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日益扩大的北京洋市民群体
有历史文献记载的北京第一个洋市民是基督教方济各会士、意大利人约翰·孟德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1247—1328年)。他受教皇尼古拉四世的派遣,于1294年来到元大都北京——欧洲文献称为“汗八里”,受到元世祖忽必烈的召见,并允许他在元帝国传教。1307年,他被教皇任命为汗八里和东方的主教,在北京建立了教堂,归化了一批基督教信徒。孟德高维诺以元大都为中心,在中国生活了34年,最后逝世于北京。
考古资料明确证实的北京早期洋市民则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1601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心怀坚定的传教信念、长途跋涉来到北京,觐见了万历皇帝,以后即长住北京进行传教活动。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长逝,葬于平则门外二里沟嘉兴观右侧。其墓今天仍在,位于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6号,墓前有碑,碑上刻有“耶稣会士利公之墓”八个大字。另有一碑,刻有碑文,“利先生讳玛窦,号西泰,大西洋意大利亚国人。自幼入会真修,明万历壬辛年航海首入中华衍教,万历庚子年来都,万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会四十二年”。墓碑后面是砖砌坟墓,墓高1.5米、长2.4米、宽1.3米。
另一位赫赫有名的北京洋市民是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623—1666年,除了有3年在西安外,他一直住在北京,历经明、清两代,供职于钦天监。死后葬于利玛窦墓左侧。清代内城只准旗人居住,但朝廷格外开恩,允许汤若望住在内城的天主堂,还禁止八旗兵前去滋扰。
由于欧洲传教士在数学、天文、历法、火器等方面有专长,又遵守清朝法律,愿意为清廷效力,顺治、康熙皇帝对传教士及其传教活动采取了优容政策。居留北京的欧洲传教士越来越多,1694年达到了530人,1695年增至614人,1696年人数继续增多,有633人。1704年,罗马教皇禁止派赴中国的传教士为传教方便而入乡随俗、参与祭祖祭孔等活动,康熙则下令把一部分遵守教皇谕令的传教士驱逐出境。北京的欧洲传教士人数开始减少,到嘉庆年间,只有不到100人了。
有清一代,北京最著名的洋市民始终是钦天监监正,这一官职也始终是来华的欧洲传教士最向往的。1644—1805年,有11位耶稣会士先后担任了此职。除了汤若望,还有比利时人南怀仁(F.Verbiest),意大利人闵明我(C.F.G.rimaldi),德国人庞嘉宾(K.Castner)、纪理安(K.Stumpf)、戴进贤(I.Koёgler),奥地利人刘松龄(A.Von Hallerstein),葡萄牙人安宁国(A.Rodrigues)、傅作霖(F.de Rocha)、高慎思(J.d'Espinha)、索德超(J.B.de Almeida)[1]。
此外,长住北京的洋市民中,还有著名的宫廷画师意大利人郎士宁(G.Castiglione)、法国人张诚(J.F-Gerbillon)。
除传教士外,清代还有一些俄国人长住北京。史书记载的最早居于北京的俄罗斯人是伍朗格里,时间是顺治五年,即1648年。1683—1685年,康熙对沙俄进犯黑龙江雅克萨进行了坚决反击,俘虏了一批俄罗斯哥萨克人,并把他们迁入北京,编入满八旗中的镶黄旗。《钦定八旗通志》记载:“第四参领第十七佐领,系康熙二十二年将尼布绰地方取来鄂罗斯三十一人及顺治五年来归之鄂罗斯伍朗格里、康熙七年来归之鄂罗斯伊番等编为半个佐领,即以伍朗格里管理。后二次又取来鄂罗斯七十人,遂编为正佐领。”[2]
清朝对第十七佐领的俄罗斯人给予了妥善安置。“他们完全和满洲人一样受到尊重。给他们安排了住房,派了佣人,还规定每隔三年发给他们四时所需的衣服,将步军统领衙门收押的女犯配与他们为妻,还给他们当中的某些人匹配了大户人家的妇女”[3]。
这些俄罗斯人先是逐渐满族化,后来又慢慢汉化了。1845年,俄国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访问北京,见到了这些俄罗斯人的后代。他回忆说:“中午前我们来到了南馆,大司祭和传教士团成员们已在恭候我们,还有阿尔巴津的男女老少近百人,几乎都来了。看到这些俄罗斯人的后裔有种很奇怪的感觉,他们的服饰、语言、容貌一点都不像俄罗斯人。”[4]
由于《尼布楚条约》允许俄罗斯东正教在北京建立新教堂,俄罗斯传教团就在宫廷广场(今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修建了新教堂,并把教团迁了过去。1715—1865年,共有15批传教士团来到北京,住在东江米巷。[5]
东正教传教团的影响力在北京俄罗斯人中越来越弱,因为长期定居此处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入乡随俗”,特别是他们娶了中国妻子之后。中国妻子们把俄罗斯丈夫带到佛像面前说:“连皇帝本人也得尊敬它,向它磕头,何况全国人民都信它。你是一个在森林里长大的野人,难道你认为你比皇帝还要聪明?”[6]
这样的劝导往往是有效果的,这些俄罗斯丈夫就不再与东正教祭司来往,而改信中国的佛教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根据条约,清朝允许欧美列强在北京设立使馆,派驻公使。各国陆续在东交民巷设立了使馆,驻北京的欧美外交人员开始增多。1901年以后,根据《辛丑条约》,东交民巷完全成了外国人办公、居住区,北京各种职业的外国人群明显增加。
1908年,北京(不含东交民巷使馆区)外籍人士已有548人,其中英国56人,法国64人,德国37人,美国22人,俄国29人,意大利15人,比利时12人,奥匈帝国6人,荷兰5人,日本265人,其他国家37人。[7]
总体来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之后至1937年日本入侵,在京欧美人士的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从人口数量、构成、分布、流动等层面来看,北京欧美人士群体呈现如下一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