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师，友，《心之力》
当时，在第一师范的教师中，有杨昌济（长沙人）和徐特立（1877年生于长沙附近），他们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杨昌济继承了中国宋代哲学的理学传统，倾倒于王船山（名夫之，湖南衡阳人，抵抗清军失败后埋头著书，1619—1692）和谭嗣同，经常谈论康德、斯宾塞和卢梭等人，他持有注重实践的伦理观，在学校负责讲授哲学和伦理学，而教科书是从《论语》中摘录的。他在解释《论语》正文的同时，采取叙述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式。教材的第一篇以“立志”为题，用自己的见解对孔子的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进行解释：
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抗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
近世教育学者之说曰：人属于一社会，则当为其社会谋利益。若己身之利益与社会之利益有冲突之时，则当以己身之利益为社会之牺牲。虽然，牺牲己之利益可也，牺牲己之主义不可也。不肯抛弃自己之主义，即匹夫不可夺志之说也。［21］
按照传记作者萧三的说法，杨昌济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给当时的毛泽东以强烈的影响。一般认为这种说法是对的，不过为了避免误解，需要加以说明。杨昌济的认识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唯物论或唯心论，他不过是承认主体对外界的优势，并明确提出了一种伦理和价值观，从而确立主体的优势地位，并使之能够发挥作用。没有必要勉强地把它纳入唯心论的范畴，而在当时，以传统哲学形成的人格同为信仰社会改革并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不矛盾的。站在这一先驱位置上的有杨昌济，但未必只是罕见的先例。
例如，董必武（湖北人，曾任共和国副主席，1886年生）在湖北如同长沙的杨昌济一样，曾谈论过给予其人格以影响的人物。
（15岁时）……来到武昌后，我住进了一个叫“日知会”的著名俱乐部的集体宿舍。这个会原来是刘静庵创办的……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会员中的一些人也是基督教徒。这个会虽然不大，但是影响却不小，特别是通过刘静庵的人格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在这个会里有读书会，因此扩大了知识面。［22］
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益阳县人，1894年生）一起议论人生的理想和理想的重要性，热心于游泳、静坐和徒步旅行。如果说这是焕发青春的热情，那就不值得说什么了。但是，其中不可否认有杨昌济的强烈影响。要说杨昌济是唯心论哲学家的话，那么毛泽东确实是杨昌济式的青年唯心论者。
当时，毛泽东写完《心之力》这篇文章之后，深得杨昌济的称赞。文章大概是论述“心”力的吧。虽然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恐怕与杨昌济的讲课宗旨一样，或许《体育之研究》（《新青年》三卷二号，1917年4月）便是该文的发挥，据说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介绍给《新青年》的。
《体育之研究》是一篇具有堂皇结构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极力主张，现在学校里体操普及得已经不错，但大都流于形式，并没有什么效果。他认为，首先必须强烈调动自觉与意志，就是说，“心之力”是很重要的。其中说：
欲图体育之有效，非动其主观，促其对于体育之自觉不可。……
学校之设备，教师之教训，乃外的客观的也，吾人盖尚有内的主观的。夫内断于心，百体从令……苟自之不振，虽使外的客观的尽善尽美，亦犹之乎不能受益也。故讲体育必自自动始。（着重号为引用者加）
这首先让人感到，从肥皂到法律这样大振幅的毛泽东的救国理想（或空想），与杨昌济的人格论相汇合，被汇总到了其个人人格的形成与主体精神当中。而且，那种场合的自己即主体，如《心之力》和《体育之研究》这些题目所表示的那样，同时包含有精神和肉体两个矛盾侧面，其中，精神必须支配肉体。后来，毛泽东把这种精神的作用叫做“自觉的能动性”。不过，根据毛泽东自己的解释，在写作《体育之研究》时，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选集》中的文章讲的“自觉的能动性”与《体育之研究》中的“主观”和“动”有什么联系，与《心之力》这篇佚失的文章有什么联系，进而与杨昌济的教育和作为杨昌济的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哲学有什么联系，仍然是必须探讨的问题。不过，说“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把中国的唯“心”论作为源泉之一予以肯定，无疑是正确的，问题是其怎样从源泉中摄取和发展起来的。作为参考，下面引用《毛泽东选集》中的一段话：
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后面叙述根据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正确思想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才能在抗日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23］
总之，毛泽东及其朋友们在杨昌济那里学到的不是关于哲学方面的知识，而是哲学本身支配生活的原理和价值观。而且，大概像感到必须遵循此哲学那样认识到奔放的生命力，在词中，作者为“万类”的“自由”的生命力的发展而赞叹。在这种赞叹中，似乎投射有作者那旺盛的热情和有待于定向的价值观。
与杨昌济的师生关系还发展到了私生活中。后来去北京时，毛泽东在已转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的帮助下，得到了大学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职务。而且，他与其女儿杨开慧恋爱了，并于1921年在长沙结婚。遗憾的是，杨昌济在1920年1月去世了。据说，在北京和长沙都举行了追悼会。杨开慧后来在毛泽东据守井冈山时，留在湖南被国民党逮捕。她被强迫发表离婚声明，但她坚决拒绝，最后被枪杀了。
另一位教师徐特立，是在请愿召开国会的运动中砍断手指写血书的热血汉。由于他生活朴素，又热心教育，赢得了学生的尊敬。毛泽东等赞成蔡元培（与鲁迅同乡，北京大学校长，1868—1940）和吴玉章（四川人，曾任中共中央委员，1878年生）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湖南开展这一运动时，徐特立以年过40岁应招，并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的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还参加了长征，而且一直步行坚持到最后。1957年在庆贺其80岁生日时，他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写给他的信。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毛泽东的朋友数量，随着他组织的新民学会和湖南学生联合会的活动扩大而增多。最初以杨昌济为中心的伙伴似乎有蔡和森和张昆弟数人。其中，蔡和森是最要好的朋友。在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他与在巴黎的蔡和森互相通信，坚定信念。
蔡和森与毛泽东的母亲是同乡（湘乡县人），比毛泽东大一岁。他贫农出身，当过牧童、商店的小伙计、见习手艺人等。据说进入第一师范后，由于为人热情和学习认真，毛和蔡总是受到同学们的尊敬。他在岳麓山脚下的家像是租的房子，毛泽东等朋友经常在那里聚会，新民学会的成立仪式就是在那里举行的。在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他的母亲和妹妹蔡畅（曾任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共中央委员，李富春夫人，1900年生）也一同前往。由于他在法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参与实际活动，于1921年被强制遣送回国。他在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以后一直担任党内要职，1931年被国民党杀害。
毛泽东的朋友中，还可以举出陈昌（浏阳县人，1894—1930）、郭亮（长沙人，1928年去世）、向警予（溆浦县人，女，曾任中央委员，1928年去世）、罗学瓒（湘潭县人，与毛泽东是同班同学，1930年去世）、夏曦（益阳县人，1936年去世）和何叔衡（宁乡县人，只有他是年长者，长征开始时已六十余岁，在福建牺牲［24］）这些名字。他们都是些有个性的青年，作为中共党员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且都献出了生命。如果详细谈及每一个人，将会展现出富于“书生意气”的群体形象。这里可以从后来与贺龙（湖南人，参加了南昌起义，曾任国务院副总理，1896年生）一起在洪湖一带创建根据地并在那里战死的张昆弟的日记中，看出当时他们的生活情况。
1917年8月23日。
下午渡河至麓山下饮马堂民屋，蔡和森租居此也。闲谈后，同游麓山，下山日落，遂宿蔡君家。夜与蔡君谈及日间之生活，余略谈暑假在乔市渐源寺之生活，蔡君欣然曰：余每日早四时半起，夜八时半睡。自四时半起即至天马山顶，静坐运动，至九时始下山；十时早食，早食后看书约二小时；下午或游走各处，或挖土种菜，间或看书，不以为正课焉；四时余午食，食后或静坐，或运动，或散步。每日冷水浴二次，早起后一次，临睡前一次。又于雷风雨烈之时，冒风雨而行，已练习数次，毫无风寒之感。上所言之事，已行之一月余矣；今年下半期，拟常行之。余闻之甚是之，蔡君盖锻炼意志锻炼身体者也。静坐，练心法也；运动，练体法也。冒风雨，冷水浴，练体法即练心法。大丈夫独患无身耳，体强心强，何事不可为？余知蔡君知所本也。
夜又与蔡君闲谈，不久即临床睡。床即就长凳两条，门板一块，架走廊边。蔡君云，自移居此地，未曾进房睡宿。
9月16日。
今日星期，约与蔡和森、毛润之、彭则厚（新民学会会员）作一二小时之旅行。早饭后，彭君过河邀蔡君至溁湾市会伴。余与毛君先至溁湾市，稍久，彭君一人来，蔡君以值今日移居，不果行。此议发自蔡君，余诺之，并商之彭、毛二君也。事之难合，诚莫能料。三人遂沿铁道行，天气炎热，幸风大，温稍解。走十余里，休息于铁路旁茶店，饮茶解渴，稍坐又行。过十余里经大托铺，前行六里息饭店，并在此午饭，饭每大碗五十文，菜每碗二十文，三人共吃饭五大碗，小菜五碗。饭后稍息，拟就该店后大塘浴，以水浅不及股，止。遂至店拿行具前行，未及三里寻一清且深之港坝，三人同浴，余以不善水甚不自由。浴后，行十四里至目的地，时日将西下矣。遂由山之背缘石砌而上，湘水清临其下，高峰秀挹其上，昭山其名也。山上有寺，名昭山寺。寺内有和尚三四人，余辈以来时晚，欲在该寺借宿，和尚初有不肯意，余辈遂有作露宿于丛树中之意，和尚后允借宿，露宿暂止。晚饭后，三人同由山之正面下，就湘江浴；浴后，盘沙对语，凉风暖解，水波助语，不知乐从何来也。久之由原路上，时行时语，不见山之倒立矣，和尚待于前门，星光照下，树色苍浓，隐隐生气勃发焉。不久进寺，和尚带余辈至一客房，指旷床为宿处，并借余辈小被一块，房外有一楼一间；余辈至小楼纳凉，南风乱吹，三人语笑称善者久之。谈话颇久，甚相得也。
9月23日。
昨日下午与毛君润之游泳，游泳后至麓山蔡和森君居，时将黄昏，遂宿于此。
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凉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彻，旷然有远俗之慨。归时十一点钟矣。［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