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的《社会学》
我国最早翻译资产阶级社会学成本著作的是章太炎，是他译述了日本岸本能武太所著的《社会学》。此书流传甚少，影响却大，在资产阶级革命初期起过作用。章太炎为什么要翻译《社会学》？他又怎样把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介绍到中国来？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
一
社会学是以人类的社会生活及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我国起先译为“群学”，这个名词，曾在维新变法时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办报刊中出现过。1897年11月24日（光绪二十三年冬十一月初一日），严复创刊的《国闻汇编》，自第一册起，译述《斯宾塞尔劝学篇》，第一篇即为《论群学不可缓》[1]。此后，严复又把所译取名《群学肄言》（即斯宾塞《社会学研究》）。也有把它译作人群或群体的。至于称为“社会学”，却较鲜见，如谭嗣同《仁学》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及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把社会学和算学、格致并列。正式译为社会学，且以之名书的，则自章太炎始。
冯自由说，当上海广智书局创设时，“聘章藻饰译文”，“维时译学初兴，新学家对于日文名词，煞有斟酌，如社会一字，严几道译作群，余则译作人群或群体。经济一字，有人译作生计或财政，余则勉从东译。先生（指章太炎）于此不置一辞。然社会、经济二语，今已成为吾国通用名词矣”[2]。那么，社会学之定名，应始自章氏所译。
章太炎译述的《社会学》，日本岸本能武太著，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出版，他的序文，则写于是年7月（六月）[3]，序称：
社会学始萌芽，皆以物理证明，而排拒超自然说。斯宾塞尔始杂心理，援引浩穰，于玄秘淖微之地，未暇寻也。又其论议，多踪迹成事，顾鲜为后世计。盖其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者。美人葛通哥斯之言曰：社会所始，在同类意识，俶扰于差别觉，制胜于模仿性，属诸心理，不当以生理术语乱之。故葛氏自定其学，宗主执意，而宾旅夫物化，其于斯氏优矣。日本言斯学者，始有贺长雄，亦主斯氏，其后有岸本氏，卓而能约，实兼取斯、葛二家。其说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候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余浮海再东，初得其籍，独居深念，因思刘子骏有言，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固知考迹皇古，以此先心，退藏于密，乃能斡人事而进退之。考迹皇古，谓之学胜；先心藏密，谓之理胜。然后言有与会，而非夫独应者也。岸本氏之为书，综合故言，尚乎中行，虽异于作者，然其不凝滞于物质，穷极往逝，而将有所见于方来，诚学理交胜者哉。乃料简其意，译为一编，无虑五万余言，有知化独往之士，将亦乐乎此也。
序中“斯宾塞尔”，即斯宾塞（H.Spencer），所著《社会学研究》，由严复直接从英文译出一部分，到1902年译完[4]，1903年始由上海文明书局出版；另由马君武把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二卷《社会学引论》译出，1903年由西江欧化社出版。葛通哥斯，即美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吉丁斯（F.H.Giddings），所著《社会化理论》，是《社会学原理》一书的提纲，篇幅不长，由吴建常译出，名《社会学提纲》，是从日本市川源三的日文译本译出的，也于1903年出版。它们都不是全译。而章太炎所译，既是全书，又早于马、吴所译，所以，《社会学》是我国翻译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成本著作最早的一部。
序中称：“日本言斯学者，始有贺长雄，亦主斯氏，其后有岸本氏，卓而能约，实兼取斯、葛二家”。可知岸本能武太是综合斯宾塞、吉丁斯二家学说的。章太炎认为此书“综合故言，尚乎中行”，则章太炎当时对斯宾塞、吉丁斯之说曾一度信奉。
斯宾塞从庸俗进化论出发，虚构出一个他认为可以解释一切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哲学公式。主张道德是进化的产物，宣称资本主义是社会进化的高峰，鼓吹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吉丁斯以为人们有一种所谓“同类意识”，是构成社会的主要因素，颂扬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是社会领袖和具有高级心理的人，认为社会实质上只存在于人们的“同类意识”之中。他们的学说，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但它和封建主义的桎梏思想不同，对在那种儒家思想笼罩下，言必称三代，三代以后历史每况愈下的历史退化论者也是一种催醒剂。章太炎之所以翻译《社会学》，把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介绍到中国来，主要也是由于其中有着进化论的内容。
章太炎在序中称：“其说（指斯、葛二家）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卒其祈向，以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为候度，可谓发挥通情，知微知章者矣。”着重“庶事进化，人得分职”，亦即注视社会进化。在《绪论》第六节《社会之定义》中说：“社会者，先研究现在、过去之社会，而发现其要素、性质、起原、发达与其目的；次论组织社会之个人，将来以何方法促进社会之进化，贯彻人类生存之目的，此其所以为社会学也。”准备探讨存在于人类各历史阶段的各种形态的结构及其发展，并窥测其进化过程。章太炎对斯宾塞的“藏往则优，而匮于知来”讥为“鲜为后世计”；而对吉丁斯的“宾旅夫物化”，则认为优于斯氏。从而把综合“斯、葛二家”之说的岸本能武太所著译述出版。那么，他是既注意“藏往”，又重视“知来”，是在进化论的思想指导下，认为历史往而不可复，越变越进步，反对颂古非今的复古主义思想，反对泥古不变的封建学说的。章太炎在20世纪初期，把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成本著作介绍到中国来，并在序中阐明自己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
二
章太炎译述《社会学》，是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是为了要从中寻找学理，阐明进化。
第一，章太炎译述《社会学》，是他由赞助维新到投身革命，随着革命实践的发展而加以译述的。
1894年甲午战争，清朝被日本打败，在民族危机深重的刺激下，章太炎毅然走出书斋，参加强学会，编撰《时务报》，基本上赞成维新变法。不久，“百日维新”夭折，章太炎避地台湾，东渡日本，和“尊清者游”，对改良主义仍表同情。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八国联军入侵，进一步暴露了清朝政府“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真面目。慈禧一伙的卖国主义原形也暴露无遗，章太炎受到极大震动，从维新梦中醒了过来。7月，在上海召开的“国会”上，章太炎激烈反对改良派提出的“一面排满，一面勤王”的模糊口号，“宣言脱社，割辫与绝”。接着，树起反清的旗帜，开始向改良派展开斗争。
1901年，章太炎经吴君遂的介绍，到苏州东吴大学教书，在课堂上用革命“大义训迪诸生”，并公然出了《李自成胡林翼论》的课题。由于“言论恣肆”，遭受江苏巡抚恩寿“赴学寻问”[5]，他再次被追捕，流亡日本。1902年春，章太炎在日本和孙中山相晤，“互相往来，革命之机渐熟”[6]，而“视听始变”[7]。他在孙中山的启发下，接触到中国的土地问题，提出了均田办法，共同商讨“开国典制”以至“革命后建都所宜”[8]。并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在东京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纪念会被破坏，又在横滨补行纪念式，孙中山任主席，章太炎宣读纪念辞。7月返国，为上海广智书局“藻饰译文”，译述《社会学》。那么，《社会学》正是章太炎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急剧动荡的20世纪初期，经过这一段革命实践再行翻译的。
第二，章太炎译述《社会学》，又是为了从中寻找学理，准备写作《中国通史》，“鼓舞民气，启导方来”。
章太炎在翻译《社会学》时，曾有一封信写给吴君遂，提到斯宾塞、吉丁斯，他说：
史事将举，姑先寻理旧籍，仰梁以思，所得渐多。太史知社会之文明，而于庙堂则疏；孟坚、冲远知庙堂之制度，而于社会则隔；全不具者为承祚，徒知记事；悉具者为渔仲，又多武断。此五家者，史之弁旃也，犹有此失。吾侪高掌远蹠，宁知无所陨越，然意所储积，则自以为高过五家矣。
修通史者，渔仲以前，梁有吴均，观其诬造《西京杂记》，则通史之芜秽可知也。言古史者，近有马骕，其考证不及乾嘉诸公，而识断亦伧陋，惟愈于苏辙耳。前史既难当意，读刘子骏语，乃知今世求史，固当于道家求之。管、庄、韩三子，皆深识进化之理，是乃所谓良史者也。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太炎遗老者，二百五十年之彭铿也，其用在抽象不在具体，以是为过于彭矣。
信中说明“寻理旧籍”“所得渐多”，对过去的旧史家进行了批评，认为作为“史之弁旃”的司马迁、班固、孔颖达、陈寿、郑樵所撰各书都有缺陷。至于清代马
的《绎史》，“考证不及乾嘉诸公，而识断亦伧陋”。感到“前史既难当意”，“固当于道家求之”。他的作史主旨，在《致梁启超书》中有所说明：“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9]他认为历史不是单纯的“褒贬人物，胪叙事状”，而应“发明社会政治衰微之原理”，历史不是颂古非今，引导人们向后看，而应“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引导人们向前看。认为旧史书“不识进化之理”，只是迷恋往古，而不能“启导方来”。那么，章太炎对旧史书的批判，实际是对迷恋往古的旧史观的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迷恋往古，必将陷入退化论的泥潭；“启导方来”，则有着进化论的因素。这种进化论思想，无疑和他学习西方有关。他说，管子、庄子、韩非“深识进化之理”，“因是求之，则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庶几不远矣”。廓氏，指廓模德，斯氏、葛氏则是斯宾塞、吉丁斯，也是《社会学》所综合的“二氏之说”。章太炎对往古的旧籍“并不当意”，而要“达于”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之说。这就说明他翻译《社会学》，是为了其中有“学理”可寻，是因为其中有“进化之理”。
《致梁启超书》《致吴君遂书》都写于“壬寅六月”，都讲到写作历史，都提到社会进化，又都与《社会学》写于同时。《致吴君遂书》还特别提到“廓氏、斯氏、葛氏之说”，说明章太炎写史是受了《社会学》的影响，而《社会学》的“进化衰微之原理”又贯穿在他写史的主旨中。也就是说，他在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中寻找了“学理”，从而对前史进行改造。
章太炎对旧史书的改造，又是为了“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因此，在他所拟《中国通史目录》中，十记首录《革命记》，下有《光复记》。稍后修订的目录中，又增列《洪秀全考纪》。可知他写作历史，为了革命，为了光复，是为了给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理论根据。他想改造“旧史”，又从《社会学》中汲取养料。章太炎生活在充满激烈斗争的近代中国，通过维新、革命的社会实践，“寻求政术，历览各史”，又向西方寻找“学理”，坚定了进化、革命的信仰。所以，他译述《社会学》，不是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为资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
三
章太炎译述的《社会学》甫经出版，在日本发行的刊物即有介绍，1902年12月14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二十二号“绍介新著”栏介绍《社会学》译本云：
译者于祖国学术博而能约，其所定名词，切实精确，其译笔兼信、达、雅三长，诚译坛中之最铮铮者也。近年以来，译事骤盛，而所选之书，率皆普通之历史、地理等，而于高尚专门之学科，阙焉无闻，实译事不发达之明证也。若此书者，其可称译界一明星乎？
所谓“所定名词，切实精确”，宜指章太炎将“群学”正式译作“社会学”并以之名书而言。“介绍”还以《社会学》为“高尚专门之学科”，誉译本为译界之“明星”。
此后，《浙江潮》在介绍萨端翻译的日本有贺长雄所著《社会进化论》时，对章译也誉为“巨擘”，谓：“吾国新译社会学，推余杭章炳麟之《群学》（按即《社会学》）为巨擘。今此书可与章氏之《群学》参观，实研究政学、文学者所不可不察也。”[10]
《浙江潮》是浙江留日学生所创，其“立言”“着眼国民全体之利益”，“眷念故国”，是辛亥革命前著名的革命刊物。它推章译为“巨擘”，郑重介绍，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此书的重视，《社会学》对资产阶级革命也起过作用。
有人认为，章太炎“把国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密切地结合起来，以抵制西洋来的新思想新制度”，他“经常流露出没落阶级的没落情绪和没落意识”，说他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这样的论点是值得商榷的。章太炎的确有“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他的封建意识也较一些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浓，但说是以之“抵制从西洋来的新思想新制度”，则不符合事实。试问斯宾塞、吉丁斯的学说，较诸中国封建思想来说总是“新思想”吧！章太炎对清朝封建专制腐朽制度猛烈抨击的文篇更非鲜见。即以他翻译《社会学》时重行修订的《訄书》而言，在论证中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就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方面，提供了革命胜利后的建设方案，明确指出：“吾言变革，布新法，皆为后王立制。”[11]要“为后主立制”，难道这是抵制“新制度”吗？又说：“今有造酢母者，投之百味，苦者亦酸，芳甘者亦酸。彼清政府，犹酢母矣，利政入之，从化而害，害柢之不除，空举利者以妄投擿。”以清政府为“酢母”，认为必定要把这个“害柢”除去。他这时对清政府已不抱幻想，也不是“没落阶级的没落情绪和没落意识”的流露。
况且，章太炎早在维新变法时期，就已注意“西洋来的新思想新制度”，他在1897年8月22日出版的《经世报》上，刊出《读管子书后》，称：“管子之言，兴时化者，莫善于《侈靡》，斯可谓知天地之际会，而为《轻重》诸篇之本，亦泰西商务所自出矣。”尽管他依托往古，比附西方，但谈到“工艺”，有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倾向；又谈到“贸易攻人而有余”，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输出。章太炎还担任过《译书公会报》主笔，以“开民智，广见闻”，“广译东西切用书籍报章为主”[12]。章太炎亲为撰序：“瞽者羡瞀者，瞀者羡明者，五大洲之册籍，吾不能博爱而扬诩之，吾则瞀矣。且新理日出，岁吾留故，一息炭养更，其事立变。”[13]对西方“新理”也示向往。非但如此，他还和曾广铨合译过《斯宾塞尔文集》，第一论即为《论进境之理》[14]。他注意西方“新理”。注意社会“进境”，能说是“没落阶级”的情绪吗？能说是抵制“西洋来的新思想新制度”吗？
等到章太炎由赞助维新到投身革命，对西方资产阶级学说仍事钻研，《社会学》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他译述《社会学》时给友人的书札中更明确指出：“达于廓氏、斯氏、葛氏之说。”这些学说，当然是唯心主义的，是资产阶级庸俗进化论，但那是20世纪初叶，是资产阶级革命初起之时，是封建思想笼罩学术界之时，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对翻译《社会学》的作用，就得实事求是地分析。
《社会学》是我国最早翻译的资产阶级社会学成本著作，章太炎曾经从中寻过“学理”。探讨《社会学》的译述过程和章太炎的思想发展线索，将有助于对章太炎阶级属性的分析。
原载《历史论丛》第1辑，齐鲁书社1980年版
[1] 《国闻汇编》第一册，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续载至第四册。
[2] 冯自由：《吊章太炎先生》，《制言》第二十五期。
[3] 章氏译序，撰于1902年7月。《社会学》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日印刷，八月二十三日发行。
[4] 严复在此书的《译余赘言》中说，“此译为戊戌之岁，为国闻报社成其前二篇，事会错迕，遂以中辍，辛丑乱后，赓续前译”，“壬寅中，此书凡三易稿，岁暮成书”。“戊戌”应为“丁酉”。
[5]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十八年，三十五岁”。
[6]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第二十五期。
[7] 章太炎：《小过》，《检论》卷九。
[8] 汪东：《余杭章先生墓志铭》，《制言》第三十一期。
[9] 《致梁启超书》，原名《章太炎来简》，注明撰于“壬寅六月”，见《新民丛报》第十三号《饮冰室师友论学笺》，1902年8月4日出版。
[10] 《浙江潮》第七期“绍介新著”栏，癸卯年七月初十日出版。
[11] 章太炎：《訄书》重印本第五十五《消极》。
[12] 《译书公会报启事》，见《译书公会报》第一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出版。
[13] 章太炎：《译书公会报序》，见《译书公会报》第二册，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七日出版。
[14] 《斯宾塞尔文集》，署“湘乡曾广铨采译，余杭章炳麟笔述”，分载《昌言报》第一、二、三、四、五、六、八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十一、二十六，八月初六、十六、二十六，九月十六日出版。又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称，章太炎在戊戌政变后，流亡日本，1899年和孙中山初晤，在谈及土地问题时，章氏“对于欧美之经济学说，最服膺美人亨利·佐治（Henry George）之单税论”，认为“此种方法最适宜于我国社会经济之改革”（三集第213页）。可知章太炎对欧、美经济学说也曾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