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长崎唐通事体制

一 长崎管理机构

1603年2月，德川幕府正式成立。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强盛，也是最后一个武家政治统治集团。整个江户时期，幕府是实际上的统治者。日本的军政大权掌握在幕府手里，德川幕府为了巩固统治权，建立起幕府严密控制下的政治体制。

幕府实行了亲藩、谱代、外样三级制度。^[1]江户时代幕府将军是最大的封建主，直接管理日本四分之一的土地和许多重要城市。德川幕府直接掌握的领地叫亲藩，亲藩代官叫亲藩大名，都是将军的姓德川，是由德川的儿子开创。江户时期的将军不直接执政，而是由谱代大名来代行。谱代大名是关原之战之前服侍德川家的武士阶层。幕府的最高职位叫大老，非常设，相当于宰相，辅佐将军处理政务，幕府的重要决策由大老负责策划，大老从领地在10万石以上的谱代大名中选拔。幕府的常设役职叫老中，是幕阁的主持者，从领地在2.5万石以上的谱代大名中选拔。除此以外，还有若年寄、奏折番、寺社奉行、京都所司代、大阪城代，这些职务都由谱代大名担任。归属老中直辖的役职有御三卿、留守居、高家、大目附、町奉行、勘定奉行。

在亲藩大名和谱代大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统治基础就是旗本。旗本是幕府将军的直属武士，领地一般在1万石以下，具有直接谒见将军的资格，叫作御目见。旗本分为三个等级：布衣以上（朝廷赐予的官位）、布衣（非朝廷赐予）、布衣以下（200～600石领地）。他们是幕府统治的重要基础，担任幕府的中低级役职。旗本的最高职务是管理江户城与大奥等处警备事务的留守居。其他一般役职有：町奉行，负责江户城下町的治安、行政、执法，由领地在3000石左右的旗本担任；勘定奉行，负责幕府的财政，由领地在3000石的旗本担任；大目附，负责监察事务，由领地在3000～5000石的旗本担任。远国奉行，是幕府设置在长崎、骏府、伏见、奈良、佐渡、浦贺、下田、兵库等要害之地的管理者，其中除伏见因位于京都，由谱代大名担任外，其他全部由旗本担任。

外样大名，是指关原大战以后归服德川家的大名。外样大名具有广大的领地，不担任幕府的役职，受到幕府的严厉监视，略有一点过错就可能遭到没收领地或者削减领地的惩罚。

长崎奉行，由旗本大名担任，这是远国奉行中最重要的职务，由于长崎是对外贸易的唯一窗口，“油水”很多，成为许多旗本大名竞相争取的肥差。长崎奉行与其他远国奉行一样，是长崎的行政司法长官，除此之外还有三个特殊的职责：防备外敌入侵和基督教传播的警备司令官，负责贸易事务的商务官，与前来长崎的外国人交涉的外交官。除了管理贸易之外，长崎奉行还是幕府政策的有力推行者，有时长崎奉行的职权范围不仅仅限于长崎一地，根据实际需要，可以遍及整个九州乃至西国。出任长崎奉行者，共计124任，123人。他们卸任后一般担任勘定奉行等更重要的职务。

长崎奉行最初仅有一人，后来幕府不放心将如此重要的职位委于一人，所以人数增至两人。之后，以岛原之乱为契机，长崎奉行开始了交代制度。一人在江户，一人在长崎，在江户的称为在府奉行，在长崎的称为在勤奉行，每年九月交代。后来由于来长崎的商船，尤其是中国商船数量激增，所以在贞享三年（1686），长崎奉行增至三人。交代制度也有了变化，两人在立山奉行所和西役所在勤，一人在江户。元禄十二年（1699）之后，奉行人数增至四人，二人在勤，另二人在府。清朝雍正继位（1722）之后，清政府又重新实行海禁。长崎奉行也因此由四人降为三人，一年后，再降为两人。之后，直至幕末，人数基本维持不变。日本长崎奉行是长崎最高统治者，兼有行政、司法、警备、商务、外交等权力。奉行下面设置支配组头、支配下役、支配定役下役、与力（相当于警察署署长）、同心（警察）等等级森严的管理机构。长崎奉行是幕府中央政府派来的官员，一开始只有一人，而且只有半年在长崎。所以，长崎奉行只能靠町年寄（管理城市的地方首领）及其下设的町方诸役和长崎代官下设的在方诸役（管理周边农村）等两个地役人机构，也就是靠地方官员来进行管理。所谓地役人，不同于中央派来的“单身赴任”的官吏，他们是住在本地，有一定的土地和住宅，与妻子和儿女一起生活，不被派到异地，履行长崎奉行所赋予的职权，属于地方官员。

町年寄下设机构有：町方诸役，官员叫町乙名（町长）、组头（辅助官）；唐方（中国）役，官员叫唐通事、唐年行司、唐船请人；兰方（荷兰）役，官员叫阿兰陀通词（荷兰通词）、出岛乙名。除此之外，还有管理商务的会所诸役，御船头、远见番等番方诸役。长崎奉行下属的管理机构非常庞大，不仅官职分类细，而且人员编制多。1681年在编1041人，1724年1801人，1838年2069人，仅唐通事就有70多个编制，几乎长崎市内每13个人就有1人有官职。^[2]

长崎早在1588年（丰臣秀吉统治的时代），就被确定为直辖之地。德川幕府继续沿袭，将其作为直辖地。不同于其他藩国，长崎市行政开支与地役人的薪俸都是由中央财政下拨。

唐通事就是，幕府—谱代大名（老中）—旗本大名（长崎奉行）—长崎町年寄之下的最基层官员。唐通事有别于荷兰通词，从其名称上看，通事的职权大，管理范围广。“通事”不仅是语言翻译人员，也管事，主要负责贸易、外交事务，此外还管理唐船和住在长崎的华人。而“通词”就是单纯的语言翻译人员。

二 唐通事体制^[3]

1603年德川幕府成立后，继承丰臣秀吉的做法，把长崎确定为直辖地，第一任长崎奉行是小笠原一庵，他于1603年上任，次年（1604）任命出生于山西的冯六为第一任唐通事。唐通事职级由简到繁，由少至多，职级分类很细，等级森严。唐通事由本通事与内通事构成，本通事是狭义上的唐通事，是真正意义上的唐通事，由大通事、小通事和稽古通事三级构成。广义上的唐通事还包括唐年行司、内通事小头、唐船请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叫内通事的私人通事，这是编外的特殊群体，有时被私人雇用，待遇低，无保障。

（一）大通事

一开始，唐通事没有分级别，1640年才开始分大通事和小通事。在此之前的唐通事实际上都是大通事。编制数，最初只有1人，庆长（1596～1615）和元和（1615～1624）年间也只有二三人。

日本宽永年间（1624～1643），随着幕府锁国体制的完善，唐通事的编制数也有所增加，1640年其职级分为大通事和小通事两级，编制数分别为4人和2人，1658年调整为各4人，1672年大通事4人、小通事5人。这就是所谓的唐通事九家，即本通事，被称为“仲间”，也就是说唐通事的真正职权掌握在9人手里，相当于9个“常委”。那么，这4位大通事与5位小通事，谁领导谁，哪个是头目？在唐通事头取和唐通事诸立合出现之前，大通事和小通事有年番，轮流当值，年番大通事和年番小通事就是大头目和二头目。江户时期很多官职实行轮番制，如幕府老中役职，定员4～5人，不存在首席老中，采取轮番制，每个月当值者1人，负责日常工作，只有重大事情采取合议制。长崎奉行和町年寄等役职也都是轮年制度，这是防止权力过度集中的一种措施。

本来大通事是不分等级的，1713年临时设置大通事格，不占大通事编制，享受相应的待遇。1751年新设大通事助，作为大通事的助手。1819年又增设大通事过人，不占大通事编制，因人任命。这三种大通事职级，名义上都属于大通事，大于小通事，但都是临时性职位，起到大通事助手的作用，待遇也比大通事低，比小通事高。从1604年到1857年，总共有84人任大通事及大通事级别的职务（见表2-1）。

表2-1 大通事职级划分

在大通事上面，还设置了6个特殊的大通事，这些职位名义上高于大通事，但待遇不如大通事。一般在任大通事晚年会被任命为特殊大通事。1782年设置唐通事头取，这是荣誉性职位，也可以说是唐通事最高职位，共有4人获得过这个荣誉。第一位唐通事头取是，福清籍林时亮的第五代孙林梅卿，还有冯六的第五代孙平野善次右卫门，柳屋治左卫门（原籍不明，柳姓），陈冲一的后孙颍川四郎八。1736年设置的唐通事诸立合，是在任唐通事的头目，第一位唐通事诸立合也是林时亮家的后孙，先后共有10人担任此职务。1725年首次设置的御用通事，是临时性的职位，是为将军家采购贸易品的特殊唐通事，在大通事中选拔，第一位御用通事是刘焜台（原籍不明）的后孙彭城藤治右卫门，共有4人担任过此职务。1699年设置风说定役，也是临时性职位，其职责是收集整理唐船商人口述的国外情报，共有6位大通事担任过此职务，第一位是林时亮的嫡子林道荣。1727年设置的值组定立合通事，也是临时性职务，是执行《正德新令》的产物，共有17人担任过此职务。唐通事目附是唐通事监察役，1695年首次设置唐通事目附，是常设役职，一直延续到幕末，不一定由大通事兼任，有时从小通事中直接提拔，共有36人担任过此职务。

（二）小通事

小通事始于1640年，最初被任命的是福清籍的林仁兵卫（林守壂）和漳州府籍的颍川藤左卫门（陈道隆），最初有2人，1658年增加到4人，1672年再增加到5人，这个编制数一直持续到幕末。

由于1672年后小通事的5人编制是固定不变的，许多优秀的后生无法被提升，只能窝在稽古通事位置上，无法施展才华，所以1718年，在小通事下面设置小通事末席，从稽古通事中选拔2个佼佼者就任，1735年增加到8人，1830年达到20人。1739年在小通事末席上面增设小通事并，没有编制限制，因人任命。1751年，设小通事助，辅佐小通事，职级在小通事并之上。1815年设置临时性职位小通事格，1829年在小通事并之上又设小通事过人，这是准小通事，一旦小通事位置空缺，可优先擢升为小通事。这些名目繁多的小通事级别，都在年番小通事的领导下，按照分工履行职责，在待遇上有区别，擢升正式的小通事须按照这些职级顺序一步一步晋级。打个比方，唐通事制度就像我国现行大学职称制度，分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各级职称里面还分等级。小通事好比副教授，虽然七级副教授有破格跃升四级教授的可能，但多数从七级开始，每隔几年逐级晋级。最高级（五级）副教授，不会自然升至四级教授。那么，各级副教授之间有何区别？其实，他们都履行教学和科研职责，只是在任职年限与待遇上有区别。小通事下面的5个小通事级别，也是资历与待遇上的区别（见表2-2）。

表2-2 小通事职级划分

表2-2 小通事职级划分-续表

（三）稽古通事

稽古通事是内通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大通事位于最高层次，小通事仅次于大通事，第三层就是稽古通事。稽古通事具有培养唐通事的性质，在日语里“稽古”一词来源于古汉语，但被赋予新的含义，是武艺、技艺领域练功之意。

1653年始设稽古通事，最初由大小通事的子弟担任，主要职责是会话练习和贸易实务的操练，具有唐通事辅助性质。稽古通事的设置，除了培养唐通事的目的外，也是为解决优秀的华人后裔无法施展才华的问题而设置的。不少家格低微的稽古通事，一辈子在最下层唐通事职位上，默默无闻，其中不乏优秀的人才。如，同安籍蔡昆山家第八代孙蔡恒次郎（1817～1858），从内通事小头见习末席升至内通事小头，最后进入正式唐通事门槛，成为稽古通事，他是蔡家第一位正式唐通事，也是优秀的唐通事。

稽古通事最初没有编制限制，而是因人设置，第一位稽古通事是浙江籍陈九官（独健和尚）的嫡子颍川九次郎，日后成为大通事。此后的大小通事，都要经历稽古通事，这是唐通事的起点，担任这个职务的唐通事人数最多，其中少数荣升大小通事。所以，也可以说，稽古通事是唐通事这个金字塔的塔基。1699年设稽古通事见习，从唐通事名门子弟中选任，多数为无薪，真正具有培养后继者的性质。1734年增设稽古通事格，从内通事小头中选拔优秀者任命。

（四）广义上的唐通事

长崎唐通事体系，除狭义上的本通事外，还有广义上的唐通事。广义上的唐通事还包括唐年行司、唐船请人和内通事小头。他们是唐通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辅助长崎奉行管理体系的职能，也有编制，有薪水。

1.唐年行司

唐年行司这一职位是1635年开始设置的。其设置的背景是1635年幕府当局下令全面实行禁海令。由于唐船全部集中于长崎，九州周边的华人也都云集在长崎，因此这一政策给长崎奉行在管理上造成很大的压力。长崎奉行为了防止华人冒犯“国禁”，也为便于调解纠纷，决定设立“唐年行司”职位，在有威望的住宅唐人中遴选任职官员。

首批被任命为唐年行司的有：欧阳云台（漳州府籍）、何三官（福清县籍）、江七官（泉州府籍）、张三官（四川省籍）、何八官（原籍不明）、陈奕山（福州府籍）等6人。第二年（1636），林时亮（福清县籍）被任命为唐年行司。之后还有5位住宅唐人，分别是1649年被任命的薛六官（原籍不明），1651年被任命的吴一官（晋江县籍），1666年被任命的陆一官（原籍不明），1678年被任命的王三官（福州府籍）和黄二官（原籍不明）。这12人都是第一代住宅唐人，之后都是由他们的后代袭任，是世袭制，共有51人担任过此职务。

1674年，增设唐年行司见习，多数无薪，由唐年行司的子弟担任，先后有30多人担任过此职务，一直延续到幕末。

1851年，又增设唐年行司格，作为临时性职位，只有6人担任过此职务。

唐年行司一开始拥有很高的地位，可以说他们扮演着华侨领袖的角色，主要职责是管理唐人，当唐人违反禁令，发生纠纷时出面调停。但后来随着唐通事的势力膨胀，唐年行司的地位逐渐被削弱。1669年，长崎奉行建立了唐人屋敷（相当于唐人馆），所有渡航唐人只许住在这里，禁止杂住于市区，随后唐年行司的影响力完全消失。尽管如此，唐年行司这一役职一直延续到幕末。

2.唐船请人

唐船请人制度始于何年？因《译司统谱》“唐船请人”栏里，没有记入第一任蔡三官的始任时间，所以无法确定。但唐船请人与唐年行司一样，都是幕府实行禁海令的产物，是限制外国船只带进基督教徒的一种手段。凡是进入长崎的唐船都须经唐船请人做担保，方可登陆进行贸易。唐船请人是有编制、有待遇的低级唐通事。

继同安籍的蔡三官之后，宽文三年（1663），又有6位唐船请人，他们是泉州籍江七官、浙江籍杨一官、福州籍薛八官、福州籍陈九官、南京籍李八官、漳州籍王二官。一般来说，这7家的后代世袭这一职位。但也有特例，如，蔡昆山（三官）的长子蔡长左卫门没有接任此职位，而是接替漳州籍王二官家的职位。担任唐船请人职务的先后有51人。

3.内通事小头

内通事小头也是广义上的唐通事。内通事小头从1666年开始设置。在长崎有上万华人，除少数几十家任高薪的唐通事外，其余多数从事贸易活动，还有几十户经营船宿。船宿就是以唐船贸易商人为服务对象的旅店。船宿经营者雇用若干名华人或日本人，接待唐商住宿、协助卸货、看护船只、联系维修船只、张罗进货。1633年之前，每年有上百只唐船进入长崎。规模大的船宿叫本宿，一次可以接待整船上百名船员和商人，规模小的叫中宿或小宿，两三家合伙接待。效益最好的年份，接待一艘唐船的利润（口钱）多达12贯目，接近正式小通事的俸禄，当时船宿经营者富得流油。可是好景不长，1636年开始，幕府当局限制唐船数量，而且减少船宿的利润。不仅如此，还限制长期以来被华人垄断经营的船宿，指定一部分船只的接待由官办旅店负责，这叫作“指宿”，有一段时间也采取各町（日本城市行政区划，相当于街道）轮流接待的方式。华人垄断经营的船宿，其利润不断减少，无法维系，濒临倒闭。为了解决船宿从业人员的问题，长崎奉行采取的措施就是设置内通事小头，1666年任命首批7个内通事小头。所谓内通事小头就是内通事的负责人，给三个地区分配的名额（也就是编制）是，南京方48人、福州方48人、泉州方（含漳州）72人。这是按照中国三个地区到长崎的船只数量之比来确定的。《译司统谱》记载了106位内通事小头的名字

17世纪80年代末，华人的铁饭碗彻底丢了，1689年幕府建立唐人屋敷后，不允许唐船商人和船员散住在市区民房或船宿。此时，三个地区的内通事小头进驻唐人屋敷，被称为“诘番内通事”。

所谓内通事，就是跟正式的唐通事不同，虽然也叫通事，但不是从事唐船贸易中的翻译工作，其业务主要是搬运货物，给唐船贸易商引路，联系油漆工和木工，安排船只的修补，偶尔做口头翻译，巡视、守护唐船。说白了就是唐船贸易商的杂役，跑腿的帮手。

1708年增设内通事小头见习，从内通事小头子弟中选拔任命，具有培养、练习的性质，有30人担任过此职务。1796年增设内通事小头格，作为临时性职位，只有2人担任过此职务。1810年编制外又增设内通事小头助。

虽然内通事小头是非正式的唐通事，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役职，但它打开了升入本通事的大门。如，太田长左卫门就是内通事小头，他从编外的唐通事起步，辛勤劳作，把太田家族撑起，使其成为长崎令人羡慕的正式唐通事世家，培育出4位小通事级别的后孙，1位晋升至大通事级别的唐通事目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