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晨的新书《乡村工业化与村庄共同体的变迁》即将付梓，希望我为该书写个序，作为梁晨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学习时的导师，也作为一个和梁晨一起在华北某省西河村花费了许多时间进行田野工作的老师和同仁，我欣然应允。

西河村是我们团队众多田野调查点中的第一个，屈指算来，对它的调查到今年已经有23个年头了。我未退休前，我们基本按照追踪的思路，每年至少去一次，看看村庄的变化，同时也给学生田野实践的机会，接受这种田野的熏陶，访谈已经变成我们朋友的村民，积累村庄变迁的资料。渐渐地，这个村庄真成了我们田野的“富矿”，陆陆续续出过6篇硕士学位论文、3篇博士学位论文（不包括梁晨）。

2010年我退休之后，总觉得放弃这个调查点很可惜，再说陆陆续续也有些我们社会学系本科的同学希望参与我们的田野调查，梁晨这时虽然已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工作，但她出于对田野调查的强烈兴趣，主动请战，希望加入去西河村调查的队伍。她与她的先生陈华珊，为了我们这样的调查付出良多——作为定量研究专家的华珊不仅参与我们的调查，还是义务驾驶员，从北京去西河村，一路开车接送，起早贪黑，毫无怨言。那些年参与调查的同学都会记得在车边迎接他们的华珊的微笑。梁晨除了调查，还要兼做行政助理，到目的地后安排食宿调查都是她。到了访谈时，她则义不容辞地担当主访的角色。在回京之后，她总是最先完成田野日记与大家共享。梁晨在书中自述“自2006年起到本文中案例的截止时间点2016年，我先后7次进入西河村调研”，并谦虚地说“（我）先后访谈了包括村支书、村主任、村会计，以及工厂主、养殖户、打工者等普通农民在内的多个村民”，“对西河村的村庄人物和故事有一定了解”。根据我的体会，这样调查的效果，应该说做到了对西河村的人物与故事均能“烂熟于心”，所以，说本书能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也不为过。

纵观梁晨此书，我觉得有两个特色。其一是她对“村庄共同体”这个概念做出了自己的解读。她认为，“村庄共同体”这个概念有三个意涵——“村庄公共利益、村庄社会秩序和村庄文化规制”，这三者是“村庄共同体得以形成的三条纽带”。正如梁晨所言，“村庄公共利益是村庄团结的基石”。我们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流出地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田野调查都表明了这一点。有村庄公共利益或者说公共品的提供，这个村庄一定会有凝聚力，公共利益巨大的地方，村民一定对村庄的公共事务有着强烈的关心，参与热情也很高。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村庄公共利益构成了村庄共同体存在及是否具有活力的测量指标。可惜，这一点被以往的“村庄共同体”研究忽略了。接着，梁晨认为“村庄社会秩序可以从村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中体现，即生活在村庄内的人们所处的位置以及人际关系是维持共同体运行的保障”。村庄社会秩序其实就是一系列的基于当地“社区情理”的社会规范及在其背后的社区意识和价值观念，当然也包括了人们之间相互对待的关系准则。正是人们对这些规范和准则的遵守以及对不遵守者处罚的有效，才保证了“村庄共同体”的正常运行。至于“村庄文化规制”，按梁晨的解释，则“是村庄内人际关系、道德风俗和乡土伦理的总和，包括村庄的人际关系、文化、道德、舆论等方面，其归根结底是人与人、人与村庄的关系”。而这些，无不需要从村庄的日常生活切入，对于人们的日常活动加以社会学的透视，才能认识与把握。这就是“于平淡中见神奇”的功夫，是对研究者的挑战。梁晨要在近二十年的访谈资料中提取这样的内容，无疑是要有理论勇气的。

第二个特色，我认为是这个研究具有强烈的历史感。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学研究，就应该有一种深厚的历史感，因为唯有在历史过程中我们才能对社会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给出准确的因果解释。在《城乡日常生活：一种社会学分析》一书的前言中，我曾这样写道：“这些年的研究实践使我们越来越认同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这种‘大历史观’在有的文章中被解释为用‘长时间、宽视野、远距离’的宏观角度来重新检视历史这样一种研究设想^[1]。我们深切感到，离开这样的设想，就无法认识和把握村落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和可以看到的种种现象。因为只有在‘长时间、宽视野’中我们才能理解和认识这样的事件和现象所蕴含的普遍意义并在发生学的层面给出一个准确的解释。”但是，我们也感到，“在田野调查中考察某个事件或某种现象时，为了达到精确认识和准确把握，‘近距离’的观察和描述也是必要的。因为从现象学的视角来看，所谓‘细微’的现象之背后一样有着深刻、具体并与现象相连的类似‘本质’的东西。这就是现象自身所浮现的意义”^[2]。“正是出自这样的想法，我们希望在自己的研究中能做出历史感和层次感，并也试图用这样的想法去影响学生。”

我们看到，梁晨的这本书，从内容上说，涉及西河村自1961年迁村至今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更涉及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对中国农村的影响，这样，该书中人物的活动，无一不被打上社会变迁的印记。至梁晨资料截止的2016年，我们在此地调查的20年中，目睹了作为该村在改革开放中获得红利及经济发展重头戏的村庄草根工业的兴盛和衰落，梁晨写出了这样的变化，也试图揭示这样的变化发生的原因，而在这样的变化的背后则是村庄共同体的兴衰。因此，这样的做法可以帮助我们“小中见大”，认识和把握这些年来的宏观社会变迁的实质。

在以往于北大的学习生涯中，梁晨的勤奋和聪颖在我们团队中有目共睹。我希望，该书的出版能激励梁晨继续前行，在学术上取得更多的进步和成就。

杨善华

2019年3月

[1] 杨念群：《黄仁宇的历史与文字世界》，《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8月16日。

[2] 杨善华、程为敏主编《当代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