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霍尔和卡里内奇[1]
谁要是从波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大概会对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明显差别感到惊讶。奥廖尔省农人的个头儿不高，身子佝偻着，愁眉苦脸，无精打采，住的是很不像样的山杨木小屋，要服劳役，不做买卖，吃得很不好，穿的是树皮鞋；卡卢加省代役租农人住的是宽敞的松木房屋，身材高大，脸上又干净又白皙，流露着一副又大胆又快活的神气，常常做奶油和松焦油买卖，逢年过节还要穿起长筒靴。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通常四周都是耕地，附近有冲沟，冲沟总是变为脏水塘。除了少许可怜巴巴的爆竹柳和两三棵细细的白桦树以外，周围一俄里之内看不到一棵树；房屋一座挨着一座，屋顶盖的是烂麦秸……卡卢加省的村庄就不一样，四周大都是树林；房屋排列不那么拥挤，也比较整齐，屋顶盖的是木板；大门关得紧紧的，后院的篱笆不散乱，也不东倒西歪，不欢迎任何过路的猪来访……对一个猎者来说，卡卢加省也要好些。在奥廖尔省，所剩无几的树林和丛莽再过五六年会全部消失，就连沼地也会绝迹；卡卢加省却不同，保护林绵延数百俄里，沼地往往一连几十俄里，珍贵的黑琴鸡还没有绝迹，还有温顺的沙锥鸟，有时忙忙碌碌的山鹑会“噗啦”一声飞起来，叫猎人和狗又高兴又吓一跳。
有一次我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到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鲁德金，就结识了这个酷爱打猎，因而也是极好的人。不错，他也有一些缺点，比如，他向省里所有的富家小姐求过婚，遭到拒绝而且吃了闭门羹之后，就带着悲伤的心情向朋友和熟人到处诉说自己的痛苦，一面照旧拿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作礼物送给姑娘的父母；他喜欢翻来覆去讲同一个笑话，尽管波鲁德金先生认为那笑话很有意思，却从来不曾使任何人笑过；他赞赏阿基姆·纳希莫夫的作品和小说《宾娜》[2]。他口吃，管自己的一条狗叫“天文学家”；说话有时带点儿土腔；在家里推行法国膳食方式。据厨子理解，这种膳食的秘诀就在于完全改变每种食品的天然味道，肉经过他的高手会有鱼的味道，鱼会有蘑菇味道，通心粉会有火药味道。可是胡萝卜不切成菱形或者梯形，决不放进汤里去。然而，除了这少数无关紧要的缺点，如上所说，波鲁德金先生是个极好的人。
我和他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他家去过夜。
“到我家有五六俄里，”他说，“步行去不算近；咱们还是先上霍尔家去吧。”（读者谅必允许我不描述他的口吃。）
“霍尔是什么人？”
“是我的佃户……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们便朝霍尔家走去。在树林中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林中空地上，是霍尔家的独家宅院。宅院里有好几座松木房屋，彼此之间有栅栏相连；主房前面有一座长长的、用细细的木柱撑起的敞棚。我们走了进去。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年轻小伙子，二十来岁，高高的个头儿，长相很漂亮。
“噢，菲佳！霍尔在家吗？”波鲁德金先生向他问道。
“不在家，霍尔进城去了，”小伙子回答，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您要车吗？”
“是的，伙计，要一辆车。还要给我们弄点儿克瓦斯来。”
我们走进屋子。洁净的松木墙上，连一张常见的版画都没有贴；在屋角里，在装了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一张椴木桌子，不久前才擦洗得干干净净；松木缝里和窗框上没有机灵的普鲁士甲虫在奔跑，也没有隐藏着沉着老练的蟑螂。那年轻小伙子很快就来了，用老大的白杯子端着上好的克瓦斯，还用小木盆端来一大块白面包和十来条腌黄瓜。他把这些吃食放到桌子上，就靠在门上，微微笑着，打量起我们。我们还没有吃完这顿小点，就有一辆大车轧轧地来到台阶前。我们走出门来，一个头发鬈曲、面色红润的十四五岁男孩子坐在赶车的位子上，正在吃力地勒着一匹肥壮的花斑马。大车周围，站着五六个大个头儿男孩子，彼此十分相像，也很像菲佳。“都是霍尔的孩子！”波鲁德金说。“都是小霍尔。”已经跟着我们来到台阶上的菲佳接话说，“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普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霍尔上城里去了……小心点儿，瓦夏，”他转身对赶车的孩子说，“赶快点儿，把老爷送回去。不过，到坑坑洼洼的地方，要小心，慢点儿，不然，会把车子颠坏，老爷肚子也受不住！”其余的小霍尔们听到菲佳的俏皮话，都嘿地笑了。波鲁德金先生庄重地喊了一声：“把‘天文学家’放上车！”菲佳高高兴兴地举起不自然地笑着的狗，放进大车里。瓦夏放开马缰，我们的车子朝前驰去。
波鲁德金先生忽然指着一座矮矮的小房子，对我说：“那是我的办事房。想去看看吗？”“好吧。”他一面从车上往下爬，一面说：“这会儿已经不在这儿办事了，不过还是值得看看。”这办事房共有两间空屋子。看守房子的独眼老头儿从后院跑了来。“你好，米尼奇，”波鲁德金先生说，“弄点儿水来！”独眼老头儿转身走进去，一会儿带着一瓶水和两个杯子走了回来。“请尝尝吧，”波鲁德金对我说，“这是我这儿的好水，是泉水。”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鞠着躬。“好，现在咱们可以走啦。”我的新朋友说。“在这儿，我卖了四俄亩树林给商人阿里鲁耶夫，卖得好价钱。”我们上了马车，半个钟头之后，就进了主人家的院子。
“请问，”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向波鲁德金问道，“为什么您那个霍尔单独居住，不跟其他佃农在一块儿？”
“那是因为他是个精明的庄稼汉。大约在二十五年前，他的房子叫火烧了；他就跑来找我的先父，说：‘尼古拉·库兹米奇，请允许我搬到您家林子里沼地上去吧。我交租钱，很高的租钱。’‘可你为什么要搬到沼地上去？’‘我要这样；不过，尼古拉·库兹米奇老爷，什么活儿也别派给我，您就酌情规定租金吧。’‘一年交五十卢布吧！’‘好的。’‘你要当心，我可是不准拖欠！’‘知道，不拖欠……’这么着，他就在沼地上住了下来。打那时起，人家就叫他霍尔了。”
“怎么样，他发财了吗？”我问。
“发财了。现在他给我交一百卢布的租金，也许我还要加租。我已经不止一次对他说过：‘你赎身吧，霍尔，嗯，赎身吧！’可是他这个滑头却总是说不行，说是没有钱……哼，才不是这么回事呢！……”
第二天，我们喝过茶以后，马上又出发去打猎了。从村子里经过的时候，波鲁德金先生吩咐赶车的在一座矮小的房子前面停了车，大声呼唤道：“卡里内奇！”院子里有人答应：“来啦，老爷，来啦，我系好鞋子就来。”我们的车子慢慢前进，来到村外，一个四十来岁的人赶上了我们。这人高高的个头儿，瘦瘦的，小小的脑袋瓜朝后仰着。这就是卡里内奇。我一看到他那张黑黑的、有些碎麻子的和善的脸，就很喜欢。卡里内奇（正如我后来听说的）每天都跟着东家外出打猎，给东家背猎袋，有时还背猎枪，侦察哪儿有野物，取水，采草莓，搭帐篷，找车子。没有他，波鲁德金先生寸步难行。
卡里内奇是个性情顶愉快、顶温和的人，常常不住声地小声唱歌儿，无忧无虑地四处张望，说话带点儿鼻音，微笑时眯起他的淡蓝色眼睛，还不住地用手捋他那稀稀拉拉的尖下巴胡。他走路不快，但是步子跨得很大，轻轻地拄着一根又长又细的棍子。这一天他不止一次同我搭话，伺候我时毫无卑躬屈膝之态，但是照料东家却像照料小孩子一样。
当中午的酷暑迫使我们找地方躲避的时候，他把我们领进了树林深处，来到他的养蜂场上。卡里内奇给我们打开一间小屋，里面挂满一束束清香四溢的干草，他让我们躺在新鲜干草上，自己却把一样带网眼的袋状东西套到头上，拿了刀子、罐子和一块烧过的木头，到养蜂场去给我们割蜜。我们喝过和了泉水的温乎乎的、透明的蜂蜜，就在蜜蜂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簌簌的絮语声中睡着了……
一阵轻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里内奇坐在半开着门的门槛上，正在用小刀挖木勺。他的脸色柔和而又开朗，就像傍晚的天空，我对着他的脸欣赏了老半天。波鲁德金先生也醒了，我们没有马上起身。跑了很多路，又酣睡过一阵子之后，一动不动地在干草上躺一躺，是很惬意的。这时候浑身松松的，懒懒的，热气轻轻拂面，一种甜美的倦意叫人睁不开眼睛。终于我们起了身，又去转悠，直到太阳落山。吃晚饭的时候，我谈起霍尔，又谈起卡里内奇。“卡里内奇是个善良的庄稼人，”波鲁德金先生对我说，“是个又勤奋又热心的人；干活儿稳稳当当，可是却干不成活儿，因为我老是拖着他。天天都陪我打猎……还干什么活儿呀，您说说看。”我说，是的。我们就躺下睡了。
次日，波鲁德金因为和邻居比丘科夫打官司，上城里去了。邻居比丘科夫耕了他的地，而且在耕地上打了他的一名农妇。我便一个人出去打猎，快到黄昏时候，我顺路来到霍尔家。我在房门口遇到一个老头儿，秃头顶，小个头儿，宽肩膀，结实健壮，这就是霍尔了。我带着好奇心把这个霍尔打量了一下。他的脸型很像苏格拉底：额头也是高高的，疙疙瘩瘩的，眼睛也是小小的，鼻子也是翘翘的。我们一同走进房里。还是那个菲佳给我端来牛奶和黑面包。霍尔坐在长凳上，泰然自若地捋着他那卷卷的下巴胡，跟我聊起来。他大概觉得自己是有分量的，说话和动作都慢腾腾的，有时那长长的上嘴胡底下还露出微笑。
我和他谈种地，谈收成，谈农家生活……不论我说什么，他似乎都赞成；只是到后来我才感到不好意思起来，我觉得我说得不对头……这情形颇有点儿奇怪。霍尔说话有时令人费解，大概是因为谨慎……下面是我们谈话的一例：
“我问你，霍尔，”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东家赎身呀？”
“我为什么要赎身？眼下我跟东家处得很好，我也交得起租……我的东家是个好东家。”
“不过，有了自由，总归好一些。”我说。
霍尔斜看我一眼。
“那当然。”他说。
“那么，你究竟为什么不赎身？”
霍尔摇了摇头。
“老爷，你叫我拿什么来赎身呀？”
“哼，算啦，你这老头儿……”
“霍尔要是成了自由人，”他好像自言自语似的小声说，“凡是不留胡子的人[3]，都要来管霍尔了。”
“那你也把胡子刮掉嘛。”
“胡子算什么？胡子是草，要割就割。”
“那你怎么不割呢？”
“噢，也许，霍尔要成商人呢；商人日子过得好，商人也留胡子嘛。”
“怎么，你不是也在做生意吗？”我问他道。
“做点儿小买卖，贩卖一点儿奶油和焦油……怎么样，老爷，要套车吗？”
我在心里说：“你说话好谨慎，你这人真机灵。”
但我说出口的话是：“不用，我不要车；我明天要在你家周围转一转，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你家的干草棚里过夜。”
“我欢迎。不过，你在干草棚里舒服吗？我叫娘儿们给你铺上褥单，放好枕头。喂，娘儿们！”他站起身来，喊道，“娘儿们，到这儿来！……菲佳，你带老爷去吧。娘儿们都是些蠢东西。”
过了一刻钟，菲佳提着灯把我领到干草棚里。我扑倒在芳香的干草上，狗蜷卧在我的脚下；菲佳向我道过晚安，门“吱扭”响了一声，就关上了。我很久不能入睡。一头母牛走到门口，“哼哧、哼哧”地呼了几口气，狗神气十足地朝母牛吠叫起来；一头猪从门外走过，若有所思地哼哼着；附近什么地方有一匹马嚼起干草，还不住地打响鼻……到后来，我终于睡着了。
黎明时候，菲佳叫醒了我。我很喜欢这个愉快、活泼的小伙子。而且我也多少有些看出来，老霍尔也特别喜欢这个儿子。这爷儿俩常常很亲热地彼此开点儿玩笑。老头儿出来迎住我。不知是因为我在他家里歇了一夜，还是别的什么缘故，霍尔今天对待我比昨天亲热多了。
“茶已经烧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说，“咱们去喝茶吧。”
我们在桌旁坐了下来。一个健壮的娘儿们，是他的一个儿媳妇，端来一钵子牛奶。他所有的儿子一个个走进屋里来。
“你家儿子一个个都这样高大！”我对老头子说。
“是啊，”他一面咬着小小的糖块，一面说，“对我和我的老婆子，似乎他们没什么可抱怨的。”
“他们都跟你一起住吗？”
“都在一起。都愿意在一起，那就在一起吧。”
“都娶亲了吗？”
“就这个滑头鬼还没有娶亲，”他指着依然靠在门上的菲佳，回答说。“再就是瓦夏，他还小，还可以等几年。”
“我干吗要娶亲？”菲佳反驳说，“我就这样才好。要老婆干什么？要老婆吵架解闷儿，还是怎的？”
“哼，你呀……我才知道你的心思哩！你是风流哥儿……只想天天跟丫头们鬼混……‘不要脸的，讨厌！’”老头子模仿丫头们的口气说。“我才知道你的心思哩，你这个图自在的鬼东西！”
“讨老婆有什么用处？”
“老婆是个好长工，”霍尔很严肃地说。“老婆是伺候男人的。”
“我要长工干什么？”
“这不是，就图自个儿快活自在。我就知道你这鬼东西的心思。”
“好，要是这样，你就给我娶亲吧。嗯？怎么啦！你怎么不说话呀？”
“哼，算啦，算啦，你这调皮鬼。瞧，咱们也不怕吵得老爷心烦。我会给你娶亲的，放心吧……噢，老爷，别见怪，孩子还小，不懂事。”
菲佳摇了摇头……
“霍尔在家吗？”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卡里内奇走进房来，手里拿着一束草莓，这是他采来送给他的好友霍尔的。老头子亲亲热热地把他迎住。我惊讶地看了卡里内奇一眼：说实话，我没想到一个庄稼人会有这种“温情”。
这一天，我出门打猎比平常晚三四个钟头。随后三天我也都是在霍尔家过的。两位新相识使我很感兴趣。不知道是我哪一点博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跟我谈话毫不拘束。我很愉快地听他们谈话，观察他们。这两个朋友彼此一点儿都不像。霍尔是个认真、务实的人，有经营管理头脑，是个纯理性主义者；卡里内奇则相反，属于理想家、浪漫主义者，属于热心肠、好幻想的一类人。霍尔讲求实际，所以他造房子，攒钱，跟东家和其他有权有势的人搞好关系；卡里内奇穿的是树皮鞋，日子过得勉勉强强。霍尔有一大家人，一家人和和睦睦，全都听他的；卡里内奇曾经有过老婆，他很怕老婆，一个孩子也没有。霍尔看透了波鲁德金先生的为人；卡里内奇非常崇敬自己的东家。霍尔很喜欢卡里内奇，常常袒护他；卡里内奇也很喜欢霍尔，十分尊重他。霍尔很少说话，不时笑一笑，有什么看法放在心里；卡里内奇很喜欢说话，虽然不像能说会道的人那样花言巧语……然而卡里内奇有不少特长，就连霍尔也是承认的，比如：他会念咒止血，能治惊风和狂犬病，能驱蛔虫；他会养蜂，他的手气好。霍尔当着我的面请他把新买的一匹马牵进马棚，卡里内奇带着又认真又笃定的神气把马牵了进去；霍尔不见到事实，总是不肯轻易相信的。卡里内奇更接近自然，霍尔更接近人和社会；卡里内奇不喜欢深思熟虑，对一切都盲目相信；霍尔自视甚高，以至于常常用嘲弄的目光看待人世。他见多识广，我跟他学到不少见识。比如，我从他的叙述中得知，每年夏天，割草季节快到的时候，就会有一辆式样特别的小四轮车来到各个村子里。车上坐一个穿长衣的人，来卖大镰刀。如果用现钱，他要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至一个半卢布纸币；如果赊账，他要三卢布纸币至一个银卢布。不用说，所有的庄稼人都是赊账。过两三个星期，他再来收钱。庄稼人刚刚收完燕麦，有钱清账了。庄稼人跟买卖人一起上酒店去，就在酒店里清账。有些地主想点子，用现钱把镰刀买下来，也按那样的价钱分别赊给庄稼人，庄稼人却很不高兴，甚至非常懊丧。因为这样一来就会失去不小的乐趣，不能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音，在手里转来转去，也不能向油滑的小商贩问上二十遍：“喂，怎么样，伙计，镰刀不咋样吧？”买卖小镰刀的时候也用同样一套办法，不同的是，这时候娘儿们也参与了，有时缠得小贩子不得不打她们，只要一动手，她们就能捞到便宜了。不过，娘儿们最吃苦的还是做另一种买卖的时候。造纸厂的原料采办人委托一些专门人员收购破布，这些人在有些县里被称为“鹰”。这种“鹰”从商人手里领得二三百卢布纸币，便出来打食儿。但是，他和他因而得名的那种高贵的鸟完全不同，不是公开地、大胆地扑向食儿，而是使用狡诈的花招儿。他把自己的车子停在村子附近树棵子丛里，自己却来到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口转悠，装作过路人或者无事闲逛的人。娘儿们凭感觉猜测到他的到来，就偷偷地前去跟他会面，匆匆忙忙中把交易做好。为了换取几个铜板，娘儿们交给“鹰”的不仅是所有无用的破布，甚至常常有丈夫的小褂和自己的裙子。近来娘儿们发现一种顶合算的办法，那就是把自己家里的大麻，特别是大麻布偷出来，用同样的办法出卖，这么一来，“鹰”的收购业务就扩大了、完备了！不过，男子汉们也学乖了，稍微有一点儿可疑，一听到远处有“鹰”来到的响声，就又快又麻利地采取变动和防范措施。说真的，这不是够窝囊的吗？卖大麻是男子汉的事，而且他们的确也在卖大麻，不是到城里去卖，到城里卖，还要亲自运去，是卖给外来的小贩。这些小贩因为不带秤，总是拿四十把当作一普特。诸位该知道，什么叫“一把”，俄罗斯人的手掌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当手掌“竭诚效劳”的时候！像这样的事，我这个涉世不深、没有在农村里“滚过泥巴”（如我们奥廖尔省人常说的）的人，真是听了不少。
不过，霍尔不是一个劲儿地自己讲，他也问了我许多事。他听说我到过外国，他的好奇心就来了……卡里内奇也不比他差。不过，卡里内奇喜欢听我描述自然风光，描述高山、瀑布、奇特的建筑物和大都市；霍尔感兴趣的却是行政管理和国家体制方面的问题。他逐个对一切进行分析、询问：“这种事在他们那儿跟咱们这儿一样，还是不一样？……你说说，老爷，究竟怎样？……”卡里内奇在听我叙说的时候却只是表示惊讶：“啊！哎呀，天啊，有这种事！”霍尔则不作声，皱紧浓眉，只是有时插一两句：“这种事在我们这儿可是不行，能像这样才好，才合道理。”我无法向读者诸君一一转述他的询问，而且也无此必要；但是从我们的交谈中，我得到一种信念，这恐怕是读者怎么也预料不到的，这信念就是：彼得大帝表现出了俄罗斯人的主要特征，他的俄罗斯人特征就在于他的革新精神。俄罗斯人非常相信自己的力量和刚强，不怕改变自己；很少留恋自己的过去，而是勇敢地面对未来。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概不问。他的健全的头脑喜欢嘲笑德国人干巴巴的理性；但是，拿霍尔的话来说，德国人是一些很有意思的人，他也愿意向他们学习。
霍尔由于他地位的特殊和实际上的独立性，跟我谈了许多话，这些话从别人嘴里是听不到的，如一些庄稼人所说，是用棍子撬不出、用磨也磨不出来的。他确实很明白自己的地位。我和霍尔交谈，第一次真正听到纯朴而机智的俄罗斯庄稼人语言。就一个庄稼人来说，他的知识是非常渊博的，但是他不识字；卡里内奇却识字。“这鬼东西识字，”霍尔说，“他养的蜂从来也不死。”“你有没有让你家孩子识字？”霍尔沉默了一会儿。“菲佳识字。”“别的孩子呢？”“别的孩子不识字。”“为什么呢？”老头子没有回答，并且转换了话题。可见，不论他多么聪明，他还是有偏见，在某些方面很顽固。比如，他从心眼儿里瞧不起妇女，在他高兴的时候就取笑和嘲弄妇女们。他的妻子是个爱唠叨的老婆子，一天到晚不离炕头，不住地嘟囔、骂人；儿子们都不理睬她，可是媳妇们却像怕上帝一样怕她。难怪在一支俄罗斯民歌里婆婆这样唱：“你不打老婆，不打年轻妻子，算什么成家的人，算我什么儿子……”有一回我想为媳妇们说说话，试图唤起霍尔的怜悯心，但是他心安理得地反驳我说：“何必管这些……小事，让娘儿们吵去吧……不叫她们吵，反而更糟，再说，也犯不着去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有时凶恶的老奶奶从炕上爬下来，把看家狗从过道里唤出来，嘴里嘟囔着：“狗，你来，你来！”拿拨火棍照干瘦的狗背直打，或者站在敞棚底下，跟所有过路的人“吵骂解闷儿”（这是霍尔的说法）。不过，她还是怕丈夫，只要他一声令下，她马上就回到自己的炕上去。
不过，特别有趣的是听听卡里内奇和霍尔的争论，尤其是在问题涉及波鲁德金先生的时候。卡里内奇说：“霍尔，你别在我面前说他。”霍尔反驳说：“那他干吗连一双靴子也不给你做呀？”“啊，靴子，瞧你说的！……我要靴子干什么？我是个庄稼人……”“我也是庄稼人嘛，你瞧……”霍尔说到这里，把脚抬起来，让卡里内奇看看他的皮靴，那皮靴好像是用毛象皮做的。卡里内奇回答说：“哎哟，别人怎么能跟你比？”“那至少也要给几个钱买树皮鞋，你天天跟他出去打猎，恐怕一天要一双树皮鞋吧。”“他给过我树皮鞋钱。”“是的，去年赏过你十个戈比。”卡里内奇懊恼地扭过头去，霍尔便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他那一双小小的眼睛成了两条缝儿。
卡里内奇唱歌唱得很好听，还弹了一阵子三弦琴。霍尔听着听着，忽然把头一歪，用伤感的调子唱了起来。他特别喜欢《我的命运呀，命运！》这支歌。菲佳不放过取笑父亲的机会：“老人家，怎么伤心起来啦？”可是霍尔依然用手托着腮，闭着眼睛，只顾抱怨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别的时候，再没有比他更勤劳的人了：一双手总是不闲着——不是修理大车，就是整修栅栏，检查马套。不过他不喜欢特别干净，有一次我提到这一点时，他回答说：“屋子里要有人住的气味。”
“你去看看，”我反驳他说，“卡里内奇的蜂房里多么干净啊。”
“老爷，要是不干净，蜜蜂待不住呢。”他叹着气说。
有一次他问我说：“怎么样，你也有领地吗？”“有。”“离这儿远吗？”“大约一百俄里。”“那么，老爷，你住在自己领地上吗？”“住在领地上。”“恐怕多半是打打野味消遣了？”“说实在的，是这样。”“这也不坏，老爷，只管打你的松鸡吧，不过村长要经常换换。”
第四天傍晚，波鲁德金先生派人来接我。我跟老头子依依难舍。我和卡里内奇一同上了大车。“好啦，再见吧，霍尔，祝你健康。”我说……“再见吧，菲佳。”“再见，老爷，再见，别忘了我们呀。”我们动身了。晚霞刚刚呈现出火红色。“明天准是好天气。”我望着明朗的天空说。“不，要下雨啦。”卡里内奇却说出不同的看法，“瞧，鸭子拼命在泼水呢，再说青草发出的气味又这么浓。”我们的大车来到树丛里，卡里内奇在驾车座位上轻轻颠动着，小声唱起歌来，并且一次又一次眺望晚霞……
次日，我离开了好客的波鲁德金先生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