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米特洛夫论宣传（G.Dimitrov on Publicity）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ГеоргийДимитров，1882—1949），保加利亚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和宣传家，1882年6月18日生于保加利亚一个工人家庭，12岁时被迫辍学，到索菲亚做印刷工人，15岁参加工人运动，18岁担任保加利亚最老的工会——印刷工人工会——的书记。 1919年，在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1856—1924）和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下，保加利亚“紧密派社会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第三国际）。 1923年以后，季米特洛夫被迫流亡。后来他先后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鉴于他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卓越成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45年授予他列宁勋章。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季米特洛夫回到了保加利亚，建立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并担任总理，1949年逝世。

1933年2月27日，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纳粹警察局以“参与纵火”的罪名逮捕了当时正在柏林从事革命活动的季米特洛夫。 9月21日，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的法庭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国会纵火案”是法西斯精心策划的阴谋，他指出：“对于任何具有正常智力的人来说，至少这一点现在是完全清楚了：国会纵火与德国共产党的活动完全没有关系，不但与起义无关，而且与罢工、示威或任何其他类似的活动都完全无关，按照法律进行的调查已经彻底证明了这一点。任何人（我不把罪犯和精神病患者算在内）都不认为国会纵火是起义的信号。没有人发现与国会纵火有关的任何起义的事实、行为或企图，种种捏造都是事后很久才编制出来的。那时工人阶级正处于防卫法西斯进攻的状态。”他的法庭演说显现出宣传的才能。由于世界各国进步人士的抗议、苏联采取的行动，以及他在法庭上的斗争，季米特洛夫被释放。

1935年8月，季米特洛夫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所做的结论第六部分详尽地论证了宣传工作。他说，要善于把共产国际及其各支部的决议，变成最广大群众本身的决议。必须记住：除非我们学会说群众所能了解的语言，群众就不能领会我们的决议。（参见《季米特洛夫选集》147、149页，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这段论述因在中国共产党延安整风时期被收入广为散发的小册子《宣传指南》而十分著名。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介绍了季米特洛夫的宣传思想。毛泽东批评说：“这就是共产国际给我们治病的药方，是必须遵守的。这是‘规则’啊!”（选集3卷843页）

在批评宣传工作的不足时，季米特洛夫说：“我们不常知道如何用群众所熟悉和懂得的比喻来把话说得又简单又具体，我们仍是情不自禁地用些死记着的抽象公式。事实上，如果看一遍我们的传单、报纸、决议和提纲就可以发现，这些东西往往是用这样晦涩的语言和笔调写的，以至连我们党的工作人员都难于看懂，更不必说工人大众了”（《季米特洛夫选集》149页）。由于反法西斯宣传活动极具危险性，因此宣传的效果更加宝贵。季米特洛夫强调：“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工人们，尤其是法西斯国家的工人们散发或者仅仅阅读这些传单就有生命的危险，那我们就更明白地体会到，必须用大众能懂得的语言为群众写作，才能使他们不至于白白牺牲”（《季米特洛夫选集》150页）。总的来说，就是必须使用群众了解的语言才能让群众“领会我们的决议”（《季米特洛夫选集》149页）。

同样，进行口头鼓动和宣传时也要注意这一点。季米特洛夫举了个例子，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柏林失业工人的会议上，当一位共产党员站起来发言时，季米特洛夫注意到，失业工人起初那样渴望听一位共产党员发言以便找到具体行动的指示，但最后都大失所望地打起了呵欠。当会议主席粗暴地打断这位发言人的话语时，会场中并没有人抗议。这位共产党员在发言中讲道：

“同志们，共产国际全会刚刚闭幕。它指明了拯救工人阶级的道路。它摆在你们面前的主要任务，同志们，就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全会指出，失业工人的运动必须‘政治化’。全会号召我们把这运动提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季米特洛夫选集》150-151页。所引句子不通，是有意显示发言者的低水平）

季米特洛夫评价说，这位共产党员显然觉得自己在“说明”全会的真正决议，可是这种发言并不能感动失业工人。他坦白地承认：“在这方面，法西斯分子往往确比我们许多同志巧妙些、灵活些”（《季米特洛夫选集》150页）。谈及法西斯主义的阶级性时，季米特洛夫指出：“法西斯之所以能够吸引群众，是由于它在煽动上投合群众的迫切需要和要求，法西斯不仅仅激动群众的根深蒂固的偏见，并且也利用群众的高尚情感，利用他们的正义感，有时甚至利用他们的革命传统”（《季米特洛夫选集》44页）。

季米特洛夫在对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讨论的答复中总结了大会的共识，即必须按照已经改变了的环境，根据过去若干年极端丰富、极端有益的经验，来修正政策和策略。所以，必须无情地消灭“搬弄刻板的格式、僵死的公式和现成的形式”这一缺点，必须结束“若干共产党员因为不懂或不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法，就代之以‘摆脱危机的革命道路’一类的笼统空话和口号”（《季米特洛夫选集》129页）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具体的分析，一切口号就成了“无用的”炮弹、空洞的废话，而且“反法西斯的斗争必须是具体的，在各个国家内必须调查、研究、判断其民族特性和法西斯的民族特征，由此规划出一些反法西斯斗争的有效方法和形式”（《季米特洛夫选集》132页）。

他要求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因为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和情绪。为了克服宣传上的毛病，他提出一条法则，并把它称为“布尔什维克的定律”，即：“写作或谈话的时候，要念念不忘那些必须了解你的话、必须相信你的号召而甘愿追随着你的工人大众!你必须想到你为谁写作，对谁讲话”（《季米特洛夫选集》152页）。季米特洛夫的论述被收入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季米特洛夫选集》。（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