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章以清末民初江苏省嘉定县的政争为个案，试图透过勾勒该县当年“城乡对立”的局势，探讨地方政治的结构及其特质。以具体的地方社会情况为对象，分析清末民初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流变，这方面已累积了丰硕的实证研究成果，^[1]其中的共同点是：非常重视从区域内部，观察权力或秩序是在什么背景下建立起来的。^[2]还有的研究，则从充满争议的“党国体制论”角度切入，先设定“党国体制”日渐渗透到缺乏自律性的社会中，最终达到国家统合。如此理解20世纪中国的政治进程，常被认为能够有效地涵盖长时段的历史。^[3]

遗憾的是，“地域社会”研究路径与“党国体制论”之间的对话似乎还不充分。笔者认为，我们有必要弄清两者各自的问题意识，并积极找出能够整合两种理论的核心观点。前者注重在国家之下地域社会所具有的自律性或特有的领域性，与此相应，地方精英的能动性也不容忽视，由此，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可以理解为一种零合关系（zero sum）。^[4]后者的问题在于，研究者倾向将社会视为接受国家整合的客体。^[5]然而，令人感到困惑是：在党国体制下地域社会的自发要求是什么？易言之，什么样的势力愿意接纳党国体制？什么样的势力不支持这样的体制？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给予正面回答。深町英夫的政治体制论认为：中国在清末民初曾尝试走议会制民主主义的路线，结果受挫，于是20世纪20年代转换路线，走向党国体制。^[6]对此，笔者虽表赞同，但不论是在议会制民主主义还是党国体制之下，那些未被整编进地方行政制度的地方势力，其特质是不能忽视的。本章考察清末民初议会制民主主义的多种制度下，各地方精英阶层所采取不同对策或对策背后的原理等问题，试图找出一些有益的线索，阐明上述课题。

萧邦齐（R. Keith Schoppa）运用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区域理论，分析浙江省的精英阶层时，已指出其中存在着区域性差异。但这与笔者所说的区域性差异——作为政治对立的背景是有所不同。^[7]笔者的着眼点是：在县内所发生的“城乡对立”，与市场圈或行政组织等相互交错的地域社会之多层结构，还有其中的政治组织和行动等差异，对清末民初的地方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

《疁报》为本章的核心史料。此报为嘉定县同盟会、国民党一派的精英于清末所创。虽曾一时停刊，但迄1920年12月为止，大致完整地出版了十余年。所以，以此报为资料，当可从微观层面考察地方政治的动向。只不过须留意的是，此类报纸与清末以降地方政治崭新局面的发展有密切关联，且深具政治宣传手册的色彩；因此，在相关报道内容运用上，若涉及特定党派利害时，非得同时参考对立党派的主张或第三者的看法不可。为此，除《疁报》外，本章将一并采用共和党、进步党系人士所创办的《练水潮》等资料。可惜《练水潮》现存数量并不多，所以对《疁报》的言论，笔者将尽可能排除党派色彩的偏颇观点。^[8]

图2-1 《疁报》

图2-2 《练水潮》

下文要探索四个问题：第一，先就清末嘉定县引发政治对立的“夫束”——传统征税法——及由此获利者的身份，为读者作鸟瞰式的说明。第二，以主导同盟会、国民党嘉定分部的黄氏动向为主轴，分析城区与乡区之间，日趋明显的地方对立态势。第三，地方对立的格局下，在县议事会运作或民政长选举的纷争场合上，将呈现出何种光景？第四，经由检讨政党组织的构成，与政党支持者之间的交往联系的报道，厘清政党组织的地方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