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结论
第一，宋太祖之死，《湘山野录》留下“烛影斧声”一极离奇的记载。此事究竟，已无从探考；但就太宗袭取帝位之情形推之，其来历不正，尚有线索可寻：太祖未死之日，太宗已有布置。他勾结宦官，利用道土方伎一流的人，鬼鬼祟祟的才获得了帝位，一点也谈不上“名正言顺”。
第二，宋太宗粗有理国治民之才，后人震于他的虚声，便往往忽略了其失德之处。我们对于太宗的性行加以透视，像忌刻臣僚，迷信僧道，矜骄沽誉，掩护过非诸端，都充分显示他修养之欠缺。太宗既非一个光明耿介的人物，则其进行阴谋攫夺帝位，并不是怎样出人意料的事情。
第三，太宗嫉忌德昭，逼之致死；德芳英年，亦寻殂亡。太祖两子，既已不存。太宗剪除的目标又转到廷美身上。由是太宗的左右亲信，迎合其意旨，首先密告廷美将有阴谋窃发；赵普此时以一失势之人，为欲达其推倒政敌之故，又从而参入诬陷廷美的行列了。廷美不明不白地死去，太宗惧人指责其非，遂不惜造出虚言，谓廷美不是杜太后所生，藉以掩丑。然而嫉害廷美的情实异常明显，欲盖弥彰，更使人有以察见其用心之险毒！
第四，一般人对于太宗之得国，素不发生疑问者，实因所谓“金匮之诏”一事，大大地作了它的掩护。但我们彻底考察此事后，觉得很有可疑。就有关的史籍说，时间较早的《太祖实录》不载其事，重修《太祖实录》与《三朝国史》则载杜太后死时，太宗固同在榻前；这与赵普所说的制诏时的情形，是根本不相容的。再就上章自诉此事的时间说，已是太宗即位的第七年了，其时赵普图报私怨，不惜使用他的恶劣手段；其人格已不可问，其处境又是最适宜于制造虚说的。所以所谓“金匮之诏”一事，我认为实在是不大可靠的。
第五，据元人俞德邻所记，太祖的后人，在北宋时期曾几次发生过复位运动：一是赵惟吉，二是赵世居，三是赵子崧。赵惟吉事，今日考之，疑俞氏之言有误；至于赵世居与赵子崧二人则丝毫不虚。我以为太祖后人之不忘复位，正显示太宗得位的不义，有以激其忿心。靖康之乱，太宗子孙尽遭屠戮，社会人心，痛定思痛，以为辱祸之来，冥冥中实关因果报应。高宗在此种社会心理与舆论的影响或压力之下，渐生感悟，终将帝位还归太祖的后人，实现了宋朝司天监苗昌裔的预言。
总之，我们由各方面检讨的情形看来，宋太宗之得国，其涉于非法不义，事证显然，是不难断言的。
（原载《史学季刊》第1卷第2期，1941年3月成都出版）
[1] 北宋一代，《国史》凡三：书大祖、太宗、真宗曰《三朝国史》，仁宗、英宗曰《两朝国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国史》。
[2] 李焘《长编考异》引杨亿《谈苑》：“大祖闻守真言，以为妖，将加诛，会宴驾罢。”焘谓恐不然，不取。余以为守真果有其言，大祖察见用心，宜乎视为妖也。
[3] 见《长编》卷一七，十一月庚午上距太宗癸丑即位之日才十八日耳。
[4] 见《长编》卷一八，太平兴国二年五月条下。
[5] 《玉壶清话》卷七载，开宝初，太宗居晋邸。殿前都虞候奏太祖曰：“晋王天日姿表，恐物附之。为京尹多肆意，不戢吏仆，纵法以结豪俊，陛下当图之。”太祖以其人为离意，亟令诛之。此固有见太祖宽厚之性，友于之爱；然太宗在其即位前，对于朝中臣僚，阴施收买笼络之术，实有例证。《太宗皇帝实录》卷八○：“上在藩邸日，怜其（按指田重进）忠勇，尝令给以酒炙。重进不肯受，使者曰：‘晋王以赐汝，汝安敢拒？’重进曰：‘我但知有陛下，不知晋王是何人也？’卒不受。”《东都事略》卷二八及《宋史》卷二六○《田重进传》皆载其事。又《宋史》卷二六二《刘温叟传》：“太宗在晋邸，闻其清介，遣吏遗五百千，温叟受之，贮厅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纨扇，所遣吏即遗钱者，视西舍封识宛然。还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钱尚不用，况他人？昔日纳之，是不拒我也，今周岁不启封，其苦节愈见。’命吏辇归邸。”《玉壶清话》卷二亦记此事。谓温叟封晋王钱不用，所亲讽之曰：“晋邸赠缗，恤公之贫，盍开局以济其乏。”温叟曰：“晋王身为京兆尹，兄为天子，吾为御史长，拒之鲜敬，受之则何以激流品乎？”
[6] 《长编》卷一七云：“太平兴国元年十二月甲寅，上御乾元殿受朝，悬而不乐，大赦改元……群臣上寿大明殿，上以亲政逾月，特与天下更始，非故事也。”
[7] 《后汉书·襄楷传》：“初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皆缥白素朱介，青首朱目，号《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宗，而多巫觋杂语。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经’，乃收藏之，后张角颇有其书焉。”所谓太平道即起于此。《太平清领书》亦即后代道家所奉之《太平经》，本经内容，以为天运循环，近天下太平时，帝王当乘此气运，奉体天意以行善政云。参考傅勤家《中国道教史》第六章第一、二节。
[8] 见《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壬戌条。
[9] 太祖陈桥黄袍加身一事，由当时史实所示之情形考之，太宗、赵普同为策动之人，其可能性极大。故后人亦多信其如此。清代小说有《野叟曝言》者，即采此种观点，以描述其事。
[10] 王钰《默记》卷上，李煜幽居京师，有旨禁与人接。太宗命其旧臣徐铉往见之。一见不胜凄楚，所语有忆念故国之情。“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廷前却数十回，头足相就如牵机状也。”邵博《闻见后录》卷二二谓：“李王煜以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七日生，钱王做以雍熙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皆与赐器币中使，燕罢暴死，并见《国史》。”据此，然则钱俶亦非令终也。
[11] 《宋史》卷二六八《赵镕传》：“与柴禹锡并掌机务。尝遣吏卒变服散之京城察事，卒乘醉与卖书人韩玉斗殴不胜，囚诬玉言涉指斥，禹锡等遽以闻。玉坐抵法。太宗寻知其冤，自后廉事不复听。”同书同卷《柴禹锡传》亦称：“上以藩府旧僚，多召访外事。”是太宗恐人心不赴，而有暗探侦卒之散布矣。《涑水记闻》卷三又云：“太宗时，（王嗣宗）以秘书丞知横州，上遣武德卒之岭南，察民间事。嗣宗执而杖之，械送阙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贤俊，而以此辈为耳目，窃为陛下不取。’上大怒，命械送嗣宗至京师。”据此，太宗遣人诇事，远至岭南，其于政治，专尚巧诈，可以见也。
[12] 吕蒙正罢相，太宗谓若水曰及若水对曰云云一段，《五朝名臣言行录》二之二《钱若水》卷引杨亿《谈苑》，则以其人为刘昌言而非若水。《谈苑》并将此事记于钱若水言刘昌言事之前，若水既对太宗明赵镕等迎合之诬后，《谈苑》续谓：“若水因自念，上待辅臣如此，盖未尝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遂贻上之轻鄙，将以满岁移疾，遂草章求解职，会宴驾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逊位，乃得请。”
[13] 《宋史》卷二八一《吕端传》：“秦王廷美尹京，召拜考功员外郎，充开封府判官，太宗征河东，廷美将有居留之命，端白廷美曰：‘主上栉风沐雨，发申吊伐，王地处亲贤，当表率相从，今主留务，非所宜也。’廷美由是恳请从行。”
[14] 侯莫陈利用，西蜀人，始卖药于都市，多变幻之术，诳惑闾里。时枢密都承旨陈从信（从信太宗藩邸旧人）得之，以为方士，遂闻于太宗，即日召见，骤加恩遇，遂历职外内，累至单州刺史、郑州团练使，前后赐与，宠泽莫二。恃以械道得幸，无复畏惮，所为不法，至于居处服玩，皆僭乘舆与宫殿之名，他亦如是。依附者颇获荐用，士君子畏其党而不敢言。会赵普再入中书，于太宗前力攻其奸，乃赐死。时端拱元年三月也。见《太宗皇帝实录》卷四四。
[15] 参《宋史》卷二六七《赵昌言传》。
[16] 参见《长编》卷三八。
[17] 见《长编》卷二○，太平兴国四年五月癸未条下。
[18] 《野获编》云：“宋人画《熙陵幸小周后图》，太宗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额不胜之状。有元人冯海粟学士诗曰：‘江南剩有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怪底金风吹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盖指靖康之辱，以寓无往不复之意。”
[19] 德昭、德芳卒年月，见《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二七下。
[20] 德芳少德昭8岁，《宋史》卷二四四本传，谓其“寝疾，年二十三”。
[21] 柴禹锡等告密，本在六年九月；此记于七年三月者，乃因罢廷美开封府尹而并明著之耳。
[22] 《太宗皇帝实录》卷二八。
[23] 赵普卒后，太宗闻讣悲悼。对近臣言，有“普向与朕尝有不足，众人所知”之语（见《长编》卷三三），足证太祖晚年，普与太宗见恶，实有其事。当时太宗恶之，卢多逊又从而挤之，普黜为河阳节度使，盖即由此。
[24] 《宋史》卷二七○《李符传》：“七年春，开封府尹秦王廷美出守西京，以符知开封府。廷美事发，太宗令归第省过。赵普令符上言：‘廷美在西洛非便，恐有他变，宜迁远郡，以绝人望。’遂有房陵之贬。普恐泄言，坐符用刑不当，贬宁国军行军司马。卢多逊贬崖州也，符白普曰：‘珠崖虽远在海中，而水土颇善，春州稍近，瘴气甚恶，至者必死，愿徙多逊处之。’普不答。先是太宗尹京，符因宋琪荐弭德超事藩邸，符贬，德超为枢密副使，屡称其冤，会德超以事贬，帝恶其朋党，徙符岭表，普移符至春州，至郡岁余卒。”
[25] 古书流通处影印本（《知不足斋丛书》）此下有注云：“大一作火，下同；案《说文》美字从羊从大，但今俗书亦有从火者，应两存之。”
[26]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亦载此事，谓廷美既于太平兴国九年（即雍熙元年）正月卒。“前诏以是年十一月有事于泰山，五月，迅雷中烈火作，焚乾元、文明二殿，罢封泰山。柴禹锡病狂易，赵普亦被重疾。”意盖以廷美为之祟也。
[27] 见《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条下考异引载。
[28]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七五云：据杜大后传，则廷美与太宗同母，廷美传谓乳母耿氏所生者，盖廷美得罪之后，造为此言。
[29] 见《宋史》卷一二三《礼志》二六。
[30] 见《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四。
[31] 《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二。
[32] 《太宗皇帝实录》作“赵延祚”，其余诸书延字作廷，未知孰是，《廷美传》称太平兴国七年廷祚等伏罪，廷祚非处斩，亦必远流海岛禁锢终身矣。
[33] 参阅《宋史》卷二一○《宰辅表一》。
[34] 李焘所称“正史”当指《三朝国史》而言；至于“新录”乃对“旧录”而言，即指重修《太祖实录》与《太宗实录》二书也。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三：“按《大祖实录》本有两本，各五十卷，太平兴国中，初修，史臣李昉、扈蒙、李穆、郭贽、宋白等，宰相沈伦为监修表进。真宗咸平中重修，史官则钱若水、李宗谔、梁颢、赵安仁，而宰相李沆监修表进之。”
[35] 见《宋史》卷三《太祖纪》及同书卷二一○《宰辅表一》。
[36] 《玉壶清话》云：“初多逊于赵韩王睚眦，太宗践祚，每召对即倾之。上以肤受，颇感之，黜普于河阳。普辞朝，抱笏面诉，气慑，心懦，奏曰：‘臣以无状之贱，获事累圣，况曩曰昭宪圣后大渐之际，臣与先帝面受顾命，遣臣亲写二卷，令大宝神器传付陛下，以二书合纵批文（原注：一云合缝批之）。立臣衔为证，其一书，先后纳于棺，一书先帝手封，收宫中，乞陛下试寻之。孤危之迹，庶乎少雪。臣此行身移则事起，豺狼在途，危若垒卵，谁与臣辨？’后果得此书于禁中，帝疑既释，窜多逊于朱崖。”
[37] 《宋史》卷二五六《赵普传》：“八年出为武胜军节度，检校大尉兼侍中，帝作诗以饯之。普奉而泣曰：‘陛下赐臣诗当刻石，与臣朽骨同葬泉下。’帝为之动容。翌日为宰相曰：“普有功国家，朕昔与游，今齿发衰矣，不容烦以枢务，择善地处之，田诗什以导意，普感激泣下，朕亦为之堕泪。”宋琪对曰：‘昨日普至中书，执御诗泣涕，谓臣曰此生余年，无阶上答，庶希来世得效犬马力。臣昨闻普言，今复闻宣谕，君臣始终之分，可谓两全。’……（雍熙）四年移山南东道节度，自梁国公改封许国公。会诏下亲耕籍田，普表求入觐，辞甚恳切。上恻然谓宰相曰：‘普开国元臣，朕所尊礼，宜从其请。’既至抚慰数四，普呜咽流涕。”此皆见太宗与普之猜嫌，而普则以妇人之媚道，以求苟容；所谓君臣之际遇，岂如是哉？
[38] 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丙午，右补阙直史馆胡旦献《河平颂》，言逐卢多逊出赵普事。其颂有“逆逊远投，奸普屏外”等语。太宗览之震怒，责旦为殿中丞商州团练使。见《太宗皇帝实录》卷二七。
[39] 《太宗皇帝实录》八十卷，今仅存残本共二十卷，即卷二六至三五，四一至四五，七六至八十。《长编》此事或载在亡卷之中，亦未可知。
[40] 《长编》卷一七《考异》引蔡悼《夔州直笔》：“太祖以晋王尹京，对罢宣谕曰：‘久不见汝，所乘何马？牵来一观。’遂传呼至殿陛下御马台，敕令晋王对御上马，太宗惶惧辞逊，乃密谕曰：‘他日汝自合常在此上下马，何辞焉。’太宗骇汗趋出，命近侍挽留送上马，遂再拜乘马驰走，回旋于殿庭而出。太祖示继及之意也。”按王君玉《国老谈苑》卷一，亦记太祖令太宗殿陛乘马之事，惟其词与《直笔》稍不同。
[41] 《太宗皇帝实录》卷二六：“皇侄录文雍改名惟吉。”则以惟吉本名文雍，而非德雍也。又秦王廷美第四子名德雍（见《宋史·廷美传》及《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之二五），《廿二史考异》卷七五以为似不应与惟吉先名同。凡此二者皆与《长编》之说相抵触。究竟孰误孰正，疑未能决。
[42] 见《宋史·德昭传后惟吉附传》。
[43] 参《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七。
[44] 王安石与李士宁诗，今其《临川集》中犹存二首，足见信重之忱，卷一三有《寄李士宁先生》，卷五又有《赠李士宁道人》。
[45] 见《三朝名臣言行录》六之二《王荆公》卷下引魏泰《东轩笔录》。
[46]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七五引《朱子语类》：“徽宗以宗室众多，京师不能容，故令秦王位下子孙出居南京，谓之南外。”
[47] 赵溍《养疴漫笔》云：“徽宗即江南李主。神宗幸秘书省，阅江南李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而徽宗生，生时梦李主来谒。所以文彩风流，过李主百倍。及北狩，女真作江南李主见艺祖故事。”又张端义《贵耳集》亦同记此事。
[48] 《钱塘遗事》云：“徽宗梦钱武肃乞还两浙。且曰：‘我好来朝，何故留我？当遣第三子居之。’觉而与郑后言之。郑后曰：‘妾梦亦然。’须臾韦妃报诞，即高宗也。既三日，徽宗临视，抱膝间甚喜。戏妃曰：‘酷似浙脸。’钱王寿八十一，高宗亦八十一。”又《宾退录》云：“淳熙十四年冬，宰执奏事直延和殿，宿官洪迈同对。因论高宗谥号。孝宗圣谕云：‘太上皇时，有老中官云：太上临生，徽宗尝梦吴越钱王引御衣云：我好来朝，便欲留我，终须还我河山，待教第三子来。’又记其父皓在虏买一妾，东平人，偕其母来，母曾在明节皇后阁，言显仁皇后初生太上时，梦金甲神人，自称钱武肃王，寤而生太上。张淏《云谷杂记》仅载其略，独周必大《思陵录》，备言其详如此。上所谕钱王指俶，第三子惟演也。”
[49] 《七修类稿》云：“斡离不陷汴京杀太宗子孙几尽，宋臣有诣其营者，观其貌绝类艺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