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三角经济增长的演化历程

（一）乡镇经济带动长三角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初期，长三角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将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为农村致富和逐步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在乡镇企业崛起的过程中，思想解放、经济体制变革和企业经营机制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保证了长三角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首先，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转变使乡镇企业形成了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乡镇企业是从乡间土道上走出来的，在创业初期，没有计划，没有资金，没有技术，没有人才，一切都得靠自己干，自己闯。它们一开始就被改革开放的大潮推入到市场中去，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和考验。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规则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奋发图强，创新拼搏，才能立足于市场。其次，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为乡镇企业提供了更多创造财富的机会。乡镇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打上了市场经济的烙印，走出了一条“以市场为目标，以市场求生存”的发展道路。它们根据市场的原则、效益的原则，哪里有资源、有市场，哪里投资环境好、政策优惠，就到哪里投资办厂；能够在立足本行业的基础上搞多元化经营，多形式、多渠道、全方位地综合发展，不断地充实自己，超越自我。再次，非行政化的经营管理模式使乡镇企业具有自主灵活性，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经营活动，为乡镇企业的发展赢得了时间，抓住了效益，抢占了市场。总之，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一切围着市场转的自主灵活的经营机制，才铸就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乡镇企业经济发展的辉煌。

乡镇经济的大发展，带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增长，使市场经济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并取得了决定性突破。在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进入流通领域，各类专业市场随之产生，一类是农副产品专业市场，一类是地方工业品市场，还有一类是生产资料市场。这些专业市场不仅促进了当地产业结构的调整，为长三角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调节作用，还增强了长三角经济对宏观经济变化的承受能力，并初具产品集散、信息传递、综合服务等规范化市场的功能，同时与专业化市场相连接的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劳动力市场也相继出现。乡镇企业为长三角经济加快走向市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的竞争性要求乡镇企业为改变长三角经济的总体结构，克服产业发展不协调因素，尽快向“三、二、一”产业扩张，搞好长三角各类专业市场建设；二是市场经济的风险性要求乡镇企业为提高长三角经济的应变能力，克服经营机制退化因素，尽快引入高效灵活的经营决策机制，以适应更频繁的市场变化；三是市场经济的开放性要求乡镇企业为促进地方经济加快适应“两个”市场的新形势，克服生产粗放性因素，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相结合的产业，寻找合适的投资机遇，拓展对外开放的新领域；四是市场经济的自主性要求乡镇企业为重新构筑长三角经济的调控体系，克服宏观制约因素。各级政府部门要加速转变职能，以确保长三角经济体系的有序运行。

长三角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大批骨干乡镇企业的形成，尤其是江苏苏南一些乡镇企业。这些企业注重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竞争能力，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在促进横向经济联合的同时，带动了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这些企业有适销对路的名优产品，较先进的技术装备，优秀的企业家和精明能干的领导集体，具有强势的企业发展后劲。1992年国家农业部公布的销售额超过亿元的256家乡镇企业中，江苏大型乡镇企业占四成，有106家，这106家江苏大型乡镇企业中苏、锡、常三市有88家，余下分布在苏中、苏北，其中年销售额2亿元以上的大型乡镇企业全部集中在苏、锡、常三市所属县市。这些足以说明，乡镇企业的辉煌业绩浇筑了地方经济发展的坚实桩基，乡镇企业已成为长三角经济的支柱。

由于长三角地区各省份具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市场环境，因此逐步形成了乡镇企业多样化发展模式。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30多年来，这两种模式不断发展变化，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进程中不仅各有发展与创新，同时又相互融合，加速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推动了长三角增长极的形成。

苏南模式的最大特点是以集体经济为主，创造了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由于苏南大部分乡镇企业的创业资本都是源于社区内的集体投入，其所有制的基本属性便是以社区组织为代表的集体经济为主。苏南的集体企业先后经过两次改制，第一次是把纯粹的集体所有制改革为股份合作制，第二次是根据企业规模大小，将企业依次改为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及个人独资或合伙企业、个体工商户。通过两次改制，苏南的私营经济、个体经济获得迅猛发展。

苏南模式的另一重要特征是以工业为主。无锡县、江阴县、武进县、常熟县等，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南乡镇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苏南模式就是围绕这一轴心发展起来的。由于苏南乡镇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江苏的工业产值增长很快，尤其是在1984—1988年的高速增长阶段，江苏工业经济加速发展，年平均增长速度达20.6%，最高年增长27%（1985年）。苏南地区发展乡镇工业的实践，开创了我国特有的农村工业化道路。苏南与温州不同，温州是资源贫乏地区，而苏南则是江南富饶之地，农村经济基础比较雄厚，又地处大中城市密集的城市群，得到上海、苏州、常州、无锡的多重辐射，这些因素都使得其早于国内其他地区捷足先登工业领地。通过不断加大工业比重、扩大工业总量、重组农村产业结构，苏南地区逐步走上农村工业化道路。

温州模式是典型自主发展模式的代表。其突出特点就是无外资介入、无国家投入，全凭当地农民白手起家，不断积累资金，使得民营经济循环发展起来。温州模式可以概括为：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家庭经营为载体，专业化市场为纽带，农村城镇为依托。相对于其他模式的发源地，温州模式发源地是公有制经济最薄弱的地区，因而也是市场经济最容易发育的地方。由于历史原因，温州基本上没有经历全国其他地方经历的集体乡镇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温州原有基础相当脆弱的“社队企业”被异军突起的家族企业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温州体制外市场主体的形成，或者说，温州市场趋向改革的民营化，是一步到位的激进式。

同时，温州是一个资源相对匮乏的地区。资金缺乏、技术落后、设备紧缺、交通运输条件落后使得温州家族企业大多是从小商品开始起步的。为了推销家庭企业生产的商品，市场自动形成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协作，由家庭成员外出推销产品、打开市场，逐步形成了区域性规模经营的产供销基地。随着家族企业和专业市场的发展，出现了温州小城镇的崛起。因此，“以家族企业为基础，以专业市场和专业镇为依托，以购销员为纽带”、“小商品、大市场”这些典型特点被学界公认为“温州模式”的初始基本特征。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为代表的传统乡镇企业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一是体制问题。长三角乡镇企业并不是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计划经济占统治地位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乡镇企业”这个名称本身，就深刻地反映出计划经济体制对资源配置的行政性城乡阻隔和对农民身份的歧视。由于体制问题的存在，乡镇企业犹如被限定在旧框框中，戴着枷锁跳舞，每走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二是产权和部门管理问题。长三角乡镇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产权独立、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也远远没有实现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产权人格化、资产社会化。许多乡镇企业与政府部门政企不分，政企合一。企业是行政部门的附属物，没有自主权，一切唯政府是从，很容易受到来自政府部门的干预。同时，一些职能部门的多头管理、干预，使得企业丧失了独立性、自主性。三是企业自身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乡镇企业自身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突出。比如，一些地方片面追求产值和速度，盲目铺摊子，不注重效益，没有长远观念；资源型企业盲目开采，其他企业贷款兴建，负债累累或资不抵债；企业规模偏小，“村村点火，处处冒烟”、“遍地开花，分散投资”现象严重，“小而全”、“小而散”问题突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产品结构单一，技术落后，设备陈旧，产品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型企业多，初级产品多，加工型及高精尖产品少，科技含量低；乡镇企业普遍缺乏技术和管理人才，许多企业主自身素质不高，习惯于凭经验管企业，难以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的要求。因此，如何转变发展模式，突破经济增长的瓶颈，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长三角必须思考的问题。

（二）外向型经济推动长三角经济增长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长三角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跨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逐渐成为推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长三角就像一个强磁场，不断吸引各国资金的进入。自我国加入WTO以后，国内外的经济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长三角在实际利用外资方面，无论是在年度总量上还是在增长速度上都表现出强劲的势头。2001年，长三角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已经超过广东省，位居全国第一。2002年江浙沪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量占到全国的33.25%，而且增长势头依然不减。2002年底，江浙沪累计批准三资企业近8万家，世界500强企业已有400多家进入长三角。2006年，长三角以占我国国土面积1%的土地，创造了22%的GDP、24.5%的财政收入和28.5%的进出口总额。同年，长三角实际利用FDI为320.32亿美元，占全国实际利用FDI总量的近一半。

FDI之所以青睐长三角地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全球经济和外国直接投资格局新变化凸现出长三角的优势。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兴经济体在世界经济和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社会稳定、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较为完备、生产要素成本低廉等优势明显。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由于东南亚诸国遭受重创，经济增长缓慢，中国的优势进一步凸现，对跨国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同时，危机后中国经济回升速度和幅度均领先于发达国家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拉动全球经济逐步回暖，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头。此外，由于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在危机后呈现中低速增长，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能力时，更加侧重市场。而此时长三角积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放到了首要位置，因此其庞大未开发的内需市场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吸引了更多的跨国公司来华投资，推动了市场寻求型外商投资快速增长。二是长三角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与外资的发展战略相匹配。东南亚金融危机造成的压力在不断转化为新一轮科技创新的动力。为应对金融危机、气候变化和传统能源价格上涨，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纷纷做出先导性战略安排，大幅度增加科技投入，以绿色、智能和可持续为特征，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革命为主导的科技创新及产业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努力寻求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纷纷加大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领域的研发。新能源、节能减排等低碳技术和行业成为跨境投资新热点。而长三角地区正经历着产业内分工和产业结构的新一轮优化升级，为吸引发达国家产业链中的上游投资创造了条件。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战略与长三角加快传统产业升级步伐相呼应，为外资进入长三角实现双方共赢提供了重大机遇。三是长三角地方政府在优化投资环境、提升外资质量方面的政策措施不断改进。长三角地方政府逐步把引进外资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由以引进资金为主转向以引进品牌、技术、人员和管理为主，不断提升外资质量和水平，着力改善投资环境。比如，出台《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服务业开放领域，积极稳妥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丰富外商投资方式，拓宽引资渠道，通过鼓励外国投资者设立股权投资企业，引导外商投资合伙制企业良性发展，完善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出资的法律政策，建立健全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机制，使并购安全审查和相关规定更加法制化、透明化；注重完善投资软环境，深化外资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下放审批权限，为外商创造稳定、透明、规范、高效的行政环境。

随着世界经济不断复苏、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加上长三角各级政府积极努力改善投资环境，自中国加入WTO以后，长三角吸收外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行业和地区结构呈现不断优化态势。长三角外商投资现状分布（见表1—1）呈现出以上海为中心，沿着沪宁线和沪杭线向南北梯度递减的特征。其中，上海城市经济实力最强，吸引外资量最大，是长三角的增长核。2001—2009年上海共吸引外资达642.6376亿美元，居16个城市的首位。随着城市功能的提升和浦东的开发，上海吸引外资的重点开始趋向科技与金融方面。现在进入上海的工业外资多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竞争优势。未来的上海将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日益完善的金融和物流服务对跨国公司设立总部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苏州是距离上海最近、接受上海辐射最强的城市，外商不仅能方便地享受上海的金融和贸易服务，还能利用苏州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这些有利因素使苏州成为外资集聚地，引资量在长三角中仅次于上海。苏州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集中在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加工工业，多为劳动和资金密集型。无锡也依靠距离上海较近的优势，近十年来吸引外资量猛增，名列长三角引资的第三位。第二层次的南京、杭州等城市因是省会城市，经济基础和投资环境较好，因此也吸引了较多的外资。虽然湖州经济实力在长三角中较为落后，但距离上海较近，因此吸收外资也不少。第三层次的城市中，扬州的城市经济实力虽然不低，但和舟山、泰州等城市一样距离上海较远，接受上海的辐射弱，因此外资流入量较少。整体而言，长三角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格局是：以上海为核心，外商投资偏向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海周边城市，外商投资偏向于当地的优势产业和加工型产业，在要素上更偏向于利用当地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

资料来源：2002-2010年《上海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

外资的大量涌入推动了长三角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从2000—2009年，沪、苏、浙三省市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浙江、江苏两省降幅更大。上海第二产业比重降幅较大，而第三产业比重升幅较大，目前已步入三、二、一产业结构序列。苏、浙两省第三产业比重均有较大程度提高，而第二产业比重则均呈现先降后升态势，目前仍处于二、三、一产业结构序列。在工业内部，上海重工业化程度呈持续上升态势，重工业比例已超过轻工业比例；而苏、浙两省的工业轻型化特点仍较明显。在第三产业内部，上海分配性服务业比重下降，生产性服务业增长趋势加快，并形成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局面，这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优化的标志。江苏省生产性服务业比例在逐步提高，但仍以分配性服务业为主；浙江省生产性服务业比例呈下降趋势，而分配性服务业呈上升态势且居于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长三角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也在不断进化。尤其是当世界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源进行产业转移时，有着雄厚产业基础和优越配套环境的长三角已经成为许多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者的首选之地。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长三角制造业日益呈现出现代新型工业规模化、集群化的趋势。如苏南地区已形成了以开发区为依托，以外贸引外资、靠外资促外贸、外贸与外资带动经济发展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许多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链和采购链开始向长三角延伸，大批外资企业入驻并迅速形成集聚效应。曾经以传统加工制造业为主导产业的长三角，在外资的推动下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已经迅速成长为重要的支柱产业。沿沪宁、沪杭高速公路一线，遍布着数以千计的IT企业，其中全球500强企业在这里建立的生产基地和研发中心就有上百家。一批世界重量级的产业群和国际一流的旗舰式企业的崛起，使这里成为全球瞩目的信息产业高地，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线的FDI集群特征在长三角清晰可见。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出现使长三角面临外资主导型出口导向战略下的“大国困境”：一是长三角吸收外资面临更激烈的竞争。金融危机后，为促进经济增长，许多国家加大了引资力度，通过加强国际投资合作、放宽外资准入限制、加大政策优惠力度等方式吸引跨国投资。在高端领域，长三角面临主要发达国家的竞争。金融危机后，为抢占未来经济的制高点，发达国家加快了在低碳经济、科技研发等高附加值产业领域的研发，其外资促进机构和财政部门给予的优惠政策力度也较大，加上完善的商业环境，发达国家正不断吸引跨国公司将研发部门撤回国内或转到其他发达国家投资。面对严重的失业问题，发达国家提出产业回归和“制造业再造”，吸引本国企业海外资金回流。长三角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吸引外资方面越来越多地面临来自周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如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均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而长三角受要素成本上升的影响，比较优势正逐渐弱化，对低端外资的吸引力逐渐减弱。此外，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相比，长三角对高新技术等鼓励类外资的政策吸引不足。二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影响到外商在长三角投资的信心。长三角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进出口拉动转向投资、内需拉动并实现产业升级将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因此出口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推动长三角经济发展的主力。国际危机的发生引发了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遭遇了更多的贸易壁垒。同时，技术性贸易壁垒、进口限制等各类贸易壁垒措施对长三角产生的不利影响依然严重。知识产权海外纠纷进一步增多，2010年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共发起19起调查，涉及337个项目。危机后，中国的贸易摩擦呈现出常态化，部分发达国家将更多地通过打压中国外贸出口来遏制中国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提升。因此，长三角的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受到了更多的贸易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长期以来，外商企业一直是长三角进出口贸易的主体。因此，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外商企业对长三角的投资。此外，人民币持续保持渐进升值趋势，导致出口企业成本上升，对出口导向型外商企业尤其是利润率较低的外商加工贸易企业影响较大。三是长三角在吸收外资方面存在许多结构性问题。近十年来，虽然长三角吸收外资水平提升较快，但外国直接投资在产业分布、区域分布、来源分布和投资方式不均衡等方面表现出的结构性问题还很明显。从产业分布看，服务业吸收外资比重逐步超过制造业，但其中大部分的外商投资流向了房地产这样的高利润行业，直接影响了当前中国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从区域分布来说，绝大部分外商投资还是以上海为中心，沿着沪宁线和沪杭线向南北梯度递减分布，同时，来自美国、欧盟的外商投资增长较慢。外商独资和绿地投资依旧是外商投资中国的主要方式，并购等投资方式没有大的突破。这些结构性问题严重影响了长三角利用外资的质量，也是未来长三角吸收外资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

除此之外，逐步恶化的国际贸易条件、越来越明显的资源与环境压力及约束、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的缺乏、较弱的技术转换能力、未能形成集群效应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比较严重的引资企业的产品和产业同构现象、区域内产业梯度转移和整合的缺乏等等，也反映了长三角缺乏创新的驱动机制，难以形成完整的创新支持系统，从而保障经济增长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脆弱的创新体系会延缓企业本身的技术研发能力培育，减缓提高企业工人福利的进程，最终阻碍长三角乃至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回顾长三角经济增长的轨迹可以发现，长三角之所以能够领先全国，主要是在每个发展阶段都能抓住发展机遇，形成发展优势。应该说，开放型经济作为长三角经济的强大支持和推动力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今后也会继续起作用。但是，发展到今天，其活力和动力已充分释放，优势不再明显。而面对新的形势，长三角经济发展需要寻求新的发展动力，创造新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