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方法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围绕方法论科学性论战旷日持久的根源之一，在于缺乏系统的经济学方法论科学范式的划界标准。从科学哲学自然演化的维度，逐层理清经济学方法论科学性的基本法则，然后，通过比较分析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的主流范式，能够证明它们本质上其实都在遵循经济学方法论科学范式的一般实证标准。所以，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存在糅合的可行途径，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以此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价值理论及其应用的方法论基础。
一 经济学方法论的争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19世纪中期马克思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认识论指导下，运用科学抽象法理性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的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一门学科。自此，这一学科也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庭抗礼，成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并驾齐驱的两大经济理论体系之一。但是，经济思想史表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问世之后，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就被很多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汲取过灵感，也在很多经济领域，比如经济增长、经济周期、制度理论等，影响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只是，由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就是价值本身的抽象性，以及阶级性和唯物性等特征，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攻击和诬蔑，被视为异端另类，由此也否定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科学性。
其实，关于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的论辩旷日持久，一直存有争议。一是从研究对象的本质论与现象论的对立，以庞巴维克、伯恩斯坦和布劳格为代表，比如庞巴维克认为“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的劳动价值论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形式辩证法的基础上的”，从而否定科学抽象法。[6]二是创新方法论的多学科交叉分析，以程恩富的海派经济学为代表，主张在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础上综合古今中外科学的经济思想，实现经济学方法论体系的有机整合，构建超越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的新范式。[7]三是借鉴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新成果，挖掘和规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比如比较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综合马克思的宏观与微观研究，规范马克思的均衡分析等。[8]四是回溯方法论的哲学基础。这类论点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硬核基本共识，就是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但是，对应分析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论却有不同的出发点，比如乔榛的经典物理学基础论，[9]傅耀的实证分析论等，[10]不过，都违背了逻辑性的对称关系，只有何爱平的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11]还合乎逻辑。显然，这些多层面的分析为我们理解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做出了一定贡献，但是，没有认清方法论争辩的根源。也有些学者已经发现关键在于理清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标准，构建科学的经济学方法论范式，才能比较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比如郑秉文从自然科学的历史归纳法论证了经济学的科学性，[12]赵磊则从证伪主义科学方法的误用或误解反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伪科学性。[13]进一步讲，这种科学标准还缺乏科学哲学自然演化的历史视野。
二 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范式及演化
自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日新月异，不仅彻底改变了人类认识自然界的思维形式，提高了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能力，而且吸引了大量西方哲学家开始探索科学方法范式的兴趣，并促使科学哲学的兴起及推广。
科学哲学是解决科学研究的认识论问题，是通过提炼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形式逻辑，包括真理的确定性、真理的推理形式、检验真理的方法论法则和真理的性质等法则，来推动自然科学的进步和科学知识的广泛应用。不同阶段的科学哲学认识论对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4]如果以科学哲学发展史主要经历的19世纪的证实主义和20世纪的证伪主义两个阶段为依据，那么，经济学方法论也主要经历了证实主义科学范式和证伪主义科学范式两种类型。
科学哲学的证实主义科学范式源自古希腊先哲对真理存在性的理性追求。早在中世纪以前，自然科学还没有异军突起的时候，经院哲学家就已经思辨世界的形而上学问题，寻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真理。直到19世纪上半叶，第一次产业革命使自然科学的实证逻辑开始影响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发展。以孔德为代表的哲学家首创了以证实方法为基本逻辑的实证主义哲学，也奠定了以寻求确定性、准确性、可证实性真理为终极目的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根基。之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经过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和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的深层次发展，在20世纪上半叶主导了科学哲学。总体而言，该学派坚持真理是人类可以感觉的、可以观察的，科学知识直接来源于感性经验，并接受感性经验的检验和证实。由此，科学发展史上出现了首次科学方法论的标准范式。受此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在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主导时期，主要经历了四个演化阶段：亚当·斯密之前的归纳推理分析、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归纳推理与演绎逻辑的机械综合分析、李嘉图开创的纯粹抽象演绎分析，以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归纳推理和演绎逻辑分析的融合。其中，后两个阶段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证实主义影响最为深远。比如，虽然李嘉图相信抽象演绎推理出的大多数经济结论“像重力原理一样确凿无疑”，经济理论揭示了经济运行规律，可以直接应用于对现实经济发展趋向的预测，无须经验检验，也因此被熊彼特称为“李嘉图恶习”。但是，这套演绎逻辑方法经过西尼尔、约翰·穆勒和凯尔恩斯等经济学家的发展和完善，却成为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准范式，也就是在观察的现实基础上抽象出“不证自明”的公理化假定前提，经过演绎推理，得到真的经验命题。具体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准范式表现在：真理是确定性的经验命题；真理的主要形式是演绎逻辑；预言与事实的比较不能证实经验命题的真伪，只能发现影响预言的干扰因素；确定理论的应用边界理论推理是严密的，是逻辑一致的；预言是定性的而不是定量的[15]等五个基本法则。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方法论融合派，则更加重视，也更加灵活地融合归纳推理和演绎逻辑分析。马歇尔认为“即使在机械学上，冗繁的演绎推理也只能直接适用于实验室里所发生的现象。仅凭这些推理，还不足以处理参差不齐的材料和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错综而无常的结合。因此，它们必须补充以具体经验，并和不断研究新的材料与不断寻求新的归纳结合起来加以运用”。[16]其实，最后真正捍卫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证实主义标准范式的是罗宾斯，是他与制度经济学派的方法论战中，维护了：“假定—推理”结论的确定性，假定前提的个人主义现实性，分析法则的严密性，价值判断的中立性，以及经验研究在检验理论应用范围、补充辅助性假设、暴露理论不足的不可替代性等证实主义标准范式的基本法则。[17]
直到20世纪，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从以牛顿力学为典型的“经验—实验”归纳模式转变为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象征的“假说—实验”演绎模式，启发波普开始反思科学哲学传统的证实主义范式，认为只有从“创造性直觉”产生的新思想（假想、假说或者理论系统）出发，运用逻辑演绎推理来得到结论或命题，进而采用演绎检验法，接受被证实的理论或若干成分，摒弃被证伪的理论或若干成分，也就是说，确定性的真理只有不断地去伪存真，才能逐渐逼近真的真理。[18]这也标志着科学哲学证伪主义主导时期的来临[19]和新科学方法范式的诞生。与传统科学方法论范式比较，新科学方法范式的主要法则表现在：一方面理论推理及检验都采用演绎逻辑形式；另一方面理论是可以证伪的，这不是一般误认的用一个经验事实反驳假说，而是运用演绎逻辑从真的单称陈述[20]推理全称陈述是否为假具有可能性，也就是用一个特殊的逻辑命题证伪一个一般的逻辑命题，而不是用一个简单经验事实反驳假说。受此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证实主义方法论沿着三条路径演化，分别是以哈奇森为代表的超经验主义、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工具主义和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描述主义。其中，工具主义和描述主义在20世纪50年代引发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化的大论战，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转型发展影响最大。工具主义的经济学方法论科学观可以用弗里德曼提出的备受争议的“假设不相关，预言是一切”的命题来表达。[21]具体来看，现代经济学方法论范式满足的基本法则包括：经济理论是预言经济变化的工具，而不是确定性的真理；坚持演绎推理的逻辑形式；用经验事实检验预言的可信度；经济理论是可以证伪的。[22]与科学哲学的证伪主义比较，工具主义拥有理论分析的演绎逻辑和可证伪性等基本特点，但是，也表现出 “假设不相关”的前提和非演绎检验法等特殊规定，而且，证伪性质也与之不同，强调用预言与事实比较来证伪假说，但是，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用经验研究检验理论的应用范围和发现理论不足”是一致的，也与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一样遵循了理论的不可检验性、价值判断的中立性和方法的演绎逻辑形式等一般法则。所以，工具主义又有“贴上标签的证伪主义”之称。[23]新古典综合派的萨缪尔森尽管批评工具主义，并提出了描述主义参战新一轮的经济学方法论辩，但是，他们的主要分歧只是在于是否维护了假设前提的现实性，本质上依然是传统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一般实证科学观。
三 两大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比较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一直以经济研究的科学方法论标榜自身的经济学主流地位，始终质疑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科学性。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标准范式的基本法则，这类学者认为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伪科学性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假定前提缺乏实证条件。这种论点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也就是劳动价值论只适用于简单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抽象的价值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抽象劳动也是难以观察和度量的。第二，理论推导的哲学思辨。这种论点认为马克思的方法论本质上就是哲学的认识论，是马克思巧妙地应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但这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实际经济问题。第三，演绎逻辑的矛盾。这类论点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无疑是致命的，自从《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庞巴维克就敏锐地发现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存在逻辑不一致的问题，但是等到第三卷出版，他认为马克思仍然没有解决自身的逻辑矛盾，并公开提出批判。萨缪尔森和斯蒂德曼等经济学家进一步从技术上论证了劳动价值悖论，攻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伪科学性。
从科学哲学自然演化的视野，有必要从证实主义科学范式和证伪主义科学范式两个所谓的科学标准论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从证实主义科学范式来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上，系统地逻辑地推导了反映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理论体系，符合真理确定性的基本法则。从研究的假定前提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在长期关注物质利益的现实条件下，运用科学抽象力发现了现实交易中的抽象价值，而且，他认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24]6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社会人假定比西方主流经济学基于观察或内省的经济人假定更具有现实意义，[25]所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假定前提具有厚实的现实基础。更具科学性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假定前提在现实基础上的抽象也并不是简单的抽象范畴，而是思维里的具体范畴，是包含了现实一般规定性的抽象具体。马克思从“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不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26]37-38从研究的过程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抽象法实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的交融使用，坚持“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27]4然后“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28]21-22从实证标准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是“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29]10
从证伪主义的科学范式来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也具有证伪主义的典型特征，并适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证伪主义的基本法则。马克思的科学抽象法发现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虽然是确定性的真理，但是并不是说马克思认为这些规律是绝对不变的，从辩证法的逻辑上可以说这些规律也是相对的，是受历史条件和技术水平约束的。从根本上讲，科学抽象法是历史地逻辑地分析一定时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象的方法，所以，马克思逻辑推导的经济定理符合证伪主义的真理逼近观，也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而逐渐地逼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真理。从演绎逻辑的形式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演绎推理分析以思辨的哲学逻辑为主，还没有演进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化，但是，这不能证明思辨的哲学逻辑和数理逻辑是相对立的，而只是演绎逻辑发展的两个阶段。其实，马克思十分重视数理逻辑的重要性，他始终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30]并在三卷本的《资本论》中多次应用了初级数学方法，之后，数理政治经济学也日益成为主要的发展趋势。从理论的检验法则来看，马克思坚持理论批判分析和实践标准。《剩余价值学说史》也证明马克思几乎翻阅了当时所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并在对劳动价值论和典型历史事实（尤其是新的历史材料）的理性批判基础上，撰写了政治经济学的大量文稿。可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抽象法更加符合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主流范式的一般实证标准。
四 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科学范式的借鉴
从科学哲学的科学方法范式标准比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范式，可以发现，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的主流范式其实本质上都在遵循着经济学方法论的一般实证标准，也就是说，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的基本法则具有内在一致的科学研究逻辑。所以，也就存在着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糅合的充要条件，有必要深入研究它们糅合的可行途径。但是，由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抽象的劳动价值研究为基石，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以具体的均衡价格研究为核心，结果导致两大经济理论体系的长期对立和分化，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学方法论一般标准范式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随着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化”程度不断提高，科学方法论之辩却历经数载也难以消解，其实，关键就在于缺乏科学哲学的认识论指导，以致经济学界始终没有真正理清方法论科学化的基本法则。相对而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抽象法则是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科学认识论指导下发现的。所以，这门学科的方法论内在逻辑既谨慎严密，又一致协调，经济思想史上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针锋相对的方法论战。
不过，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范式虽然也存在争议，但是，这并没有完全阻碍其方法论的高级化演变，即从理论经济学、数理经济学，逐渐发展到计量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等高级阶段，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范式演变，却整体上是缓慢的，目前，后者只处于从理论经济学向数理经济学的过渡阶段，计量分析和实验研究等领域就更加不成熟，这无疑反映了该学科深层次发展的滞后性。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也存在诸多误区。总体来看，一是认为马克思的数学分析就是数理分析。其实，马克思已经意识到数理分析的重要性，并且做了大量高等数学的笔记，可惜的是，马克思的精力主要集中在理论经济学，还没有成熟的条件进行数理化分析。况且，马克思使用的数学知识也只是简单的代数运算，是便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发展初级阶段的思辨逻辑的叙述。二是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线性代数分析就是数理分析。以张忠任[31]为代表，在政治经济学中使用了大量的线性代数表示法和计算方法，从形式上看，高度复杂化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但是，并没有掌握数理分析的精髓。三是政治经济学应用的数学知识越多越复杂就越是数理分析。以约翰·罗默代表，在政治经济学中使用了大量高等数学方法，从形式上看，确实是比较规范的数理表达法，但是，背离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也不符合规范的形式逻辑法。[32]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化，不是简单的经济现象符号化，而是像血浓于水一样，将经济变量关系转变为数理分析可以操作的集合关系，运用定性微积分的逻辑推导方法，克服人类思辨逻辑和认识能力的不足，证明经济命题，推论经济引理。这完全可以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方法论范式，其核心在于构造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才能应用高等数学和博弈论等高级数学语言，进行静态、比较静态、动态及动态最优等深层次分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数理化也可以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构造可以和西方价格函数接轨的价值函数，比如，冯金华、马艳等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研究成果。[33][34][35]然后，在价值函数的基础上再构造约束条件下的目标函数，基本上可以试着嫁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理逻辑，不断规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数理化发展研究。
在数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3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计量分析也就应该提上日程。虽然，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开始探索计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但是，存在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建立抽象价值与具体价格之间的函数关系，彻底破解价值转型之谜，才能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计量分析均衡价格问题，否则，就是劳动价值论与西方计量经济学的机械结合。二是计量经济学的功能定位，是定量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数理关系，解决实际的经济问题，而不是纯粹的证伪经济理论的逻辑推导关系。简而概之，经济学界可以深入研究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方法论的糅合，求同存异，取长补短，来推动经济学方法论科学范式的标准化和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