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是如何遇见爸爸的

妈妈喜欢给我留便条。不管送我去什么地方，分手的时候，她总喜欢塞张纸条给我。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不直接把纸条上的话说出来呢，她真是不嫌麻烦，既要浪费纸，又要用难闻的胶水粘信封。

我收到的妈妈的第一张纸条是在一九五四年，我上幼儿园的第一天。那时候我有多大？应该五岁吧。学校的操场上都是边跑边叫的孩子。我紧紧拽着妈妈的手，走近学校。有个戴着黑色贝雷帽的老师站在校门口。我看到别人的妈妈亲亲她们的孩子，挥挥手就离开了。我肯定是在这个时候哭了起来。

“怎么了？”妈妈问。

“不要走。”

“放学的时候我会在门口等你的。”

“不。”

“没关系的。我会等着你的。”

“那我找不到你怎么办？”

“不会找不到的。”

“那我把你给丢了怎么办？”

“妈妈是不会丢的，查理。”

她笑了，手伸到衣服口袋里，递给我一只小小的蓝色信封。

“拿着，”她说，“如果你真的很想我，那就打开信封看看。”

她从包里拿出一片纸巾，擦了擦我的眼泪，然后用力抱了抱我，和我说再见。我依旧能够记得她那时候的模样：她穿着印花布的裙子，嘴唇上涂着露华浓的红色唇膏，长发在耳边飘拂。我举起她留给我的信，向她道别。现在想起来，她可能都没有仔细考虑过，我刚上幼儿园，字都不识呢。但那就是我的母亲。关键是那份心思。

*

爸妈相遇的故事是这样的：1944年春天，在椒谷湖的下游，她遇见了爸爸。那时她在游泳，他在打棒球。他投了一个球，伙伴把球打飞了，落到河里。妈妈看到了，朝球游过去。而爸爸也跳到水中去拣球。他从水底下浮出来的时候，两个脑袋撞在了一起。

“后来，我们就这样撞来撞去的，”妈妈过去常说。

他们俩闪电般陷入热恋。我爸的脾气就是这样，做任何事情的目的就是快快把事情做完。那时候，他是个高大健硕的小伙，刚刚高中毕业，梳着奶油大包头，开着他爸的蓝白色凯迪拉克车。二战一爆发，他就积极报名，参军入伍，告诉妈妈他要杀敌立功，“要成为镇上消灭敌人最多的人。”战舰把他运到了意大利，亚平宁山脉北部，靠近博洛尼亚一个叫坡奥山谷的地方服役。一九四五年，他给妈妈写了封信，向妈妈求婚——“做我的妻子吧，”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那更像是个命令。妈妈答应了他。妈妈的回信写在一种很特别的亚麻纸上的，纸很贵，根本超出了她的消费能力，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坚持买了这种纸写回信。我妈妈认为写什么字和用什么纸是同样重要的。

爸爸收到妈妈回信后两星期，德军签署了投降协议。爸爸回家了。

我的理论是：爸爸打仗没打过瘾。所以后来，他向我们开战。

*

我爸叫雷奥纳多，但人人都叫他雷奥；我妈叫宝琳，但人人都叫她宝儿。妈妈有一双大大的杏眼，飘逸的黑发，奶油色的皮肤，和好莱坞明星奥黛丽·赫本颇有几分相似。在我们那个小镇上，长得像妈妈这样漂亮的可不多。她喜欢化妆——睫毛膏，眼线，腮红，样样齐全——大家都觉得她“有趣”，“有个性”，或者是“怪怪的”，有点“犟头倔脑”。而小时候的我，一直觉得她是个麻烦。

我穿没穿套鞋？带没带外套？学校的作业完成了吗？为什么我的裤子拉破了？

她还总是纠正我的语法。

“我和罗伯特要去……”我说。

“罗伯特和我，”妈妈打断我的话。

“我和杰米想要……”

“杰米和我，”她总是纠正我。

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有特定的形象。妈妈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是涂着口红，向我弯下身体，竖起一根手指，教育我要好好努力。而爸爸的形象则是一个身体后仰，肩膀靠在墙壁上休息的男人。他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看着我，任我起起伏伏。

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看得出，妈妈要靠近我，爸爸则要远离我。但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小孩能懂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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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是法国移民的后裔，信仰新教，我爸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信仰天主教，他们俩的结合，等于把上帝、罪孽和人生百味搅和在一起，弄得火候过了头。他们总是在争吵。孩子、食品、宗教，都是吵架的诱因。爸爸曾在浴室门口挂了一张耶稣像，一等他上班，妈妈就把画像挪到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落。爸爸回到家就大声嚷嚷起来，“上帝啊，你怎么能够动耶稣像呢！”妈妈反驳道，“那不过是个画像罢了，雷奥，你以为上帝愿意把自己的画像挂在浴室门口吗？”

爸爸不睬她，把画像挂回去。

第二天，妈妈又把画像挪走。

如此这般，折腾不休。

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和文化背景，如果说我们家有民主的话，那么爸爸的一票相当于两票。他决定我们晚饭吃什么，房子刷什么颜色，家里的钱存什么银行，客厅那台赞尼诗牌黑白电视机应该调什么频道。我出生的那一天，他通知妈妈：“这孩子要去天主教堂受洗，”毫无商量余地。

滑稽的地方在于，他自己对宗教其实没有什么兴趣。战争结束后，爸爸在镇上开了家卖烟酒的小店，和宗教比起来，他更关心的是利润。他对我的要求，就是要我信仰棒球。我还不能走路的时候，他就扔球给我。在妈妈还没有让我用剪刀之前，他已经给了我一个木质的球棒。他说只要我有“计划”，并且“坚持执行计划”，那么总有一天，我可以加入甲级棒球队。

当然了，在你如此年幼的时候，你会把父母给你设定的志向当成栖身之所，而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我七岁的时候，学会了看报纸上的棒球比赛积分表，那上面所列出的棒球队的名字，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我在爸爸的店里放了一副棒球手套，如果他有几分钟的空余时间，那么他就可以在停车场里掷球给我，帮我练习。我甚至会穿着钉鞋去教堂参加星期日弥撒，因为赞美诗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我就要赶去参加美国循环赛。人们说教堂是“上帝的家”，我很担心上帝会不满意我穿着钉鞋踏在他家地板上，所以我曾试着踮起脚尖走路，可是爸爸却小声说，“见鬼了，你干吗呢？”我赶紧放下脚跟。

*

而妈妈呢，并不喜欢棒球。她出身贫寒，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战争期间，不得不辍学打工维持生计。她的高中文凭是上夜校得来的，后来她又用同样的办法修完了护士学校。在她看来，只有书本、大学以及它们替我打开的一扇扇门才是正途。对于棒球，她觉得唯一的用处就是让我“呼吸点新鲜空气”。

但我打棒球的时候，她总会来看。她坐在观众席上，戴着大大的太阳眼镜，头发总是吹得整整齐齐，那是当地美容院的杰作。有时候，我会从球员候场区偷偷看她，发现她总是望着遥远的地平线。但轮到我出场击球的时候，她会拍着手叫：“耶，查理！”我想，对我而言，那就是参加比赛的全部意义所在了。在爸爸离开我们之前，他是我参加的每一个业余棒球队的业余教练。有一次，他看到我朝着观众席方向张望，便朝我嚷道：“眼睛看着球，鸡仔！那里可没有能帮你打好球的东西！”我赶快回过头。

我猜，妈妈，她不是爸爸所说的“计划”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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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崇拜妈妈，就像小男孩崇拜他们的妈妈那样理所当然。而且，她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让人崇拜的妈妈。首先，她很幽默。她不介意把冰激凌抹在自己的脸上，就为了让我们笑一笑。她还会发出怪怪的声音，模仿大力水手说话，或者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唱歌时的沙哑嗓音：“如果你的心里没有他，你如何去摆脱他……”她挠我的痒痒，也让我挠她的痒痒，然后夹紧了手臂笑个不停。每天晚上，她都到我床前来给我盖被子，摩挲着我的头发说，“给妈妈一个吻。”她告诉我，我很聪明，而聪明很划算，所以我应该每星期看一本书。为了确保完成这个指标，她总带我去图书馆。有时候她穿的太过耀眼，还有时候她会和着我们小孩子的音乐唱歌，这让我有些难为情。但我信任她，从来没有，没有一刻对此有所怀疑。

妈妈说的话，我都相信。

别搞错了，她并不溺爱我。她打我。她责备我。她惩罚我。但她爱我。她真的爱我。我不小心从秋千上摔下来，她爱我。我穿着满是泥浆的鞋子踩在自家地板上，她爱我。面对我的呕吐，鼻涕，流着血的膝盖，她还是爱我。不管来来去去，顺境逆境，她都爱我。对于我，她盛满了爱的井深不见底。

她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让我去追逐她的爱。

明白了吧，我有一个理论：孩子们喜欢追逐他们得不到的爱。对我来说，那就是爸爸的爱。他把他的爱藏着，像文件箱里的文件。而我，想法设法要得到它。

妈妈过世多年后，我给自己列了两个清单，一张单子上列着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另一张单子上列着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很悲哀，两个单子长短差距很大。为什么对于爸爸妈妈，孩子会向其中的一个，索取很多很多，而对另一个，标准却会放得又低又松呢？

或许，我老爸说的有道理。你可以是爸爸的乖儿子，或者是妈妈的好宝贝，但你不可能把两者都占全。所以，你就紧紧抓住你以为可能会失去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