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伊藤来华和戊戌政变
日本伊藤博文是在1898年9月来华的，9月20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他觐见光绪帝，第二天就发生了政变。他的来华，和戊戌政变究竟有无关系？当时报刊虽有评论，但多属揣测之词，近年来对这一问题也乏专文讨论。今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伊藤关系文书》已刊、未刊部分，日本外务省档案《伊藤公爵清国巡回一件》等文件中看到一些新资料，可以补苴中文文献之不足，也有助于对伊藤博文和戊戌政变关系的探讨。
一
伊藤博文于1898年9月8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晨8时，由朝鲜“仁川出帆”，次日在山东芝罘登陆，11日（二十六日）“入天津”[1]。北洋候补道、北洋学堂总办王修植传达直隶总督荣禄“仰慕伊侯，并在津预备款待各情”，伊藤博文大为“欣感”，“并告知中国如有咨询借助之处，甚愿竭力相助”[2]。陪同伊藤来华的有日本议员大冈育造、秘书官头本元真、书启官森泰二郎和时冈茂弘等。
伊藤博文在天津和北京的活动日程如下：
9月12日：晨9时，拜见荣禄。下午6时，荣禄在医学堂“张宴款待”，陪坐的有袁世凯、聂士成、王修植等[3]。
9月13日：午，天津县令吕秋樵宴请。晚，王修植宴请。席间，王修植赋诗：“元老宾王国，知非汗漫游。阋墙余旧痛，错壤动新愁。往事怀尊攘，雄图展亚欧。吾皇求直谏，前箸孰为筹？”伊藤随员森泰二郎和韵一首：“纵目津门阔，高楼倚上游。江山尚余恨，花鸟亦关愁。势岂三分国，洲唯半壁欧。谁防未然祸，尔我慎边筹。”[4]
9月14日：至北京，张荫桓来访[5]。是夕，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为伊藤“洗尘，并邀各使臣作陪”[6]。
9月15日：午后1时半，拜见总署王大臣。陪同伊藤前往者有林权助、郑永昌（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邦（郑永昌之弟）、大冈育造、头本元真、森泰二郎、时冈茂弘。清廷官员为庆亲王奕劻及崇礼、廖寿恒、张荫桓。伊藤谓：“贵大皇帝锐意图新，实贵国千秋大事，何物当急，何物当缓，必顺序以进。应详加规划，理其端绪，全仗贵大臣等辅翼。”又谓：“设立士官学校，为一国军备之第一关头。”并指出机器制造、火轮运输等之重要性，认为“设制造所，铺设铁路”，是“利民生，拓利源”的“最便之法”。[7]
9月16日：“午前，李鸿章来访。午后，王大臣等来访。”[8]
9月17日：“张荫桓晚餐招待。”[9]
9月18日：下午，康有为谒伊藤于日本公使馆[10]。伊藤询以变法数月“而推行未效何故？”康告以“奈皇上全权不属”。伊藤询以中国“君权专制无限，环地球之所知，今贵皇上无全权云何？”康告以“实权在太后手里”，以及怀塔布等被革职后，满人相率“请禁皇上改革”，希望伊藤“入见太后，肯为剀切陈说一切情形，感动太后回心转意”。伊藤表示：“必以尽心于敝邦者，移以尽忠于贵国。”[11]
9月19日：总署王大臣函告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告以次日光绪“御勤政殿接见”。
9月20日：觐见光绪皇帝于勤政殿。光绪谓：“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侯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祈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何者当兴，何者当革，笔之于书，以备观览。”并“愿嗣后两国友谊，从此益敦”。伊藤表示“敬遵宠命，他日猥承总署王大臣下问，外臣当竭其所知以告”[12]。
9月21日：政变发生。
9月23日：庆亲王奕劻于“午后二时招待”[13]。
9月24日：晚，李鸿章设宴招待。李鸿章请将康有为“执获送回惩办”，伊藤推诿未见。随员大冈育造询以康有为“究犯何罪？”李谓：“议其罪状，无非煽惑人心，致干众怒。”[14]
9月27日：王大臣招待[15]。
二
伊藤博文来华，资产阶级改良派是寄予厚望的；光绪皇帝也亲自接见，感到“快慰之至”。
康有为在1898年1月的《上清帝第五书》中，吁请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又正式吁请国事付国会议行，颁行宪法。还说：“职尚有日本变政之次第，若承垂采，当写进呈。”同月24日（正月初三日），光绪命总理衙门王大臣接见后，又呈上《日本变政记》。29日，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建议效法日本，变法维新。又嘱长女康同薇辑译《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为之撰序，说是“视彼日人，其强有因，胡不嗣音”[16]。1898年6月11日，“诏定国是”，“百日维新”开始。16日，光绪召见康有为，康谓：“臣于变法之事，尝辑考各国变法之故，曲折之宜，择其可施行于中国者，斟酌而损益之，令其可施行。”又谓：“泰西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吾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三年，可以自立。”此后，通过廖寿恒将《日本变政考》陆续缮写进呈。凡此种种，可知他是积极要求仿效日本，实行资产阶级性的改革的。
伊藤博文曾佐长洲藩主“勤王攘夷”，是明治维新事业的助成者，康有为早就对他怀有好感。如他在《日本变政考》中对裁汰冗员一点，就说：
凡旧国积弊，必官吏纠纷，文书积压，冗员多而专任少。日本旧俗既然，我中国尤甚。……伊藤所改，亦切中吾弊，深可鉴也。（卷九）
又在“宫中置制度取调局，伊藤博文为长官，以其游欧洲回，命其参酌制度宪章也”下按曰：
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参采中外而斟酌其宜，草定章程，然后推行天下。事关重大，每事皆当请上命核议，然后敕行，故非在宫中日日面议不可。日本选伊藤为之，至今典章皆其所定。我中国今欲大改法度，日本与我同文同俗，可采而用之。
在“定议局官制，又废统计院，归为内阁中之一局”下按曰：
变法之道，必有总纲，有次第，不能掇拾补缀而成，不能凌躐等级而至。……而变法之始，首贵得人。君臣相得，有非常之任，然后有非常之功。昔先主得诸葛如鱼得水，苻坚得王猛以为朕之子房……观日主之于伊藤，并可谓知而能任，任而勿贰者矣。（卷九）
康有为对伊藤博文是这样的推崇，当得知伊藤来华的消息时，自然寄予极大希望。康有为到日本使馆专门拜谒了伊藤博文，谈了“皇上在位虽二十余年，权实皆在太后之手”，以及慈禧专任奕劻、荣禄、刚毅等“绝无见识”之人，阻挠新政。并请伊藤谒见慈禧时，“极言皇上贤明，而改革之事，为诸外国之所深喜”，以使慈禧“回心转意”。[17]此外，还授意杨深秀、宋伯鲁先后上疏，“先为借箸之筹”，“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18]。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派员往见伊藤博文等“与之商酌办法”[19]。
光绪皇帝对伊藤博文同样存有幻想。当他召见康有为，听康谈到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强”时，深感兴趣。等到《日本变政考》陆续送呈，曾参照康有为的建议，明治维新的“成效”，颁布过一些上谕。例如，《日本变政考》说：“日人每立一法，必遣人游历欧西，采察各国法度、利害得失，故其立法精详，损益良善，能致富强，非偶然也。日人采择西法，骤行于东方，其势甚难。我今采东方同文同俗之法，行之甚易。”（卷九）光绪于8月2日（六月十五日）发出上谕：“现在讲求新学，风气大开，惟百闻不如一见，自以派人出洋游学为要。”特别提出：“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20]《日本变政考》提出“冗员多而专任少”的流弊和伊藤所改“深可鉴也”（卷九），光绪于8月30日（七月十四日）发出裁汰冗员的上谕。《日本变政考》说：“各国岁出入皆有会计录，布告天下，日本昔无此制，至此乃行之。”（卷六）光绪于9月16日（八月初一日）发出诏编预算的上谕，谕旨和《日本变政考》康有为的按语很相似。梁启超在“上谕恭跋”中对此也说：“康有为于进呈《日本变政考》，发明此事极详。西学大开，此义大明，上皆采用。”可知光绪的新政诏书是受到《日本变政考》的启发，对参与明治维新的伊藤博文，光绪当然早有印象。
9月20日，伊藤觐见光绪时，光绪即说：“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贵侯手定，各国无不景仰，无不赞美，朕亦时佩于心。”又请将利弊、兴革“笔之于书”。
资产阶级改良派对伊藤博文寄予厚望，光绪见到伊藤表示“快慰”。这样，伊藤的来访，成为“百日维新”中的一件大事，也就必然遭到后党的嫉妒和反对。伊藤觐见光绪的第二天，“政变”猝发，当不是偶然的。
三
百日维新期间，新、旧斗争尖锐，特别是到了9月间，双方剑拔弩张，硝烟弥漫。9月4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以阻挠主事王照条陈被革职，王照却赏给二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9月5日，赏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些人事变动，当然激起后党的愤恨和震惊。怀塔布、杨崇伊等先后到天津看荣禄，策划政变，图谋推翻新政。光绪害怕“今朕位几不保”，于9月15日和17日接连发出两次“密诏”，命改良派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伊藤博文恰恰就在这时拜见总署王大臣，觐见光绪。
值得注意的是，后党加紧政变步伐，光绪两发“密诏”，和伊藤在北京的活动紧密相关。如前所述，9月15日，总署王大臣接见伊藤，奕劻、崇礼、廖寿恒、张荫桓参加。廖寿恒是《日本变政考》的代呈者，而领衔大臣则为后党的奕劻。在接待时，伊藤盛赞光绪“聪敏而勤于政事”，以及革除积弊、振兴庶政、励精图治以求变法，而感到“深深欣幸”[21]。会后，谈话内容和伊藤对光绪的印象，后党是不会不向慈禧上报的。就在这天，光绪帝命杨锐带出第一次“密诏”，谕以政变危机，速筹对策。
9月16日，据《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诣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请安。还召见袁世凯，擢其为侍郎，责成专办练兵事务。同日，下诏编列预算，据梁启超《上谕恭跋》，这和康有为“草疏请仿日本例，置参谋本部”，以及《日本变政考》发明“预算决算而理财用”有关，它刚好在伊藤觐见前夕发表。这天，李鸿章、王大臣先后访问伊藤。光绪皇帝又恰恰在第二天（17日，即八且初二日）召见林旭，交予第二次“密诏”。
9月18日，后党御史杨崇伊上封事于慈禧，请即日“训政”。康有为就在这天拜会伊藤，谭嗣同也在这天夜访袁世凯，劝其助行新政。
9月19日，慈禧回宫，正是光绪准备接见伊藤的前夕。
9月20日，伊藤觐见光绪，杨深秀疏言伊藤“深愿联结吾华”，请为“借箸”。次日，宋伯鲁疏请与伊藤“商酌办法”，而政变已发。
由上可知，伊藤在京的活动，几乎每天都和政局有关。
更为值得注意的是，18日杨崇伊请慈禧“即日训政”折称：“康有为等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来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22]这种危词耸听，慈禧自然不能不为所动。
于此，需将光绪是否欲请伊藤为顾问一事，稍加考核。
第一，改良派和光绪准备“借重”伊藤之说，当时确有传闻，且曾刊诸报章。如《国闻报》载：“近日京朝大小官奏请皇上留伊藤在北京用为顾问官，优以礼貌，厚其饩廪，持此议者甚多。”[23]又说：“闻本月初六日，皇上升勤政殿，将召见日本旧相伊藤，宠加擢用。是日东方未明时，忽为皇太后所闻，即在颐和园传懿旨启驾返海，于是伊藤之召，遂亦中止。”又据10月7日香港《士蔑报》说，9月21日“皇上登朝，正欲降旨传伊藤入觐，突有内监持太后懿旨，敦迫皇上往颐和园面见太后”，遂未果[24]。
第二，改良派确曾通过帝党拟请伊藤为顾问，上述杨深秀、宋伯鲁的奏折中，就都提到“借箸之谋”。另据李提摩太回忆：9月中旬，康有为和他“商量过变法的计划”，李提摩太“曾建议既然那样成功地改变日本成了一个强国，那么最好的办法，是由中国政府请他作一个外国顾问”[25]。可知改良派人士还和李提摩太商量过此事。
第三，从康有为和伊藤的对话中，以及光绪和伊藤的问答里，也可看出有着想请伊藤担任“顾问”的意愿。伊藤询问康有为：“今贵皇上无权云何？”康有为讲了慈禧之掣肘、后党之阻挠，特别强调“日前因王照条陈一事，遽治怀塔布等抗旨之罪，未请（示）太后，而日来怀塔布等数十满人，相率跪太后前大哭，请禁皇上改革。我皇上位地如此，改革艰难，愿君侯察其情也。”[26]这种宫廷斗争，告诉刚来北京的外国客人，应该是有所期望的。至于伊藤听了，“因太息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今国权出两途，革新诚难矣哉！”[27]姑无论这些话是否传到后党耳中，即伊藤对“权出两途”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至于伊藤觐见光绪时，光绪表示“久闻侯名，今得晤语，实为万幸”，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庶绩咸熙”，都由伊藤手定，表示“时佩于心”。接着，光绪又请伊藤详晰利弊，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兴革事宜“笔之以书”，垂询兴革，请予顾问。
尽管光绪没有正式任命伊藤为顾问官，而已有人上折疏荐；在实际接触中，光绪也对手创维新大业的伊藤表示关切。这些举动，当然不能为后党所容忍。
第四，从伊藤在华的言行，也可看到他“顾问”新政的迹象。伊藤初到天津，即行表示：“中国如有咨询相助之处，甚愿竭诚相助。”天津知县宴请，王修植赋诗希望伊藤“直谏”，借鉴日本维新“前箸”。伊藤虽未作和，但森泰二郎却赋诗以答：“谁防未然祸，尔我慎边筹。”当伊藤觐见光绪时，又祈求光绪“永保盛业，长享景福”，准备在王大臣问及改革事宜时，“竭其所知以告”，以使今后两国“邦交必能因之愈固”，对中国的维新事业是“深为垂注”的。
伊藤对中国维新运动的“垂注”，又和甲午战后帝俄在华势力的扩大有关。在《马关条约》尚未签订，日本所提要求已经传播出来时，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在上沙皇尼古拉第二的奏折中就指出，日本“完全占领旅顺口所在地的半岛”，“由我国利益来看，此种占领是最不惬意的事宜”[28]。他们插手干预，要把辽东半岛留给自己享用，而刚刚为日本战败的清政府，为了报答帝俄，于1896年派李鸿章赴俄，签订《中俄密约》，出卖东北主权。密约签订后一年，沙俄出兵占领旅、大，又通过借款、筑路等手段，企图染指海关管理权，并吞中国东北地区，进而控制华北地区。这样，日、俄之间争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矛盾就愈来愈激化。
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是亲俄的。签订《中俄密约》的李鸿章就想“联络西洋，牵制东洋”，借用洋人的势力，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资产阶级改良派则主联英、日以拒俄，认为“联俄则燃眉噬脐，旦夕即成异类；联日以联英，则皮肤之癣，犹可补救于将来”[29]。伊藤博文是在帝、后两党政治斗争激烈，俄、日两国争夺在华利益尖锐的情势下来华的。由于后党亲俄，而改良派却有“联日”之议，光绪皇帝又有挣脱慈禧束缚的改革之举，伊藤对此，自然是“垂注”的。
还在伊藤从仁川启程来华的前夕，光绪下谕：“李鸿章、敬信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这事是否因伊藤来华而故意把亲俄的李鸿章罢黜，并无直接证据，但日本官员却认为李鸿章“为了和日本对抗……其结果是把俄罗斯拉了来”[30]。等到伊藤和李鸿章会见时，伊藤对李鸿章说：“君在北方建造了有伟大势力的藩屏啊。”[31]对李鸿章和帝俄的关系耿耿于怀。再从上文森泰二郎“和诗”中所说，“谁防未然祸，尔我慎边筹”，也可看出日本想支持一个不是亲俄而是亲日的政府，以“防未然祸”，以“慎边筹”。那么，伊藤的来华，正是因为日本在侵华道路上和帝俄有矛盾，是想支持一个符合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政府，从而对改良派加以青睐。
伊藤的用心，后党不会不察觉；改良派和光绪对伊藤的态度，后党也不会不提防。从伊藤一踏上中国国土，后党就已经注意了，据传当伊藤告以来华将有两礼拜时，“守旧者皆惶悚不安”[32]。接着，由津到京，后党更是紧密防范：9月15日总署王大臣接见伊藤时，首席代表是庆亲王奕劻；19日致函林权助，告知光绪皇帝接见伊藤时间，领衔的还是奕劻；20日伊藤觐见光绪帝，“赐坐御座之侧，位在庆王之次”，还是奕劻首座[33]。当然，作为总署首席大臣的奕劻领衔出面，也可说是“名正言顺”，但他的“领衔”，却又是为慈禧做耳目，对伊藤的意向、光绪的动态，是必然会随时禀告慈禧的。
这里，还可举出下述事例：
第一，9月15日，以奕劻为首的总署王大臣接见伊藤时，奕劻曾询及伊藤“虽卸重任”，是否“过问政事？”伊藤谈到来华前夕，“特赴京入谒辞行”，面见明治天皇三小时之久，奕劻觉察他“再任显职为时未远”。在言谈中，伊藤除盛赞光绪锐意改革，深感“欣幸”外，还说到变法“实系有关东亚大局，乃至天下万国者”，希望王大臣“亦仰赖圣主以成中兴大业”，并“确信此图必当实现”，而“向贵王大臣敬贺”。当奕劻提到光绪“欲咨询于阁下”时，伊藤表示要将明治维新“三十年之经历，而从贵国之利害出发，略陈一二”[34]，表白了他对光绪变法的支持。所谓“有关东亚大局，乃至天下万国者”，也流露出他对帝俄在华势力扩大的担心，而后党却是亲俄的。
第二，据赵炳麟《光绪大事汇编》卷九称：杨崇伊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折，是托庆亲王奕劻面见慈禧时秘密带上的，此折恰恰是奕劻接见伊藤后的第三天。杨折奏上的次日（9月19日），慈禧没有按照惯例（前一天发出通知），即突然回宫。同日，总署发出致林权助函，告以光绪接见安排，领衔的是奕劻，而在光绪接见伊藤的翌日，“政变”即作。这种蛛丝马迹，暴露了奕劻向慈禧密告的迹象。又据袁世凯《戊戌日记》，21日晚，“荣相折简来招，杨莘伯在坐，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35]。也不讳言杨崇伊和慈禧、荣禄等的关系，而杨崇伊请求“训政”之电，又是奕劻密呈的。奕劻在伊藤来京几天中，活动频繁，内外接引，这和“政变”的发生，无疑是有关联的。
照此说来，伊藤来华，促使了后党发难，加速了政变的步伐。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对此有一段评述：
八月之变，幽禁皇上，株连新党，翻改新政，蓄此心固非一日，而借口发难，实由于伊藤之来也。……伊藤在津日，又值皇上电询，可否在津多留数日？伊藤答以两礼拜，守旧者皆惶悚不安。荣相接待，宴于北洋医院，神色惨沮不欢，未遑终席，借事辞去，盖将借此发难，以惑太后听耳。[36]
伊藤来华，改良派的推誉和光绪的借重，加深了后党的忌恨。慈禧太后是害怕他们同外国势力勾结起来的，终于在伊藤觐见的次日，发动政变。因此，伊藤来华和政变发生是有直接关系的。
原载《江海学刊》1985年第1期
附录一 清国旅行日记
伊藤博文
九月八日 午前八时，仁川出帆。
九日 午前九时，芝罘登陆。
十一日 入天津。
十三日 总督招待[37]。
十四日 午前十一时，乘车入京。张荫桓来访。
十五日 拜见总署王大臣，访问李鸿章。午后，访问各公使。
十六日 午前，李鸿章来访。午后，总署王大臣等来访。
十七日 张荫桓晚宴招待。
二十日 午前十一时，谒见光绪皇帝。二十一日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 庆亲王于午后二时招待。
二十四日 晚，李鸿章宴请。
二十七日 王大臣招待。
〔说明〕本件录自《伊藤关系文书》未刊部分，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信封编号211937。原件用“沧浪阁笺”，红色十行本，共二页，旁注“先考手笔”。
附录二 晤谈节略
森泰二郎手记
明治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午后一时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访问之际。
列席者：伊藤侯爵
林权助 郑永昌 郑永邦
大冈育造 头本元真 森泰二郎 时冈茂弘
庆亲王
崇礼 廖寿恒 张荫桓
（握手寒暄毕）
庆亲王：阁下今虽卸重任，谅犹为天子常侍，过问政事？
伊：然。余寓距东京十五里许，此次漫游前夕，特赴京入谒辞行，面见天颜达三小时之久。
庆：得至尊之信任如此，则阁下再任显职，为时未远矣。
伊：余毋论在朝、在野，对天皇之忠心未改，惟以奉答御询、披沥陈言为荣。在宦与否，总为君臣，自有亲疏之分。况我国立宪，政体甫成，庶政多由议会协助，若是则政见歧异，政党林立，势所难免。初涉政党时，颇感难于驾驭。如今阁臣，如似キノシテ大政之处理和シムルメ，由陛下允裁，授意组阁。由此，余仅为巩固现内阁，得以完成辅弼之任而尽力，今大任既完，不谋其政也。
庆：真是老臣言，可言メニスル第二。
伊：此次漫游贵国，令人最为惊叹者，乃贵国大皇帝聪明而勤于政事。以余寡闻之人，亦闻大皇帝致力于革除积弊，振兴庶政，励精图治，以求变法。此乃我国深为欣幸之事。因贵国今日急务，实系有关东亚大局，乃至天下万国者。窃以为贵大臣亦仰赖圣主，以成中兴之业否？余确信此图必当实现，兹向贵王大臣敬贺。
庆：我皇上圣聪，锐意图治，欲咨询于阁下。贵国与我乃唇齿之邦，又为同雠。阁下又久历兴邦之事，趁此游历之机，能否以邻谊修睦之念，不吝教诲，以济艰难，实我国君臣上下之厚望。
伊：博文漫游，一外国人也。贵国大政，无容置喙。或以我国维新三十年之经历，而从贵国之利害关系出发，略陈一二。所幸者，今日平和，比之于昨，倍加亲密。故倘蒙垂询，必当赤诚敷陈。
廖：单云变法图强，其实谈何容易。曾见所上新政之事，虽所言洵洵繁繁，不免庞杂纷纭。窃见革新之道，因循轨辙为上。
伊：余为首相时，贵国裕公使奉恭亲王之命，询问改革兵制之意见。其时余云：改革兵制之要着，为士官之培养，须精选一二学校，培养士官，并置于贵国大皇帝直接管辖之下，此为最先要务。其他再分缓急疾徐，渐次实行。今请言新政事，恐亦留于空谈。贵大皇帝锐意图新，实贵国千秋大事，何物当急，何物当缓，必顺序以进。应详加规划，理其端绪，全仗贵大臣等辅翼。
庆：尊教谨领。唯我国数千年积习，一朝尽改新法甚难。敢问贵国维新，循序渐进，至今端绪如何？
伊：当年艰难情形，可谓“多”矣。贵国今亦如此，凡攘夷锁国，舆论一变，而行维新开国之策，确非一夕之间能告成功者。而国是既定，方针既明，则初期犹为抱守旧固陋之见者，略与持新见者相半。待政策渐次执行，利益渐明，以开明导顽冥不灵，恰似霜雪逢旭日而消释也。
廖：我国改革之必要，如燃眉然。今日年老因循守旧顽固者，概行罢斥，而易以壮年新进熟谙洋务者，果如何？愿闻高见？
伊：以学术、识见、经验言之，皆老成练达之士，不能易之。有关国家利益得失之举，尤应慎重周详，切忌轻躁之行为。若是老成练达之人适于佐助改革方针之确立，而盛壮气锐之士则擅事务之协理。变法须细细考虑，而非猝然急激，否则，乱阶将起。
（此时王大臣以下相顾而首肯。）
庆：贵国安备取法于泰西，已然盛矣。敢问教练之法如何？
伊：军备、兵卒之强弱，悉赖士官，故设立士官学校，为一国军备之第一关头。士官之教养，于兵卒训练有决定作用。
庆：贵国士官学校似我国武备学堂，约有几所？情形如何？
伊：陆海军各为一大学校，讲究各自专门之学术，又别为参谋学校，学习测图、运筹等学。今我陆海军指挥训练兵卒之名将皆入此类学校，刻苦钻研，备尝艰苦，而效果则且大速。
廖：贵国已富强，敢问富国之道如何？基本取之于海关税否？伊：否。国家之本，岂在关税；富源之民，在于殖产。而机器制造、火轮运输等事极为必要，是为巩固国家财政之要素，不可蔑视。故政府设制造所、铺设铁路，利民生，拓利源，为最便之法。即以千国之海关税，移民财于国库而富，且谓之本，谬甚。
（此后庆亲王等问及我国铁道全由外国人建造，相与咨嗟，谈犹未尽。是日，李鸿章亦访问。告别时，约明日午后二时诸王大臣赴公使馆回拜。归时，午后三时。）
黄绍海译
〔说明〕本件录自《伊藤关系文书》未刊部分《伊藤博文清国行关系资料》，日本国会图书馆藏，原编号215941。手稿，用日本国驻清公使馆八行笺，连封面共十一页。
附录三 清国皇帝陛下谒见之次序
森泰二郎
（明治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于西苑门内勤政殿。）
明治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八月初五日），伊藤侯爵谒见清国皇帝之次序。
谒见前，先由清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照会林权助公使，函云：
径启者：本月初五日，大皇帝御勤政殿接见伊藤侯相。当于是日九点钟专弁赴贵馆导引伊藤侯相偕贵署大臣暨翻译、随员等于十点半钟到西苑门内朝房稍憩恭候。午初刻，大皇帝接见，即希贵署大臣转达伊藤侯相为荷！专此，顺颂时祉。八月初四日。[38]
是日，总理衙门派武弁赵源等八名来馆导引。午前九时二十分出东安门，经景山，由西华门至西苑门。同行者有伊藤侯爵、林代理公使、郑领事、郑通译官、大冈育造、头本元真、森泰二郎、时冈茂弘。一行轿车自西苑门入宫，总理衙门大臣崇礼、廖寿恒、王文韶、裕禄、张荫桓等以下十余名迎候，过太液池，右经金鳌玉东桥左折朝房前，庆亲王相接，导至朝房休息，约三十分钟，于午前十一时至勤政殿，谒见清国皇帝。
伊藤侯爵：外臣博文，此次前来贵国，原系自行游历，今蒙召见，殊为光荣，不胜荣幸。大皇帝近日变法自强，力图振作，此于亚东局面之保全，实关重要。博文回国，当告知我国皇帝知之，当必欣悦。愿大皇帝永保盛业，长享景福。
清国皇帝：久闻贵爵大名，今得延见，深感满意。
伊：今日召见，得见龙颜咫尺，蒙褒辞，荣幸之至。
皇帝：贵爵于何日由日本启程？
伊：于一月前就道。曾在朝鲜勾留十余日，再来贵国。
皇帝：一路平安否？
伊：托大皇帝洪福，一路平安。
皇帝：贵国大皇帝想必玉体康健。
伊：此次漫游，陛辞前，敝国皇帝甚为康健。
皇帝：贵国自维新后，庶绩咸熙，皆出自贵侯手定，各国无不钦仰，无不赞美，朕亦时佩于心。
伊：过分褒奖，何以克当。敝国政务，皆由朝廷擘画，外臣惟靖供职守，为所当为而已。
（此时皇帝与庆亲王耳语移时。）
皇帝：贵国与我国同洲，相距较近。我中国近日正当维新之时，贵爵曾手创大业，必知其中利弊，请为朕详晰言之，并望与总署王大臣会晤时，将改革顺序、方法告之。
伊：敬遵谕旨。他日如承王大臣下问，当竭其所知以告。
皇帝：愿今后两国邦交从此益敦。
伊：我国天皇陛下圣意实亦在此。比来两国臣民交谊日益加密，故邦交必能因之益固。
皇帝：贵爵拟在中国盘桓几时？
伊：原拟勾留两礼拜，据目下情况，尚须多留七八日。
皇帝：前时贵爵至我国系在何年？
伊：十四年前初诣京师，嗣后曾至上海及南方各处。
皇帝：现拟再游历何处？
伊：现拟至上海一行，再往长江游历。
皇帝：朕愿贵爵一路平安。
伊：敬谢大皇帝厚恩。
（觐见毕，再至朝房，赐酒果，与王大臣告别，循旧路归，时午后一时二十分。）
〔说明〕本件录自《伊藤关系文书》未刊部分，日本国会图书馆藏，编号215941，稿本，共七页，似亦为森泰二郎所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九月十六日《昌言报》第八册曾据日本《梅尔报》译出，问答内容与此相同。
附录四 游清纪语
《台湾日日新报》
自清廷政变以来，各国论说纷纭，或谓皇帝与康有为等谋废太后，故有是变。或曰不然。本年五月，皇帝亲政而后，太后意中已思废帝密计。十月，皇帝巡幸天津时举事。皇帝知之，乃预召袁世凯入京，授以侍郎高官，托以保护重任。袁虑事难持，密诏告荣禄，故变兴如是速，遂以皇帝自保之谋诬为谋废太后。宫闱肇祸，确据未昭。兹闻我伊藤侯游清轶事，当九月十九日政变之前一天，康有为谒侯于公使馆。其一席之话谈，颇足记之，以资阅者参考也。
是日午后三时，侯援康氏互叙瞻仰数言，康氏即请侯曰：“君侯来游，正敝邦锐意革政时，敝邦志士，深望君侯惠教，维持东方大局。”侯逊谢曰：“鄙人性好游览，环地球各国名胜，足迹殆遍。此次之到贵国，亦欲玩山川风景，不敢与人家国也。”康氏曰：“虽然，但我皇上决图变法，以贵国与敝邦同洲、同种、同文、同俗，更加亲睦。原欲师法贵国，草泽士民，亦同此志。君侯幸教之。”侯曰：“贵国欲变法，要先除自尊自大陋习。世界不论何种人，皆生长天地间，岂彼贱我贵，可以自称中华而称他人皆夷狄哉？”康氏曰：“此种议论，敝邦四五年以前人多持之，甲午以后，大梦为贵国警醒，已无复如此者矣。”侯曰：“学士喜妄发议论，排斥外国，当使知外国，亦有好处。小民每好闹教，杀外国人，宜戒勿然，是贵国最要策。”康氏爰慨然曰：“君侯何轻蔑敝邦之甚也。此种议论，发之在三年以前，对老耄大臣言之则可。若敝邦近年士大夫，年齿三十以下者，已知此议。各地学校、学会、新闻、杂志纷纷并起，民间知识大开。明此议者，十中亦有六七，无待君侯言之。今仆所欲闻于君侯者，乃大学专门学条理，而君侯仅授之诵读之方，非仆所望也。”侯曰：“请问贵国数月来变法决图，而推行未效，何故？”康氏曰：“行改革事，必全体俱改革方可。若此事改，彼事不改，则劳而无效。又若枝叶改，本原不改，则尤劳而无效。此理我皇上知之甚明，极欲改革全体，且极欲从本原起，奈皇上全权不属，欲改革事，经费多少苦心，而有时此事能变，彼事不能变。夫变法非变本原则积弊难除，虽行新政，适多贪劣人开营私舞弊之路。且中外大官，共知皇上无全权，一切改革诏旨莫敢奉行，视为一纸空文，皇上无如之何，此推行所以未效耳。”侯曰：“贵国君权专制无限，环地球之所知。今贵皇上无全权云何？”康氏曰：“皇上嗣位，虽阅二十余年，其实权在太后手里，皇上深知中外情形、本国危急，故决意改革。太后反之。不知中外情形、本国危急，故不欲改革。且太后所接见者，惟所信用之满人，如庆亲王、荣禄、刚毅、怀塔布、立山、崇礼一流，皆绝少见识，并昧五大洲名，何知外国情形？彼常相谓改革，唯利汉人，满人不利。凡倡论改革者，皆阴谋叛逆人。此种议论日入于太后耳。自数月来皇帝一事改革，彼等必环跪而请太后曰：‘如此，则我满人仕宦途绝，衣食路穷。’太后常惑其言。所以皇上意其改革，必几次泣谏太后，乃得渐行一事，事难如此，而彼等明知皇上失权，奉改革语，亦不遵行。皇上怒彼辈已久。日前因王照条陈一事，遽治怀塔布等抗旨之罪，未请（示）太后，而日来怀塔布等数十满人，相率跪太后前大哭，请禁皇上改革。我皇上位地如此，改革艰难，愿君侯察其情也。”
维时伊藤侯闻康有为言其皇帝欲行变法，为太后所阻，因太息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今国权出两途，革新诚难矣哉！”康氏曰：“今日救敝邦之计，但能致太后明晓中外情形，不阻改革，皇上自得行其志。”侯曰：“如何得致太后明晓情形。”康氏曰：“皇帝之所以能明晓者，由常读书，多见臣下。太后则反之。所见之人皆极顽固者流。于接见时，唯唯诺诺，无一忠言谠论者，情形安得明晓。仆等汉臣，俱系小臣，欲觐太后，以达言语难遂。若君侯入见太后，肯为剀切陈说一切情形，感动太后回心转意，实敝邦之福也。”侯曰：“依欧美礼，外臣既得谒见皇帝，则必得谒见太后以及皇后。惟贵国严别，恐欲谒见太后不能。”康氏曰：“今年德国亨利亲王来游，太后也接见之。君侯为亚洲大名人，太后必欲接见。”侯曰：“既如此，则仆谒见太后，当尽忠告。”康氏曰：“太后听满洲党谮言已多，彼等皆诬皇上以狂病，心存废立，未知确否？虽然，君侯见太后时，请极言皇帝贤明行改革事，为诸外国所深喜。”侯曰：“诺。”康氏又曰：“君侯见太后时，请极言各国相迫，外患甚急，断行改革，则中国尚能自立，不然，必难当各国分派，共祸害不可胜言。”侯曰：“诺。”康氏又曰：“君侯见太后时，请极言倡论改革多士，皆具忠心为国家谋幸福，无他意者。改革若决行也，不独汉人享其利，满人亦享其利。改革若不行也，则不独汉人受其祸，满人亦受其祸。”侯曰：“诺。”康氏又曰：“君侯见太后时，请极言满人、汉人，同为清国赤子，如一母生两子，岂可认兄为子，而认弟为贼哉！满汉界限，切不可分。”又曰：“君侯见太后时，请极言今日要务，宜引见汉臣通外事者以资访问，勿徒受满洲一二老臣壅蔽，尤勿听宦官宫妾播弄，而要与皇帝共讲求变法条理。”侯连答皆诺之。康氏色怡曰：“君侯能为太后逐一言此，则一席话足救我中国四亿万人，岂惟敝邦幸福，东方局面，地球转运，实系在君侯焉。”侯曰：“公等赤心，仆所敬服。仆必以尽心于敝邦者，移以尽忠于贵国也。”
时自三点钟晤谈至是，已觉暮色苍然，座皆举烛。康氏不敢久缠，约叙寒暄数语而别。
据此席之问答，则太后与皇帝，其龃龉之由来，盖非一朝一夕矣。康氏心急佐帝，而无如职小势孤，谋疏气盛，以致所有空谈，多酿实祸。阅者揣其所言，可略悟清廷近事。我伊藤侯欲尽忠告，卒不果者，则因政变既兴，太后未尝接见，即令请见太后，而其时亦非可言之时矣。
〔说明〕《游清纪语》载《台湾日日新报》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十一月十三日、十五日。按：此项问答，《闽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引《台湾日日新报》曾有记载，《戊戌变法上谕》亦转录（光绪二十六年十月排印本）。内容略同，然不若此之详备。《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四十一岁”亦记：“故见伊藤博文而不请救援，但请其说太后而已。”与此亦相符合。
附录五 伊藤侯论支那
《清议报》
十二月十日，宪政党张盛宴，以宴伊藤侯。是日赴会者，二百八十余人。主人板垣伯先起，简叙开会主意，次伊侯登坛演说漫游清国情状。其言曰：
顷辱诸君盛意相邀，用不敢辞。仆自本年六月辞官投闲，于七月漫游支那、朝鲜两地，敢以沿途耳目之所闻见言之，支那外情不难窥悉，惟欲深察其内情，以定其指归，则极难矣。询之久居该土之诸国人，亦悉以为然。盖其政府处此时艰，内无人才，而列强对彼之状，亦互相睥睨，有朝不及夕之急焉。势已至此，则其亦酬应四方之不暇，又何暇标立政策以当外交之艰局哉！惟其貌为镇静，故亦无人能详解其大势终如何也。盖今所论东洋之大局，则视中国之大势如何，其蕞尔如朝鲜者，固不可同日而语也。今试论中国内政，于九月下旬有政变之事，其革进党平日所画策经营者，一旦归于蹉跌，夫所以革进不可已者，谁复敢挟异论于其间哉！惟仆察彼所谓革新党者之所为，其画策未可谓尽得其当。窃料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然遽于有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哉，必俟有英迈逸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然后能创立一大英业也。今若此，则其现有之势力，岂足以保卫其国乎？兵之不备，政之不修，政府之威，不能保卫其国，不待智者而知之，而其所以能保今日者，实赖因循之旧势，仅足以维持政纲而已。然此亦暂为目前之计，决不能恃为久安之策也。今也各省叛贼蜂起，而其政府之兵威，犹不足戡定匪类，以保其良民，又安能得对峙列强之间，以保持其封疆乎哉！
势既如此，亚东之时局，可不谓危急乎？然而亚东之局，由其惹起各国之纷纠，诚恐不免波及于我，如向之花梳打事件，欧人相争之故，其一电一报即危及于我，此诸君所触目者也。此时仆犹在上海，而英国舰队咸令集于威海卫，此盖非为中国北部政变之事，而实起于花梳打事件，蒸酿于英、法之间。今据某通人之言曰，现北京政变，各国皆欲乘虚以动，频加警戒。方此时突有此事，而列国对峙之势未保，恐有乘机挑发不测之变于北部者。英国聚耀军舰于威海之意，盖在此焉。但聚耀兵威，未足以为患也。然若各国互弄兵威，酿成互角之势，则锋烟弹雨之惨，亦将不可测焉。
〔说明〕《伊藤侯论支那》载《清议报》第一册，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十一日出版，注明“译《东京日日新闻》”，因有记伊藤来华和伊藤对“政变”及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看法等记载，故附于此。
[1] 伊藤博文：《清国旅行日记》，《伊藤关系文书》未刊部分，下注明为“先考手笔”，当为伊藤手书。
[2] 《伊侯抵津详述》，《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
[3] 《中堂款待伊侯》，《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
[4] 《嘉宾设宴》，《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5] 伊藤博文：《清国旅行日记》。
[6] 《伊藤至北京情形》，《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月。
[7] 森泰二郎手记：《晤谈节略》，明治三十一年九月十五日（1898年9月15日），手稿，用日本驻清公使馆八行笺。
[8] 伊藤博文：《清国旅行日记》。又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亦言张荫桓宴请事。
[9] 伊藤博文：《清国旅行日记》。又王庆保、曹景郕：《驿舍探幽录》亦言张荫桓宴请事。
[10] 查康有为谒见伊藤，《清国旅行日记》未载。《戊戌变法上谕》载《闽报》所译日本报，作“八月初一日”，又谓当公元“九月一号”，有误。按八月初一日，伊藤上午、下午都没有和康有为晤谈的时间。《康南海自编年谱》也系于八月初三日之后，今据《游清纪语》。
[11] 《游清纪语》，《台湾日日新报》明治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十五日。
[12] 《清国皇帝陛下谒见之次序》，明治三十一年九月二十日，手稿，共七页。又《昌言报》第八册转译日本《梅尔报》的《伊藤觐见时间问答》，与此略同。以上译文，参《昌言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13] 伊藤博文：《清国旅行日记》。
[14] 《李傅相与日本伊藤侯问答》，《昌言报》第八册，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15] 《清国皇帝陛下谒见之次序》。又据《伊藤博文公年谱》第252-253页，伊藤博文于9月29日由北京去天津，10月5日抵上海，11月7日返长崎，昭和十七年六月春亩公追颂会发行。
[16] 康有为：《日本变法由游侠义愤考序》，见该书卷首，戊戌春月上海大同译书局石印本。
[17] 《游清纪语》。
[18] 《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5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19] 《掌山东道监察御史宋伯鲁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70页。
[20]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一第525页。
[21] 森泰二郎手记：《晤谈纪略》。
[22] 《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61页。
[23] 《伊藤至北京情形》，《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二日。
[24] 《京友再述国事要闻》，《申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七日。又见《知新报》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
[25] 李提摩太：《留华四十五年纪》第十二章十二节《被邀请去做皇帝的顾问》，译文见《戊戌变法》第三册第553页。
[26] 《游清纪语》。
[27] 《游清纪语》。
[28] 《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149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29] 唐才常：《论中国宜与英日联盟》，见《觉颠冥斋内言》第22-27页。
[30] 林权助：《谈谈我的七十年》，译文见《戊戌变法》第三册第569-570页。
[31] 林权助：《谈谈我的七十年》，译文见《戊戌变法》第三册第569-570页。
[32]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42页。
[33] 《昌言报》第八册。
[34] 森泰二郎：《晤谈节略》。
[35] 《戊戌变法》第一册第553页。
[36] 《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42页。
[37] 按据《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伊藤博文于9月12日（七月二十七日）晨，拜见直隶总督荣禄。下午六时，荣禄在医学堂“设宴款待”，陪坐的有袁世凯、聂士成、王修植等。本日，则为天津县令吕秋樵宴请，见《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38] 日本外务省档案《伊藤公爵清国巡回一件》，附函与此同，末为“名内具”，下注“庆亲王、王文韶、裕禄、崇礼、廖寿恒、张荫桓”。编号P，V，M，2811-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