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整党建党运动

一、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反”、“五反”运动

1950年上半年全国金融物价趋于稳定后，根据党的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现有工商业进行了合理的调整。

调整工商业，包括调整国营与私营之间、国营与国营之间、私营与私营之间的关系，也包括调整工业与商业之间、金融与工商业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内部的关系，以及进出口贸易关系，范围很广，但最主要的是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产销关系三个基本环节。

在调整公私关系方面，党和政府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扩大对私营工业的加工订货和产品的收购，把私营工业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上来，按照国民经济的需要进行生产，逐步消灭私营工业的生产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这样，既可充实增强国营商业的物质力量，调剂市场，稳定物价，又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商业方面，调整公私商业的经营范围和价格。人民政府在经营范围上适当地扩大私营商业经营的商品品种；在价格政策方面，在照顾产、运、销三个方面利益的原则下，适当地调整零售与批发之间、产区与销区之间、季节与季节之间、原料与成品之间等方面的价格比例，使私营商业有利可图。此外，人民政府还对私营商业发放贷款，调整赋税，以及在市场管理上采取一些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等办法。

在调整劳资关系方面，党和政府主要根据下述三项原则来合理处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关系：(1)在私营企业中必须确认工人的民主权利；(2)必须首先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出发；(3)劳资问题由劳资双方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政府仲裁。为此，在私营企业中建立劳资协商会议来调解劳资争议，协商克服企业困难。这些措施，对发展生产、改进经营起了很大作用。

在调整产销关系方面，党和政府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根据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具体地指导各行业的产销计划，使整个社会的产销之间逐步趋于平衡，使私营企业初步走上计划生产的轨道。

总之，调整工商业就是在承认私营工商业存在的条件下，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逐步地把私营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使各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按照统筹兼顾的方针，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初步改变了经济上的无政府状态，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并为我国下一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

经过大量的合理调整工商业工作之后，为了进一步发挥私营工商业有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和规范私营工商业的活动，中央人民政府于1950年12月公布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规定私营企业必须执行政府制定的产销计划和颁布的一切有关劳动法令，不得经营核准范围以外的业务，并具体地规定私营企业应得的盈余比例数为15%~30%。

经过全国范围的工商业合理调整，我国的财政经济状况迅速好转，出现了新的局面。工业生产迅速发展起来，城乡市场出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繁荣景象。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指导下，渡过了困难的局面，有了相当大的恢复和发展，使之发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作用，并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而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则逐渐被淘汰。根据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重庆、西安、济南、无锡、张家口10个大中城市的统计，1950年第二季度，私营企业开业的只有5903家，而歇业则达12750家。经过调整后，到第三、四季度，开业的就有32674家，而歇业的只有7451家，开业超过歇业25223家。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数增长了11%，职工人数增长了11.4%，生产总产值增长了39%。私营商业户数增长了11.9%，从业人员增长了11.8%，批发额增长了35.9%，零售额增长了36.6%。

工商业调整后的1951年，是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这一年，其所获得的利润大大超过了在解放以前的任何一年。仅以上海为例，上海市的私营工厂在解放前夕，平均开工率不足30%，商业处于半停业、停业的悲惨状态。1951年，上海市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不包括偷税漏税等非法牟取的暴利)就达6亿元以上，加上1950年所获得的纯利3亿元，两年合计9亿元以上，如果加上这两年的偷税漏税等非法取得的暴利，两年中上海资本家所取得的利润至少在15亿元以上。

但是，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也有它的消极性、反动性的一面，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资本主义的反动一面进行限制和斗争。资本主义的反动性就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投机取巧。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迅速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反动一面也就暴露出来了。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资本家如果能得到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我国的民族资本家虽经党和人民政府不断教育，但仍有些人恶习不改。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全国土地改革运动顺利进行，社会上的购买力迅速增长，国内市场开始活跃。抗美援朝斗争所需的各种军需用品和生活资料大量增加，国内经济建设规模逐步扩大。面对着这一日益扩大的国内市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追逐暴利的恶习膨胀起来。他们中不少人违背《共同纲领》，反对国家的限制，不惜破坏国家的经济建设，再一次向工人阶级、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资产阶级这次新的进攻同解放初期第一次明目张胆的进攻不同，他们当时已经不可能公开地在市场上同国营经济争夺领导权，而是利用同国营经济的联系，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利用各种非法的手段，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五毒”的违法活动。

偷税漏税是私营工商业中普遍存在的违法行为。不法资本家偷漏营业税和所得税，伪造假账、单据、证件，设假户头，少记收入多记开支，大量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是不法资本家破坏国家经济建设事业和损害人民日常经济生活，牟取非法暴利的一种主要手法。他们一方面秘密串联，相互勾结，以提高成本、价格来要挟和拒绝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任务；另一方面在承受国家机关、国营企业的加工订货时，采取以次充好、以假冒真、虚报成本、粗制滥造、抬高价格等不法手段。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进行投机倒把，扰乱市场，从中牟取暴利也是不法资本家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惯用手法。行贿是不法资本家进行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活动的一种主要手段。不法资本家勾结国家机关、经济企业部门内部某些受贿赂受腐蚀的工作人员，“打进去”、“拉过来”。他们利用金钱、享受、美女等拉拢、引诱、腐蚀国家机关和经济企业部门中的少数意志衰退的干部，供其所要，投其所好，“送回扣”，“入干股”，“分红利”，由小到大，由浅入深，逐步地把他们拉下水去，然后内外配合，合伙作案，共牟暴利。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告诫全党：“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和腐蚀下，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中的少数干部滋长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有的追求个人物质享受，讲究阔气排场，大肆铺张浪费，糟蹋国家建设资金；有的沾染着官僚主义恶习，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的同不法资本家勾结，堕落成为蜕化变质分子。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署专员张子善就是蜕化变质的一个典例。刘青山、张子善早年参加革命，进行过艰苦的斗争，立过功劳。但是，他们却在全国胜利后的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逐渐腐化堕落。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竟不顾党纪国法，凭借职权，盗窃机场建筑款、救济灾区贷款、干部家属救灾粮、地方粮、治河款，剥削克扣民工工资，骗取银行贷款等，共贪污盗窃了1554900多元的巨款。

1951年11月至1952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发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及时地向全党作出了深入开展“三反”、“五反”斗争的决定，并首先部署了在党、政、军和人民团体内开展“三反”运动。

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指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作为贯彻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这一中心任务的重大措施。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12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发出了《关于增产节约运动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1952年1月1日，毛泽东在元旦团拜会上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于是，从1951年底起，一场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在全国党、政、军、民内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

在党的领导下，1952年初，一个群众性的大检举、大揭发、大清理的高潮掀起了，“三反”运动进入高潮。在高潮中，党和政府及时地公布了一批大贪污大盗窃案件，分别召开了地区性的坦白检举大会或公审大会，贯彻党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1952年1月，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刘青山、张子善的贪污罪行和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并于2月经人民法院公审后，依法判处死刑。2月1日，北京市召开了公审贪污犯原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原中央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宋德贵等七人的大会，对罪证确实，拒不坦白交代的大贪污犯薛昆山、宋德贵判处死刑；对能彻底坦白并有检举立功表现的，宣布免除刑事处分，予以释放；对其他贪污分子则根据罪情，分别判处徒刑。全国各地也先后召开了公审大会，对大贪污盗窃犯作了类似处理。

从1952年3月开始，“三反”运动进入核实定案处理阶段。3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及克服官僚主义错误的若干规定》，接着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党和政府的各级地方组织，根据上述文件所规定的关于“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多数从宽，少数从严；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般从宽，恶劣从严；党外从宽，党内从严”的方针和政策，对在运动中揭发出来的犯有不同程度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错误行为的人员，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理。到1952年夏季，历时半年的“三反”运动胜利结束。

在“三反”运动中，揭发出不法资本家同国家机关中的某些贪污分子相勾结的严重情况。因此，在“三反”运动深入开展的同时在工商界中开展了“五反”运动，“三反”和“五反”紧密配合，互相促进，狠狠地打击不法资本家的“五毒”活动，击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及时向全党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指出：在全国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现在是极为必要和极为适时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在2月上旬进入“五反”战斗，在斗争中要把工人和群众的力量作精密的部署，注意斗争策略，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建立“五反”统一战线，把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彻底孤立起来，并给予必要的惩处。于是，从1952年2月开始，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张旗鼓的“五反”运动。

“五反”运动是工人阶级反击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上海是这场斗争的主要地区。运动开始后，有些不法资本家顽固抵抗，企图破坏“五反”运动。3月25日，上海市市长陈毅在上海市、区增产节约委员会扩大联席会上作报告，严厉驳斥了上海不法资本家破坏“五反”运动的种种谬论，指出了上海不法资本家是“五毒俱全”、“毒气熏天”，他严正警告不法资本家：人民政府和人民对你们的罪行已经再不能容忍了，除非你们翻然悔改，按照人民政府的法令，彻底坦白，退出赃款赃物，保证以后不再重犯，否则，人民政府和人民将决不会宽恕你们，对你们的猖狂进攻必将给以经济上的打击和法律上的制裁。陈毅号召全市人民，特别是工人、店员和职员，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投入战斗，争取上海市“五反”斗争的彻底胜利。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斗争，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在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强大攻势下，不法资本家破坏“五反”运动的阴谋纷纷破产，“攻守同盟”相继瓦解，许多不法资本家坦白交代了自己的“五毒”罪行，低头认罪，极少数企图顽固到底的罪大恶极的反动资本家、大盗窃犯一个个地被揭发出来，得到应有的惩罚。“五反”运动仅仅经过两个月的激烈战斗，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基本上被粉碎了。从3月以后，“五反”运动便逐步地转入了定案处理阶段。

在定案处理阶段，中共中央多次重申：党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不变，民族资产阶级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仍然享有它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但对于不法资产阶级分子的猖狂进攻，必须坚决回击，对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应视其违法情节轻重及其悔改态度，分别给以应得的处分。对罪大恶极的极少数不法资本家必须坚决打击；对正当经营的资本家必须给予保护。3月5日，毛泽东根据“五反”运动的进展情况，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分类处理的标准和方法》。指示规定了处理违法的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具体划分了私营工商户的五种类型。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五条基本原则是“过去从宽，将来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指示还根据有无违法行为和违法行为的轻重大小以及违法性质的恶劣程度，把私营工商业户分别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等五种类型。

这样分类处理的结果，在全国各大城市中，第一、二类占70%左右，是团结的对象，第三类占25%左右，是争取的对象。这两类加起来，人民政府就团结、争取了工商业户的95%左右，打击面缩小到5%的第四、五类，而在这5%左右中，又着重地打击只占1%左右的第五类。这样就团结了工商界的绝大多数，孤立、打击了极少数，特别是只占1%左右的大违法盗窃犯，从而使“五反”运动健康而深入地顺利进行，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安子文、廖鲁言关于结束“三反”和“五反”问题的两个报告，“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

“三反”、“五反”运动挽救了许多干部，教育了全党同志，也教育了民族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一次改造。这个运动的伟大胜利，粉碎了资产阶级向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巩固了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在社会风气上，也有力地清除了旧社会的污毒，起了移风易俗的作用。在运动高潮中曾经发生的某些斗争扩大化和逼供信的现象，在定案处理过程中逐步得到了纠正。

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

1951年9月，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开展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到1952年底胜利结束。

中国共产党历来就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国家，更必须善于团结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虽然受过帝国主义和反动阶级的种种影响，但是他们绝大多数同时也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他们是爱国的。因而一部分参加了革命，一部分同情革命，多数对革命抱着中立的观望态度，反革命分子只占极少数。所以，党和人民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为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安排了适当的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分配到负责的岗位；对原来失业的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就业；对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给以应有的政治地位。在政治思想方面，帮助他们重新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组织他们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使他们在学习和运动中逐步地改造自己。

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首先从北京、天津的教育界开始。1951年9月下旬，北京、天津两市22所高等院校教师3000多人，开展了以改造教师思想、改革高等院校教育为目的的学习运动。9月29日，周恩来总理向京津两市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作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动员报告，就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如何确立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等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说明，号召知识分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是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锻炼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1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指示要求在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开展学习运动，号召他们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此后，继北京、天津之后，全国各地大、中、小学的教师和高中以上的学生相继开展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1952年1月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发出了《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号召各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各人民团体以及工商界和宗教界人士参加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于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从教育界开始逐步扩大到文艺界、科技界、民主党派、各级政府机关、各人民团体、工商界和宗教界中的广大知识分子，形成了一个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

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党和政府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分期分批地组织广大知识分子参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各项政治运动，帮助他们通过实践斗争的锻炼，在政治上思想上得到提高。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学习运动到1952年秋基本结束。经过思想改造，调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但在学习运动中，有的单位要求过急过高，方法简单，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感情受到伤害。

党在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同时，还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调整和改造。为了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需要，党和政府普遍地开办了培养工农干部的干部学校、技术学校、各种短期训练班和补习班。建立了从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的人民教育的新制度；继承和发展解放区教育工作的优良传统，并参考苏联的经验，对旧学制，从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高等学校的设置、分布和科系分工等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工作。此外，对文学、艺术、体育、医药卫生等社会文化事业，也进行了有步骤的、谨慎的整顿和改造。在农村，普遍地开始了扫盲运动。

三、中国共产党的整风和整党运动

全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成为领导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保持执政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为摆在全党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党在全国人民中有着崇高的威望，也由于革命的需要，党的队伍迅速地扩大了。总的来说，中国共产党是光荣伟大的党，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经受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严峻斗争考验，在全国胜利以后，继续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在各条战线上起了先锋和模范作用，推动着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但是，由于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在部分老党员、老干部中滋长了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出现了计较个人地位待遇、贪图个人享受、脱离群众、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的恶习。极少数人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而堕落成为蜕化变质分子。同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组织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51年“七一”前夕，党员已经超过了500万人，其中约有200万人是1949年和1950年入党的新党员。在这一大批新党员中，党组织还来不及对他们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其中有些人是带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加入党组织的，思想作风不纯；有的基层党组织在发展新党员时没有实行严格认真的审查，把一些不具备党员条件的人接纳入党；个别的投机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也混进党内。上述这种情况，造成了某种程度上党在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的不纯现象。

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骄傲自满情绪，纠正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整风运动的重点是各级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干部，因为这些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作风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直接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以及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胜利与失败。整风运动的方法和步骤，是自上而下地逐级召开干部整风会议，学习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其他指定的有关文件，结合总结工作中的主要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思想作风的主要偏向，以提高思想，改进工作，改变作风。这次整风运动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于1950年冬基本结束。经过整风运动，提高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了党的战斗力。

1951年2月中旬，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关于整党和建党的指示。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对党的基层组织有步骤有准备地进行一次全党整顿。3月28日至4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报告和总结，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决议指出，为了领导与团结全国人民完成新的历史任务，必须在对全体党员进行共产党员八项标准教育的基础上，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此后，全国规模的整党运动逐步展开。

这次整党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学习文件，提高思想觉悟阶段。学习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著作和指定的其他关于整党的文件，目的是在全党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广大党员真正懂得做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标准。这八项标准是：切实了解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有终身英勇地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决心，在任何环境下，不退缩，不叛变党，不投降敌人，不蜕化；每个共产党员必须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和革命工作，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并与党内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作不调和的斗争；每个共产党员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摆在自己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每个共产党员必须经常地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检讨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虚心地倾听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及时地向党反映，并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解释，领导群众前进；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思想和政治水平。

第二阶段是登记、审查和处理阶段。在学习文件和党员标准教育的基础上，对所有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党组织对每一个党员的历史和政治经历以及表现，全部审查清楚，并根据党员的八项标准衡量每个党员的政治表现和工作中的优缺点，然后作出结论和不同的处理。对于具备共产党员条件而又存在缺点的党员，要求他们继续努力，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对于不完全具备共产党员条件并有严重缺点的党员，只要他们愿意改正，可以在一个时期内保留他们的党籍，并帮助他们进行改造和提高，争取让他们尽快地把自己锻炼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对于不具备党员条件的消极落后分子，采取妥善的办法，劝其退党或开除出党；对于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叛变分子、投机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则坚决清除出党。这是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纯洁党的队伍的一个重要阶段。

第三阶段是党的基层组织召开支部大会，总结工作，改选支部。

整党运动开始后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1952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三反”运动应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指示要求党的各级组织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按照党员八项标准，对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坚决清除贪污蜕化分子，撤换那些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大胆地提拔一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分子到各种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这次整党运动，到1954年春基本结束。

在整党运动的同时，各级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进行了建党工作，主要是在工厂、矿山、企业、机关、专科以上学校和完成土地改革的新解放区的农村，积极地、慎重地进行了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整党建党使党增加了新鲜血液，纯洁了党的组织，壮大了党的队伍。至1953年6月，共有328000余人离开了党的组织，其中有238000余人是完全丧失党员条件的堕落蜕化变质分子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而被清除出党的，有9万人是经过教育后不具备共产党员条件而被劝告退党的。同时，在全国，从1950年底到1953年6月，党组织共接收了107万名新党员，新建立了82000个党支部，新党员中产业工人、贫农和手工业工人占了大多数，他们都是在各条战线和各项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具备党员条件的积极分子。到1953年6月，全国党员由1950年底的582万人，发展到6369000余人，党支部由246000多个增加到328000多个。

整党建党工作，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更加纯洁统一，能够更好地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去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和全国人民，才能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航向胜利前进。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并于1951年9月、1952年4月、1953年3月，先后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这三卷包括了毛泽东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共72篇重要著作。《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概括，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革命斗争丰富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集体奋斗的智慧的结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发展和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不仅是我党我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而且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人民立即掀起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同时，《毛泽东选集》也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