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前言

一、霍妮的主要生平

卡伦·霍妮(Karen Horney)是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于1885年9月16日出生在德国汉堡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她的祖先为犹太人，家庭是中上阶层的基督教新教家庭。霍妮的父亲是挪威人，是一位船长，后加入德国籍，再后来担任了北部德国劳埃德船运公司的船队长。霍妮小时候常随父亲远海航行，因此她毕生都爱好旅游，并向往陌生和遥远的地方。母亲是荷兰人，与前夫生有四个孩子，同霍妮的父亲结婚后，又生下了霍妮的哥哥和霍妮。父亲笃信宗教，沉默寡言；母亲美丽聪明，热情豪放。在她的回忆中，父亲是一个可怕的人物，他看不起她，认为她外貌丑陋，天资愚笨。同样，她感到母亲偏爱哥哥，对她十分冷落，因而其童年生活颇不快乐。但她自幼聪颖非凡，学业超群，深受师长和同学的好评。

13岁时，霍妮因自己得病并遇上了一位好心的乡村医生，从此立志要当一名医生。1901年，霍妮经过与父母斗争，进入中学学习——因为在那时女孩很少接受学校教育。毕业后，在母亲的鼓励下，霍妮从1906年起先后进入弗莱堡大学、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医学，1915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并在那里继续接受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训练。求学期间，她结识了奥斯卡·霍妮(Oskar Horney)，两人于1909年结婚。婚后育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布莉吉特(Brigitte Horney)是一名演员，二女儿玛丽安娜(Marianne Eckardt)是一名精神分析师，三女儿瑞娜特(Renate Patterson)结婚后随丈夫前往墨西哥居住。在三个女儿当中，霍妮一直与长女关系最为亲密。后来因为霍妮与丈夫性格和兴趣不合，也因为她把越来越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精神分析活动之中，她最终与丈夫分手，于1937年离婚。

从1910年起，霍妮开始师从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亚伯拉罕(Karl Abraham)和萨克斯(Hanns Sachs)接受正统的精神分析训练，并参加柏林精神分析协会，1915年担任该协会秘书。1917年，霍妮发表了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精神分析治疗的技术》。1920年，她与亚伯拉罕等六人创建了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并在此从事培训工作。1932年，她接受美国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所长、她以前的一个学生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的邀请赴美担任该所副所长。1943年，霍妮迁居纽约，在那里创办一家私人诊所，并为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培训精神分析医生，同时加盟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1941年，因为学术观点的分歧，霍妮被迫离开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同年，霍妮以自己为首成立“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并设立“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作为教学机构，同时创办《美国精神分析杂志》并担任主编。霍妮晚年对佛教禅宗十分感兴趣，与日本道禅学大师铃木大拙有过交往，她最后的几本著作中都涉及了禅宗思想。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她曾到日本访问五周，参观了日本东京附近的禅院。1952年12月4日，霍妮因肝癌晚期医治无效，病逝于美国纽约，享年68岁。

二、霍妮的思想发展

霍妮的精神分析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也就是她在德国和初到美国期间，其研究主要关注女性心理学问题。她的第一篇讨论女性心理学的论文《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1923)发表后不久，弗洛伊德便在《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1925)一文中对该文作出批评性回应，这在某种意义上暗示了弗洛伊德对霍妮观点的重视。在这一期间，霍妮在固守传统精神分析理论框架的同时，开始尝试修正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观点。她反对弗洛伊德视女性为有缺陷、永远具有局限性的女性模式，而在她提出的女性模式中，女性具有积极的原始性气质及自我评价。女性羡妒的并非男性的阳具，而是男性的特权。她们需要更多机会发展作为“人”的能力。霍妮摒弃了从男性视角说明女性、以男性标准衡量女性心理发展的做法。她对弗洛伊德的女性心理学的批判，是与对男性主宰的社会与文化之认识联系在一起的。霍妮的女性心理学观点脱离了弗洛伊德“解剖构造决定命运”的信条，强调文化因素是女性问题及其性别定位的重要诱因。在这一阶段，霍妮发表了一系列才华横溢的论文，这些论文远远走在其时代的前面，但在当时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直到她去世后由凯尔曼(Harold Kelman)将之汇编成《女性心理学》(Feminine Psychology, 1967)一书以后，女性主义者才重新发现了霍妮，因为她预示了女性主义者的许多观点。

第二阶段是30年代后期，也是她在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和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任职期间。移居美国以后，霍妮诊治了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这有助于开阔其思路。同时，她受到阿德勒(Alfred Adler)等精神分析家和美国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影响，其思想朝着更为激进的方向转变。她以非凡的勇气和深邃的洞察力，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化神经症理论，迅速从正统精神分析走向社会文化学派方向，并成为该学派的领袖人物。当时美国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并非为性问题，而是为失业、生活失去保障等问题忧心忡忡，霍妮发现弗洛伊德的理论越来越不适应临床实践，这促使她开始进一步以批判的眼光考察整个精神分析理论，彻底摒弃了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前提，强调以文化和人际关系取向来代替前者的生物决定论取向，主张文化在神经症的冲突与防御形成中所起的作用。这一新思想在其《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1937)一书中达到顶峰。随后在另一本著作《精神分析新法》(New Ways in Psychoanalysis，1939)中，她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观点进行了全面清算，建立了自己的精神分析新方法。特别是后一本著作，被认为是“在‘新方法’(霍妮)与‘老方法’(弗洛伊德)之间打了14个战斗性电话”。不像其早期女性心理学论文，霍妮的这两本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她的离经叛道为正统精神分析家所不容，整个纽约精神分析学界宣布与她决裂，她被迫离开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

第三阶段是40年代以后，也是霍妮创立了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以后。她在此宽松的环境下发展出其成熟理论，即神经症人格理论，具体反映在其《自我分析》(Self-Analysis，1942)、《我们的内心冲突：一种神经症结构理论》(Our Inner Conflicts: A Constructive Theory of Neurosis，1945)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Neurosis and Human Growth: The Struggle Toward Self-Realization，1950)等著作中。^注4霍妮认为，神经症源自人际关系的失调，人际关系失调使人失去安全感而产生焦虑，为对抗焦虑，就会形成一些防御性策略，这些策略是一些潜意识的驱动力量，霍妮称之为神经症需要或者神经症倾向。她在《自我分析》一书中，列举了10种常见的神经症需要。接着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种神经症结构理论》一书中，她又进一步把它们概括为三大类型——趋向他人、反对他人和逃避他人，每种倾向都代表着对待他人及对待自己的一种基本态度和一种独特的生活哲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三种神经症的人格类型。在《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一书中，霍妮把人格看成完整的动态的自我意象(self-image)，它不同于弗洛伊德的自我 (ego)，而是人自身，代表他对自己的看法。由于个人生活经验不同而有三种不同的自我意象，即人的自我具有潜在、理想化和实在三种基本的存在形态，由此她把自我分为真实自我(real self)、理想自我(idealized self)和现实自我(actual self)三种形式。她的成熟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影响。

三、本书的主要观点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是霍妮对正统精神分析的彻底批判和修正，标志着其思想的形成，也标志着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开始形成。该书的初版重印了多次，后又以平装本反复再版，最新版重印于2000年，至今销售总量已经超过50万册。该书如同霍妮的其他著作一样，以语言平实、清晰明了著称。她尽可能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也很少引用诗歌和神话，她在书中大量涉及我们可以通过自我观察得知的东西和常识性的例子。她的著作貌似简单易懂却又含义深刻，她的观察力透彻入微，让读者读到书中描述的神经症性格段落时感到惊奇，甚至感到局促不安。

《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在出版之初就受到学界的好评和重视。在当时的《变态与社会心理学杂志》、《精神分析评论》、《美国精神病学杂志》、《心理学通报》、《社会研究》、《社会动力》等刊物上，发表了包括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学院派心理学家多拉德(John Dollard)^注5等人撰写的书评。本尼迪克特指出：“霍妮博士的方法是非生物学和非本能的。现在研究人类行为的绝大多数学者都正在转向这一方向，并且霍妮博士正在修正经典精神分析对这方面的需要许多修改和业已过时的解释。”^注6

霍妮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其文化神经症理论的基本主张，详细论证了文化因素与神经症形成之间的关系，提出以文化决定论取代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集中讨论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神经症患者身上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复出现的性格结构”，并“把重点放在了实际生活中现存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为解决这些冲突而做的尝试之上，放在了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们为对抗这些焦虑而建立的防御机制上”^注7。霍妮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除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她指出：“神经症不仅由偶然的个体经验所造成，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特定文化环境也会导致神经症的出现。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会为个体经验增添分量与色彩，而且归根结底会决定它们的特定形式。” 例如，一个人拥有一位专断的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这是个人的命运，但是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我们才能找到专断的或自我牺牲的母亲，而且，也正是因为这些现存的文化环境，这样一种经验才会对以后的生活产生影响。她接着指出：“当我们认识到文化环境对于神经症而言的重要意义时，生物条件与生理条件(弗洛伊德认为这些生物条件与生理条件是神经症产生的根源)就退居二线了。”

那么，个体的神经症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霍妮认为：“深入探讨有效地导致神经症的各种动力，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所共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被建立起来对抗这些焦虑的各种防御机制。无论神经症的结构多么复杂，这种焦虑始终都是引发神经症过程，并维持其运转的动力。”在她看来，儿童本身是无能力的，必须依赖父母才能满足自身的需要。如果儿童获得父母真正的温暖和爱，就能正常地发展。如果父母没有给予儿童足够的温暖和爱或给予的是虚伪的温暖和爱，就会唤起儿童心中的敌意，她称之为“基本敌意”。基本敌意对于儿童的心理成长是极为不利的，因为儿童的无助、恐惧、爱或罪恶感会压抑儿童的敌意。而对基本敌意的压抑则会导致儿童的焦虑，她称之为“基本焦虑”。儿童一旦产生基本焦虑，就会觉得整个世界充满危险和敌对，而自己又深感软弱无助。也就是说，由父母不当的教养方式所造成的敌意会泛化和投射到周围的世界和所有的其他人身上，儿童会认为身边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是不可信赖的，都存在着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势必会体验到这种基本焦虑。霍妮指出：“这种态度本身不会构成一种神经症，但它却是一块肥沃的土壤，某种特定的神经症随时可能从这块土壤中生长出来。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称谓：基本焦虑。它与基本敌意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总之，父母与儿童不当的关系引起儿童的敌意，敌意又被投射到身边的一切人和一切事上，从而引起基本焦虑，恰是这种焦虑，为神经症的产生打下了基础，最终导致神经症倾向。

可见，霍妮是从社会文化因素特别是人际关系冲突的视角解释了神经症形成的机理，从而颠覆了弗洛伊德的“神经症起源乃是文明与本能之冲突”的观点，以她的文化决定论取代了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霍妮的《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可以称为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开山之作，开辟了精神分析运动的新方向。

四、霍妮的思想传播

霍妮既是一位享有盛誉的精神分析理论家，也是一位优秀的精神分析师导师和一位天才的临床实践家，她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在她逝世后，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的同事以及在此受过教育和培训的学生们继续传播、研究和发展她的思想，并促进其在多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霍妮的论文和著作手稿、演讲稿、谈话稿以及一些传记作者的采访稿都被保存在耶鲁大学图书馆的手稿和档案分部。1950年，她生前出版的5部著作被编辑为两卷本《卡伦·霍妮文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Karen Horney)出版。第1卷包括《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精神分析新法》和《我们的内心冲突：一种神经症结构理论》，第2卷包括《自我分析》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霍妮的后继者们继续整理出版她生前未曾出版的作品，这些作品除了上文提到的《女性心理学》，陆续出版的还有《霍妮精神分析的发展》(Developments in Horney Psychoanalysis, 1950—1970，1972)、《卡伦·霍妮的青春期日记》(The Adolescent Diaries of Karen Horney，1980)、《最后演讲》(Final Lectures，1987)、《治疗过程：系列论文和演讲》(The Therapeutic Process: Essays and Lectures，1999)和《不为人所知的卡伦·霍妮：论性别、文化和精神分析的系列论文》(The Unknown Karen Horney: Essays on Gender, Culture, and Psychoanalysis，2000)。鉴于这些作品国内尚无译本，在此稍作介绍。《霍妮精神分析的发展》由鲁宾斯(Jack L. Rubins)编辑，除选编了霍妮在《美国精神分析杂志》上发表的25篇论文，还包括一个内容丰富的卡伦·霍妮长篇自传梗概。《卡伦·霍妮的青春期日记》由其次女玛丽安娜编辑，是从霍妮在1899—1912年所写的日记中选编出来的。这些日记揭示了她毕生与之搏斗的种种困难，以及她最初如何致力于解决这些困难，最终它们伴随她与亚伯拉罕一起进行精神分析。《最后演讲》由美国精神分析学院前院长英格拉姆(Douglas Ingram)编辑。该书是霍妮于1950—1952年为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讲授的精神分析技术的讲稿。《治疗过程：系列论文和演讲》由派里斯(Bernard J. Paris)编辑，该书精选霍妮在职业生涯中就临床问题所撰写的论文和发表的演讲，提供了她关于治疗过程思想最全面的编年体记录。《不为人所知的卡伦·霍妮：论性别、文化和精神分析的系列论文》也由派里斯编辑，它包括霍妮以前未曾发表过和未曾收录过的18篇短文、4篇未译成英文的论文和其他难以定位的文本。第一部分是对霍妮的《女性心理学》提供的重要补充，收录了她早期关于女性心理学和两性关系的一些论文；第二部分收录反映了她后两个阶段思想的论文。该文集也是读者了解霍妮工作的重要文献。

凯尔曼是霍妮团体的领导者，也是霍妮思想学派的重要发展者，他出版的《助人：卡伦·霍妮的精神分析方法》(Helping People: Karen Horney's Psychoanalytic Approach，1971)一书提出了一种整体焦虑理论，发展了霍妮的基本焦虑学说。该理论假设，紧张与忧郁、分裂与整合是全部人格整合过程的主要和不可缺少的方面。就像人的每个系统都存在波动的成分一样，心理事件也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人的紧张水平总是在一个平均值的上下波动。当个体主动压抑敌意时，他必然限制自己参与整合过程。当他陷入霍妮所谓的基本焦虑时，他的紧张水平就会增加。因此，其紧张水平的变化是有限的。个体不能整合其情感和行为成为限制，以避免其敌意所代表的不确定性。而且，正如波动过程不是整合的过程，个体会阻止发展他需要用以处理未来问题的能力。在凯尔曼看来，“一旦任何经验过程超出机体的限度或能力，机体就不会胜任应对其处境”^注8。

鲁宾斯是霍妮学派的一位精神分析学家，他不仅编辑出版了《霍妮精神分析的发展》一书，还在采访了100多人的基础上，撰写了霍妮的第一本传记《卡伦·霍妮：优雅的精神分析的反叛者》(Karen Horney：Gentle Rebel of Psychoanalysis，1978)。派里斯是一位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霍妮思想研究专家。他除编辑了霍妮的两本文集外，还撰写了《卡伦·霍妮：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的自我探索》(Karen Horney：A Psychoanalyst's Search for Self-Understanding，1994)。这本传记把霍妮的生平与其理论形成联系起来，认为霍妮的思想是其终生努力解决其本人所理解的问题的产物，该书比传统的传记具有更多的人物描写。霍妮的另两本传记是昆恩(Susan Quinn)写的《她自己的心灵：卡伦·霍妮的生活》(A Mind of Her Own: the Life of Karen Horney，1987)和希区柯克(Susan Tyler Hitchcock)写的《卡伦·霍妮：女性心理学的先驱》(Karen Horney：Pioneer of Feminine Psychology，2005)。前一本传记很好地描述了霍妮的思想形成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及其生活事件，但没有很好地分析霍妮的内心生活与其思想特别是其成熟理论的关系。后一本传记重点考察了霍妮对女性心理学的贡献。此外，乔迪(Losias Jody)还主编了一本《卡伦·霍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新弗洛伊德学派、权威主义》(Karen Horney：Sigmund Freud，New-Freudian，Authoritarianism，2011)。

霍妮的思想也通过一些学术组织机构得以传播。1955年，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设立的卡伦·霍妮诊所(The Karen Horney Clinic)，至今仍在正常运行。后来，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设立了卡伦·霍妮精神分析中心(the Karen Horney Psychoanalytic Center)。英国早期成立的卡伦·霍妮精神分析咨询师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Karen Horney Psychoanalytic Counsellors)，其出版物为《赤脚精神分析》(The Barefoot Psychoanalyst)。1987年，该协会改名为自我分析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elf-Analysis)。1995年，巴西成立了卡伦·霍妮精神分析思想协会(Karen Horney Society of Psychoanalytical Concepts)。1991年，派里斯建立了“国际霍妮协会”(The International Karen Horney Society)，其成员遍及美国、加拿大、奥地利、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希腊、爱尔兰、意大利、瑞典、以色列、保加利亚、俄罗斯、中国、中国台湾地区、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印度、巴西、哥伦比亚、日本、墨西哥、南非等国家和地区。国际霍妮协会定期举行霍妮思想研讨会，还创办了《国际霍妮协会通报》刊物。

五、霍妮的学术影响

霍妮的思想在心理学内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她的思想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为推动了精神分析的发展，还表现为推动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产生。即使在今天，几乎所有的《发展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女性心理学》和《心理学史》等著作和教科书也都会提及霍妮的名字及其理论。

第一，霍妮开创了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她把精神分析的解释重心从个体之内转向了个体之外，从生物本能转向了社会文化。这使得其学说的基本内容远远超出了弗洛伊德限定的范围，把精神分析引向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发展道路。弗洛伊德认为，人先天具有的本能驱力的性质已经确定，社会文化仅能对本能进行压抑和限制，以及改变本能满足的渠道或途径，社会文化本身是本能升华的结果和产物。神经症则是受压抑的本能驱力的一种变态的满足。而霍妮认为人的发展变化取决于文化环境的影响，而文化是复杂的社会过程的产物。神经症则是文化环境中的个体与他人关系的失调和与自我关系的失调。霍妮把人的内在心理放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清晰地阐明了人的内心的神经症驱力的来源、强迫性的神经症驱力所导致的内心冲突、为消除冲突而采取的内心应对方式、这些应对方式所导致的自我演变。显然，霍妮对神经症人格的解释抛开了内在的和本能的因素而引进了社会的和文化的因素，这些基本观点最早奠定了精神分析社会文化学派的理论基础，勇敢地开辟了精神分析的新道路。

第二，霍妮的一些思想观点和概念术语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其同时代或其后的其他精神分析学家，尽管这些人都不完全承认自己受其思想的启发。英国精神分析独立学派的费尔贝恩(W. R. D. Fairbairn)、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冈特里普(Harry Guntrip)等人，提出了神经症是儿童期失调的客体关系的产物的观点，这个观点与霍妮的神经症学说十分接近。英国存在精神分析学家莱因(R. D. Laing)的“本体论不安”(ontological insecurity)学说是对霍妮的基本焦虑学说的一种回应。正如凯尔曼指出，在早期的论文中，“霍妮就表现出她是一位现象主义和存在主义者，存在、拥有和行动的本体论区别在《害怕女人》中得到了表述……在这本书以及霍妮后来的作品中，存在主义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发展”^注9。瑞士心理学家米勒(Alice Miller)对儿童真实自我(true self)的丢失和寻找的讨论非常类似于霍妮的观点。霍妮的“real self”概念与美国自体心理学家科胡特(Heinz Kohut)的“nuclear self”存在某些相似性，而与温尼科特的“true self”更加相似。

第三，霍妮对精神分析临床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霍妮的成熟理论提供了一种关注当前情境的治疗模式，激励了精神分析人际关系学派的发展。凡是强调现在定向的治疗(present-oriented therapies)都得益于她的学说。受到她的《自我分析》一书的启发，在伦敦建立的自我分析研究所最充分地讨论了成功自我探索的可能性和技术。霍妮的神经症理论还影响了美国精神病学会从1952年起制定的《心理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IV，1995)中对人格障碍的某些描述。此外，早在柏林期间，霍妮就是一位优秀的精神分析师导师，在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教育和训练的许多人创立了随后50年精神分析遵循的基本信条。^注10到了美国以后，她仍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培训精神分析师工作上，直到逝世前仍在开设精神分析技术讲座。有关霍妮的临床技术思想研究的著作主要有《卡伦·霍妮和性格障碍：现代实践者的指南》^注11和《卡伦·霍妮的三种性格风格(神经症风格)作为对早期母亲剥夺和难以处理愤怒的反应：三个解释性案例研究》^注12。

第四，霍妮的思想为新精神分析通向后来兴起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开辟了道路。霍妮主张治疗的目的是帮助人们放弃其防御，脱离他们真实的喜欢与不喜欢、希望、恐惧和愿望，从而达到她所谓的真实自我。她强调自我实现是心理健康和生活目标的来源，坚信人生来具有自我实现的建设性力量，对人的发展抱有乐观主义的态度，驱散了弗洛伊德造成的悲观主义氛围，指出了人具有向善发展的可能。霍妮生前最后一本书《神经症与人的成长：追求自我实现》的副标题就是“追求自我实现”，马斯洛和罗杰斯的“self-actualization”概念都来自霍妮的“self-realization”，罗杰斯的“real self”、“ideal self”、“self-esteem”也都来自霍妮的“real self”、“idealized self” 和“self-esteem”，尽管马斯洛和罗杰斯使用的这些术语与霍妮的含义不尽相同，但毕竟都受到她的启发。所以，霍妮被马斯洛认为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者之一。

霍妮的思想在心理学之外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文学、文化、传记、性别、哲学、宗教等研究领域的影响。一些学者积极运用霍妮的理论和方法在这些领域进行探索和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注13

第一，霍妮思想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派里斯认为，霍妮理论特别适合对文学人物进行分析，对文学人物的精神分析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依赖其婴幼儿经历来说明成人的行为，因为这种经历是很少的，而在文学作品中表现这种经验的则更少。运用霍妮理论可以分析文学作品通常提供的各种成人的防御和内心冲突，可以研究人物性格，同时还可分析文学作品主题的矛盾、主题与人物刻画之间的张力、作者及其作品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关读者反应和释义过程的信息。学者们运用霍妮理论分析古希腊、古罗马、法国、英国、西班牙、挪威、瑞典、俄国、美国几个世纪的文学，还有学者运用其理论分析中国、日本、印度的文学。美国的派里斯自1964年开始，一直运用霍妮理论和方法研究分析欧美文学主要时期的作家和作品，如乔叟、莎士比亚、简·奥斯汀、萨克雷、康拉德、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乔治·艾略特等作家及其作品,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第二，霍妮理论在文化研究领域的影响。有学者运用霍妮理论分析了美国文化。例如，波特(David M. Potter)在《富足的人们：经济富裕与美国性格》(People of Plenty: Economic Abundance and the American Character，1954)一书中指出，美国人以安全换取机会，随后又体验到缺乏安全所带来的焦虑。他们被驱使着以变得神经质为代价去参与竞争，“因为社会本身认为回报不可抗拒，所以它注定要迫使每个人为之奋斗”。这显然是深受霍妮对美国文化中的竞争性所导致的性格特征、内心冲突和恶性循环的分析之影响。瓦奇特(Paul Wachtel)在《富裕的贫困：美国生活方式的心理学描述》(The Poverty of Affluence: A Psychological Portrait of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1989)一书中也运用了霍妮的理论来加以分析。他指出，在美国人追求不断增加财富的方式中存在着某种强迫性、非理性、自我拆台的东西。尽管他并不认为所有美国人都神经质地积极进取，但他仍然认为，霍妮的理论描述抓住了美国公众生活和经济体系运行所特有的行为表现方式。美国人崇尚的竞争远胜过互相支持，他们为征服和统治“自然与环境”而不懈努力，他们害怕被当作“可怜、无帮助的巨人”而采取不合理的攻击行为。美国人受困于恶性循环，为了获得安全感而急切地“依赖生产与财富的积累”，但又无视这将让他们感到更加不安全的现实，继续如此下去。派里斯认为，运用霍妮的方法对任何社会进行研究都将是富有成效的。

第三，霍妮理论在心理传记研究领域的影响。霍妮理论强调当下人格结构的观点对心理传记学也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就像文学批评家试图接近一位作者或一位文学人物一样，传记作家通常了解传主的许多青年和成年的信息，但很少或几乎不知道其早年的经历。霍妮理论可以解释成年人的性格结构和行为，无须依赖婴儿期的起源。已有对以下人物的传记研究在运用霍妮理论分析方面富有成果：美国诗人弗洛斯特(Robert Frost)，美国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约翰逊(Lyndon Johnson)、卡特(Jimmy Carter)，美国政治家和法学家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以及斯大林等。在派里斯看来，更多的公众人物也可以通过霍妮的方法来进行分析。

第四，霍妮在性别研究领域的影响。霍妮开创了20世纪女性主义心理学的先河，为身后的许多女性主义心理学家，如米勒(Jean Baker Miller)、乔德洛(Nancy Chodorow)、吉利根(Carol Gilligan)的理论奠定了基础，被公认为“第一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者”。尽管大多数学者都关注她早期研究女性心理或广义上的两性问题的论文，但她的成熟理论对理解性别身份以及女性心理和男性心理也具有深远的意义。霍妮学派的精神分析学家西蒙兹(Alexandra Symonds)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主要讨论了霍妮的早期女性心理学思想。西蒙兹在临床实践中发现，女性患者有人饱受其女性角色之痛苦；有人试图逃避女性角色，但发现困难重重；有人看似已经逃避了，但处理其后果又遇到了麻烦。在每个病案中，其起点都是文化的问题：我们的文化把女孩培养成自谦而具有依赖性的人，而鼓励男孩具有自主性和攻击性。社会心理学家威斯科特(Marcia Westkott)在《霍妮的女性主义遗产》(The Feminist Legacy of Karen Horney，1986)一书中探讨了霍妮的成熟理论对女性心理学的潜在意义，认为其成熟理论是女性心理学的基石。其中有几章论及女性的性别特征与贬值，以及她们由此感到的依赖性、愤怒和逃避。她还运用霍妮理论对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提出批评。米勒、乔德洛、吉利根和斯通中心(the Stone Center)团队联合研究了女性特有的人格特质，它们包括依附的需要、养儿育女的天性、对他人的责任感和身份的关系意识。威斯科特认为，尽管这些特质被看作积极的方面，但它们却源自“一种对女性的评价总是低于男性的历史背景”。这些特质是对从属、贬值和无能力的防御性反应。无论这些特质从社会视角看多么令人神往，但无益于女性的自我实现。因此，威斯科特打破了赞美女性的关系特征的神话，她认为这种神话是用“当代的理论为传统理想化的女性特征作辩护”。此外，德·罗西斯(Helen De Rosis)、多林(Claudette Dowling)等人则在通俗作品中运用了霍妮的成熟理论阐述两性问题。

第五，霍妮理论在哲学研究领域的影响。派里斯认为，哲学体系也表述了人类的需要与防御，因此同样是精神分析的合适对象。例如，从霍妮理论的视角来看，叔本华具有逃避倾向，克尔凯郭尔是自我谦避的，而尼采则充满进攻性。我们能够看到在天才的苦心研究下每一种防御有了怎样的结果。理解哲学体系的心理学取向，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到它的来源，而且让我们可能领会其影响力、号召力的本质。有时还可以解释哲学体系中的前后不一之处，因为这可能表达了哲学家的内心冲突。

第六，霍妮理论在宗教研究领域的影响。霍妮把神经症描绘为个人的宗教，虽然她甚少提到有组织的宗教，但她的理论却可以用来分析宗教，因为大多数宗教都包含对荣耀的追寻及与之相伴的“必须”、要求、自尊和自我憎恨。用霍妮的方法分析宗教可以促进我们理解不同的教义和仪式所代表的心理需要与防御，从而使它们更具有人道意义。她的方法帮助我们理解宗教做了一些什么，以及人的信仰受到威胁时的巨大痛苦。随着宗教的式微，许多现代人丧失了原先公众具有的错觉体系，他们必须形成几乎没有双向检测的个人的神经质解决方法。

郭本禹

2013年8月1日

于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