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民众救亡图存
1931年9月18日，一件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突然在沈阳发生了。
这天深夜，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破坏铁路，并以此为借口，突然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动进攻。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
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在上海挑起事端。3月9日，日本在中国东北宣布成立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两年后改称“皇帝”）的伪满洲国。
日本以武力侵占中国本土，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动，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不顾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仍把求和作为基本方针。
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并没有满足日本侵略者无止境的欲望。到1935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华北地区的争夺，制造了被称为“华北事变”的一系列事件，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
平津上空乌云密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面对日本的步步进逼，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忍无可忍的北平学生在12月9日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示威游行，遭到军警的殴打和水龙喷射。
“一二·九”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发展成为汹涌澎湃的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郁积在中国人心中的悲愤终于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了。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上海、武汉、成都、重庆、广州等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地方的工人也举行罢工。上海和其他地方的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成立各界救国会，要求停止内战，出兵抗日。
“一二·九”运动成为中华民族觉醒历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它的出现表明，此时的中国已处在政治大变动的前夜。
当华北危机日趋严重的时候，中共中央和红军正在长征路上。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通常被称为“八一宣言”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10月1日在国外公开发表。
结束万里长征的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刚刚站住脚跟，便于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日本侵略者打进中国之后，中国各阶级之间相互关系的变化，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结束后，为扩大抗日武装和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下，从陕北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发起东征战役。
中国共产党采取切实措施，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推进“一二·九”运动后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浪潮。在西北地区，对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的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到1936年上半年，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
华北事变后，受到威胁的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开始考虑调整对日政策。从1935年底开始，南京政府还试图得到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
此后，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两党高层之间中断8年多的联系逐渐接通。中国共产党为了表明诚意，5月初，将东征红军全部撤回黄河以西，并发出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郑重地向国民党表示愿意同它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动。
但事情的发展并不一帆风顺。1936年秋，蒋介石调集重兵，准备对陕北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他于12月4日到达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率全部军队开赴陕北前线“剿共”，西北地区上空战云密布。张、杨连续几天向蒋反复进谏，却遭到蒋的严词训斥。在这种情况下，张、杨决定发动“兵谏”。
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一部包围华清池，逮捕了蒋介石。同时，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全城，囚禁了陈诚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这便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夜，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在经过认真研究后，派遣周恩来于12月17日到达西安。对西安事变应如何解决，中共中央在弄清情况后认为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国共产党都希望事变和平解决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派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谈判。经过两天商谈，宋美龄等做出“停止剿共”“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等项承诺。12月24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又当面向周恩来表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国共关系迅速发展。
张学良与蒋介石
杨虎城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迁驻延安。此后，延安成为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照耀中华民族前程的红星。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和党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重要准备。
中国共产党还先后派出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同国民党领导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举行了多次会谈。尽管局势发展中还有跌宕起伏，但团结抗日的历史潮流已经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