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长沙时代的毛泽东
1.长沙
这本诗集开卷第一首《沁园春·长沙》,是毛泽东虚岁33时之作。在公开发表的诗词中,这一首是最早的,而且称得上杰作。已进入壮年时期的作者,想通过回忆过去总结自己的前半生,因此它起到为今后毛泽东诗的世界拉开序幕的作用。这首词还是吟咏长沙的,就更让人感到放在诗集的卷首与作者更为吻合。这是因为作者整个二十多岁的时期,可以说是人格形成的时期,几乎都是在长沙度过的。他青年时代的社会活动和作为中国共产党成员的活动,也都是在这块土地上。此后,作者也曾吟咏过长沙或湖南,但是第一首词在描述青年时代的自画像这一点上很令人感兴趣。
关于长沙时代的毛泽东,在一本书中已有记述[16],尽管材料并不太全。这里只简单涉及一下这首词的背景。
毛泽东与长沙的关系始于1911年。那一年,他和中国的农民一样,肩上担着扁担,挑着随身携带的行李,从家乡韶山冲来到县城湘潭。然后,他挤在小型内河轮船的三等客舱里,顺湘江而下,去省城长沙。从家到长沙只有六十多公里,相当于我们日本从平冢一带到东京的距离。长沙是他很早就憧憬的城市,那里有古老的文化传统,又是经济中心,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长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就在毛泽东去长沙的四年前,一位在中国旅行到过长沙的日本人曾为这座城市的繁荣和生机勃勃而感叹。他做了如下记述:
谚语中把湖南称作“六水三山一分田”,耕地虽然不多,却是被称作“湖广熟,天下足”的肥沃土地,其物产的丰富可想而知。长沙为省城所在地,人口约50万,街道只有四五米宽,极为狭窄。在坡子街、南正街、太平街和青石桥等这样的繁华街道上,或有轿子疾驰而过,或有人力车在飞跑,背东西的,挑担子的,来往如梭,真有摩肩击毂之状。尽管粤汉铁路(广州至汉口间铁路,1918年武昌至长沙间,1914年广州至韶关间通车,全线通车是1936年)没有通车,但是临近洞庭,附近又有湘江,水上交通方便。实际上,长沙是湖南的一大货物集散地。[17]
不仅如此,当时的长沙改革之风盛行,出现了对清朝腐朽体制的不满和主张实行改革或革命的知识分子,而且这些人的活动十分活跃,经常发表激烈的言论。因此,可以说当时率领中国的是湖南,是长沙。湖南的陈宝箴(湖南巡抚)、黄遵宪(驻日公使馆文书,后为湖南按察使,1848—1905)这些人与谭嗣同(批判儒教,因在反对慈禧太后的政变中失败而被处死,1865—1898)等湖南出身的知识分子合作成立的学校——时务学堂,招聘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广东人,1873—1929)为总教习(校长),实行近代教育,同时宣传爱国和救国。改革的模式是日本的明治维新,所以时务学堂里也聘用了日本教授。1906年来长沙访问的一位日本新闻记者,在长沙的名胜古迹上发现有胡乱涂画的日文字母。“这当然不是日本人所为,足见风气走向。”[18]湖南省内掀起的学习日本热,其程度甚至到了人们为湖南起了个“小日本”的绰号。
梁启超等人是清朝体制内的改良派,湖南进而出现了试图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派。正当各地按照他们的思想开始实际行动的时候,已来到长沙的毛泽东从中受到强烈的刺激。黄兴(与孙中山等组织革命同盟,1874—1916)、宋教仁(尽力强化国民党,被袁世凯暗杀,1882—1913)、谭人凤(发动反袁世凯第二次革命,1860—1920)等都是湖南出身,被称为湖南派。十分关心并直接参加了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北一辉(因“二二六”事件被处死,1883—1937),比起后来被称为中国革命之父的孙中山更对湖南派抱有同情和好感。实际上,湖南处在当时新思想的最前线。前面提到的那位日本旅行者便感受到了这种气氛。他做了如下记述:
不只是贸易,湖南历来多健儿,具有慷慨气节之士亦不少。而且有“湖南之绅士大于地方官”的说法。在北京的朝廷里,湖南人也受到重视,有隐秘的对手的印象。如果将来中国的局面有展开的时候,湖南人无疑应占有重要的地位。……有识之士……不限于扬子江,应去长沙寻找。[19]
正因为“湖南多健儿”,所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形势在中国高涨起来以后,过去被人叫做“小日本”的湖南,这次却站到了最前列。1921年访问长沙的芥川龙之介记述了当时的气氛:
我参观了长沙的天心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和附属高等小学校。年轻教师板着以前少见的冷面孔领着我。为了排日,女学生都不使用日本制造的铅笔什么的,所以书桌上摆着笔砚,她们正在做几何和代数。[20]
那时,毛泽东正担任母校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的校长。如果作者访问这个地方,或许会由“校长毛泽东先生带领参观”吧。但实在有些遗憾,不过这是另外的问题。长沙上述充满热情的气氛很快征服了毛泽东。1893年12月26日出生的他,当时还不到18周岁。他胸中正燃烧着向往自立、试图寻找独立生活道路的梦幻之火。出去周游与反复探索也是理所当然的。
他首先进入湘乡中学,在那里读了孙文的革命纲领。他的同志在广东策划起义,他在读了72人牺牲的报道后十分感动,把对时局的意见贴到了学校墙上(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第一篇政治文章)。他用剪子剪掉了辫子。不久,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爆发了。他离开了中学,作为一名士兵参加了进驻长沙的革命。他用月薪买来了报纸和小册子,如饥似渴地读着。他知道了社会主义的存在,认为那才是“救人救世”的最佳道路。清朝被推翻后,北方的军阀袁世凯(河南人,1859—1916)成了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后,他离开了军队。看到报纸上的广告后,他随便订购了从肥皂制造学校到法律学校的指南书,在这两个学校没待多久,便立志自学。
他在图书馆里埋头读书,接触到西方的新知识。有半年左右时间,父母不再寄生活费了。偶然在报纸上看到省立第一师范招生的广告,他为两个朋友代写了作文,三个人都考试合格,便开始了五年的师范学校生活。据说,他受过三次退学处分(因按照自己的计划学习而引起教师反感),但每逢此时,总有教师为他辩护,最后经过周折才正式毕业了。
师范学校是住宿制,而且不收伙食费和学费,所以学生的最低生活是有保障的,也许他安心在这所学校的理由之一便在于此,至少最初这所学校的魅力所在是这样。不过,认为食宿方便就能使他留在第一师范学校,也恐怕过于肤浅了。他确实与“教育救国”这一口号产生过共鸣,而且在这里遇到了良师益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