。作为儒学体系的一部分，退溪思想的研究重镇理所当然是韩国，其次是中国大陆、中国台湾、日本。
1.韩国
作为退溪的故乡，韩国一直十分注重对退溪思想的研究和推广[1]，力图为民族精神寻求内在的理论基础。退溪是千元韩币上的人物。退溪在韩国是家喻户晓的儒学大师，被尊称为退溪先生。多年来，依托成均馆大学和韩国退溪学研究院等平台，韩国和世界范围内的退溪学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2]
（1）韩国退溪学自主性研究的起步阶段（1954—1969）
韩国尽管在1945年摆脱了殖民统治[3]，但又爆发朝鲜战争（1950—1953），在寻求独立和其后被迫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退溪思想研究并没有得到重视。摆脱殖民统治后的朝鲜半岛，批判殖民史观，清算日本为殖民统治而灌输的停滞性理论与宿命观。加之，19世纪儒教封建体系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分崩解体。不少学者把国家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到“误国误民”的传统道学上。当时的知识分子将国家积贫积弱的原因诊断为朝鲜朝五百年的僵化思想体系。站在时代路口，朝鲜半岛的知识分子为了改变悲剧性的民族命运，主张开化与变革，对传统思想采取了反省和激烈批判的态度。
这一时期的儒学研究非常少见。从事退溪学研究的先驱性学者及其文章如下：朴钟鸿的《李退溪的〈圣学十图〉》（《思想界》第136辑，1964）、裴宗镐和金敬琢的《退溪与高峰的四七论辩》（《亚细亚研究》第18卷，1965）、尹丝淳的《退溪的太极生两仪观》（《亚细亚研究》第35卷，1969），等等。虽然殖民统治、战乱与开化思潮带来了传统思想研究的凋敝，但还是产生了一批现代韩国儒学的开创性研究者，他们开始了有意识的自主性研究，其研究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学术指向性，与之前日据时期以教养为目的的研究大不相同，退溪学研究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开端。
（2）退溪学研究的全面推广阶段（1970—1990）
经济的飞速发展极大地提升了韩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韩国知识界有了重拾文化自信的要求，借助这一动向，退溪学研究从1972年开始进入一个多产的时代。1970年恰值退溪逝世400周年，以此为契机韩国召开了退溪学术会议，会议论文于1972年结集出版，名为《退溪学研究》。这次会议是韩国退溪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这次会议上，韩国学界首次公开使用“退溪学”[4]这一概念。这一论文集收录了10篇论文，其中8篇是研究退溪哲学的论文。朴钟鸿的《退溪的时代背景》、李东俊的《退溪敬思想的哲学考察》、李相殷的《退溪的学问和思想》，结合历史状况和学问动向，指出了退溪哲学的基本体系和方法；李完栽的《退溪先生的学问方法》，以穷理和居敬为基本切入点，精心分析了退溪的为学思想；李乙浩的《退溪先生和奇高峰》和柳正东的《退溪先生之敬的伦理考察》，提出了“四七”和“敬”两个核心范畴；全斗河的《退溪的存在论》和尹丝淳的《退溪的价值观》，试图在现代哲学框架内重释退溪哲学，以发现其现代价值。1973年，《退溪学报》（季刊）创刊，各个大学相继建立退溪研究所[5]，结集出版相关学术论文，如退溪学釜山研究会的《儒教文化》、庆尚北道的《退溪学研究》等，都极大地推动了退溪学研究。
这一时期退溪学研究达到一个高峰，有相当数量的著作和博士学位论文问世，主要代表作有：李丙焘的《李退溪与其学说》（“韩国学研究丛书”，1971）、尹丝淳的《退溪哲学研究》（高丽大学出版部，1980）和《退溪心性论研究——以四端七情论为中心》（《亚细亚研究》第14卷第1号，1971）、全斗河的《李退溪哲学——其深层研究及其理论》（国民大学出版部，1987）。在这一时期，比较研究受到普遍的重视，研究成果主要有：蔡茂松的《退溪、栗谷性理学的比较研究——以退栗思想立场为中心》（景仁文化社，1982）、李钟述的《退溪栗谷哲学的比较研究》（修德文化社，1985）、刘明钟的《退溪和栗谷的哲学》（东亚大学出版部，1987）。这一时期的研究虽然没有超出儒学的理论框架，但着力于突出退溪作为韩国儒宗，其思想所具有的基于性理学而又具有独创性的特点。因此，在这一时期比较是重要的研究形式，学者热衷于将退溪思想与中国宋明理学思想、与其他朝鲜哲学家的思想进行比较。另外，权五凤的《退溪的燕居和思想形成》（浦项工科大学，1989）为退溪思想研究做了基础性的梳理工作，为后期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研究资料。
总体而言，这一时期退溪学研究的盛况是前所未有的。韩国主动将退溪哲学推广到世界各地，这一时期属于退溪思想的“全面开发”和“全面推广”阶段。这出于现代韩国建立民族哲学的需要，它超出了理论问题本身的需要。因此，对退溪思想的介绍性论文自然就多于深度探讨问题的研究性论文。
（3）退溪学研究的多样化和深入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后）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的退溪学研究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阶段。通过前期系统化研究的积累，这一时期的研究力求突出退溪思想的特色。退溪的“心学”概念被学界认真探讨，研究的很大比重在于退溪之“敬”的“心学”。随着时代发展，受西方思潮影响，退溪思想得到了多元化的解读。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金声凡的《退溪理气论向存在论的接近》（《退溪学论丛》，1995年第1辑）、安炳周的《退溪心学与未来社会》（《退溪学报》第8辑第1号，1995）、李完栽的《退溪哲学的现代意义》（《退溪学论丛》，1995年第1辑）等。
韩国的历史研究、哲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日本的研究成果为起点的。[6]现代韩国开始反省以日本的前期研究为基础的韩国思想研究。多位知名学者提出了如下问题：日本学者以主理、主气来概括以退溪和李珥（1536—1584，号栗谷）为代表人物的两个学派的多样性是否有损朝鲜哲学的多样性？裴宗镐的《韩国思想史中的主理、主气问题》（《韩国思想史学》，1988年第2期）、李基东的《对李朝儒学史中主理派、主气派的发达的考察》（《东洋哲学研究》第12辑，1991）、崔英辰的《朝鲜朝儒学思想史的分类方式与其问题：以主理、主气问题为中心》（《韩国思想史学》，1997年第8期）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代表性文章。还有学者认为，20世纪初日本以同化为目的而进行的退溪学研究中出现的尊崇需要重新审查。权纯哲的《松田甲的“日鲜”文化交流史研究》（《埼玉大学纪要（教养学部）》（第44卷第1号，2008）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代表性文章。这些研究显然是在对殖民史观的反省中产生的。
同时，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自然伦理与环境问题成为研究热点，也促发了对退溪自然观和生态意义等问题的研究，拓展了退溪学研究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刘明钟的《退溪的自然》（《退溪学论丛》，1995年第1辑）、尹丝淳的《退溪的自然观》（《退溪学论丛》，1995年第1辑）和《退溪的自然观的生态学含意》（《退溪学报》第87、88辑合辑，1995）等。
2000年之后，韩国当代哲学学者之间展开了几次关于传统理论问题的论战。2001年丁垣在提交博士论文《立足于知觉论的栗谷哲学研究》之后，李相益便与之展开了“栗谷是否是知觉论者”[7]的讨论，后来这一论战在洪元植与孙英植之间转变为退溪和栗谷这两位最重要的朝鲜哲学家之理论性质的区别与续统的探讨。他们在学术刊物上进行了多次往返论战，其他学者又对他们之间的论战进行评价，体现了当代韩国儒学界的活泼生机。理气关系是韩国哲学界长盛不衰的论题，关于此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学界的主流，认为退溪的理（太极）“自动静”，并不是逻辑意义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退溪从来没有承认理“自动静”，如朱子的理解一样，退溪的“理动”只是动的逻辑，而非“动”本身。论战带动了对理、气、心性等基础理论问题的重新审视，表达了新生代学者的观点。
根据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退溪思想研究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但其研究的整体趋势是从传统基础问题向现代哲学问题转换，突破单一的研究框架，向多元的维度展开，力图挖掘传统思想的现代理论生长点。
2.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退溪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它以1989年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第十一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为契机。
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教授的《退溪书节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可以说是中国退溪学研究中的一个划时代手笔。若说500多年前退溪编纂《朱子书节要》来传播朱子学，那么张立文的《退溪书节要》则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文本，成为中国学者研究退溪哲学思想的重要文本。贾顺先主编的《退溪全书今注今译》（全8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1996）把用古汉语和少量古朝鲜文写成的《退溪全书》完整、系统地一一对照翻译，基本保留了原书的体例和次序，方便了今天学人阅读退溪的著述和研究退溪的思想。
目前，中国大陆学者研究退溪思想的专著共有5部。张立文先生是退溪学研究的开创者，出版了3部著作：《李退溪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1997）、《朱子与退溪思想比较研究》（文津出版社，1995）、《李退溪思想世界》（人民出版社，2013）。另外两部是高令印的《李退溪与东方文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周月琴的《退溪哲学思想研究》（杭州出版社，1997）。张立文在《李退溪思想研究》中分十四章详述了退溪思想，主要内容包括哲学、伦理、教化三大方面。这是中国大陆研究退溪思想的最早、最详密的论著。高令印的《李退溪与东方文化》从易学、天人、为己、伦理、民本、文艺、教育七个方面讨论退溪思想的东方特色。周月琴的《退溪哲学思想研究》从心性、主敬、人生价值、实践以及当代价值等角度，综合研究了退溪的哲学思想。
中国大陆研究韩国儒学的代表性学者有陈来、李甦平、蒙培元等。陈来主编出版的韩国儒学研究论文集《东亚儒学九论》（三联书店，2008），收录了几篇研究退溪思想的重要论文。[8]陈来对退溪思想的研究以退溪对宋明理学的精深研究为前提，肯定了退溪对朱子学的深化和发展做出的贡献，指出了退溪和奇高峰争论的问题点，并认为朱熹之“情”主要是《中庸》中的喜、怒、哀、乐之情，而非退溪理解的七情。李甦平撰写了《韩国儒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系统阐发了包括退溪思想在内的近代（1945）之前的韩国儒学思想。蒙培元在韩国的《退溪学报》和中国国内期刊上发表了6篇研究退溪哲学的论文。[9]蒙培元的理论特点是，从儒家“情”范畴的角度理解退溪思想，认为研究退溪的四端七情论不能忽略感情或情感要素，不能以西方哲学的方式研究中国哲学和韩国哲学，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观点：只有“心”才能解释退溪在“四七理气之辩”中的立场，在此意义上退溪哲学可被称为心灵哲学。
根据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到的结果，从1985年到2013年关于退溪的各类研究论文达100篇，加上198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上提交的18篇论文，以及前期和近期在韩国发表的论文，加起来中国大陆学者研究退溪思想的论文共有150篇左右。另外，中国大陆还有两篇研究退溪思想的博士论文，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赵楠楠的《退溪心论研究》（2009）、山东大学马正应的《退溪美学思想研究》（2008）。
从研究动向来看，中国大陆的退溪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朱子思想与退溪思想的比较研究。一种研究把退溪学看作朱子学的一个支流，通过朱子思想与退溪思想的比较，研究朝鲜是如何引进和吸收朱子学的，朱子学的哪些部分获得了新的发展，哪些部分失去了生命力，等等。另一种主要研究朱子理论和退溪理论的相异点，提出退溪的理论贡献。
退溪心学研究。主要研究“心统性情”的含义、心与性的关系、道心与人心的关系，以及作为修养方法的“敬”。蒙培元的《退溪心的持敬说》、王其俊的《孟子和李退溪的心性之学》（《退溪学报》第89辑，1996）、赵楠楠的《退溪心论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
退溪理气心性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分为三个方面：朱熹与退溪之理气关系论的异同、论辩中高峰与退溪所持的不同立场、退溪与栗谷之理气论的比较。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陈来的《略论朝鲜李朝儒学李滉与奇大升的性情理气之辨》（《北京大学学报》，1985第3期）、李甦平的《论韩国朱子学者李退溪关于“情”的性理学思想》（《纪念孔子诞生255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卷二，2004）、刘长林的《论高峰、退溪四端七情之辩》（《哲学研究》，1995年第9期）。
总之，在中国大陆，关于退溪学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这基于以下三个原因。其一，中国哲学博大精深，难以穷尽，使国内学者对周边国家的儒学研究多少缺乏兴趣。其二，韩国在文字上的“去汉字化”，使当代韩国研究很难得到其他汉字圈国家的关注，中国研究者多数能对朝鲜朝时期的古典文献（繁体中文）进行研究，但无法与当代韩国学者的（纯韩文）研究进行有效沟通，更不用提产生共鸣。其三，国内所能见到的“退溪集”主要是韩国退溪学研究会捐赠给一些知名高校图书馆的，数量极其有限，总体上缺少原著和相关研究资料。
3.中国台湾
中国台湾学界开始有意识地研究退溪学，是从1979年11月在台湾师范大学召开的“第四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近世儒学与退溪学”开始的。提交给大会的论文主要有：戴琏璋的《朱子与退溪的穷理思想》、王甦的《退溪的心学》、邱夑友的《退溪诗的理趣》、黄广萱的《退溪、栗谷理气说较论》，等等。这些是台湾早期研究退溪学的论文。
实际上，在这之前，台湾已经有了退溪思想研究的重要先驱者。台湾人蔡茂松于1958年留学成均馆大学，师从柳承国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71年以《退溪、栗谷性理学的比较研究》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该论文作为研究退溪思想的博士论文，是世界第一例。蔡茂松批判高桥亨（1878—1967）对朝鲜性理学进行主理、主气的判分，指出退溪的性理学以“敬”为中心，栗谷的性理学以“诚”为中心。蔡茂松回台湾后发表《退溪主敬和栗谷主诚的理学特色》（第四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79）、《朱子学与李退溪》等20篇相关论文，开了台湾退溪学研究的先河。台湾巨儒钱穆参拜陶山书院，先后写了《朱子学的韩国传播考》（1975）和《对退溪学的现代再认识》（1976）两篇文章。研究退溪思想的其他论文还有黄锦GFDA1的《朱子和退溪的实践涵养工夫》（1977）、杜维明的《李退溪的心性论》（1978）、周何的《李退溪的礼学》（1978），等等。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湾退溪研究会的主要成果有：王甦的《退溪之心学》《退溪早年的几首七绝》，戴琏璋的《朱子与退溪的穷理思想》《当然之理与实然之理——退溪理学的省察》《理气关系与道德情感》《退溪自省录研究》、陈立夫的《退溪先生的高风亮节》《退溪的朱子理解》、杜维明的《退溪对朱熹理哲学的独特理解》、何佑森的《近三百年从朱子学的反对派看到的朱子学与退溪学的未来发展》、杜维明的《李退溪的智性自我定义的考察》、成中英的《李退溪四七思想的新诠释：基于孟子与朱熹的理论》、蔡仁厚的《李退溪“辨知行合一”之疏导》、林月惠的专著《异曲同调——朱子学与朝鲜性理学》（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0），等等。
截至1987年，台湾共发表研究退溪思想的论文56篇，其中哲学类23篇、诗学类10篇、与朱子的比较研究类7篇、研究方法类5篇、礼学类2篇、史学类3篇、生涯研究类2篇、现代意义研究类4篇。[10]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论著有台湾师范大学编著的《近世儒学与退溪学》（学海出版社，1979）、王甦的《退溪诗学》（退溪学研究院，1981）、蔡茂松的《退溪与栗谷哲学的比较研究》（成均馆大学出版部，1985），等等。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中国台湾之退溪思想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研究方法上有了重大突破：一方面既重视考据等经典诠释的基本功夫，又善于综合运用东西方思维方法，与西方思想做比较，从而阐发退溪思想的意义。主要代表人物有蔡仁厚、黄俊杰、杨祖汉、李明辉、李纪祥、林月惠等。
李明辉著有《四端与七情——关于道德情感的比较哲学探讨》（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在方法上注重与德国哲学的比较，积极运用牟宗三对朱熹之心、性、情的三分间架说分析“四七之辩”的根源；运用牟宗三对道德情感之“既超越又内在”的特点和“本体论的觉情”的观点，对退溪和王阳明的思想进行比较，认为退溪之说实际上暗合孟子的四端说，但为迁就朱熹的观点而“摇摆不定”，在此意义上认为退溪不是王阳明的敌人，而是其同道。同时，李明辉把退溪与康德进行比较，肯定了退溪赋予理动、理发的价值意义。李纪祥在《宋明理学与东亚儒学》一书中主要围绕退溪最核心和提纲挈领的文本《圣学十图》，挖掘其十图之间“入道之序”的结构意义和独创性意义。林月惠的《“格物”与“理到”：论李退溪晚年格物说》，结合韩国文法特点对退溪的格物说进行了细致分析，可谓一个别开生面的研究论文。
4.日本
日本与朝鲜的关系，无论从地理上讲还是从文化上讲，都非常密切。日本藏有大量朝鲜典籍，也有不少学者从事朝鲜历史与思想的研究。在20世纪前半叶，主要代表人物有松田甲（1864—1945）、高桥亨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是，把朝鲜儒学岭南、畿湖两大派系概括定性为主理论与主气论；指出退溪为朱子之后在修养论上有重要贡献的学者。退溪著作和退溪为之写跋文的儒学书籍被日本多次印刷。日本于1972年建立退溪学研究会，出版了阿部吉雄等人点校的日本刻版《李退溪全集》，阿部吉雄还撰写了专著《日本朱子学与朝鲜》（东京大学出版会，1975）；日本重要儒学研究者冈田武彦则对退溪思想的日本影响，尤其是对退溪与山崎暗斋（1618—1682）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代表作为《山崎暗斋与李退溪》（明德出版社，2011）。新锐学者井上厚史写了《近代日本李退溪研究之系谱学——对阿部吉雄、高桥进学说的检讨为中心》（《综合政策论丛》第18卷，2010）。关于日本的李退溪研究，本书第七章第二节有重点论述，所以在此不赘述。
综上所述，迄今为止研究退溪思想的成果在哲学领域呈现多样性特点，体现在性理学、修养论、教育思想以及美学等领域。本书建基于上述前辈学者的既有成果，力求考索退溪思想的理论来源，进一步挖掘其理论的内部构造。本书试图从朝鲜儒学的“四七之辩”这一公案开始，阐发退溪的理气心性论，再考察退溪重视的宋元儒学典籍，梳理退溪理论的形成过程，解释其理论的特色，展现退溪学术生涯中的心路历程和退溪哲学理论的内在构造与意义。
注释
[1]在现代退溪研究的国际推广上李东俊是先驱性人物。在他的努力下建立了退溪学研究院，在世界各地召开了“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截至2012年已经召开了24届。
[2]退溪研究相关综述，参见［韩］琴章泰：《退溪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退溪学与儒教文化》，第8辑，1990：13～26页；［韩］申贵贤：《退溪学的国外传播与国际研究动向》，载《人文研究》，第42辑，2002：119～133页；［韩］成海俊：《退溪学国际研究动向之考察》，载《退溪学论集》，第15辑，2009：5～43页。
[3]1910—1945年为日据时期。日据时期，韩国研究退溪思想的相关论文有李丙焘的《退溪先生》（《朝鲜思想通信》，第28辑，1928）、金声律的《退溪学的基本特点——〈自省录〉研究》（《文教朝鲜》，第102辑，1934）等，这一时期论文均用日语撰写。
[4]关于“退溪学”这一称谓是否成立的问题，韩国学者李相殷做了论证。李相殷认为，退溪在与其异论者徐敬德、卢守慎、李球、曹植、李恒等所展开的各种论辩，即“四七论辩”“非理气为一物辩证”“心无体用辩”“传习录辩”等中，始终主张“心学”，并且在《朱子书节要》的编纂中比朱熹的穷理致知更加重视德性、情理等问题。基于这些特点，李相殷认为，“退溪学”具有独创性，作为专门的“学”是成立的。［参见［韩］李相殷：《“退溪学”与其研究方法》，载《退溪学报》创刊号，1973:8～21页］
[5]庆北大学于1973年、檀国大学于1987年、安东大学于1989年建立了退溪研究所。
[6]日据时期，日本建立朝鲜总督府，建立了京城帝国大学、古书刊行会等机构，对朝鲜展开了经济、文化、社会、地理等全方位的数据调查和研究，从而开启了近代以来的朝鲜学研究，并规定了研究基调。
[7]丁垣在认为，原本被定为朝鲜朱子学的一个续统的栗谷学说，重视理气的二元化和心之已发，并不太重视心之未发，认为这一点与朱子的观点有所区别，指出栗谷的思想接近湖湘学派。李相益则依次反驳这些观点，认为栗谷学说与湖湘学派并无关联。
[8]书中收录的研究退溪思想的论文有：《李退溪对朱子的继承和发展》，《第八届退溪学国际会议论文集》，筑波大学，1987；《李退溪与奇高峰的四七理气之辩》，原载《北京大学学报》，1985（3）；《李退溪心学之研究》，原载《退溪学报》，第70辑，1991；《李退溪性理学的再研究》，国际宋子学儒学与文学讨论会论文，1994；等等。
[9]蒙培元：《论李退溪的情感哲学》，载《退溪学报》，第58辑，1988；《李退溪心的解释学》，载《退溪学报》，第63辑，1989；《李退溪心性论概述》，载《退溪学报》，第62辑，1989；《李退溪与陈白沙心学思想比较》，载《退溪学报》，第65辑，1990；《退溪心的持敬说》，第十四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1995；《退溪教育思想和未来教育》，载《退溪学报》，第87、88辑合辑，1995。
[10]参见［韩］丁淳睦：《台湾、中国的退溪学研究》，载《退溪学与儒教文化》，第19辑，1991：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