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公开、近乎公开的表征和公开的关系
无论如何，借用这些书写上的“记号”（它们与被书写者实际活动间的关系并非绝对一一对应，部分可能存在重叠交叉，或互换，带有一定的模式性），还有门籍，可以确证当时在一般的君臣关系之上，还存在着君主与少数臣子之间更为亲近的关系，其基本特点是基于君臣之间的“信—任”，因此，称为“信—任型君臣关系”。
上引诸人有部分收入《佞幸传》，论与当朝皇帝关系近密程度，细绎传文，入《佞幸传》者确实要比其余诸人更甚，虽然我们无法给出一种可以度量的恩宠系数。针对某些问题而言，似乎需要再在信—任型君臣关系之中划分出更细的类别，以彰显其中的程度之别。
不过，区分上述两种君臣关系应是最具有关键意义的。礼仪型君臣关系基本体现在朝会、拜谒仪式上，以及往来文书的称臣称名上，君臣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双方的熟识与感情；信—任型君臣关系的基础则是双方的熟识与信赖。当然，感情的深浅还会有别，少数属于关系极为密切的宠臣佞幸，被史家列入《佞幸传》。如若再加区分，依班固描述，有些皇帝治下并无宠臣，如景帝、昭帝与宣帝朝[44]。若从亲信的角度看，各朝皆有（见书末附录二），将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加以分析，也就具备了牢靠的基础与充分的理由。
还要看到，司马迁与班固是今人了解西汉无法跨越的凭依，观察、分析上述关系及其作用亦是如此，他们至少模糊意识到生活中信—任型关系的存在，对“宠”则感受颇深。司马迁晚年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在班固看来，甚至一度有受宠的经历。两人分别在史书中设立了“佞幸传”。当然，这些均非他们记述的焦点，亦无从验证他们是否将宠臣与亲信网罗无遗，实际也不可能，且他们对这类臣子的叙述详略悬殊，左右了今人认识佞幸的程度，此其一。其二，这种关系涉及个人之间的感受，纵有外在的标志，人去事谢，史家基于时人的观察感受而生的记述难言确凿无误。其三，时人亦是外人、旁人，对关系的体认、把握亦不会全然一致，更不用说，关系本身并非恒久不变。[45]几重滤镜叠加，生于二千余年后的今人再去辨别此一关系更是难免纷纭。[46]不过，较之何人当纳入，更为切要的是，这一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即是否各朝均存在该关系？这涉及如何为此现象定位。
根据上文的分析，笔者收集出西汉时期史书所载诸帝在位时的亲信，按照时间先后及诸人活动的具体时段，列成表格，附在书末（附录二）。此表乃是本节与后文分析的重要基础。
上述君臣间信—任关系的表征，一个共同之处是在当时是公开或半公开的，并非隐秘不宣。骖乘因出现在皇帝出行的队伍中，为随行的众臣与从官所瞻望。赏赐不仅具体掌管皇帝私家事务的少府要经手操办，不时出现的运送赏赐的车马队伍更要穿街过巷，招摇衢闾，目的地自然也会成为京城居民观瞻与议论的焦点，甚至几年后都难以淡忘。[47]皇帝临幸丞相以外的某位臣下府第，更是如此。即便是极为私密的“出入卧内”也会因内廷人员外出休沐而有渠道散布于外，门籍更是接近公开的记录，因而，哪些臣下与皇帝亲近，会为朝野，至少是朝廷中的其他臣下所知晓。[48]这些亲密关系的拥有者因此而身价陡增，变为时人心目中“贵”与“势”的化身，如果这些臣下热衷权势，便会成为官场上众人竞逐、巴结与逢迎的对象，他们也常常会利用这种身价，来充当公卿与皇帝间的桥梁，甚至把控朝政。
这些公开与半公开的表征，不止是史家叙述上的“记号”，更是生活中反复出现的现实，在律令规定之外，发挥了对声望与资源进行二次再分配的作用，构成了一种机制。[49]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赐律”与“秩律”等涉及资源与职位分配的定制，乃是常态下的安排，但通过与皇帝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可以获得额外的资源与声望，其基础当然是皇帝独尊的地位与帝室财政。这成为吸引臣民，谋求与皇帝建立超越礼仪型君臣关系之上的关系的动力之一。
[1] 《汉书》卷三四《卢绾传》，第1891页；卷三六《楚元王刘交传》，第1921页；《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第3194页；《汉书》卷四六《周仁传》，第2203页。
[2] 《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第3191、3194页；《汉书》卷九三《佞幸传》，第3721、3724、3726页；《汉书》卷六八《金赏传》，第2962页；卷五九《张汤传附张放传》，第2654页；卷九三《佞幸传》，第3733页。
[3] 《史记》卷一二五《佞幸列传》，第3192页。
[4] 《汉书》卷九三《佞幸传》序，第3721页。
[5] 《汉书》卷一〇〇《叙传》，第4200页。
[6] 《汉书》卷九三《佞幸传》，第3733页。
[7] 《战国策·秦策四》“秦昭王问左右”中“魏桓子骖乘”句高诱注“三人共载曰骖乘”，第2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32页；《左传·文公十八年》“而使职骖乘”杜预注“骖乘，陪乘”，《春秋经传集解》，新1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20页。颜师古在注释《汉书·文帝纪》“乃令宋昌骖乘”时云：“乘车之法，尊者居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处车之右，以备倾侧。是以戎事则称车右，其余则曰骖乘。”（第107页）。师古所言“以备倾侧”恐怕不是存在“骖乘”的主要理由。
[8] 王子今认为当时亦可能存在四轮车，并举出一些文献与考古证据，见所著《秦汉交通史稿》（增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3-114页。即便有，亦十分罕见。孙机指出“古代中国未发明四轮车上的前轮转向装置，四轮车的制作不发达”，《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7页。
[9] 杨泓撰文列出了发掘的21种殷周时期车子各部分的尺寸，舆的宽度在94-164厘米，进深（前后纵长）在68-150厘米，舆空间最大的为河南洛阳中州路车马坑中出土的战国时期的车，为160（宽）×150（进深）厘米，面积为2.4平米；见《战车与车战》，《文物》1977年第5期，后收入所著《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05-106页。作者后来又补充了更多商代出土车马数据，见《战车与车战二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3期，亦收入前书，第122页。这批资料中车舆最宽的为168-172厘米，进深106-109厘米，面积不如洛阳出土的战国车大。秦始皇陵出土的一二号铜车马模型大小约为真车真马的二分之一，一号铜车马的车舆橫宽74厘米，前后纵长48.5厘米，被认为是始皇乘舆中的立车或戎立车；二号车的后车舆橫宽78厘米，前后纵长88厘米，被认为是始皇乘舆中的大型安车，见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4、139、149、323、324、326、375-376页；则真实立车的车舆橫宽148厘米，前后纵长97厘米；安车的后车舆橫宽156厘米，前后纵长176厘米。属于西汉诸侯王级墓的北京大葆台1号汉墓出土的三辆车，车舆广度分别为165、165与170厘米，长为63、110厘米，一辆不明。见大葆台汉墓发掘组：《北京大葆台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77页。150厘米左右的车舆橫宽只能并排坐或站下三个人。杜正胜在讨论先秦车战时亦指出“即使最宽的车厢也容不下四人并列，一般只能站立三人而已”，见《编户齐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第68页。
[10] 山东滕州市龙阳镇附近出土，东汉晚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见《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册，郑州：河南美术出版社，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第164图。分析见练春海：《汉代车马形象研究——以御礼为中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
[11] 见杨泓《战车与车战》，收入所著《中国古兵与美术考古论集》，第109页；刘增贵指出，秦统一天下之后，采取了“车同轨”的措施，规定舆六尺（指车厢宽，据实测，轮在外侧，故更宽，轨七尺二寸，仍是六的倍数，约当今2米）。乘坐方式有两种，《晋书·舆服志》云：“坐乘者谓之安车，倚乘者谓之立车，亦谓之高车。”立车驾驷或二马，是汉代高官的代名词。至于安车，则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皆用为常乘，有许多不同的车形。秦汉皇帝有“三驾”，即大驾、法驾及小驾，一辆马车最多载三人。见所著《汉隋之间的车驾制度》，蒲慕州主编：《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生活与文化》，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第167、213页注229；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12页。练春海：《汉代车马形象研究——以御礼为中心》，第262-264页。黄文新据车轼的高度与人腿的高度的对比，认为先秦马车（包括战车、礼车等）均应为坐乘（跪坐与跽坐），可备一说，见《先秦马车乘座方式与乘员》，《江汉考古》2007年第3期（总104期），第67-72页。
[12] 参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3-145页。
[13] 类似的例子见元帝对其子定陶共王的态度，史称“王多材艺，上（元帝）甚爱之，坐则侧席，行则同辇”，《汉书》卷九八《元后传》，第4016页。
[14] 《史记》卷一〇一《袁盎列传》，第2739页。“赵同”当从《汉书》卷四九《爰盎传》作“赵谈”，第2270页。此乃司马迁为避父讳而改。“朝东宫”之说，据《汉书》。
[15] 参《汉书》卷一九下《百官公卿表下》，廖伯源：《试论西汉诸将军之制度及其政治地位》附表3，《历史与制度》，第182-197页。
[16] 汉代皇帝居住殿中时的陈设，可由宗庙祫祭时的描述推知。《汉旧仪》云：“宗庙三年大祫祭，……高祖南面，幄绣帐，望堂上西北隅。帐中坐长一丈，广六尺，绣裀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黄金扣器。高后右坐，亦幄帐，却六寸。白银扣器。每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续汉书·祭祀志下》刘昭注补引，第3195页。据研究，帷是上古时代宫室和居住建筑中的重要设施，即在开敞之堂的梁间或前楹悬以帷，依它的卷舒来自由改变室内空间，也包括调节室内温度，帷因此有组绶，可用作系挽，亦可下垂作妆饰。幄，据《周礼·幕人》郑注：“四合象宫室曰幄，王所居之帐也”，贾公彦疏：“幄，帷幕之内设也”，三国朱然墓出土彩绘漆案有描绘。见扬之水《帷幄故事》，收入所著《古诗文名物新证合编》，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68-270页。
[17] 阎爱民：《汉晋家族研究》第二章“三、汉代外戚侍帷幄制考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
[18] 汉代长安未央宫前殿基址的西南部与东北部发掘出46座房屋，房间大小、构造不一，出土遗物有铁刀、铁锸、兵器、木简与陶博局等，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秦汉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7-188页。估计部分便是从官工作的空间，所以又称为“岩郎”。
[19]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便记载了郎仆射对霍光在宫中举止的观察：“光为人沈静详审，……每出入下殿门，止进有常处，郎仆射窃识视之，不失尺寸，其资性端正如此”，第2933页。这些观察能收入《汉书》，当是透过郎官传到宫外而流传。
[20] 《史记》卷一二六《滑稽列传》褚先生曰：“武帝时，征北海太守（按《索隐》汉书宣帝征渤海太守龚遂，非武帝时，此褚先生记谬耳）诣行在所。有文学卒史王先生者，自请与太守俱，‘吾有益于君’，君许之。……行至宫下，待诏宫府门。王先生徒怀钱沽酒，与卫卒仆射饮，日醉，不视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谓户郎曰：‘幸为我呼吾君至门内遥语。’户郎为呼太守。太守来，望见王先生。”王先生告知太守如何应对皇帝提问，“召入，至于殿下，有诏问之曰：‘何于治北海，令盗贼不起？’”依指点回答，龙颜大悦，“有诏召拜王先生为水衡丞，以北海太守为水衡都尉”，第3210页；卷一二七《日者列传》褚先生曰：“臣为郎时，游观长安中，见卜筮之贤大夫，观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动，誓正其衣冠而当乡人也，有君子之风。”第3221页。两事可见郎平时的宿卫与生活。相关研究，可参廖伯源：《汉官休假杂考》，收入所著《秦汉史论丛》，第307-313页。
[21] 哀帝因宠臣董贤“每赐洗沐，不肯出，……上以贤难归，诏令贤妻得通引籍殿中，止贤庐”，其妻因哀帝诏许而入宫，乃是特例，可证。见《汉书》卷九三《佞幸传》，第3733页。
[22]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34、2935页。
[23] 《汉书》卷八一《孔光传》，第3353-3354页。
[24] 参程树德《九朝律考》“汉律考”卷四“律令杂考上”，第2版，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03-104页；相关讨论又见廖伯源《西汉皇宫宿卫警备杂考》，收入所著《历史与制度》，第33-35页。
[25] 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第二章“两汉俸禄制度”，何德章撰，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6-59页；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158-163页。关于汉代赏赐概况，见晁天义、张仁玺：《汉代皇帝赏赐考略》，《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第12-16页；刘静波：《两汉皇帝赏赐问题研究》，硕士论文，张鹤泉指导，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2005年；刘静波指出对于诸侯王，亦存在常制赏赐，见第16-17页，他还区分出重大事件时的赏赐，并收集了文献中的资料，制作了表格，见第18-24页。楯身智志：《西汉“帝赐”的构造及其变迁——围绕二十等爵制机能的一个探讨》文末表二、表三有详细的列举与统计，2008年初刊，陈力中译，收入《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2008年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38页，西汉时祭祀或仪礼时“帝赐”恐怕甚少，作者对其机能的认识有些过高。杨际平将赏赐细分为11类，包括“赏赐嬖幸宠臣”一类，列举了几条例证，见所著《中国财政通史·秦汉财政史》下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865-890页，特别是第888-890页。
[26] 西汉黄金与铜钱之间有法定的比价，但并不固定，张家山汉简：《算术书》中金价一两值315钱，一斤为5040钱，《居延新简》EPT57.1中提到的“罚金各四两直二千五百”，则金一斤合一万钱，参邢义田：《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读记》，收入所著《地不爱宝》，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5页。感谢邢义田先生提示。甲渠候官出土的汉简以西汉中晚期为主，这里姑且以此作为两种货币的比价，进行推算。
[27] 综合性的讨论见高村武幸：《漢代地方官吏と地域社会》，东京：汲古书院，2008年，第22-29页；訾产的例子见《居延汉简》37.35候长礼忠家，包括奴婢、牛、车马与田宅等，訾直一共15万，合15金，见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壹）》，台北：史语所专刊109，2014年，第120页。这已经属于中上人家了。
[28] 《史记》卷一〇《孝文帝本纪》，第418页。
[29] 参刘静波：《两汉皇帝赏赐问题研究》，第19-24页的表。
[30] 《史记》卷三〇《平准书》，第1441页。
[31] 《后汉书》卷四三《何敞传》注引《汉官仪》，第1482页，以及《续汉书·礼仪志中》注引《汉官名秩》，第3123、3124、3129页；并参《汉官仪》，孙星衍辑，周天游校：《汉官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83页；阎步克《中国古代官阶制度引论》，第159-163页。
[32] 加藤繁区分为六类赏赐，其中有“定期赏赐”，例子是贡禹与鲍宣，两人均任谏大夫，属于从官，与一般的吏不同。针对百官的普遍定期赏赐，西汉时恐尚未定型。见所著《汉代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区别以及帝室财政的一斑》，1918-1919年初刊，收入《中国经济史考证》上，吴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89页；刘静波列举了汉代的“常制赏赐”，包括诸侯王朝见天子时的赏赐，以及不同节庆时的赏赐，见《两汉皇帝赏赐问题研究》，第16-17页。文中提到居延甲渠候官遗址（A8）中房址（F22）出土的简中，有不少是关于赐予腊钱的记录，见居延新简EPF22.202-220（第17-18页）。从这些基本属于东汉初年的文书可以推断，这种做法应该是承自西汉。换言之，节日时制度化的赏赐活动，西汉时就已存在，应无疑义。
[33] 《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提到武帝时“伏日诏赐从官肉”（第2846页），赐肉尚需皇帝下诏，表明伏日赐从官肉犹未固定为制度。不过，从贡禹的上书看，元帝时担任谏大夫与光禄大夫便有不少赏赐，如“四时杂缯棉絮衣服酒肉诸果物”等，见《汉书》卷七二《贡禹传》，第3073页，从“四时杂缯棉絮衣服”看，至少对从官的赏赐已有定期化的趋势。
[34] 《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第3280页；卷六六《陈万年传》，第2900页。
[35] 《汉书》卷八一《张禹传》，第3348页。
[36] 《汉书》卷二七《五行志中之上》，第1368页；卷五九《张汤附张放传》，第2654-2655页；卷九三《佞幸传》，第3733页。
[37]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48页；卷九八《元后传》，第4024页。
[38] 皇帝临幸姑、姊或外戚家，并不罕见。如武帝尝到其姊平阳公主家，见《汉书》卷九七《外戚·孝武卫皇后传》，第3949页；武帝亦曾到其姑馆陶公主家临疾，董偃因此得见武帝，见卷六五《东方朔传》，第2854页；成帝曾“幸（王）商第”，“见穿城引水，意恨，内衔之，未言”，后微服出行，到过阳阿公主家；又看到王根第中设施僭越，而大怒，见卷九七下《外戚·孝成赵皇后传》，第3988页；卷九八《元后传》，第4025页。此二人乃成帝的母舅。
[39] 《汉书》卷四二《申屠嘉传》，第2100页。
[40] 参阎步克《〈二年律令〉中的“宦皇帝者”》，收入所著《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秦汉官僚品位结构研究》，第374、400-407页。
[41] 可参《史记》卷四九《外戚世家》“褚先生曰”描述的武帝乘舆到长安城外长陵小市寻其同母异父姐姐的过程，第1981-1982页。
[42] 《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344页；卷七《项羽本纪》，第296页。
[43] 规定见《汉旧仪》卷上，“皇帝起居仪”：“宫司马门内，百官案籍出入”，胡广《汉官解诂》“卫尉”条，《汉官六种》，第61、14页；参廖伯源：《西汉皇宫宿卫警备杂考》，所著《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第16-24页。
[44] 《汉书》卷九三《佞幸传》序，第3721页。
[45] 宣帝之于霍光，信任并非出于自愿，乃是被迫，甚至是信任外衣下的不信任与防范；成帝与其舅王凤的关系，就一度是半信半疑（详下）。
[46] 曹天江、顾江龙、黄怡君或对某些君臣关系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或提出过更多的应纳入“信—任型君臣关系”的臣下名单，包括文帝对贾谊，宣帝对丙吉，元帝对京房。细绎《贾谊传》，文帝对他更多的是“说之”：赏识，与“信”有别。关于丙吉，有救命兼养育幼年宣帝之恩，具备得到宣帝信任的基础，但丙吉为人做事低调，“不伐善”，不矜恃旧恩，倾心履职，不谋求与宣帝建立过分亲密的关系。可以说宣帝信任丙吉，丙吉不亲近宣帝，故未列入。元帝对京房，亦只是为其言论所打动，而“说之”，“数召见问”（汉75/3160），对其各种建议实则没有接受，他很快为石显所谮而弃市身亡，亦可见元帝对他的态度。黄怡君认为“说之”“上以为能”等描述方式亦应纳入考虑，不过，“说之”指对某些言行产生的欣赏，“能”偏重于才干。古人行文讲究笔法，词语间微妙差别需辨析。
[47] 贾谊在《新书·淮难》中批评文帝对淮南王刘长过于放纵，提到“王人于天子国横行不辜而无谴，乃赐美人，多载黄金而归”，即是一例，不过，这是赐予皇帝的少弟，并非宠臣，但呈现方式实无不同，可借此窥豹。见阎振益、钟夏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56页。此上疏略见《汉书》卷四八《贾谊传》，但此处所引两句未见本传，第2263页。该疏为文帝八年（前172年）封淮南王子四人为侯后所上，王洲明、徐超《贾谊年谱》定此篇及疏为文帝八年所上，可从。见《贾谊集校注》附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463页。疏中所及之事当发生在文帝三年四月淮南王入朝天子时。依《史记》卷八四《贾生列传》，上疏时贾谊为梁怀王太傅，远在梁国，此前贾谊曾自长沙回过长安，第2503页。或因此获知此事。《汉书》卷八五《谷永传》成帝时永对尚书云“建始、河平之际，许、班之贵，顷动前朝，熏灼四方，赏赐无量，空虚内臧，女宠至极，不可上矣”，批评成帝初年滥赏无度，第3460页，可见皇帝的赏赐为臣下所侧目，佞幸时常得到皇帝的赏赐，更难逃其他臣下的关注。
[48] 只有极个别的臣下会隐藏受到皇帝信任的事实，如宣帝时的张安世。《汉书》卷五九《张安世传》“尝有所荐，其人来谢，安世大恨，以为举贤达能，岂有私谢邪？绝勿复为通。有郎功高不调，自言，安世应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执事，何长短而自言乎！’绝不许。已而郎果迁。莫府长史迁，辞去之官，安世问以过失。长史曰：‘将军为明主股肱，而士无所进，论者以为讥。’安世曰：‘明主在上，贤不肖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荐之？’其欲匿名迹远权势如此”，第2650页。这从反面说明通常情况下都是要显示这种权势与关系。
[49] 中国古代帝国属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再分配”型的资源配置，相关分析见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代结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52-369页。皇帝对所宠信的臣下的声望与资源的再分配，则是再分配体制下的“再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