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一次产业革命之谜

我们看到，人类文明史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前的发展都是比较连续的，虽然有变化，但这些变化都是非常缓慢的过程，而且几千年来变化也不是很大。比如说，自古以来的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就是不同质的，但有趣的是，在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6000多年里(迄今发现的古埃及文字距今已经有6000多年)，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是并行存在的，但到了18世纪下半叶，产业革命导致了人类文明发展联系的中断，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所取代，游牧民族也被迫结束了游牧生活。可以说，工业革命使人类历史产生了一个质的变化。虽然对这次产业革命是如何发生的问题已经有很多解释，但迄今没有人能够完全解释清楚，因而“产业革命的形成和发展”到现在仍然是历史之谜。

1.1 卡尔·波兰尼：经济脱离了社会

说到这里，要提到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和他的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以下简称《大转型》)。波兰尼的这本著作实际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完成，但此书的影响直到近几年才真正体现出来。学者近年来开始关注它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在此书完成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经济发展越来越印证了书中提出的主要观点。波兰尼认为，人类在工业革命以前，经济发展一直都是包含在社会发展之中，经济系统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经济系统不是脱离社会系统而存在的。但工业革命导致的后果，就是使经济从社会系统中脱离出来，从而成为一个单独的系统。这个单独的经济系统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系统的发展，社会系统的发展反过来为经济系统的发展服务。

目前我们也是说“经济社会发展”。一般来说，按照概念大小的逻辑，应该说成是“社会经济发展”，因为“社会”的概念明显要大于“经济”的概念。20世纪80年代，当时在制定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时，就存在着应该用“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争论。当年有很多人曾经主张用“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但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于光远说，应该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这种用法的目的，就是要将“经济”突出出来，表示我们强调的仍是“经济”发展。这种说法后来也成为主流表达。迄今为止，我国的官方文件或官方表述中仍然还是讲“经济社会发展”。

几千年来，经济发展都是包含在社会发展内，但工业革命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使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指数增长”的时代，经济的“指数增长”被高度关注。指数增长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无论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多高，只要当年的增量停下来，指数就为零，甚至负数。指数增长的特点就是二阶导数为正数。比如要维持10%增长，每年的增量必须是递增的。这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果二阶导数为零，也就是说，某年的指数增长为零，那么新增就业很可能会停顿。因为人们的新增就业不是和经济总水平相挂钩，而是仅仅与增量相挂钩。人们对“经济指数增长”的关注，实际上仍然表现出人们对经济增量不断攀升的强烈渴望。此前，社会的发展基本上是以丰衣足食为目标，这一目标有一个物理上衡量的量，这个量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变动。此外，在工业革命发生前的社会中，带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口的增长，但人口的增长受到了很多因素的限制，因而只能够呈现出一个相对而言的有限制的增长。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工业革命前的社会中，人们是不会关注经济指数是否连续增长的。

然而，自工业革命得到广泛传播以来，人类便开始具有了不断地追求经济指数增长的冲动，每年的工业都要有大规模的提高，而且经济指数增长要不断为正数才能够满足人们对经济发展的渴求。由此，也就逐渐出现了经济脱离社会而发展的现象。这个经济脱离社会的现象确实是由产业革命引起的，但这种产业革命究竟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种普遍现象，还是一个仅仅限于某些国家和地区的特例呢？这也就引出了我们的第三个问题，即，产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是否很特殊？

1.2 欧洲特殊吗？

按照通常的说法，社会发展及经济发展是由其内在规律主导的，这个规律是在社会内部产生的。从生产力角度看，游牧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可以转变成农业经济，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手工业及工业。从生产关系角度看，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出现贫富悬殊，并且会产生奴隶主和奴隶；如果社会在这种生产关系下继续发展，到一定程度，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就会出现地主和农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到工业逐渐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的时候，社会也就进入以资本家和工人为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产生的工业革命，是不是每个社会、每个民族都能够顺利地并且按顺序地实现呢？还是说工业革命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只能发生在具有独特性的欧洲呢？这是“产业革命之谜”最核心的问题。

经济学理论对这个问题历来持有两种看法：一种是“欧洲中心论”，另一种则是“反欧洲中心论”。前者以黑格尔、兰克、孔德为代表，而后来的马克斯·韦伯则算是这派观点的集大成者。欧洲中心论者认为，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其他地方都是外围；文明的意义与价值必须由欧洲来制定，因为只有欧洲的发展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普世性。随着战后新兴民族国家的建立及新兴民族经济的发展，学者们也开始对“欧洲中心论”进行反思。近几十年来世界上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的“反欧洲中心论”的学者，例如布罗代尔、沃勒斯坦、阿明、弗兰克等。但是，无论是“欧洲中心论”还是“反欧洲中心论”，这两派观点在产业革命是否只属于欧洲的问题上，除弗兰克外，观点都是一致的，即他们都认为工业革命只属于欧洲。

在所有这些学者中，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十分独特，因而也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他认为，工业革命是独特的，并且是唯一的且不能够重复的，因而只能够发生在英国，即只有独特的英国才能够产生资本主义关系下的工业革命。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英国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是独特且无法复制的。虽然资本主义的制度在其他地方同样也能够存在，但就其规范(即精神层面的东西)而言，只有新教(加尔文派)伦理才能和资本主义制度相契合，而新教只有在英国才能够生存，因而也只有在英国才能够产生与工业革命相兼容的资本主义。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可以被分为许多种，其中不仅包括“海盗式资本主义”(西班牙、葡萄牙)，还包括“权贵式资本主义”和“经典式资本主义”等。英国属于经典式资本主义。韦伯认为，只有经典式资本主义才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其他形式的资本主义无法产生工业革命。如果从精神层面来说，只有信仰新教的英国，才能够产生工业革命。

其实，基督教是禁欲的，其本身是不允许追求现世的财富与享受的。但韦伯认为，上帝的选民有追求财富和积累财富的责任。一个人是否是上帝的选民，在其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即上帝在一个人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是否要拯救他。选民乃是被上帝拣选的，而不是自己选择的。那么，一个人如何才知道自己是否是上帝的选民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通过后天的奋斗和成就来证实。这样，在此后的生活中，一个人为了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就必须用自己的辛苦和努力来证明自己是有成就的，以此来证明上帝对自己是重视的。因此，加尔文派的教义与个人通过辛勤劳动去积累财富及实现现世的成就非但是不矛盾的，反而是在完成自己作为上帝之选民的责任所在。马克斯·韦伯在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这种观点。

韦伯之所以值得关注，并不是在于他对工业革命之谜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是在于他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人们关注和研究的命题。他提出，欧洲是特殊的，英国是特殊的，工业革命是一种不可复制、不可分析的现象。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也持有同样看法，他也认为，世界体系是唯一的、不可验证的，因为唯一的东西就是不可验证的，是不存在如果的。虽然在人类历史上，农牧社会里的王国政治、战争、领土扩张等现象也具有独特性，但都可以在其他地方找到类似情况，而工业革命却只有一个。

也正是因为如此，工业革命历史独特性问题的本身就是命题大于结论的，这个命题的确值得我们大家深入地思考和系统地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