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人类学与民俗舞蹈的文化生态
文化人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用林惠祥先生的话来说：“是专门研究文化的人类学，原文为cultural anthropology。这种学科还有其他名称，如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民族学（ethnology）都是……文化人类学，是研究原始文化即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的科学”（注：林惠祥：《文化人类学》，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早期的人类学家大都把人类学当作专门研究人类躯体的科学，那时人类学范围极窄，似乎是动物学的附庸。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学科的“人类学”，其学科定义必然包括“人类及其文化”。在综合了各家的定义之后，林惠祥先生定义了“人类学”。他说：“人类学是用历史的眼光研究人类及其文化之科学：包含人类的起源，种族的区分，以及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心灵反应等的原始状况之研究。换言之，人类学便是一部‘人类自然史’，包括史前时代与有史时代，以及野蛮民族与文明民族之研究。但其重点是在史前时代与野蛮民族”（注：林惠祥：《文化人类学》，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林惠祥先生进一步谈及了文化人类学的分科，认为可分为4科：
1. 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民族学
2. 体质人类学=人体学
3. 史前学=史前考古学
4. 民族志
由上述4科构成的人类学，在今日之所以成为一门显学，其实是对应了现代哲学观念中人对自身的思考，即“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人类学研究的诸目的中，人类历史的还原和文化原理的发现是最重要的两项。在我们对运动人体的历史文化沉积的研究中，所取人类学的视角必然是“文化”的而非纯“体质”的。因为“运动人体”的运动方式及其“动力定型”的确是“文化”的产物，是人的物质生活、社会构造和心灵反应的产物。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对“运动人体”不同运动方式及其“动力定型”之原理的发现，包括它以何种条件而发生？它的发展遵从何种程序？它何以会有种种不同等。
应当说，从体质人类学扩展而来的文化人类学对于舞蹈初始文化原理的发现是有极大帮助的。我们说运动人体有多种不同的运动方式，其最初往往在于人类不同的文化生态所留下的烙印。要解释运动人体的这种生态烙印，我们不得不借用巴甫洛夫关于“动力定型”的概念。以条件反射学说为理论基础，巴甫洛夫建立了自己的运动生理学体系。他把在一系列固定形式的刺激中所形成的一整套固定形式的反应现象称为“动力定型”。“动力定型”既有大脑皮质的也有生理机理的，后者能使人体运动在无意识状态下完成，运动生理学术语叫做“动作自动化”。从舞蹈之“运动人体”的构成来看“动作自动化”，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根源：一种是在无意识的日常生活中自然养成的，吴晓邦先生称为“习性的动”；另一种是在有意识的身体训练中自觉强化的，似可称为“练习的动”。作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运动人体的生态烙印，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据我对留有“生态烙印”的、处于“习性的动”的状态中的民俗舞蹈的考察，我认为促成人体运动不同“动力定型”的文化因素有4大方面：
（一）人的生理机能的差异
关于人的生理机能，我们的关注点首先是人最终从动物界独立出来的生理机能，其次是人类自身存在着根本差异的两性生理机能。人类学（指最初的“体质人类学”）在初创时曾被视为动物学的一个分支，说明前者从后者中的某一类进化而来，而后者提供了前者未进化时的状态。关于“人”怎样最终区别于其他动物有许多界定：比如人是会使用工具的动物；比如人是会使用语言的动物；比如人是具有思维能力的动物；还比如人是处于一定社会组织中的动物等等。每一个新的界定的产生，往往都是由于既往的界定被发现在某些动物身上也能发生。我们当然不希望今后看到类似“人是会使用计算机语言的动物”的界定。事实上，我们已经意识到，人的生理机能在许多方面是逊色于动物界的。如果不是借助于人类发达的社会组织和发达的工具制造，人类的生存危机将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把视焦聚集在运动体态本身，我们可以指出：人最终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体态标志是“直立”。某些动物偶尔的“直立”不能与“直立”的人相提并论，说句也许不算太夸张的话，人类社会有了今日的高度发展，正是由“直立”而奠定的。对于人类的舞蹈而言，“直立”的重要性当然是更为显而易见的。首先，正是由于“直立”而使手足分工成为可能，也使“手舞足蹈”成为可能。因此，完全意义上的“舞蹈”只能发生在人类之中。其次，“直立”还使人与人“面面相觑”，视感官成为人对外界信息最重要的接受器。鉴于此，人类的体态语（尤其是手语）迅速发达起来，使舞蹈成为初民最常见的进行情感交流的活动，第三，“直立”导致了人的性交方式的革命，使繁衍的需要、快感的满足升华为一种情感的交流、美感的追求，舞者在对异性的诱惑和炫耀中不断趋美近善，使舞蹈不是一般的运动人体而是富有美感的人体运动。正如弗洛伊德所言：人类文明的决定性发展过程是在人类用直立行走姿态的那一刻开始的。从那一刻起，随着嗅觉刺激日益失去其重要性，一连串的人类进步就开始了……视觉刺激占据首位，生殖器暴露出来，性的兴奋持续存在，家庭被组建起来，于是，人类进入文明之门。
论及人的生理机能的差异，还应特别关注由两性不同性别特征决定的体态差异及其导致的人体运动方式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有以下不同：首先，男性躯干呈“▽”形而女性躯干呈“△”形，这是由女性因生育的需要而具有较宽的盆骨所决定的。这种体态差异使男性身体重心偏高而女性身体重心偏低，体现在舞蹈活动中便是男性舞蹈多跳跃而女性舞蹈多踩踏。其次，男性生殖器的外展与女性生殖器的内敛影响到各自的运动体态观念中。比如同样一个“看脚底”的动作，男性是由面前直接将胯端起，同时抬小腿□脚面；而女性则是靠紧大腿并从身旁向旁内掖小腿（或外掰小腿）。这一动态差异在中国传统舞蹈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即男性的“跺泥”舞姿和女性的“斜探海”舞姿。再次，由上述运动体态观念的差异导致了运动发力方式的差异，通常男性“以胯为轴”而女性“以腰为轴”，前者“脚下生风”而后者“行不动裙”。但在某些明显带有性诱惑色彩的舞蹈中，女性舞者强调腹胯发力而男性舞者多为腰背发力。（图1—1）
图1—1 中国古典舞蹈中男“跺泥”、女“斜探海”舞姿 （韩春启 绘图）
（二）人的生存环境的差异
作为促成人体运动不同动力定型的文化因素，人的生存环境的差异是不可忽视的。我们这里所说的“生存环境”，不是指整个文化氛围而主要是指地理条件。我国宋代理学家张载早就注意到地理条件对人及人的艺术的影响，他说：“郑卫之音，自古以为邪淫之乐，何也？盖郑卫之地滨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间人自然气轻浮；其地土苦，不费耕耨，物亦能生，故其人偷脱怠惰，弛慢颓靡。其人情如此，其声音同之，故闻其乐，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间人自然意气柔弱而怠惰；其土足以生，古所谓‘息土之民不才’者此也。若四夷则据高山溪谷，故其气刚劲，此四夷常胜中国者也。”（《张载集》）张载所论及的是“地”对人之“气”并进而对“乐”的影响，与之相比，作为生存环境的地理条件对运动人体的影响更为直接。贾作光先生就谈到：“我在北方农村深入生活时，曾经看到过东北平原的秧歌是欢快节奏串联下的小步快走；而陕北高原的秧歌，则是大步跳跃。从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对人的影响。东北平原广阔平坦，自然适于流畅的快步行进；陕北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地形复杂，高抬腿的动作来自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动作。舞蹈动作的产生，本身就蕴涵着丰富的生活内容。”（注：《贾作光舞蹈艺术文集》，158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贾作光先生比较的是东北秧歌和陕北秧歌的运动体态差异，作为地理条件，这主要是平原与高原的地形差异。一般说来，地形差异对运动体态的影响，主要在于大腿的屈伸幅度——平原地区的舞蹈大腿屈伸幅度小而高原地区的舞蹈有较大幅度的屈伸。不同地理条件的影响，还会在植被差异中体现出来：比如生活在戈壁滩的维吾尔人，其“多朗舞”就形成了滑冲及微颤的基本动律特征，这种特征源自戈壁滩上特有的行走动态。又比如生活在热带雨林中的云南人，其“花灯舞蹈”以行走出胯的“崴步”为动律特征，这也是雨林造成的崎岖泥泞小路的产物。植被差异所影响的运动体态差异主要呈现在小腿的勾抬及脚形的勾绷中。纬度的差异也是影响运动体态差异的地理条件。在相同条件下，纬度越高，气温越低；而舞者的体态运动部位，则是纬度越高运动部位越高。我国位于北半球，居住在北方的蒙古族的舞蹈，其主要运动部位在肩部；而居住在南方的傣族的舞蹈，其主要运动部位在胯部。还有气候条件（主要是干燥和湿润）的差异也是影响运动体态差异的地理条件。一般说来，我国东南沿海湿润而西北内陆干燥，东部的朝鲜族舞蹈以内敛为特征而西部的维吾尔族舞蹈以外开为特征。
（三）人的生产方式的差异
第三个促成人体运动不同动力定型的文化因素，我认为是人的生产方式。在初民社会中，生产方式对运动人体的影响莫过于在其舞蹈活动中出现劳动动态本身。比如以“轮指手花”为动态特征的京族舞蹈，明显地是其渔业生产中拉网动态的再现。又比如以“屈膝撅臀”为动态特征的佤族舞蹈，明显地再现了其稻作生产中的舂米动态。生产方式，一般说来是人顺应生存环境进而征服生存环境的产物。人的运动体态“再现”出某种生产方式的劳作动态，并不一定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模仿行为。如同生存环境对人体动态的潜在影响一样，生产方式也在下意识中促成了人体运动的动力定型，对人体动态的影响是最为深刻、也最为常见的。并且，某种看来近于“模仿”的“动物舞蹈”，实际上也是劳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生活在澳洲的土著跳“袋鼠舞”，而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尔人跳“海豹舞”就是明证。以“海豹舞”为例，这本是爱斯基摩尔人狩猎海豹劳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海豹露出海面后通常栖息在浮冰上，一见人靠近便滑入水中；这使得狩猎者要身着海豹皮并模仿海豹的爬行才有可能接近海豹并最终取得狩猎的成功。这种对海豹的模仿无疑是劳动动态的必需，而它与向海豹发起攻击的动态一并促成了运动人体的动力定型。在谈及这一文化因素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不同的生产方式（如农耕、游牧、渔猎等）将会导致运动人体不同动力定型的最显著差异。同时，随着产业革命的发生，由初始生产方式促成的人体运动呈一种“弱化”的趋向。比如说，被称为“马背民族”的我国蒙古族，除松肩提臀、架肋圆膀等体态外，还有为马背生活所促成的“O”型腿，其舞蹈动态均相应地包含着上述体态特征。但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以车代马”正方兴未艾，这将导致原有的某些体态特征的消失，其舞蹈动态会渐趋“弱化”。
（四）人的生活习俗的差异
最后一个促成人体运动不同动力定型的文化因素是人的生活习俗。可以说，生活习俗是人在一定的生存环境中、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下形成的，它可以分为物质生活习俗和精神生活习俗两大类。就物质生活习俗而言，有衣饰习俗的差异（比如傣族的筒裙和藏族的袍袖）、有饮食习俗的差异（比如江浙的甘甜和川贵的麻辣）、有居住习俗的差异（比如南方的“干栏”和北方的“四合院”）等等。应当说，衣饰、饮食、居住的习俗差异都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人体动态，但影响最显著者莫过于衣饰习俗。中国衣饰，向来有“北袍南裙”之说，一般说来，袍服比裙服对人体动态的约束较大些。衣饰习俗对人体动态的影响，有着两个不同的趋向：一方面是衣饰给运动人体某种限制，如傣族的筒裙限制了步幅，迈大步就需送胯；苗族的头饰限制了头颈，要动头就要“细碎”。另一方面是衣饰给运动人体某种炫耀，如资华筠先生在她的《舞蹈生态学导论》中认为“服饰对人体的显露部位往往就是舞蹈的主要运动部位”，埃及“东方舞”（又称“肚皮舞”）就是如此。又如藏族舞蹈对袍袖的充分运用也是这样。我还常以取水方式的不同为例，来说明物质生活习俗的差异对舞蹈动态的影响：朝鲜族的“顶水”方式促成其“扛手踮步”的体态；藏族“背水”的方式促成其“坐胯倾胸”的体态；蒙古族“提水”的方式促成其“架膀提肋”的体态；而汉族的“挑水”则对应着“左过右、右过左”的秧歌舞步。
与物质生活相类，人的精神生活习俗也会促成人体运动的动力定型，这主要可分为宗教仪礼中的动态、社会礼节中的动态和情感传达中的动态。维吾尔族舞蹈中常见的“托帽式”、“抚胸式”和“牵裙式”动态，多为伊斯兰“礼拜”时的动态，其原有的象征意义为谛听真主的声音并表示对真主的虔敬。情感传达中的动态如“点头哈腰”、“卑躬屈膝”的顺从和“横眉怒目”、“张牙舞爪”的反抗都会成为某类性格的人的运动体态的动力定型。关于社会礼节中的动态，韩芙莉曾谈到“握手”及其“舞蹈化”处理，她说：“（握手）加大向前伸手的幅度，由于两人相距略远而需加大动作，给人一种喜剧式的笨拙感……上身取消前倾动作，两人关系即形同路人，甚至略显敌意；若身体略向后仰，则会傲慢得令人难以容忍……”（注：［美］多丽丝·韩芙莉：《舞蹈创作艺术》，108页，北京，中国舞蹈出版社，1990。）这其实说明，在人的身体动作中，不仅有外部文化生态留下的烙印，而且本身是人的精神生活的直接外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