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史诗般的伟大复兴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过去60多年的历史里，有一样东西如影随形，那就是五年计划（规划）。拥有这种制度安排的中国体制到底有没有优势？看看图0—1，答案便一目了然了。一个曾经辉煌灿烂的古老文明，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劫难之后，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从此开始了史诗般的伟大复兴。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 “Statistics 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http://www.ggdc.net/MADDISON/Historical_Statistics/vertical.file_02.2010.xls。

从图0—1中我们看到，依据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算，直到19世纪初，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比西欧三十国加在一起还要高，更不要说与当时只有不到20个州的美国相比了。但从那以后，在内忧外患的重压之下，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一路下滑。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换了人间”的中国开始迈上了复兴之路。尽管底子薄、外部环境恶劣，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经济虽历经波折，还是取得了不俗的增长速度，1953—1978年，GDP年均增长速度达6.5%。（注：对共和国前30年探索社会主义道路这段历史，邓小平指出，“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对长时段世界经济增长颇有研究的安格斯·麦迪森与邓小平的看法一致：尽管中国在1952—1978年间遭到西方国家的封锁，还与美、苏对峙，并受到朝鲜战争、中印战争的困扰，但与过去100年相比，新中国经济仍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他对中国GDP增长速度的估计远低于官方数据，但即使按他的数据，在此期间，中国GDP也翻了3倍，人均GDP增加了82%，劳动生产率提高了58%。经济结构也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型：1952年，GDP中的工业比重是农业比重的1/4，而到1978年，工业比重已超过农业比重。参见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9602030 AD,” OECD, 2007, p.59。）更为关键的是，那时中国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奠定了坚实的“硬件”与“软件”基础。

从“硬件”方面讲，毛泽东时代为中国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及一个由铁路、公路、内河航运、民航空运构成的交通运输网络，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经济起飞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不应忽视的是，这一时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治理大江、大河、大湖，修建了长达20多万公里的防洪堤坝和8.6万个水库，大大减少了肆虐千年的旱涝灾害；进行了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使灌溉面积比例由1952年的18.5%大幅提高到1978年的45.2%，基本上保证了10亿中国人吃饭、穿衣的需求。（注：参见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524~53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从“软件”方面讲，首先，土地改革、社会主义改造以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种种措施使中国变成一个十分扁平化的社会，不存在任何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不平等程度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注：World Bank, China 2020: Development Challenges in the New Century, 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7，p.8..）大量跨国实证性研究证明，平等往往有利于经济增长，而不平等往往导致经济停滞不前。（注：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 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1; A.Alesina ＆ D.Rodrik, “Distribution,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Cukierman, Z.Hercowitz，＆ L .Leiderman, eds.，Political Economy, Growth and Business Cycles, Cambridge,MIT Press, 1992, pp.2350; T.Persson ＆ G.Tabellini, “Is Inequality Harmful for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84, pp.600621; Roberto Pertotti，“Growth，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What the Data Sa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Vol.1 （June 1996），pp.149187;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Income Distributio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Growth, Challenge, Vol.41, No.2 （March/ April 1998）, pp.61-80.）.因此，平等的社会结构是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制度保障之一。“分利集团”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在1982年出版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过于稳定的政体容易滋生出势力强大的“分利集团”，它们不关心社会总收益，而是一心一意地“寻租”，想方设法要从现有社会总收益中多分几杯羹。（注：参见［美］曼库尔·奥尔森：《国家兴衰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奥尔森的潜台词是，隔一段时间来场“运动”是件好事，可以打烂“分利集团”，有利于其后的经济增长。在2000年出版的遗著《权力与繁荣》中，奥尔森更直接拿中国与原苏联作比较，认为中国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在于毛泽东的“文革”打破了凝固的制度，使当时的中国不存在任何强势“分利集团”，为日后的改革扫平了道路。（注：参见［美］曼库尔·奥尔森：《权力与繁荣》，129~1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苏珊·萝丝艾克曼（Susan Rose.Ackerman） 提出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奥尔森是不是个毛主义者？”（注：Susan Rose.Ackerman, “Was Mancur a Maoist? An Essay on Kleptocrac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Economics and Politics, Vol.15 （2003）, pp.135162.苏珊·萝丝艾克曼不知道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学者张宇燕曾与奥尔森有过几次对话。奥尔森对于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派”“炮打司令部”“掺沙子挖墙脚”“从大乱达到大治”等论断表现出极大兴趣。当他听说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时，更是激动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参见张宇燕：《经济学与常识》，145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此外，毛泽东时代强调公共消费，而不是个人消费，尤其是强调医疗与教育。（注：毛泽东说，社会主义社会，不搞社会集体福利事业还成什么社会主义。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在谈到物质利益的时候，不少地方只讲个人的消费，不讲社会的消费，如公共的文化福利事业。这是一种片面性。参见《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282~284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2000。）那时，中国还很穷，但几乎所有的城乡人口都享有某种形式的基本医疗保障，使中国人民的健康指标大幅改善，平均预期寿命从解放前的35岁增加到1980年的68岁，婴儿死亡率也从解放前的约250‰减少到1980年的50‰以下。当时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受到了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高度赞誉。（注：例如世界银行的《1993 年世界发展报告: 投资与健康》称，中国当年在医疗保障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低收入国家是“独一无二”的（a unique achievement for a low.income developing country）。参见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3: Investing in Health,Washington, D.C.,World Bank, 1993, p.111。也见Kenneth W.Newell, Health By The People，Geneva，World Health Orgnization, 1975; World Health Orgnization, United Nation Childrens Fund, Meeting Basic Health Need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lternative Approaches，Geneva，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1975; Matthias Stiefel ＆ W.F.Wertheim, Production, Equity and Participation in Rural China,London,Zed Press for the 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1983。）中国低成本、广覆盖的卫生保健模式也在1978年的阿拉木图会议上受到推崇，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初级卫生服务运动的样板。（注：参见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Primary Health Care，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rimary Health Care，Geneva，WHO, 1978; Dean T.Jamison, et al., China, the Health Sector，Washington, D.C.，World Bank, 1984; BMJ Editorial Board, “Primary Health Care led NHS: Learning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BMJ, October 7, 1995, http://bmj.bmjjournals.com/cgi/content/full/311/7010/891 （2009年4月19日访问）;Therese Hesketh ＆ Wei Xing Zhu, “Health in China: From Mao to Market Reform,” BMJ, May 24, 1997, http://bmj.bmjjournals.com/cgi/content/full/314/7093/1543 （2009年4月19日访问）。）在毛泽东时代，各级教育也高速发展。学龄儿童入学率由解放前的20％左右迅速增加到1976年的97.1%，成人文盲率由1949年的80%急剧下降至1982年的22.8%。（注：参见赖立、张竺鹏、谢国东：《我国成人文盲十年减少近1亿女性文盲率降幅大》，载《中国教育报》，2007-08-01。）表0—1显示，共和国前30年，基础教育发展很快。小学在校生人数增长了5倍，初中在校生人数增长了54倍，高中在校生人数增长了61倍。

让人们活得健康、有知识是发展的目的，同时健康和知识也提高了人力资本的素质，反过来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注：参见以罗默（Paul Romer）和卢卡斯（Robert Lucas）为代表人物的“新增长理论”。）对于经济增长，这种“软”基础设施与“硬”基础设施一样重要。

假如没有共和国前30年在“软”“硬”两方面打下的坚实基础，后30年经济的腾飞是难以想象的。这一点，印度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看得很清楚。他指出，“1949年政治变革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与当时印度的情况大致相差无几。两个国家都属于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死亡率、营养不良和文盲程度都很高”（注：［印度］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7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但到中国改革前，“印度和中国所处的相对地位就决定性地确立了”（注：同上书，80页。），因为中国在初级教育和初级卫生保健方面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进步。因此，他得出结论：“改革前中国在教育、保健、土地改革和社会变化方面的成就，对改革后的成绩做出了巨大的积极贡献，使中国不仅保持了高预期寿命和其他相关成就，还为基于市场改革的经济扩展提供了坚定支持”（注：同上书，70页。）。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更是用大量跨国数据证明，后30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快速增长，其奥妙就在于中国的劳动力素质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注：Giovanni Arrighi, Adam Smith in Beijing: Lineages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London，Verso, 2007.）

万丈高楼平地起，最关键的是要打牢基础。北宋苏辙的《新论中》有一段很精辟的话：“欲筑室者先治其基，基完以平，而后加石木焉，故其为室也坚。”（注：《栾城集》卷十九《新论中》，见《苏辙集》，见http://www.guoxue.com/sushiyjiu/szwj/szwj_019.htm。）共和国的前30年就是打基础的30年。打基础是很艰苦的、耗费时日的，而且打基础的人当时未必能马上享受高楼大厦的舒适。但是，如果没有前30年打下的坚固基础，就不可能有后30年那些拔地而起的宏伟楼群。

1978年以后，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经济一直高歌猛进，占全球经济的比重也一路攀升，按汇率计算，相继于2000年超越了意大利，2005年超越了法国和英国，2008年超越了德国，2010年超越了日本，现已稳居世界经济的第二把交椅。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如图0—1所示，实际上早在1992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大于日本了。

同样，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测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于2010年已经超越了美国。（注：参见［美］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大预测：未来20年，中国怎么样？美国又如何?》，102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数据与麦迪森的数据不尽相同，但变化趋势却完全一致。按照这个国际组织的计算，如图0—2所示，1980年，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份额不过区区2.19%，而当时美国经济的份额是全球的1/4，在比重上是中国的10多倍。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分量一路攀升，美国经济的分量逐步下降，越往后，变动的幅度越大。预计到2017年，中国经济的全球份额将升至18.3%，美国经济的份额将降至17.9%。那将是个历史性的转折点：美国将丧失自1871年以来一直占据的龙头老大地位，而中国将重回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宝座。虽然，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均收入仍将低于美国，还需奋勇直追，但这个历史转折的意义不容低估。毕竟，按购买力平价估算，美国的人均GDP在1950年时是中国的36倍，在1980年时是中国的30倍；现在两者之间的差距已大幅缩小至5倍，并仍在快速缩小中（见图0—3）。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2012,”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2/02/weodata/download.aspx。

资料来源：The Conference Board Total Economy Database, January 2013, http://www.conference.board.org/data/economydatabase。

这种伟大复兴绝非易事。二战结束以来，世界上出现过一些“经济奇迹”，但它们一般发生在规模较小的经济体（如瑞典、希腊），或持续时间不超过25年（如日本、巴西）。像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型经济体，持续几十年高速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是一项前人从未经历、没有现成模式可循、极其惊心动魄的伟大探索。中国仿佛是在没有航标的大河上急速行驶的一艘巨轮，面对惊涛骇浪、急流险滩，不断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在过去60多年的历程中，国内外自始至终总有那么一些自以为高明的人，对我们的成就不以为然，对我们的挫折幸灾乐祸。他们常常断言，中国将迈不过这道坎、跨不过那道沟，并不时咬牙切齿地诅咒：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体制即将崩溃。然而，“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国已经从昔日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变成了今天意气风发的东方巨人，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并继续在前行的道路上大踏步奋进。西方学者对自己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中取得的成就往往洋洋自得，总想从中找出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成功秘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我们仅以最近出版的两本书为例。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2011年新著《文明》中断定，西方之所以能在1500年后崛起并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中国），在于它们的体制具备六样“杀手锏”（killer apps）：竞争、科学革命、法治和代议制政府、现代医学、消费社会、工作伦理。弗格森甚至认为，中国在1978年后（而不是1949年后）的崛起，也得益于借鉴了西方的这些经验。（注：参见［英］尼尔·弗格森等：《文明》，Ⅵ~Ⅶ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无独有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与哈佛大学政治学家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合著的2012年新作《为什么有些国家会失败？》认为，国家成败的关键在体制：具备“包容性”体制，国家才能繁荣；而那些带有“攫取性”体制的国家则注定要失败。这两位教授对中国的崛起不以为然，他们断言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在“攫取性”体制下实现的，难以为继。（注：Daron Acemoglu ＆ James Robinson, 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New York，Crown Publishers, 2012.）.

这两本书的论点不同，对中国取得的成就态度不同，但它们未加言明的基本假设是相同的，即西方的经验是理解所有国家成败的钥匙。其他国家的经验似乎不值一提；如果硬要提的话，也只是些惨痛的教训而已。

我们与他们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方式也不同。在我们看来，一个上十亿人口的大国，持续60多年快速发展，这不可能是偶然的，也不是随便找个理由可以抹杀的，必有其制度上的优势。中国之路一不是靠老祖宗的经验，二不是靠洋人的理论，而是靠当代中国人摸着石头过河，深一脚、浅一脚蹚出来的。这正是中国故事的独特之处，也是精彩之处。

本书聚焦中国故事的一个华彩篇章：她是如何立足当下、擘划未来的？

中国擘划未来的载体是定期推出的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计划（或规划），往往是以五年为周期的计划。五年计划几乎和新中国同龄，中国于1953年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除了1963—1965年的调整时期之外，都无一例外地制定与实施了五年计划，成为每隔五年一次的政策循环。它是新中国政治体制既长期延续和继承又不断调适和创新的最好的写照，也是新中国决策体制建设经历反复与曲折，并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最为生动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